一、聖巴託羅繆之血腥夜
聖巴託洛繆大屠殺(法文為Massacre de la Saint-Barthélemy) 是法國天主教暴徒對國內新教徒--雨格諾派的恐怖暴行。
在1572年8月24日前夜，胡格諾派的重要人物都聚集巴黎，來慶祝其領袖--波旁家族亨利的婚禮。亨利·吉斯（吉斯公爵之子）便以巴黎各教堂鐘聲為號，率軍隊發動突然襲擊，殺死胡格諾教徒2000多人。由於24日正值聖巴託羅繆節，因此這一血腥的夜晚在歷史上被稱為「聖巴託羅繆之夜」。
天主教和新教雖同出一源, 但分裂後卻相互視為仇敵, 還往往發展為相互廝殺．在法國, 自１５６２年瓦西鎮發生天主教徒屠殺胡格諾教徒的事件之後, 便爆發了極其殘酷的宗教戰爭．這場殺戳持續整整１０ 年後, 雙方才表示願意和解． 為了減輕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敵意（其代表分別為波旁家族和吉斯家族），皇太后凱薩琳·德·美第奇安排波旁家族的繼承人納瓦拉的亨利（雨格諾派的領袖）和她的女兒瑪格麗特結婚，並定於１５７２年８月在首都巴黎舉行婚禮。這對仇恨雙方來說都是一個盛大的慶典, 為此法國各地數百名胡格諾教徒貴族雲集天主教勢力的中心巴黎城．他們當中有胡格諾教徒最顯要的領袖人物, 如年邁的海軍上將科利尼, 戰死疆場的胡格諾軍隊統帥的兒子、年輕的孔德親王等。婚禮在８月１８日舉行, 事後許多胡格諾教徒仍滯留在巴黎, 因為他們不僅覺得呆在首都既舒適又安全, 而且他們還召集更多的胡格諾教徒, 準備從這裡出發去援助尼德蘭新教徒反對西班牙統治的革命戰爭．
婚禮使得雨格諾派一些最重要的人聚集在了同一個地方，凱薩琳決定屠殺那些為婚禮而聚集在城中的雨格諾派，但是她必須說服她的兒子查理九世，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當時他和科利尼有著非常好的私人關係。在當時的激烈討論中，查理九世一度變得非常激動並掌摑了他的母親，但是最後他還是決定執行殺戮計劃，而且因為他不想面對隨後可能有的殘酷報復，所以他命令軍隊要斬盡殺絕。
1572年8月24日凌晨, 巴黎數萬名天主教市民夥同警察與士兵對城內的胡格諾教徒進行血腥的大屠殺, 他們根據事先畫在胡格諾教徒居所門前的白十字記號闖進屋去, 把多數還濃睡未醒的胡格諾教徒盡行殺戮、然後剝光死者的衣服, 將屍體拋進塞納河中．這一夜, 包括科利尼上將在內的３０００人成了犧牲品．查理九世的妹夫亨利及孔德親王因在刺刀下改信天主教而倖免於難。
從8月到10月，看似自發的屠殺雨格諾派教徒的行動擴散到其他的城鎮。土魯斯，波爾多，裡昂，Bourges，魯昂，和奧爾良都被波及，死難者估計有10萬。歷史學家通常認為是7萬，死難者中包括作曲家Claude Goudimel。
當時報導死難者的屍體堆積在河裡長達數月，以至於沒人敢吃河裡的魚。教皇額我略十三世對此的非常高興：所有羅馬的鐘都為感謝主的恩典而敲響，一個特別的紀念幣為此而鍛造，他還委任Giorgio Vasari繪製了一幅壁畫來慶祝這次屠殺。在巴黎，詩歌和音樂學院的創始人，詩人Jean-Antoine de Baïf 寫下了極度讚美這次殺戮的十四行詩。
這次大屠殺之後，法國再次出現分崩離析的局面。胡格諾派首先在南部和西部組成聯邦共和國，對抗中央政權。1575年，新教徒發動全面起義，胡格諾教徒全部動員起來，為聖巴託羅繆之夜的屠殺報仇雪恨。1576年5月，亨利三世籤署了博利厄敕令，譴責聖巴託羅繆之夜的大屠殺，同意為死難者昭雪，除巴黎和王室住地外，一切法國城市都有權舉行新教儀式。敕令還給予胡格諾教徒擔任公職的權利，準許他們佔有在政治上、軍事上居於優勢的8個城市，在城市裡建立混合司法機構，高等法院也設立特別法庭，以保證進行公正的辯論。這實際上承認了胡格諾教徒佔領的地區為「國中之國」。
博利厄敕令引起天主教派的強烈不滿。1576年，吉斯在北方組織「天主教神聖同盟」，自行徵稅、招募軍隊，要求恢復王國的宗教統一，拒絕執行敕令，兩派戰爭又起。
1577年9月，兩派締結《貝日拉克和約》，規定解散天主教同盟，限制博利厄敕令給予新教徒的自由和權利。新教徒只能在每個區的一個城市和自己的安全區內舉行宗教儀式，他們對安全區只有6年的支配權。
1585年開始，法國又開始了「三亨利之戰」。各方首領分別是國王亨利三世、吉斯公爵亨利、波旁家族的亨利，吉斯公爵亨利取得西班牙的支持，在南特重組天主教同盟。同時，法王亨利三世又撤銷了兩次和解的敕令。胡格諾教徒只得在波旁家族的納瓦爾國王亨利的旗幟下應戰，並得到英國和德意志新教諸侯的支持。
1588年5月，天主教同盟控制下的巴黎迎接吉斯公爵入城，包圍王室住地羅浮宮，國王亨利逃出巴黎，並在魯昂籤署聯盟敕令，滿足了天主教派的一切要求。同年12月，國王的近衛軍暗殺了吉斯公爵和天主教同盟所有首領。巴黎聞訊後發生暴亂，並成立以吉斯家族為首的新政權。受到新舊教派夾攻的亨利三世同納瓦爾國王結盟。1589年8月1日，亨利三世被刺身亡，納瓦爾國王亨利成為法王亨利四世。但天主教派拒不承認，內戰戰火繼續燃燒。亨利四世連續在軍事上取得勝利，但無法攻入巴黎。
鑑於法國90%以上的人口都信仰天主教，亨利四世於1593年7月25日在聖德尼大教堂改信天主教。6天之後，新舊教兩派勢力達成為期3個月的休戰協議。1594年3月22日，亨利四世凱旋進入巴黎，受到隆重歡迎。
1598年4月，亨利四世頒布「永久性」的「南特敕令」，宣布天主教為國教，胡格諾教徒在法國全境有信仰新教的自由，在擔任公職方面享有同天主教徒同等的權利。5月，西班牙同法國議和。30多年的胡格諾戰爭自此結束。
「南特敕令」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是歐洲基督教國家實行宗教寬容政策的第一個範例。教皇克萊芒八世曾譴責「南特敕令極為可憎，它給予每個人以信仰自由，而這是世間最有害的事情」。
伏爾泰每年只有一天不笑，那就是聖巴託羅繆之夜。每到這一天，他不僅不笑，而且渾身發燒，大病一場。二百年前的那場宗教屠殺，慘死者達兩千多人。巴黎各教堂的猙獰鐘聲，胡格諾教徒臨死前的呼救聲，魂牽夢回，聲聲在耳，使二百年後的伏爾泰輾轉反側，不得安寧。 每到這一天，他給朋友寫信，總署上一個怒吼著的名字：「écraser L』infame——踩死敗類！」
伏爾泰的「敗類」究竟何指？兩百年來一直爭論不清。搞歷史的人有四種解釋：天主教、基督教、所有的宗教、宗教狂熱者。大概第四種解釋比較可信。伏爾泰內心並不缺乏宗教感情，他排斥的是宗教狂熱，不容異端。那才是走火入魔，是一切迫害行為、殘忍行為的病根。
聖巴託洛繆大屠殺不是法國宗教戰爭史上的第一次屠殺，相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二、太平天國運動
太平天國是導源於新教傳教運動的一場宗教革命。上帝教受基督教「一神論」排他主義的影響，極端地反偶像，引發與中國傳統社會的矛盾，釀成宗教革命，進至引發上帝教與儒教之間的宗教戰爭。
上帝教的主要特徵，如天神下凡、傳言、治病趕鬼、預言、異夢、末劫觀等，都有《聖經》的來源，是基督教之內在邏輯在特定語境中的外在顯現，無論從聖經、從19世紀早期西方基督教新宗派，還是從今天的「南方基督教」來看，它都是基督教的「異端化」，並向著「新宗教」發展。
主要表現在論證獨一上帝，痛闢釋道兩教，掃除不良風俗，反對偶像崇拜和民間宗教（多神教）。太平軍與當時純粹的「民族革命」會黨不同，始終堅持自己在意識形態上的教條：要想加入太平軍的會黨，就得先加入上帝教，否則要麼不讓加入太平軍，要麼加入了也不受重用，不會被信任。可見太平軍是一個有其主題思想的軍隊，是以其所信奉的宗教為其最高綱領，不是只要外人認同「反清」便可隨便加入的。
從曾國藩所寫的《討粵匪檄》就能看出太平軍的宗教本質。曾國藩這篇檄文，除了攻擊太平軍擾民害民之外，主要就是攻擊太平軍的宗教乃夷教外道，摧毀中國儒家道統，禍及釋道兩教及一切中華文明。
曾國藩《討粵匪檄》說：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謂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兇極醜，亦往往敬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郴州之學宮，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籍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嶽王之凜凜，亦皆汙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
馮友蘭曾說，「曾國藩和太平天國之間的鬥爭，就是中西兩種文化、兩種宗教的鬥爭，有西方宗教中所謂『聖戰』的意義。曾國藩認識到，在這個鬥爭中所要保護的是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其中的綱常名教。綱常名教對於神權政治來說還是更有進步意義的，因為它是建立在人權之上的。如果讓太平天國統一了整個中國，那就會把中國拉回到西方的中世紀，使中國的現代化推遲了幾個世紀。」
馮友蘭其立論的立場，一是作為「儒家」要維護傳統文化，自然要極力反對毀佛滅孔的太平軍；二也是作為「新」儒家要維新以推動現代化，而太平天國的神權政治是歷史大倒退。
錢穆更是將太平天國說成「邪教」。他說：「用邪教的煽惑起事，用流動的騷擾展開，這是安靜散漫的農民所以能走上長期叛變的兩條路子。可惜這兩條路子，一開始便已註定農民革命的命運，使他們只能破壞，不能成功，除非中途能自己改變。洪、楊起事的第一因，在其有一種宗教性之煽惑，所以招惹來各方面反對，限制其成功，而被逼到失敗路上去的，便是這一種宗教。」
潘旭瀾從人道主義出發，也直說太平天國是邪教，洪秀全是邪教教主。潘旭瀾說，「洪秀全所創造的拜上帝會類似於一個政治性邪教。首先，宣揚救世主下凡來統治全國乃至全世界。世界上一切邪教頭子，都以救世主自居；第二，世界末日論與造反做官論相結合。為什麼要救世主呢？因為世界末日到了……第三，言行巫師化，要求軍民無保留地信從。……第四，對參加者的全面控制。洪秀全通過迷信宣傳對會徒進行精神控制之外，還有一整套條規、措施，進行人身、家庭、財物的全面控制。其認為邪教有五大特徵，即：一、常以世界末日來嚇人，並許諾信教可以逃避災禍，進入天國——洪說「蛇虎傷人」，趕緊加入小、大天堂；二、都裝神扮鬼，吹噓教主能與天神溝通；三、都需要斂財——太平天國全部財物交公；四、是一種半公開半秘密的組織，對入教者加以身心控制——太平天國信眾乃「聖兵」，以「天條」管束之；五、教主都是淫棍，女教徒都是其獵物——洪楊就不用多說了。按照上述這些標準，「太平天國正是不折不扣的邪教」。
明清時的中國是「儒教的國家，是一個聲稱在普天之下，包括西方稱之為宗教或精神的領域內都要實施權威的國家」，正如楊慶堃所說，「傳統的政府是以奉為至尊的正統的儒家思想作為統治依據的」，一旦發生叛亂，「以異教教義取代儒教的正統地位總是一個核心問題。」儒生是一種「特定的世界的闡述者」，在儒家思想上，國與君是繫於一身，詆毀君主的權威不僅具有政治意味，同時也是褻瀆神明。在儒教眼裡，佛教尚且是「異端」，基督教就更不用說是「邪教」了。
三、曲阜教堂之爭
2010年聖誕節過後的第二天，豐宗潔時，作為曲阜基督教會主任的豐宗潔淨已經感受到了來自外界的壓力，不再高調地介紹即將開建的大教堂了。
「現在外邊流傳的高度40多米，容納3000人，都是不準確的，我們的圖紙還在修改之中。」豐宗潔說。此前，正是新華社對聖三一堂建設規模的報導引發了外界的關注。41.7米的高度遠遠超過了曲阜最重要的文化標誌24.8米的孔廟大成殿，而容納3000人則被認為是暗含比擬是孔門3000弟子之意，這些都被批評者解讀為不友好的含義。
事實上，對於這座教堂，不僅僅是儒學界給予了強烈關注，基督教會也同樣高度重視。7月奠基之時，中國基督教協會會長高峰牧師親自到場參加，並將該教堂定位為「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交流的平臺」。在當地的教會事務中，籌建聖三一堂也一直都是一件大事，至少從2002年就已經開始了，2006年山東省宗教局批覆了曲阜基督教會建教堂的申請，並解決了用地問題，「但當時一方面不利於團結，另外也不大符合政府總體規劃，就一直沒有建，只是臨時建了一個板房式的教堂供信徒集會用。」豐宗潔說。
「最近幾年，年輕一代對基督教比以前寬容多了。」在豐宗潔看來，這也是興建基督教堂的一個有利條件。對於大部分普通村民而言，這座大教堂，給他們更多的只是新奇。近年來，隨著曲阜打造文化旅遊聖地的努力，各種各樣風格的文化建築，一座接一座拔地而起，對於普通曲阜人而言，建一座教堂，還是修一座孔廟，沒有什麼實質差別。
聖三一堂也絲毫也沒有打破小城的平靜，但是卻招來了外界鋪天蓋地的反對聲。最重要的是由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郭齊勇、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張祥龍、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顏炳罡、首都師範大學儒教研究中心主任陳明等10位知名學者聯名籤署的反對信。
信中稱：「在三孔之地建造耶教大教堂，無疑唐突中華文化聖地，傷害儒家文化信眾的情感，有違海內外炎黃子孫心願，不符合建設『中華文化標誌城』和『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初衷。」並要求，「鑑於在中華文化聖地修建耶教大教堂問題的敏感性、複雜性以及可能由此引發的激烈爭議，應當立即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如選址仍在曲阜附近，至少應滿足五個條件：不宜在『三孔』、『三孟』以及周公廟視線範圍內，至少須在孔廟、孟廟以及周公廟50華裡以外；高度不宜為40餘米，不宜超過孔廟、孟廟大成殿的高度；規模不可容眾3000人；不宜建成中國最大的耶教堂；建築風格不宜為哥德式風格。」
對於這些反對聲，基督教會低調地給予了回應。在12月28日全國政協民宗委舉辦的「和諧宗教」專題座談會上，中國基督教協會副總幹事單渭祥牧師提及此事時稱，宗教和諧必須以尊重和包容為前提、以交流和對話為途徑，切不能強調自身特點產生狹隘和排他，不能用 「此消彼長」的傳統思維方式去應對全球化時代的文化交流與共融。
當地政府也迅速改變了口風，記者在曲阜宗教局採訪時，該局負責人也稱，對於此事，政府已經有了統一回應，「目前，詳細設計尚未確定，下一步曲阜市將採取穩妥措施推進基督教堂建設。」
豐宗潔也說：「具體什麼時候能建成，最終建成什麼樣，現在也都說不準了。」又像過去5年多一樣，聖三一堂的修建計劃陷入了停滯狀態。
反對修建基督教堂，在曲阜歷史上，這並不是第一次，早在清末光緒年間，就曾發生過另外一樁大事。根據曲阜地方志記載，光緒24年，一個美國神父到曲阜傳教，看中了古城中一個叫古泮池的地方，打算買下大片土地，建造教堂以抗衡儒教。當時孔府的主人衍聖公孔令貽聞訊後非常惱怒，一方面會同當時的曲阜知縣孫國楨邀集了以孔鼎臣為首的孔氏族人聯名上書朝廷，請朝廷出面幹涉外教侵入；一方面聯合曲阜城內外的紳商名流共同募捐在古泮池建起「文昌祠」，供奉文昌帝君，祈求科甲功名的昌盛。最終，美國神父意識到官居一品的世襲衍聖公及其龐大的家族絕非好惹，若激起公憤，很難在此地站住腳，於是改在曲阜西關外路南建立了福音堂，作為傳教基地。
與那個時代遍布全國的更加慘烈的教會案相比，曲阜的教堂之爭並不引人矚目，很快就被遺忘了，那次爭端，也是有記錄可考的唯一一次在曲阜當地的基督教和儒家的正面衝突。
一直到1980年代，儒學開始緩慢復興，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更是進入了較好的時候。而且，二者形成鮮明對比，基督教的傳播一方面低調行事，小心翼翼地處理著與政府和其他宗教的關係，另一方面則是信徒數量的大幅度增加，擁有著越來越強大的信眾基礎。
曲阜的聖三一堂無論最終會建成什麼樣子，都掩蓋不了一些讓人尷尬的事實：在這樣一個孔孟故裡、東方文化聖城、居民多半都是孔子後裔的小城，儒學的式微和基督教信仰的強勢之間的對比愈發鮮明。
這種尷尬的現實多被學者們歸咎於歷史的原因。知名儒家學者蔣慶是這次籤名的發起人之一，在他看來，儒家文化近百年來受到「文革」徹底反傳統的無情摧殘，現在又受到商業化肆無忌憚的利用，已元氣大傷，儒教信仰的生態環境遭到了很大的破壞，在這種情況下基督教信仰乘虛而入，曲阜也不能例外。
事實上，近年來，中國各類宗教信仰的復甦一直都是在兩個層面展開的，一類是真正地將信仰根植於生活，用於靈魂安頓，這類信眾多集中於大城市，富人和精英階層；另一類出於一種功利性的目的，希望通過信教而得到神的庇護，免除災禍，祈求平安、財運、地位等。
這種精神依戀和神靈庇護的需求，從來都不是儒家所提供的。「如果說宗教本身可以劃分為關於群體意義建構的宗教與關於個體生命救贖的宗教的話，以此岸和社會關注為重心的儒教顯然屬於前者，而基督教則是後者的典型。」陳明說。
今天的儒教所呈現出來的面貌是拒芸芸眾生於千裡之外的。以曲阜為例，無論是傳統留存下來的孔府家廟，還是近年來修建的各種各樣的儒家建築，從建築形態而言，無不是森嚴高聳的官府式建築，從日常功能來說，多是建起高高的圍牆，設立保安，收取門票，與一般公眾毫無干係。
「漢代以後儒學確實在與政治結合過程中產生了許多問題，後來更形成諸多弊端，儒學的官學化造成了『官氣十足』。」陝西師範大學儒學研究所所長韓星說，但這只是儒學在政治方面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而且歷代的大儒一直在努力通過回歸先秦孔孟，弘揚儒家的真精神——人文理性精神，也就是今天所說的以人為本的精神，這種精神已經成為一種可貴的政治文明傳統，在這種精神價值的影響下，我們的傳統社會雖然沒有現代程序民主，但有民本思想可以與現代民主接榫。
事實上，在10位學者的聯名反對信中，同樣提到，曲阜建造基督教堂所產生的爭論，其根本原因，不在於時下基督教在中國的熾熱，而在於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挑戰。當務之急，是激活孔廟（文廟）等傳統儒教道場的信仰功能，徹底擯除其現行商業和旅遊的色彩。
雖然官方的表態已經讓曲阜的教堂風波逐漸歸於平靜，但網上簽名支持10位學者反對建教堂的各界人士依然在滾動增加，熱度不減，儒家學說生命力之頑強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不過，在陳明看來，文化本身應該無所謂衝突，只是與利益交織。韓星也認為，中國歷史上，從來都沒有發生過一例宗教戰爭，黃巾起義、太平天國都不過是用迷信包裝的世俗戰爭。因為沒有宗教偏見，沒有宗教戰爭，使得各種宗教傳進中國後，爭鬥鋒芒都被過濾，進而相互尊重，彼此共存。
今天所出現的爭論，與民國初年梁啓超建立孔教會一樣，更多的是出於對中華文化主體性的焦慮，所做出的本能反應。「雖然不至於有什麼劇烈衝突，但在未來若干年，中國社會肯定會上演各種宗教文化的競爭。」韓星說。
中國正在進行著的道德建設，是一場在全球化過程中的道德建設，與早已建立了科學傳播模式的基督教相比，孔子那些極具宗教魅力的言行、思想和人格，在現代化進程中，如何傳播，怎麼運用，都還是沒有答案的大課題。
信仰的競爭不該僅僅停留在口水式的爭論中，儒學的傳播不應是廟堂之高的煌煌大言，而應該回歸民間，深耕基層，將孔子那些樸素而溫暖的生活態度最大範圍地傳播到民間，根植於民眾心中。
王鈞 Steve 深圳富國資管創始人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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