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代，有兩位大名人，都以「大炮」的外號威名遠播。其中一位，就是雅號「學術界二號老闆」的傅斯年「傅大炮」。
這位山東聊城漢子，在世時，時論就說他是「在梁山泊落草」的「現代孔子」。的確，他還在北大念書時，就是真正意義上的「學霸」：不僅任何考試都第一名，組織能力、領導威望及號召力也無人可及，被譽為「黃河沿岸第一才子」，「孔聖以後第一人」。那年，史學大師錢穆跟他鬧矛盾，懟他是「水泊梁山的山大王」，大憤恨恨之狀，可晚年寫回憶錄，照樣羨慕他的領導才能。
從學生時候起，到1950年12月20日，「突患腦溢血逝世於議場」，「傅老闆」這個名頭，在民國文教界的影響力，差不多僅次於胡適，這位比他年長5歲的恩師。
坦白說，就連彼時精英文化圈的共主、「學界頭號老闆」胡適，論行事之魄力、論行政之才幹，實際都遠不及他，也自愧不如的——傅死後，胡很傷心，曾對親友說，「人間失此一最稀有的天才」。
當初，五四運動爆發，23歲的傅斯年，就是遊行總指揮，令則行禁則止；胡適26歲那年，初登北大教壇，能站穩腳跟，不被那幫學生轟下臺，都是因為有「北大王」傅斯年的認可，在幕後為他「保駕護航」。後來成為中國史學界扛把子的鄧廣銘，曾回憶說，抗戰期間在復旦，就屢屢聽傅大炮放言，「誰都沒資格罵胡適之，只有我能罵，只有我才有資格罵」。這位自謂「壓倒一切」的「胖子」，是極端狂妄自負，又是至情至性，是能尊重真正的厲害人物的。
他的「霸氣」，還體現在學問上。民國文史圈，一直流傳這麼一則趣聞：說是俞大維這人聰明絕頂，號稱「神童」，年紀輕輕就嶄露頭角，頗有成就。他本來也是要搞文史的，留學德國時與陳寅恪並稱雙雄，自負其才，不可一世。可自從與傅斯年結識後，他便忽然棄文學理了。人問其緣故，他很懊喪地說，「文史圈出了個傅胖子，我們便永無出頭之日了」！
即便是陳寅恪，後半生最看重、最信任的學侶，吳宓之外，就是傅斯年。
這樣人物，順理成章地，成為民國時代文教界，最具學術聲望與組織能力的大才，幾句說一不二，片言九鼎。
莫道書生空議論。他辦雜誌、建歷語所、掌管西南聯大、代理北大校長、執掌臺大校政、炮火四射的議政、不竭餘力地扶持後進等等，終其一生，許身謀國，才能超群，眾所公認。尤其是在行政上的能力，學界可說無人可及，貢獻也乏人可匹。李敖說他，有士大夫之精神，有宰相之才幹，火力雖猛，卻是一門準星極準、彈無虛放的大炮，目標向來直擊中心。
也正是因此，儘管傅斯年「大炮」名號震天響，可他論職務其實並不高，最牛最風光之日也不過一大學校長而已，算得上低微，實際上卻能成為整個民國後半葉，教育界與學術圈的實質領導者，甚至讓四大家族畏懼，所依靠的就是那種「永遠在野」的聲望，與輿論影響力。他可說民國學界與政壇的頂級大V。
他實在是一個很蠻橫的人。以此蠻橫，始終不懈捍衛學術的尊嚴，號召實幹興學。同時，以書生報國自期，嫉惡如仇，痛呈時弊。比如，炮轟孔祥熙，怒斥宋子文，以區區參政員的卑位，竟能接連趕跑兩任行政首長，殺傷力一似下山猛虎，令人嘖嘖稱奇；再比如，1949年4年，有要員要強行入臺大抓捕學生，傅竟敢拍著桌子對其怒吼：「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與你拼命！」。你說，這等猛人，這般校長，在中國要轉幾回世才會出一個呢？
儘管，他的老師胡適，為之屢屢惋惜，認為他過度熱心，只「為他人作嫁衣裳」，白白浪擲了學術天才。也確實，除了個別論文影響極大之外，他幾乎沒出過什麼專著。好在他抱負並不在此。亂世中的他，比起做一書齋「學問家」，他更看重「士人之節」，希望做實事。
在給胡適的信中，他曾自白其志，「我一讀書人，既不能上陣，則讀聖賢書所學何事」?，當致力「把困難解除，將天下掃平，為中國讀書人鋪好道路」。
到了1949年，天地玄黃，大江大海。知識精英們，需要選擇後半生的歸途時，他幾乎毫不猶豫地「歸骨田橫之島」。表面上二選一，實質上他沒得選。
一方面，他對蔣志清與其當屬都看不上，批評極為嚴重，只是以為他們還可以改造，而國家也好，學術也罷，若要發展，必須有所合作——他說，亂世中的讀書人，不能只是很自私地愛惜羽毛，與虎謀皮，捨我其誰？而他彼時，肩負北大校長、「中研院」史語所所長、以及將履新的臺大校長等重責，且在人心惶惶之際，在胡適遠走異國的空檔中，他實際已成為「知識圈流民」們最寄予厚望的支柱，義不容辭不得不走。還有很關鍵的一個私人原因，無需諱言，即他與湘潭的關係沒有處理得很好，心有隱憂。
傅對敗局，及可能到來的選擇，其實早有預感。他的夫人俞大綵回憶說，在1947年至1949年間，傅斯年已經是極度焦慮。他本身就體胖，是一到酷暑，就公開光膀子打赤膊，不拘小節，放達疏狂，不顧絲毫文人形象那種人，這期間更是雜病交纏了。差不多1949一年間，他的體重就驟減30餘磅，褲腰足足大出四寸，僅有的數套衣服，都過大了，又沒錢置辦新衣物，為此也是苦惱——這位中國學界二號老闆，一生經手的費用不計其數，資助的窮困書生不知凡幾，其實一直很清貧。以至於其妻經常調侃，說他充什麼慈善家。
可以說，無論是政學立場使然，或是再揚文教的職責所在，抑或僅是私人關係的原因，晚年傅斯年的選擇，都只有這麼一條路，而且他「因憂世傷生而猝死」的結局，也是必然的。一介書生，如何可以阻擋這個世界泛濫的洪水？
傅斯年總共才活了55歲。這位「肥頭胖耳的大塊頭」 ，晚歲時期，眼見國事日頹，理想不成，心情極其糟糕。
他是著名急性子，「傅大炮」的外號，可說是美譽，也可說是「惡諡」。因為性急、壓力大、長年熬夜，很年輕時他就一直為高血壓病折磨。他之一生都是個工作狂，做啥事都全身心忘我投入，轟轟烈烈：引領五四新潮、創辦著名刊物、揮指學生運動、創辦蜚聲中外的史語所，組織殷墟考古與明清檔案整理、培養與提拔了數不盡的青年才俊。在抗戰前後，在那泥沙翻湧的混亂局面下，他一度被梁思成等人稱為「救世主」。
而他一旦狠起來，是連自己祖宗都罵。他是山東聊城傅以漸——這位滿清入關後首位狀元的直系後人，按理也當炫耀「祖上曾闊得很」。可他公開說，這位先祖，覥顏跪事異族，身為後人當永遠引以為恥。他如此執拗自專、沙子難容的性格，可想而知如何會長命呢？他自己也似早有預感，自1947年起，他就常將「死」字掛在嘴邊，甚至有一次還約同事姚從吾（即李敖日後研究生導師），何不一起去跳海。
他這個人，性格意志如鐵般剛強，是「雖千萬人我往矣」那種漢子，可就是如此一人， 竟都多次萌生了自盡念頭，可見彼時心情之惡劣，也實無以復加了。他的至友陳寅恪，後來在廣州寫下那首隱晦哀輓他的名詩：「不生不死最堪傷，憂說扶餘海外王。同入興亡煩惱夢，霜紅一枕已滄桑」，可說道盡他及其一代人的壯懷與辛酸。
更讓人感覺造化弄人的是，傅斯年一代學界大佬，連三個侄子在他提攜資助下，都成為名著一時的史學家，可自己唯一血脈獨子傅仁軌卻落魄一生。名學者岱峻，曾在2004年刊文稱，傅仁軌13歲時被單獨送往美國留學，15歲父親病逝，「沒錢回臺奔喪」，也從此再沒回國。在那裡，他因缺少管教，又短衣少錢，從此流落，窮愁潦倒，甚至「學嬉皮士」，「荒蕪一生」。
傅仁軌尚健在，如今已85歲一白叟矣。前些年，岱峻訪得其地址，曾寫信問候，收到回信，發現「傅仁軌」三字籤名，「歪歪扭扭，實在不敢恭維」，始信「傅先生之子已不會用中文」的傳言是真的。他感慨萬端：
後人如此悽涼下場，「九泉之下的傅先生必難以瞑目，而令天下讀書人更不勝唏噓！」
這種壓抑的環境，與性格上的暴脾氣，最大程度上也直接促使「傅大炮」的暴亡。傅斯年與胡適之，一門師徒，都是當眾猝死，冥冥中都有約定似的。
話說，1950年12月19日，一個寒冷的深冬，時任臺大校長的傅斯年，還在燈下趕稿。他身上所著棉袍，早已敗絮叢攢，頂不住寒意，凍得瑟瑟發抖。妻子俞大彩看著心酸不已，催他早點休息。他擱下筆回復，「我正在為董作賓先生辦的《大陸雜誌》趕文章呢，這稿費很重要」，繼續趕寫。
隔日上午，也不知是否有過休息的他，早餐都沒怎麼吃，又興匆匆趕著去議場「上班」。在那裡，他聽著聽著就怒火中傷，再次開罵。約在6點20分，在剛罵完一個「省參議員」後，「校長傅斯年」滿臉怒氣走下臺，即將回到座位時，突然步履踉蹌，直接倒地，猝死當場，享年55歲。
那天，在出發前往開會之前，面對正為缺錢買菜發愁的愛妻俞大綵，他還很難得得興高採烈。他眉飛色舞地說，「董作賓終於同意咱預支一筆稿費了」，拿到錢後，「一半留作家用，一半給我做條棉褲啊，太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