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多麼無情而又有情，不遺忘每一個對歷史的貢獻，也不寬容每一個對歷史的障礙。——范文瀾（中）
文章分類|歷史奇文
文章字數|4211字，閱讀約9分鐘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
歷史上，民國時期的各種思想之爭一直是文化界經久不衰的話題。這一時期，大多數文人喜歡的是民國文化的一道風景線，但那是民國的教育，是所有文人的性格。
民國文人既有骨氣又有勇氣，對文化有自己執著的追求。即使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他們為了保護自己文化的命脈，依然向西遷移。無論時代如何艱難，我們都要保持自己的獨立，自由和價值。
幾件「小事」，足以看出那個時代的教育為當代人所景仰。
雖然那是一個戰火紛飛的年代，國家財力不足，還飽受戰火蹂躪，但當時的中華民國對教育的重視程度遠超我們的想像。就像1912年，時任民國首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先生經常與時任副教育總長的範元濂先生爭論一個話題。
蔡元培先生在《自撰年譜》中回憶說:「範俊當時認為，小學辦不好，中學更不可能辦好，大學亦是如此。因此，如果真的要改善國民教育，首先應該把小學教育搞好。我認為，沒有一所好的大學，中學教育的師資力量就沒有保障。沒有好的中學，小學的師資力量就沒有保障。所以我覺得首先要抓大學教育。「。
但在兩位先生如此激烈的討論之後，兩人把意見集中在一起，都認為從小學到大學，沒有一個方面是不需要整改的。這樣，就不可能提高教學質量。因此，對於教學最重要的工具--教學教科書，偉大的教育家們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當時的各路文學家，無論是留學歸來的，還是在中國傳統教育私塾影響下成長起來的，都非常重視中國教育。
其中，連蔡元培，胡適，魯迅等大學都參與了語文課本的制定。因此，當時的民國語文教材《開明國語》由葉聖陶先生親自編寫，豐子愷先生親自負責插圖。教材中的所有內容都是許多學者新創或再創造的。
可想而知，當時的民國教科書是如此難得！
小學課本看似簡單，其實這裡的字字句句都融入了學者們的大量心血。當時出版社投入了很大的力量，支持這些作家研讀民國教育的教材，就像在小學語文課本裡，每節課只有幾兩句話，但這些學者都很細心，反覆斟酌。
學者們都認為，教科書的內容，一方面要保證課文具有漢字美感，另一方面也要照顧孩子的學習興趣，這是教育的兩大要義。比如，當時教材中的一句話到底是用「來，來上課」還是用「去，去上課」，學者們爭論了很長時間。有學者認為「來」字筆畫較多，「去」字較簡單，但最終多數人認為「去」字不夠友好，最終選擇了「來」字。
那麼，民國時期，人才選拔情況如何？
可以說，民國時期，人才的選拔並沒有按照任何嚴格的標準體系來進行。即使在當時的北大，清華等名校，選拔人才也主要以衡量學生的才能為主，從不以嚴格的考試程序為標準。
盧溝橋事變剛剛爆發，許多大學南遷，北大，清華，南開等名校也紛紛南遷。之後，多所大學聯合在湖南長沙成立了一所「臨時大學」，這就是「西南聯大」的前身。1939年，「臨時大學」恢復招生，從全國各大學優秀大學生中選拔人才。這期間的報考條件是:考生必須先交卷，論文通過後進行筆試，最後進行口試。
也就是說，在報名者中，有一位名叫周發的優秀學生。獲得考試資格後，他通過了前兩次考試，最後在重慶他的傅斯年寓所參加了最後的口試。由於答辯時間較長，中午大家一起吃包子，而周發在吃包子的同時還不忘回答老師的問題。不過，周發此舉並沒有引起面試官和老師的反感。
這位年輕人最終得到傅斯年先生的青睞。他建議周發今後從事中國歷史語言學研究，這也為周發日後成為語言學大師奠定了基礎。用人方式獨樹一幟，為西南聯大所獨有。如果你德才兼備，你就能成為一名優秀的教師。沈從文先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沈從文先生早年小學畢業就去了部隊。因此，沈先生雖然出版了許多文學作品，受人尊敬，但從未擔任過教師或講師，也沒有出國留學。不過，沈從文先生雖然背景平平，1939年，西南聯大還是破格聘請沈先生為教授。
像沈先生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如1926年春，清華大學還破格聘請陳寅恪，王國維，梁啓超，趙元任等人擔任國立大學研究院導師。這種用人風格保證了民國時期人才輩出，思想前瞻的可能性。
當時清華校長曹雲祥原本想任命胡適先生為國學研究院導師。胡適先生婉拒後，推薦梁啓超，王國維，章太炎。同時，梁啓超先生還推薦了陳寅恪先生。當時曹校長認為，陳寅恪先生沒有著作，也沒有學術背景，不符合大學導師的聘用條件。
這讓梁啓超先生非常氣憤。梁啓超先生強調，陳寅恪幾百字的見解超過了其他長篇著作。這樣的人雖然沒有背景，但絕對是一流人才。
最後，陳寅恪先生也被破格聘請。
1931年，清華大學校長由梅貽琦任命。梅先生始終認為，大學的存在不是正式的校舍。真正的存在是所有知識的存在，是學者的存在，是導師的存在。他們是一所大學的「靈魂」。
因此，梅先生任校長期間，在討論辦學路線時，有人問梅先生的意見，他通常會說:「我尊重大家的建議。」可以說，梅貽琦在各種治校策略上，最大限度地尊重了各位教授的意見。他的想法是，大學的主體是一大批教授，而校長只是一個為教授服務的人，以保證教學的順利進行。這在西南聯大的教學氛圍中也表現得非常明顯。
為了堅持民主治校的理念，西南聯大堅決反對「官本位」意識的存在。大學裡只允許「先生」和「學生」，官銜肯定是不允許的。民國著名作家戴鈞先生曾回憶說:「民國時期，如果哪位導師在大學裡既擔任學術職務又擔任行政職務，學術職務第一，行政職務第二。」顯然，當時存在著一種尊重學習的氛圍。
1939年，陳立夫先生在任教育部部長時提出:「西南聯大校長以上級別的導師，必須是國民黨黨員或即將成為國民黨黨員的人。」
對此，在導師中引起軒然大波。其中，法國商學院院長陳序經先生大義凜然地說:「如果非要我加入國民黨，我寧願辭去院長一職。」後來陳先生得知室友老師是國民黨黨員，便以「和這樣的室友住在一起不方便，罵國民黨」為由，提出換房居住。其實，這也是教師思想自由最真實的表現。
在「民主治校」的層面上，蔡元培先生是最早的實踐者。他在大學裡成立了大學理事會，反對留在傳統學校裡的「大師」。同時聘請陳獨秀，胡適等知名人士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士加入大學理事會。
在大學中，參議院擔任最高立法和權力機關，從而讓更多的教授參與學校的課程設置，章程，辦學方向等事務。所有辦學的重大事項都要經過鑑定委員會決定，這也充分保證了辦學的學術質量。想必，這才是真正的辦學之道！
在中國古代，很多時候對文人並沒有太多的尊重，但到了民國時期，文人的自豪感就凸顯出來了！正如國學大師任繼愈回憶的那樣:「王淑敏剛寫完《莊子說》一書時，傅斯年主動要求為他寫序，但王淑敏拒絕了。王淑敏先生認為，驕傲的文人應該像老虎，獅子，野獸一樣孤軍奮戰，只有狼才會選擇群居。」。
這樣一件小事，也道出了民國文人的狂妄情懷，讓今天的文人堪比！
然而，文人的這種傲慢不僅表現在毫不掩飾的讚美上，也表現在公然的漠視上。西南聯大時期，校內文學系成為清華中文系血脈的延續。在這樣一個時期，講師團中的白話作家越來越多。這一切讓清華教授劉文典義憤填膺。他曾公開說:「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應該得四百元，我應該得四十元而不是四十元，而沈從文只應得四元。」。
如此露骨的評價，狂妄自大，真實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劉文典先生真是一代大師。固執的劉文典先生甚至不分場合地嘲諷沈從文先生。曾幾何時，大學裡又響起警報聲，大家都往外跑，劉文典老師也是。然而，當他突然想起自己心中敬仰的陳寅恪先生身體虛弱，看到陳先生在身邊奔波疲憊不堪時，便大聲呼喊身邊的學生和老師幫忙，並高呼:「保存國粹重要！保存國粹重要！」。
這時，他偶然看到自己最鄙視的沈從文先生跑得比誰都快。於是，他衝著沈老師大喊:「我劉某人是為莊子而跑，我死了，就沒人講莊子了。學生們跑是為了保存下一代的力量。而你，你跑的是什麼？」
其實，這也充分體現了劉文典先生倔強的真實與可愛。文人如此真實樸實，正是民國教育的根基。不僅如此，傲慢的劉文典先生在任安徽大學校長期間，為了學生運動，不惜頂撞這位老兵。他在公開場合不叫他「蔣主席」，而是叫他「新軍閥」。現場，傅斯年先生也神情桀驁不馴，絲毫不懼權力。
殊不知，在農村，傅斯年先生很謙虛。一次去李莊，區長，市長請傅先生吃飯。付先生堅持說:「如果司機的飯菜和自己的不一樣，那我就拒絕吃。」這樣的反差，讓我們看到了民國大學學生的不羈行為。同時，我們也感受到了他們的心聲。
可以說，這樣的學者在民國真是幸運的。他們的敬業精神也值得現代學者學習。
朱自清先生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在西南聯大任教授時，經常遭到日機轟炸，生活異常艱難。但即便如此，王先生也堅持每天工作到夜裡12點才回去休息。一次，王老師不小心得了瘧疾，身體非常不適，因為他答應學生第二天上課寄作文。
於是，他忍著不適，連夜批改學生的文章。瘧疾不舒服，他索性把馬桶放在辦公桌旁，一整夜拉了30多次。第二天，朱自清先生面黃肌瘦，兩眼凹陷。他幾乎脫掉了自己的外貌。但就這樣，王老師還是一大早拿起包去給學生上課，全然不顧自己身體極度不適。
這是民國時期的文人，是中國文人的先驅和代表。他們不僅不怕強權，即使在那些戰火紛飛的歲月裡，他們心中也不會忘記追求一個「自由的國家」。他們中的很多人都不是能上戰場的軍人，有的甚至身體極其虛弱。但是，在文化領域，他們都是大英雄。
觀古鑑今，我們目前推行的一些教育理念，在民國時期就已經開花結果了。因此，可以說，多學習民國教育，對現代教育的發展是非常有益的，這一點太值得我們學習了。
參考資料:
《民國教育現狀》，《晚清至民國教育發展》，《自撰年譜》
這裡是《醉影在心》，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咱們後會有期。
歷史多麼無情而又有情，不遺忘每一個對歷史的貢獻，也不寬容每一個對歷史的障礙。——范文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