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的美國繁榮而僵化，服從和民族主義席捲全國，媒體也在強化著傳統的家庭觀念。學生在學校受到的是愛國主義教育，他們被教導的是所有人的公平和正義，他們背誦的是美國憲法：「人人生而平等」。
然而一些學生到過南方以後卻發現他們是被謊言所欺騙著，因為他們被教導的人人平等在南方並不存在，黑人還在到處受歧視，與白人隔離。這時搖滾樂也開始盛行，貓王以及其他的搖滾樂隊成為青少年的偶像，他們到處播下反抗的種子。50年代的兩種媒體技術的發展也對60年代的年輕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可攜式收音機和電視機。
可攜式收音機在50年代還很昂貴，但隨著日本產品的出口，價錢迅速降低且普遍流傳。年輕人可以通過收音機收聽他們喜歡的搖滾樂，他們的價值觀念也藉此得以表達和傳播。50年代，很少人擁有電視，到了60年代，有五千萬的家庭擁有了電視，每一家差不多有兩臺電視，電視將最新的消息以一種特別震撼人心的圖像形式傳遞到千家萬戶，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吸引。
進入60年代的美國喜憂參半，社會經濟繼續發展，生活變得更加富足和容易，但戰爭的陰影一直籠罩在人們的心中，而且再次爆發的戰爭有可能是毀滅性的核戰爭。美國國內對於共產主義的極端政策促使左派發展出一種新的策略：以一種和平的遊行、抗議和發表自由言論的方式爭取民權，反對戰爭、不平等、極權和資本主義。
這一被稱為新左派的團體主要是大學生，他們想要把改變世界的權力掌握在自己手裡。而同時產生的另一種比較消極的思想：「垮掉的一代」，接受存在主義哲學和東方的宗教思想，對於現狀多以嘲諷待之。這兩種思想影響了嬉皮文化的產生。
1963年之後一系列政治文化事件的發生，諸如甘迺迪遇刺、黑人運動、女權主義運動以及越戰，搖滾樂的進一步的發展催生了嬉皮文化。嬉皮文化實際上是「垮掉的一代」文化的繼續。據說，「嬉皮」這個詞最初是對於「垮掉派」中的嬉皮士的一種貶低，而「嬉皮士」這個詞來自於20世紀40年代搖滾音樂界內的行話「hep」，意思是「跟上當前的時尚」，因為最初的嬉皮士是些有很多零花錢，打扮浮華的年輕人，他們聽搖滾而不是爵士樂。
嬉皮文化的參與者也多是30歲以下的大學生，他們反對父輩們滿足於個人的安定與富足，反對諸如教會、政府、社會等級這一類的權力機構，試圖以和平與愛而不是暴力來改變世界，而性、藥物與搖滾是他們主要的手段，他們希望通過人與人之間的愛和忍耐來達到最終的和平。他們提出的口號是「調轉方向，解放自己，退出體制」。
由於詹森總統繼續推行戰爭政策，越來越多的士兵喪生越戰戰場，嬉皮士針對的主要目標就是越戰。他們最初出現於洛杉磯，紐約東部的村落也是他們活動的中心。因為厭惡服從、文化和政治，一些嬉皮士離開社會，聚居於與世隔離的公社裡。到了1970年，大約有200個公社，聚居了4萬年輕人。也有很多嬉皮士不斷發起集會反對戰爭。越戰一直折磨著嬉皮士對於和平與愛的信念，他們掀起的反戰浪潮遍及全國。嬉皮士的很多觀念都是通過搖滾樂表達出來的。
嬉皮士對社會的反抗與背離也通過他們的時尚與生活方式顯示出來，認真的嬉皮士在公社裡過著適度的生活，他們是嚴格的素食主義者，他們不僅尊重人，也尊重動物的權利，所以他們是後來環保主義者的先驅。霍爾指出，嬉皮士在生活方式上特別表明對於兩類人群的認同，一類是窮人，一類是印第安人。所以嬉皮士對中產階級的時尚並不怎麼看重，對於他們，打扮和香水不啻是犯罪。他們故意以當時的社會認為很糟糕的方式穿著。
男人蓄長發留鬍子，但都不理，任其亂長。女人留更長的頭髮，以彩珠置於其中，花也是不能缺少的。至於衣服，只要覺得可以，什麼都能穿。女士打扮成農婦，穿寬大的裙子，著令心靈迷醉的色彩。一般而言，「毛織布、響鈴、念珠、頭巾、鹿皮靴——這些是嬉皮士服裝的核心要素」。
早期的嬉皮士喜歡穿綠色和棕色的軍裝，起初是為了更容易居住在樹林和草叢中，以此表明在精神上同自然的聯繫，同樣穿雜色的衣服表明對和平的熱愛。後來，當嬉皮運動越來越流行時，原始的印尼染色技術被人們採用。這種技術非常適合嬉皮士的需要，幾乎任何便宜的織物都能使用，每個人都可以自己做，這就提供了各人發揮自己創造性的可能。
到了60年代後期，特別鮮豔的布料被嬉皮士使用，聖佛蘭西斯成為染料生產者的一個非常有趣的市場。有創造性的髮式是嬉皮士形象的標誌，各人可以隨自己的品味決定如何蓄髮，只有一個條件，就是一定得是長發。
到70年代上半期，嬉皮士運動突然消失，就如其突然出現一樣。主要是因為推動這一運動的越戰結束了，反戰運動也隨之失去其意義。另外那一時代的嬉皮士們經歷了十年，已經不再有力量有熱情繼續他們的反文化運動。嬉皮士運動的精神搖滾樂也失去了目標，沒有了戰爭，他們還宣揚什麼呢？曾經作為其思想支持的新左派由於沒能實現其目標變得越來越暴力，嬉皮士所夢想所期待的世界和平完全化為泡影，再也看不到實現的可能。
嬉皮士仍然存在，還有少數虔誠的嬉皮士，他們或離群索居，或遠走印度，到那裡過著一種平靜的生活。更多的人成為嬉皮士，僅僅把它作為一種潮流，而失去了作為一種人生哲學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