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千年書法》節目解說詞

2021-02-23 書藝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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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千年書法》節目解說詞

之一:翰墨精神

  2003年4月,上海博物館的全體工作人員都在期盼和等待著,他們甚至有些焦灼和激動,因為他們將要迎接的是一件流失海外近一個世紀的藝術瑰寶。

  其實,這件令人牽掛不舍的稀世之寶僅僅是幾卷薄薄的紙,紙上也僅僅是我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中國文字,這就是聞名於世的《淳化閣帖》。《淳化閣帖》是北宋淳化三年「奉旨」刻制的集帖。它將歷代宮藏的書法作品,特別是「書聖」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法帖,集中鐫刻,拓印成集。

  可以說,世界上任何一種文字的創立,最初都是為了記錄語言。但是,縱觀大千世界,在流傳下來的這麼多種文字當中惟有漢字兼具了實用和審美的功效,衍生出了獨具魅力的書法藝術,這其中除了歷代書家們的筆墨功夫外,和漢字本身的特點是否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呢?

  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中國青銅器就已經進入了高度發達的時期。幾乎是在青銅器產生的同時,一種兼有紀實和裝飾作用的文字出現在了鐘鼎之上。這種青銅鐘鼎之上的文字,被後人稱為「鐘鼎文」。古人把青銅稱作「金」,因此這種文字又被稱為「金文」。

  清代書法家李瑞清曾說:「學書不學毛公鼎,猶儒生不讀《尚書》。」認為臨摹毛公鼎銘文字體,是學習書法必不可缺的一課。

  鐘鼎文已經非常久遠了,但是它依然算不上是中國最古老的文字。這些線條後來被證實是中國可以辨識的最為古老的文字體系。由於這種文字是刻在龜甲和獸骨之上的,後人便把它稱作「甲骨文」。

  公元前221年,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剿滅了六國,結束了長期的諸侯割據局面,第一次統一了中國。當時秦國通用的文字書體有八種之多,秦始皇下令「書同文」,要求在全國使用統一的文字。丞相李斯在大篆的基礎之上刪繁就簡,制定出一種比大篆更加簡潔規範的文字,這就是小篆。秦始皇把小篆定為標準字體在全國範圍內推廣使用。李斯也因此成為中國書法史上第一位留下了姓名的書法家。

  沿著古中國文字的發展脈絡我們發現了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傳統書法的體例被依次劃分為真草隸篆,其中的篆書就包括大篆和小篆兩種書體。既然作為漢文字源頭的甲骨文和鐘鼎文都被劃屬大篆書體的範疇之內。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由此推斷,得出這樣的結論呢:那些刻在甲骨和鐘鼎上的文字正是中國書法的開山之作。或者說,中國書法的產生就是伴隨著古代文字的產生而同步出現的呢?

  中國畫研究院理論研究部副主任梅墨生:「這是一個歷史上一個有爭論的問題,它的爭論就在於字體與書體是一回事,還是不是一回事。比如郭沫若曾經說過,在這個秦朝的時候,有秦朝的鐘王顏柳,在戰國的時候有戰國時候的鐘王顏柳,他說在甲骨的時候甚至也有甲骨時期的鐘王顏柳。那就是說不同時期就有不同的書寫家,或鍥刻家,那他是把書體和字體合一的一個觀點。但我認為呢如果從廣義的角度來說,書體與字體是一回事,因為書法它是一個寄生的藝術,沒有漢字這個母體沒有書法的藝術。」

  北京師範大學藝術學院美術與書法系主任秦永龍:「作為一般的符號,它是不強調太多的變化,不強調構型裡頭或者是筆畫裡頭有沒有生命,我們就是說可以把它理解為文字的符號是一種無機的,一種機械的拼合,就像我們馬路上看見的交通符號一樣。那麼,作為在這個機械拼合的無機的文字符號的上面進行加工,它才能升華出我們今天講的真正的書法藝術。所以書法藝術是寫字,但是不能反過來說寫字就是書法藝術。」

  儘管存在著種種不同的觀點,但是不可否認:在中國書法漫長的發展歷程中甲骨文、鐘鼎文是邁出的第一步,當之無愧地是中國書法長河的「三江之源」。

  在秦朝通行小篆的同時,隸書在社會下層悄然而生。到了漢代,隸書取代了小篆,上升為主要通行字體。隸書的出現是中國文字史上一次重大的變革,它使漢字告別了已經使用三千多年的古文字,徹底擺脫了古文字那種象形的特點,所以漢代人稱隸書為「今文」。

  到了漢代末期,隸書向正書、行書、草書三個不同的方向演變,形成了中國書法最主要的三種書體,這就是文字史也就是書法史上著名的「隸變」。

  如果說漢字自身的逐漸演變為中國書法展開了廣闊的發展空間,那麼書法工具的逐步完善無疑又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清代的劉熙載在他的《藝概·書概》中這樣寫到:「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一管柔毫、一張宣紙,就可以把人的精神性情清晰而又千差萬別地體現在筆下的點線之中。以最簡單的工具,直接的把握物我之真,萬象之美。「天地萬物之變動,可喜可愕,一寓於書」。原來,書法藝術和書寫者的人格性情就是這樣緊鑲密嵌地成為渾圓的一體——藝術成為人的具體意義和生動展示,人格性情成為藝術的最終目的和內在靈魂。這或許就是我們所要尋找的答案。

  帶著這樣的思索,讓我們重新回到浩瀚的書法歷史中去求證、去發現那沉寂千年的墨跡紙張背後靈動著的一副副鮮活的生命形象吧。

  東晉有一個風俗,在每年陰曆的三月初三,人們都要到郊外的水邊踏青郊遊,以消災避禍。他們把這種活動叫做「修褉」。永和九年的三月三日,王羲之約了一些文人朋友共四十一位,到蘭亭溪邊飲酒遊戲,即興賦詩。大家把這些詩作匯集起來,公推王羲之為詩集作一篇序文。《蘭亭序》就是王羲之為這個詩集寫的序文手稿。《蘭亭序》敘寫了蘭亭雅集的盛況,抒發人生的種種感慨,文筆雋爽流暢,灑脫無拘。而王羲之的書作將晉人的精神風貌和氣質神韻抒發得淋漓盡致。恐怕連王羲之也沒有料到,他即興寫下的這篇《蘭亭序》竟然得以「天下第一行書」而風流千古。

  王羲之所代表的魏晉書法以灑脫飄逸的風採得到了人們的喜愛,而唐代書法則以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面貌徵服了後世。

  草書是最為簡便快捷的一種書體,它只保留了漢字的梗概,書寫起來草率急就。草書到了唐代的張旭手裡,猶嫌草得不夠,於是就創立了狂草。狂草最為肆意放縱,草到了極致。張旭的草書驀地而來、飄然而去,令人眼花繚亂的飛騰作勢,心手兩忘地抒發心中的激昂慷慨,展示了他傲視一切的胸襟。詩聖杜甫寫道:「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下筆落紙如雲煙」。三杯酒下肚,在王公大臣面前脫帽露頂,用這種不拘禮法的狂態來面對生活,用這種微醺的狂態來創作草書,自然會使人聯想到大詩人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那種張揚個性。

  談到唐代書法,還有一位對後世書法影響極為深遠的書家,他叫顏真卿。顏真卿的家族一門顯儒,詩禮傳家。作為儒家經典著作的《顏氏家訓》就是出自顏真卿的祖上一代名儒顏之推。顏真卿中年的時候遇上了「安史之亂」,在河北二十四郡俱已淪陷,大唐江山岌岌可危之際,平原太守顏真卿率先起兵,舉起討逆大旗,在「安史之亂」中,顏真卿一家有三十多個親屬在戰亂中殉國,其中他的堂兄常山太守顏杲卿和堂侄顏季明的犧牲最為壯烈。

  安史之亂平定之後,顏真卿滿懷悲傷地設酒祭奠死難的親人。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寫下了那片震爍古今的《祭侄稿》。顏真卿用噴湧而出的激情,把原本一篇普普通通的祭奠文字寫得這樣奇崛雄健、浩氣充塞,達到了超神入聖的境界,以至《祭侄稿》被後人譽為「天下第二行書」。

  顏真卿忠義節烈,捨生取義,他的書法也一如忠臣烈士,廟堂之氣十足。書法本身是極具象徵性的,看到顏體楷書,自然使人聯想到中國歷史上象顏真卿這一類的忠臣良將。後人評價說顏體楷書正像「關羽坐帳,正氣逼人」。國人的視覺聯想竟是如此豐富,居然把方塊字和人物的形象聯繫起來。三國時期蜀漢大將軍關羽,之所以能與孔夫子並稱為「文武二聖」。就是因為在關羽身上蘊涵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倫理、道德,滲透著儒學的春秋精義。孟子說: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千百年來,在孔孟儒學思想的影響下,形成了崇尚忠臣義士、道義節操的傳統文化。關羽是忠義楷模、仁勇化身,這和顏真卿的滿門忠烈、捨生取義是一脈相承的。顏真卿堂堂正正的楷書和關公那種威武不能屈的意象疊加起來,儒家學說的倫理道德就這樣在一個個的方塊字上顯現出來了。

  這是黃道周在獄中寫下的詩卷,字裡行間那一橫一豎可以看出他在書寫時的心境竟是如此的坦然從容,他一筆不苟地寫著,看不出絲毫的膽怯和慌亂,人們從詩卷墨跡中感受到的只是凜然氣節和心靈震撼。臨刑前,黃道周破指血書「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

  無論是官居宰輔還是長為布衣,無論是豪壯奇崛還是脂膩粉漬,只要是中國傳統文人,手中都握著這幅筆墨,筆墨間流淌的不僅僅是百折千回形態各異的中國文字,更體現了一種千百年來磨礪而成的文人性格以及生命狀態。中國書法的走向一直受到傳統文化和社會思潮的影響,而決定中國書法基本風貌的首先是儒家思想。「書以明道」,這個「道」就是儒家學說中的倫理規範。

  明代著名思想家、書法家傅山作詩告誡他的子孫,「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綱常叛周孔,筆墨不可補。未習魯公書,先觀魯公詁。平原氣在中,毛穎足吞虜」。他提出的「作字先作人」的觀點,就是說如果背離了周禮儒學,那麼做人就是立不住腳的,這樣的人寫出字來也必然流露出一種「小人之態」,而這種低俗僅僅靠筆墨技巧是無法補救的。傅山告訴他的孩子們,在學習顏真卿書法之前,必須首先觀看顏真卿是怎麼說和怎麼做的,就是要先學習顏真卿的做人。只要胸中有顏真卿那樣的浩然正氣,一管小小的羊毫也足以「氣吞強虜」。

  那麼我覺得所以古代書法的那種精神性,最感染人的就是書寫者的那個精神性,在作品裡所流露出來的那種激動人心、感人至深,讓人千古人同此心的那種東西他們抓住了,我以為那是中國書法藝術的靈魂,那是中國書法藝術最動人的因素。

  書法藝術幾乎成為封建文人士大夫生命形式的例子不勝枚舉。紙硯筆墨、梅蘭竹菊裝點起來的生活環境也成為文人書家們追求高潔意境的榮耀象徵。唐代著名詩人劉禹錫在他的《陋室銘》中就曾用這樣的詩句來描述理想中的文人生活:「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以陋室的清貧的情境來反襯文人們所追求的精神家園的富貴高雅。正所謂「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說到鴻儒,宋代的大文豪蘇軾自然是當之無愧,這位廣學博才的大書法家談及學識修養和書法的對應關係時,這樣說到,「作字之法,識淺、見狹、學不足三者,終不能盡妙。」書家如果學識淺薄、見識狹隘、學問不足,其書法是不可能達到盡妙程度的。蘇軾本人就是中國書法史上最富有浪漫個性和學問文章之氣的書法家,他詩詞文賦、書畫音律無所不精。他的書法既有陽剛之美,又有書卷之氣。蘇軾廣博的學識造就了他那種氣吞萬裡的胸襟氣度。觀蘇軾書法,就不由使人聯想到他那「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恢弘與豪邁。

  書法藝術發展到了今天,它給我們留下的不僅僅是一幅幅令我們無限追思和景仰的筆墨寶卷,更重要的是留給了我們一筆沉澱千年的思想和精神財富。站在它的面前,我們應該感到無限的欣慰和幸福,因為每當我們停下匆忙的腳步,我們都可以隨時去瞻仰去體會那份古樸優雅和那份博大深邃。

  無論是勤學苦練的求索,還是心手兩忘的抒懷,無論是浪情恣肆的狂放,還是溫文爾雅的內斂。中國書法作為中國傳統藝術已經經過漫長的積澱代代相傳,浸透在了民族久遠的血液之中。透過那變幻萬千的點線形式,我們似乎看到了那種沉浸於筆底,洋溢於案頭的生命存在。

  書法藝術伴隨著中華文明史的發展走過了漫長的歷程,書法創作成為書家心靈世界的展現,傳統文人們自覺地將書法納入「正人心」的軌道,書法就成了地道的身心修養、人格完善的過程。雖然作為實用性書寫工具的毛筆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但是作為中國藝術瑰寶的書法卻保留了下來,它那獨具的神韻、百讀不厭的氣質,至今依然令人傾倒、令人陶醉。千年書法的歷史不僅僅是這獨一無二的藝術形態的流傳史,伴隨著文人們的筆墨紙硯流淌千年的毫無疑問應該是那千古不變的翰墨精神。

之二:至尊書聖

  陝西禮泉縣的昭陵,唐王朝的一代英主李世民就埋葬在這裡。千百年來,文人們對昭陵可以說達到了魂牽夢縈的程度。他們惦念的僅僅是埋在這座陵墓裡一張寫著字的紙。就是這張紙,人們對它的渴慕之情用「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來形容,也毫不為過。它就是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的書法作品《蘭亭序》,作者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那位東晉書法大家王羲之。

  貞觀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672年,唐太宗病危,臨終時他召見了太子李治。太宗說:「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願。」「吾所欲得蘭亭,汝意如何?」作為兒子的李治聽到父親這樣的請求,面對著一個就將離開這個世界的老人,李治的心情一定是複雜的。據史書記載,唐高宗李治也非常喜愛收藏書畫佳作。而王羲之的《蘭亭序》,恰恰是天下最值得收藏的稀世珍寶。李治這時候一定意識到,太宗皇帝強調「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願」,就是用「誠孝」來警示他:如果不把《蘭亭序》作為陪葬,即是不孝。唐太宗在臨終時說出這樣一番話來,可見《蘭亭序》在他心中的地位。望著父親期盼的眼神,李治把《蘭亭序》裝入玉匣之中,親自放在了太宗皇帝的面前。這可以說是一個兒子對父親的承諾,又是一個書法愛好者對另一個書法愛好者的理解。

  《蘭亭序》就這樣作為陪葬品埋入唐太宗的昭陵,「天下第一行書」從此長眠於地下。

  王羲之,字逸少,因為他為官曾做過右軍將軍,所以後人又稱他為「王右軍」。王氏宗族在朝廷中有著顯赫的政治地位,王羲之從小就受到深厚的書學薰陶。稍大些後,他便跟隨衛夫人學習書法。衛夫人,名叫衛礫,是當時著名的女書法家。少年時代的王羲之並沒有顯現出過人的才華,《晉書》記載他,「羲之幼納於言,人未稱奇。」。

  成年以後,王羲之開始離家遠遊,遍訪北方名山大川,瞻仰臨摹名家名碑。多年以後,他曾這樣描述這一經歷:「予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遊名山,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遂改本師,仍於眾碑學習焉。」

  「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這是一種自責,更是對自己的一種否定,這麼多年學書,只是囿於一門一派狹窄的空間,真是在浪費光陰。但王羲之畢竟有著超拔的才華,他改弦更張,「遂改本師,仍於眾碑學習焉」。

  1600多年前的某一天,當王羲之乘坐的小船離開江南,向著北中國進發的時候,他也許意識到了,他的書法之路將會發生重大的轉變。但他一定沒有意識到,正是由於他的這種轉變,竟然深刻地影響了在他身後延續千年的中國書法發展方向。

  兩漢至魏晉時期,崇尚書法的風氣非常盛行,帝王士大夫皆以善書為榮。據東漢趙一《非草書》中記載,世人「遊手於斯,專用為務」,就是說書法成為了世人生活的一部分,以至於「鑽堅仰高,忘其疲勞,夕惕不息,仄不暇食。」這四句話生動地描述了當時人們沉浸於學書中的熱情。只有不為功名而僅為自娛,才會讓整個社會對書寫迸發出這樣的熱情,才會使書法滲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當時,世俗學者、官宦人士中也有不少是精通佛道、崇尚隱逸的人,從王羲之和當時一些高僧的交往來看,至少,王羲之在精神上對佛教所提倡的清華雅淡的境界是認同的。王羲之不喜歡做官,《晉書》記載,「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招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吏部尚書這樣的官位實在是不算低了,而且朝廷還是頻招,也就是說在留著位置等著他。這種誘惑在歷朝歷代,都是不能不讓人動心的。可王羲之卻「皆不就」,從這裡就可以看出王羲之內心世界的狂傲。世俗社會對一個人的價值衡量體系在王羲之這裡坍塌了。這也就是為什麼魏晉時期,王羲之等名士的作為能夠被後人歸納為「魏晉風度」或「魏晉風骨」,成為後世文人追求的一種人生風範。

  文化學者肖雲儒:「這樣最典型的,我從背景上來談有兩個,一個是竹林七賢,阮籍、嵇康、劉伶,這都是好酒、嗜酒、行為乖張、狷介,不與世事同流合汙,就是拿現在來說,非常地異類、另類、酷。你看劉伶他不是,他喝酒到什麼程度,後面拿一個棺材抬著跟著,我什麼時候喝死了,你就地就埋了。他說天地是我的房子,房子是我的衣褲,他不歡迎的人來了,他說你怎麼跑到我褲子裡來了。就是非常乖張,跟社會對立,自由性格。但是就這種人最後在唐墓裡邊,魏晉這個墓裡邊有他們的畫像石,表明那個時候社會上很認可他們,覺得你另類好,就是唱出了我們的心聲王羲之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就是說由外向內、由動向靜、由粗獷到精細,整個審美風格轉移的這個歷史時代王羲之誕生了。」

  當時的揚州刺史殷浩向來看中王羲之,多次勸他出來為國家效力。王羲之被感動了,擔任了右軍將軍,會稽內使。但文人畢竟是文人,他不知道自己只是被當作一塊招牌擺在了那裡,還以為是有了揮舞的天地。為了不甘心自己只是被擱在一個閒職的位置上,王羲之多次請求去當時的軍事重鎮宣城,但殷浩沒有答應他。

  王羲之生性敏銳而高傲,這段為官的經歷,不能不讓他去重新思考自我存在的價值和生命的意義。那麼,他思考的結果又是什麼呢?我們不知道,史書中沒有這方面的記載。但也許從一個叫做蘭亭的地方我們能夠找出一些答案。

  從紹興城向西南的蘭渚山下,有一座幽雅別致的古典園林。相傳春秋戰國時期,越王勾踐曾在這裡種植蘭花,所以人們就把這裡稱作「蘭亭」。東晉永和九年三月三日,也就是1600多年前的那個溫暖的春天,王羲之和友人謝安、孫綽等41人,在這裡流觴飲酒,賞談賦詩。

  這一天,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放眼望去,「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大自然是那樣的自足圓滿,自由活潑,生生不息。他們圍坐在曲水之畔,將酒杯置於水中,任其隨水漂流,酒杯到誰的面前,誰便飲酒賦詩。不然,罰酒三杯。

  雖然沒有絲竹伴奏,但喝一杯酒,吟一首詩,也足夠暢敘衷腸。在這草長鶯飛的暮春時節,詩人抬頭看到的是廣闊的天空,低頭看到的是萬物的繁茂,大自然以其生生不息的廣袤堅定著王羲之對自己生命方向的判斷和選擇:身在無拘無束的自然懷抱之中,心情才是最舒暢的。何況人生有涯,天地無限,宇宙生機中又包含著多少玄妙需要用心去領悟才能參透呢?王羲之說「信可樂也」,這是多麼值得快慰的時刻呀!

  在蘭亭聚會的那天,據說王羲之喝了很多酒,他終於醉了。《蘭亭序》共書三百二十四字,每一字都被王羲之創造出了一個生命的形象。特別是二十多個「之」字,更是無一雷同,各具獨特的風韻。唐太宗讚嘆它「點曳之工,裁成之妙」。宋代書法四家之一的黃庭堅稱揚說:「《蘭亭序》草,王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覆觀之,略無一字一筆,不可人意。」

  明朝《永樂大典》的主編解縉說:「右軍之敘蘭亭,字既盡美,尤善布置,所謂增一分太長,虧一分太短。」

  明代書畫大家董其昌寫道:「右軍《蘭亭序》,章法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帶而生,或小或大,隨手所如,皆人法則,所以為神品也」。

  王羲之在世時,其書法作品就「聲華四宇,價傾五都」。由於上至皇帝,下到百姓都以王羲之的書法為珍貴,以至於就有人專門模仿他的書法賺錢,可見他的影響之大了。唐太宗李世民對《蘭亭序》真跡愛不釋手,於是詔命書法大家臨摹《蘭亭序》,我們很難推測李世民是出於一種什麼樣的心理動機,也許他是想通過對《蘭亭序》的臨摹來檢驗一下那些書法愛臣與王羲之的差異高低,也許他已經想到要將《蘭亭序》帶入自己的墳墓,故而複製,以求流傳呢?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都是唐代的書法大家,現在傳世的王羲之《蘭亭序》的唐代臨本,就是出自他們的手筆。

  在有關《蘭亭序》的各種臨摹本中,唐人馮承素的摹本據說是最接近王羲之《蘭亭序》原貌的。人們之所以這樣認為,大概有以下幾個原因:首先,馮承素是宮內專門從事摹寫名家書法的人,和其他幾位書法大家相比,人們相信他會更加拘泥於原作。其次,他的方法是

  先鉤輪廓再填墨,所以人們認為不會失真。馮承素的這件《蘭亭序》,因卷首有唐中宗神龍年號小印,被稱為《神龍蘭亭》。

  李世民曾親自撰文的「大唐三藏聖教序」,記述了玄奘和尚西天取經的盛事。皇帝的文章當然應該流傳千古,可怎麼才能做到這一點呢?按照當時的辦法只能是刻在石頭上。可是又有誰的字能與天子的文章相匹配呢?只能是書聖。只有書聖的字才能與聖上的文章相得益彰。可是書聖王羲之作古已經250多年了,怎麼辦呢?由於取經是一件佛教盛世,於是長安諸寺院便委託弘福寺的懷仁和尚來辦這件事。懷仁和尚從內府借得王羲之書跡,從中逐字尋找,然後描摹下來,以求絲毫不差。據說懷仁在集字過程中,有幾個字怎麼也找不到。不得已,他奏請朝廷昭示天下,誰能獻出碑文中急需的一個字,賞一千金。這就是成語「一字千金」的典故。書家寫字要求一氣貫之,字與字之間都有安排照顧。集字則不然,需要在若干個同樣的字裡選擇出最適合的字出來,排列組合。這個過程,需要花費的心血可想而知。懷仁是一個

  「能文工書」的和尚,他嘔心瀝血,歷時整整二十四年,終於完成了這項使千百年來學書王羲之的人無不收益的浩大工程。《聖教序》至今仍然是學習王羲之行書最好的範本字帖。

  將王羲之推上書聖地位的關鍵人物是唐太宗。在唐修寫二十四史之一的《晉書》時,李世民親自為《晉書-王羲之傳》撰寫了一段御評,這就是《王羲之傳論》。在《王羲之傳論》中唐太宗寫道: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武則天,這位被人熟知的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還有著不為人知的一面,那就是她還是一位書法家。她曾刻意習練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書法。王羲之的九世重孫王方慶將家藏先祖二十八人書跡捐獻入宮。武則天下令弘文館分十卷摹勒拓印。由於當時的年號是萬歲通天,因此這部聚集了王氏一門幾十位書家作品的摹本,被稱為《萬歲通天帖》。

  中國畫研究院理論研究部副主任梅墨生:「中國的古人有這麼一個習慣,在任何一個領域都尊一個聖人,王羲之佔有了這麼一個地位,就說明他集古今之大成。他在東晉時代,收書了東晉以前中國書法的個體演變的歷史,他對書體的演變做了一個總收書,做了一個新體的自我的創造,所以他開啟了一代行草書,當然也包括楷書,主要是行草書,歷代的書風的這麼一個大的門戶,可以說是正統的門戶。中國歷代,中國人在任何領域都喜歡講正統,王羲之實際就是正統中的典範、楷模、聖者,就是盡善盡美。」

  自唐以後,王羲之的書法一字千金,其實,即使在王羲之生活的東晉時期,王羲之的墨寶也是千金難求。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嶽川:「王羲之他的之所以不可超越性在於兩點,就在於魏晉時期人的覺醒,人的覺醒就表明了個性重於一切,自己的人的思想、人的精神重於一切,只有按照自己我心寫我手,我手寫我字,才可能形成自己的東西。

  第二點呢就是,魏晉時期人處於一種非常艱難的情況下,可以說當時戰爭頻仍、民不聊生,你想想嵇康痛苦,阮籍悲慘的命運都可以看出,竹林七賢幾乎沒有幾個有好的下場,可以看出來。那麼王羲之也處在這個時代當中,所以他在五十三歲的時候,他辭官不再做官。而是,他認為只有一輩子把自己的生命獻給書法才可以完成自己一輩子的宿命,所以他是把命,把整個自己的精神投注在書法上,所以構成了他的書法的高峰。

  最後,我們不得不說,王羲之是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生之才。」

  「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弋釣為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裡,遍遊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嘆曰:「我卒當以樂死。」從《晉書》這段文字的記載中,我們大概可以了解王羲之隱逸以後的生活。他和他的朋友們在江南的青山綠水間盡情地享受著生命的歡愉。以至於發出這樣的感慨「我卒當以樂死」。

  唐太宗把王羲之的《蘭亭序》帶進了昭陵,而武則天則在自己的陵墓前立了一塊石碑,如此高大的石碑,上面竟然連一個字也沒有,後人稱這是「無字碑」。武則天的書法研習「二王」,按理說對文字應該是有感情的,可為什麼在她陵墓前的這塊碑,卻無隻字片語?只留下茫茫的一片空白呢?難道說,她認為自己的豐功偉績無法用文字表達?或許是出於對文字的恐懼而不敢有所作為?又能是什麼呢?不管怎樣,有《蘭亭序》為伴,也許會讓這位酷愛書法的人在冰冷的地下同樣能夠感受到一些溫暖吧。

  人們常說紙壽千年,也就是說,紙能歷經千年而不損,果真是這樣嗎?我們真希望能是這樣。那麼就讓我們想像一下吧,假如有一天,昭陵那座巨大的墓門被打開之後,那幅1600多年前由王羲之親筆所書的《蘭亭序》重見天日的時候,那該是怎樣的一種情景呢。

之三:熱血書家

  湖南的祁陽是一個不為常人所知的地方,這是由於它的偏僻。 

  然而在書法家們的眼中,這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值得崇敬。因為這裡和一個

偉大的名字顏真卿聯繫在一起,1230多年前鐫刻在摩崖石壁上的書法作品《大唐中興頌

》至今還被人頂禮膜拜。 

  一千二百四十八年前,中國歷史上最為強盛的大唐王朝面臨土崩瓦解的危險。安祿

山率領的叛軍接連攻城掠地,直逼長安。天寶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洛陽淪陷,潼關

失守,隨著叛軍的步步緊逼,唐玄宗狼狽出逃。行至途中,軍隊中長期對寵臣楊國忠的不

滿情緒爆發,將士們甚至採取了極端手段,逼迫唐玄宗不得不把楊國忠的胞妹貴妃楊玉

環勒死在馬嵬驛。 

  安史之亂前後歷時七年,大唐江山也數度岌岌可危。當叛亂終於被平定,滿天的烏

雲散去,天下重歸太平,自然可喜可賀。為了紀念這一歷史事件,於是由唐代著名文學

家元結撰文,盛請在平定安史之亂中立下豐功偉績的顏真卿作書,在山崖之下留下了千

古名篇《大唐中興頌》。 

  顏真卿的書風是一種什麼東西呢?他的書風是一種鐘鼎坐堂、正大光明,豐厚、雄

渾,氣勢非常大,當然裡邊也有剛烈。但是顏真卿他其實又有另外一方面,他融會各家

,他真草隸篆,他能把前朝的各種東西融會。他所首創的那種叫做中鋒行筆,逆筆啟動

、中鋒行筆,那種藏頭護尾的風格,都吃墨很深了,所以顯得非常的雄渾有力。這個當

然跟盛唐之音是有一種直接的關係,可以說是盛唐之音的一種符號象徵。

  顏真卿傳世碑刻中經常自署「琅琊顏真卿」。古代所說的琅琊,就是今天的山東臨

沂。琅琊顏氏在歷史上是名門望族,顏真卿的祖上可以上溯到那個因德行好而被孔夫子

贊曰「賢哉,回也」的顏回。顏氏一門以詩禮傳家,名臣輩出,中國歷史上的著名人物

南朝詩人、與謝靈運齊名,被後人稱為顏、謝的顏延之、以宣揚儒家傳統思想為立身治

家之道的《顏氏家訓》作者、北齊文學家顏之推、唐代著名學者顏師古等顏姓大儒都出

自顏門,和顏真卿血脈相承。顏氏家族在西晉時隨宗室南遷到建康,後遷長安。顏真卿

公元709年出生在京兆萬年,就是今天的陝西西安。 

  顏真卿,字清臣,透過他的這個名和字,不難看出父輩首先對顏真卿的道德品行方

面提出的要求和希冀。開元二十二年(734年),才華橫溢的顏真卿考中進士,那一年他二

十六歲。 

  天寶十二年,顏真卿被排擠出京,遠赴山東德州任平原郡太守。 

  後人稱顏真卿為「顏平原」,即由此而來。平原郡遠離京城長安,這裡土地貧瘠,

民風剽悍。正如邊塞詩人岑參《送顏平原》詩中所說:「此地鄰東溟,孤城吊滄州。海

風掣金戟,導吏呼嗚騶。郊原北連燕,剽劫風未休。」擺在新任太守顏真卿面前更為嚴

峻的是,平原郡屬心懷二志的奸佞之臣安祿山所管轄,這就為顏真卿日後面臨的風險埋

下了伏筆。 

  顏真卿任平原郡太守後,他「廢苛政、黜奸小、除奸詭、進忠良」,平原百姓從此

安居樂業,道途不驚。為此,顏真卿的好友、唐代著名的邊塞詩人高適寫下了《奉寄平

原顏太守》,詩中說道:「皇皇平原守,駟馬出關東。銀印垂腰下,天書在篋中。自承

到官後,高枕揚清風。豪富已低首,逋逃還力農。」表達了對顏真卿造福一方百姓的贊

賞之情。 

  對安祿山的野心,顏真卿有所防範,他悄悄地在平原郡高築城,深挖溝,收攬丁壯

,積儲糧草。顏真卿表面上每日以書會友,吟風弄月,盡造假象以化解安祿山對他的防

範和疑心。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起兵謀反,叛軍所到之處,「河朔盡陷,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

城匿竄,無敢拒者」。面對突如其來的事變,唐玄宗李隆基束手無策,狼狽不堪,他說

「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就在李隆基感嘆用兵之際,卻無有忠臣良將的時刻,

他還不知道,顏真卿在山東不等詔令,早已挺身而出,舉義討賊。由於對安祿山早有防

範,顏真卿一聲令下,所轄的三千人馬很快擴充為上萬人的威猛之師。 

  首都師範大學書法文化研究所教授劉守安:「顏真卿被推為聯軍盟主,統兵二十萬

,橫絕燕趙,軍威大震。天寶十五年,顏真卿曾指揮平原、清河、博平三郡,這些都是

現在河北和山東一帶,與叛軍激戰取得了重大勝利。」 

  顏真卿在這場關乎唐王朝存亡的動亂中,大忠大勇,功勳卓著。同時他也付出了失

去親人的慘痛代價。叛軍大兵壓境,攻打常山城的戰鬥中,顏杲卿彈盡糧絕、寡不敵眾

,和他的兒子顏季明一齊被俘。 

  兩年之後,當安史之亂的硝煙散盡,顧不得洗去徵塵的顏真卿,就開始四處尋找死

難親人的屍骨。 

  乾元元年九月,顏真卿安葬了親人。並設薄酒,祭奠為大唐社稷捐軀的顏季明。此

時的顏真卿悲從中來,難以自制,寫下了那篇流傳千古《祭侄季明文稿》,後人稱作《

祭侄稿》。

  《祭侄稿》書寫25行,共234個字。祭文情感真切,痛貫心肝,悲壯情懷溢於字裡行

間。顏真卿面對親人的亡靈,國難家仇,湧上心頭。撫今追昔,感慨萬端。

  《祭侄稿》開篇從「維乾元元年」開始,可以清楚地看出,顏真卿的心情異常沉重

,落筆冷靜,書寫緩慢,一字一字筆墨飽滿,用筆沉重沉著,墨色凝重而近於凝固,似

乎在書寫過程中還在構思文章所要表達的內容。很快書家的激憤之情漸次高揚,行筆加

快,塗改之處、枯墨之筆頻現紙上。從「蒲州」二字開始,墨色漸重,筆姿放縱,此後

筆勢漸次跌宕,可以看出顏真卿的心情越來越不能平靜。在「爾父竭誠,常山作郡」一

處竟連續塗改三次,難以定稿,在筆墨翻飛之間,他想到了與自己手足情深的族兄顏杲

卿,難以抑制的悲情躍然紙上。當他寫到「土門既開,兇威大蹙,賊臣不救,孤城圍逼

。父陷子死,巢傾卵覆。天不悔禍,誰為荼毒」時,字形兀然放大,行筆加重。「手稿

」節奏鏗鏘,音調悲壯,嗚咽之聲由弱至強,聲聲入耳。

  當寫到「百身何贖,嗚呼哀哉」,「撫念催切,震悼心顏」時,我們仿佛看到顏真

卿老淚縱橫,痛心疾首。當 「嗚呼哀哉」第二次在文中出現時,「手稿」已經是滿篇狼

藉,肆意塗抹,無列無行,雷霆轟鳴。對逝去親人銘心的追念和對叛亂奸佞刻骨的仇恨

,使得他無法抑制自己胸中的情感,無法控制手中的這支筆。 

  通觀《祭侄稿》,怎能想像顏真卿會把原本一篇普普通通的祭奠文字寫得這樣奇崛

雄健,這樣浩氣充塞。江河翻湧,山巒崩催,天塌地陷也不過如此。一千多年來,顏真

卿的《祭侄稿》不僅被公認為是顏氏行書中的頂峰之作,而且在中國書法史上被稱作繼

東晉王羲之《蘭亭序》之後的「天下第二行書」。 

  顏真卿書法的特殊意義在於他「一變古法」。   

  王羲之確立的書法傳統與風貌,從東晉到晚唐四百年來一直延續。歷代書法家們雖

然各出機杼,但基本上都是繼承有餘,創變不足。而顏真卿從王羲之那裡繼承了書法傳

統的基本原則,在繼承的基礎上又完成了中國書法史上的一次革故鼎新的風格轉換,創

造性地賦予了書法一種嶄新的形神風貌,令人耳目一新。顏真卿將魏晉以來的真書和初

唐開始的楷書在結體、筆法、形態方面都進一步規範,使楷書成為一種完全成熟的新的

書體。 

  顏真卿的一生活了七十七歲,後人按顏體楷書的發展變化和與之對應的年齡將顏真

卿的書法創作劃分為小顏、中顏和老顏三個階段。 

  《多寶塔感應碑》是顏真卿44歲時所作,可以看出,顏真卿此時的楷書仍然是從初

唐大書法家褚遂良那裡繼承而來。從這個時候一直到他五十歲的顏氏書體,被後人稱為

「小顏」, 「小顏」是他初步確立自己 

「顏體」面目的階段。在這一階段,顏體的繼承還多於創新。經過書法前賢張旭的指點

,顏真卿欣喜地說:「自此得攻書之妙,於茲五年,真草自知可成矣。」意思是說,我

已經得到了學書之法,從現在算起,五年之內,我的楷書和草書必成大器。 

  中國書協技術委員會委員鄭歌平:「「中顏」是指顏真卿五十歲至六十五歲之間。

他63歲所書寫的《麻姑仙壇記》這個碑,顏體楷書已經完全成熟。筆畫,結體和布白都

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面目。至此顏真卿已經是一變初唐以來的那種楷書風貌,這種風貌是

,前者側,後者正;前者妍,後者比較粗壯;前者雅,後者宜;前者瘦,後者顯肥;前

者法度深藏,後者有法可循;前者潤色開花,後者元氣淋漓。」 

  「老顏」一般是指顏真卿六十五歲以後的書法創作,在這一階段,顏真卿書寫了大

量的書法作品,顏體從成熟中加以神奇變化,一日有一日之進境,一碑有一碑之異彩。

唐大曆十四年,公元779年所立的「顏君神道碑」,因為是顏真卿為他的曾祖父顏勤禮所

立,所以後人稱其「顏勤禮碑」。宋代歐陽修在《六一集古錄》中曾經對此碑專門收錄

記載。可是這塊石碑在北宋元祐年間忽然神秘失蹤了,一直到公元1922年,陝西省在修

繕省長公署的時候,竟意外地在公署的後院深土地下發掘了此碑。出土的時候,這塊代

表了顏真卿書法最高藝術成就的碑刻,除了石碑中部斷裂,其他部分都鋩鍛如新,顯得

神採奕奕。「顏勤禮碑」是傳世顏書石刻中保存最為完好的。 

  宋代大詩人陸遊在他的詩中寫到「學書當學顏」。這句話也許僅僅是陸遊在學習書

法時的一點個人體會,卻成為後世流傳最廣的一句學書箴言。 

  廣德二年,公元764年,顏真卿被唐代宗李豫封為魯郡開國公,後人稱他「顏魯公」

即由此而來。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李希烈謀反,叛軍攻陷了汝州。宰相盧杞乘機剷除異己,加

害顏真卿。他向德宗李适(kuo)建議,說李希烈「年少驍將,恃功驕慢,將佐莫敢諫止

;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為陳逆順禍福,不可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

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糊塗的德宗皇帝準奏,著令顏真卿去傳聖諭

,招降納叛。 

  顏真卿受命後「不宿於家,親黨不遑告別」,立即動身,前往許昌。消息傳開,舉

朝震動。有大臣急忙上疏德宗,說派顏真卿去宣諭萬萬不可,結果只能是「失一元老,

為國家羞,請留之」,請求德宗收回成命。 

  《中國書法全集》主編劉正成:「顏真卿比別人更明白盧杞的險惡用心,他平靜地

寫好給兒子和家人的遺書,要他們「奉家廟,撫遺孤」,這可以看出顏真卿是抱著赴死

的決心去執行這個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西北大學教授李志慧:「果然呢他一到許州,就被李希烈扣留了。李希烈先是向他

利誘,讓他給唐德宗上書,製造一個李希烈願意「罷兵馬」的假象。又請他做自己的宰

相,被顏真卿毅然而然地拒絕了。李希烈惱羞成怒,於是呢又對顏真卿進行威脅,揚言

要把顏真卿活埋,或者燒死。而且他問顏真卿,你知道顏杲卿是怎麼死的麼,顏真卿微

微一笑,你知不知道顏杲卿是我的族兄。顏氏一門沒有投降之人。於是顏真卿給朝廷寫

了遺表、給自己寫了墓志銘,給自己寫了祭文。在這祭文之中,他嚴正地寫道「天之昭

明,豈可誣乎!有唐之德,則不朽耳!」。在貞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85年的八月在蔡州

就是現在河南的汝南龍興寺中顏真卿被縊死。」 

  聞聽顏真卿遇害,三軍將士紛紛痛哭失聲。半年後,叛將李希烈被自己手下人所殺

,叛亂平定。顏真卿的靈柩才得以護送回京,厚葬於京兆萬年顏氏祖塋。德宗皇帝痛詔

廢朝五日,舉國悼念。德宗親頒詔文,追念顏真卿的一生是「才優匡國,忠至滅身,器

質天資,公忠傑出,出入四朝,堅貞一志,拘脅累歲,死而不撓,稽其盛節,實謂猶生

」。 

  歷代評價顏真卿,首先對他道德君子、忠臣烈士的一生不惜筆墨,給予極高的讚譽

。顏真卿一生在玄宗、肅宗、代宗、德宗四朝天子為臣,最終為唐王朝而捨生取義、殺

身成仁。 

  南京顏魯公祠,九十歲高齡的當代女書法家蕭嫻題寫了「丹心臣子,熱血書家」八

個大字,概括了顏真卿的一生。 

  千百年來,在中國書法藝術的道路上走來多少文人雅士、筆墨書家,而顏真卿的書

法藝術實踐在中國書法史上是有其特殊地位的,他雖然沒有戴上「書聖」的桂冠,但在

歷朝歷代書法家們的心中,他足以和書聖王羲之比肩。王羲之以「中和之美」築起中國

書法的第一座豐碑,顏真卿則是以他的「氣格之美」樹立起中國書法的又一座高峰。顏

真卿完成了中國書法史上的一次偉大的變革,顏體書法創造性地賦予了中國書法前所未

有的精神風貌,顏體書法的端莊威重、崇高神聖令人不得不肅然起敬。顏真卿曾經說過

:「行百裡者半九十裡,言晚節末路之難也。」「蓋太上有之德,其次有之功,是之謂

不朽。」顏真卿把儒家宣揚的道義風範和理想人格通過他的人生實踐和筆墨藝術得以形

象外化。從顏真卿的書法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顏真卿那溫良謙恭、磊落巍峨、剛正

不阿、憂國憂民的品質和修養。以至於後世宋代大文學家歐陽修感慨地說:「顏公書人

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嚴尊重,人初見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愛」。

之四:尚意領袖

  在被稱為人間天堂的杭州,最引人入勝的是風光如畫的西湖。讚美西湖的詩詞汗牛

充棟,但是其中最為經典、最為貼切、立意最高、遣詞最妙的恐怕是那首:「水光瀲灩

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直把西湖比西子,濃妝淡抹總相宜」。僅僅28個字,唱出了

西湖的一切美好。把西湖的陰晴擬人化地比作美女西施的濃妝淡抹,此詩一出便萬口流

傳。從此西湖又多了一個好聽的名字-西子湖。這首詩的作者就是距今已經900多年,時

任杭州太守的蘇軾所做。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四川眉山人,生於宋仁宗景祐三年,也就是公元一○

三六年。 

  賞西湖美景令人大飽眼福,吃「東坡肉」又是大飽口福了。相傳杭州百姓為感謝太

守蘇軾浚湖築堤、造福一方的政舉,「抬豬挑酒」送到蘇軾門前。蘇軾讓家人按他的方

法把肉烹製,犒勞大家。百姓們感激蘇軾的情意,遂稱用這種方法烹製的肉為「東坡肉

」。消息傳開,城裡大小菜館也紛紛效仿,至今「東坡肉」已有900多年的歷史了。在今

天的杭州城裡,還有很多很多和「東坡」兩個字聯繫在一起的景物,人們為了紀念這位

偉大的人物甚至把他和這座城市聯繫起來了。 

  蘇軾和他的父親蘇洵、弟弟蘇轍,在中國文壇上都享有盛名,後人稱他們為「三蘇

」。唐宋散文八大家中,蘇氏父子佔得其三。中國古代啟蒙教材「三字經」中就有:「

蘇老泉,二十七,始發奮,讀書籍」,說得就是蘇軾的父親蘇洵。在蘇軾的家鄉四川眉

山有歌謠說:「眉山生三蘇,草木盡皆枯」,這意思就是說眉山的草木在三蘇面前都枯

萎了,一點顏色都沒有了。之所以這樣,原來是顏色全跑到三蘇的身上去了。 

  蘇軾21歲時,就與父親、弟弟一道,赴京參加科舉考試。當時任主考官的正是那篇

流傳千古的散文《醉翁亭記》的作者、大文學家歐陽修。蘇軾的試卷《刑賞忠厚之至論

》令歐陽修眼前一亮,情不自禁地拍案叫絕。他明顯地感覺到了這個年輕人的不同尋常

,感嘆道:「三十年後,沒有人會再提起我,人人都會談論這個叫蘇軾的人的。」歐陽

修為蘇軾的才氣所震撼,他為大宋朝能出現蘇軾這樣的才子連呼「可喜、可喜」。在欣

喜之餘,歐陽修感慨地說:「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 

  今天的我們應該為歐陽修900多年前閱卷時的那雙慧眼感嘆,為蘇軾能碰到歐陽修這

樣善於識才的伯樂感到慶幸,更要為歐陽修「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的高風亮節

擊節叫好。 

書法經過初唐四傑到晚唐的顏真卿、柳公權,才算是徹底完成了楷書的成熟過程,楷書

的創作也發展到了盡善盡美的階段,同時也進入了法度森嚴的階段,形成了唐朝「尚法

」書風。 

  從唐末經過五代十國到宋初,「尚法」書風一直沿襲下來。有法可依固然使得書法

有了規矩和標準。但是,書法畢竟是人類精神的產品、藝術的創造,過於嚴謹的法度必

然會限制人的創造性。宋初的書壇,缺乏引領時代風氣的書法大家。歐陽修認為:「書

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廢於今」,感嘆當朝沒有可以與前朝書法大家相抗衡的書法家

。歐陽修感嘆「莫廢於今」的局面沒過多久就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產生的根本原因正

是因為蘇軾的出現。 

  浙江大學古典文獻學博士後張傳旭:「緊跟著晉唐這樣一個文藝繁榮、大師輩出的

時代之後,要想在藝術上自成一家,有所突破,那必須獨闢蹊徑。所以最早是由蘇軾提

出了尚意的口號。」 

  宋代的大書家有一個明顯區別於其他朝代的特點,他們的文人修養之高是歷代書家

所無法比擬的,而蘇軾就是其中最傑出的代表。宋代自蘇軾開始,那些著名的書法家,

不論他們曾經做過什麼官,他們首先認定自己的身份是文人,心態自然也應該是文人士

大夫心態。以蘇東坡為代表的宋人書法,追求的是以文章才學為根基的個體心性的自然

流露,這就從根本上突破了唐朝以來以書寫法度為要義的風氣,而將藝術素質作為書法

要義推到至高無上的位置。宋朝的文人們更願意寫出屬於自己的那份閒情逸緻,在書中

同樣流露出屬於自己的率真性情。這也就是「尚意」書風的思想基礎。 

  蘇軾的兒子蘇過在評論父親書法時說,他「並無意於以書自名,其書亦不過是其人

的那種至大至剛之氣,發於胸而應之手罷了」,這就是說蘇軾的書法只不過是他超然物

外、意欲「乘風歸去」精神的自然流露。蘇書那種傲岸磅礴、瀟灑出神的風格特徵也正

與蘇軾本人英風逸韻、飄然欲仙的風採互為表裡。 

  唐代大詩人杜甫說:「書貴瘦硬方通神」,這說明當時的人們是非常推崇瘦硬書體

的。到了宋徽宗趙佶,更把瘦硬書體發揮到了極致。蘇軾卻針鋒相對地提出了自己的藝

術觀點,他說:「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

憎?」明確提出「短長肥瘦各有態」的主張,認為楊玉環和趙飛燕一肥一瘦,但並不妨

礙她們都是傾城傾國的美女,只不過她們美的風格不同罷了。 

  北宋的建立,結束了中國在唐以後五代十國的大分裂局面。可是北宋對外,處在中

國北方少數民族政權軍事威脅下。對內,大大小小不同的政治勢力結成朋黨,新舊黨爭

從來就沒有間斷過。神宗皇帝也有心改變這樣的局面,於是變法求新的重任落到了宰相

王安石的肩上。 

  27歲的蘇軾懷有一腔報國的熱忱,從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張

。但是蘇軾的謀劃與王安石的設想存在很大的差異。例如,王安石提出要改變法制,蘇

軾卻初生牛犢不怕虎,公然上書皇帝說:「臣竊以為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

下之所以不治,失於任人,非法制之罪也」。王安石要變法科舉,蘇軾又上《議學校貢

舉狀》,再次反對王安石的主張。 

  蘇軾的文章詩詞在社會上深得人們喜愛,不僅市井百姓喜愛、文人士大夫也喜愛。

皇帝不喜歡他這個人,但是對蘇軾的詩詞文章也是愛不釋手。因此,蘇軾的文章詩詞流

傳很快、很廣。他完全忘記了還有那麼多雙仇恨的眼睛在盯著他,沒有想到危險就在身

旁,必欲除掉他而後快的人無所不在。 

  元豐二年,也就是公元1079年,對蘇軾早就心懷不滿的一些人摘取蘇軾詞句中的句

子加以分析後上奏皇帝,說蘇軾「銜怨懷怒」、「包藏禍心」。如此大罪可謂死有餘辜

了。元豐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蘇軾被捕,押解京師。史書記載了當時的情景:「頃刻之

間,拉一太守,如驅犬雞」。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烏臺詩案」。好在京城替蘇軾說話

的人很多,加之仁宗皇后也親自出面求情,蘇軾這才獲赦出獄,發配黃州。 

  首都師範大學書法文化研究所教授葉培貴:「黃州是蘇軾這一生比較特殊的待過的

一個地方,他因為烏臺詩案被貶到黃州擔任團練副使。這個職位實際上是個虛的,主要

的任務是反省自己的錯誤。因為這樣一個背景,所以他在這裡面其實過的是相當的不痛

快。那麼來到黃州以後,他想起了白居易的一首詩,叫東坡種花詩。當時白居易也是因

罪被貶,寫下這首詩的。兩個人的情境非常的相似。所以他就取了東坡作為自己的號,

稱做東坡居士。」 

  「烏臺詩案」給蘇軾的打擊是相當沉重的,他因言惹禍,結案後被貶到荒僻的黃州

,也不得不為溫飽奔走道途。他嘆他自己:「自笑平生為口忙。」放逐的生活使他的思

想和文風發生了變化。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仗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望卻營營,夜闌風靜縠(hu)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 

  《寒食帖》是蘇軾被貶謫黃州第三個年頭的三月初七寫下的兩首詩。因其第一句是

「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後人稱其為《黃州寒食詩帖》,這是蘇軾存世作品中最

為精彩的代表作,被後世譽為「天下第三行書」。 

  蘇軾在《黃州寒食詩帖》中情感波瀾起伏。前七行書家的心境還比較平和,書寫中

規中矩,結字以扁平為主。隨著情感逐漸向激越過渡,用筆也逐漸沉著痛快,字形出現

正斜交替變化,用筆無拘無束,率意奔放。書到後面,越發恣肆揮灑,特別是「哭塗窮

」這三個字,字形猛然放大,突兀地出現在讀者眼前,產生了令人心驚膽戰的視覺衝擊

力。隨著「死灰吹不起」全文戛然而止。 

  《黃州寒食帖》的書法藝術語言運用得爐火純青、恰到好處。凝重與流動、豪放與

平和,有機地融為一體。如果我們再把作者所表達的心境和書法綜合起來觀看,一幅日

暮途窮,「斷腸人在天涯」的場景會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讀著這樣的文字,一股悲

涼之氣,充塞胸襟。在手稿的結尾作者並沒有落上自己的名款,僅「右黃州寒食二首」

便草草結束了。這在蘇軾傳世作品中是絕無僅有的。我們可以揣測蘇軾的心情,在這個

暮春季節,面對連綿不斷的淫雨,外面到處是一片泥濘,一片蕭瑟,書家病後初愈,面

對空灶溼柴,冷清之極,遙望家鄉,雲路隔斷。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此情此景,

令人不忍卒讀。 

  蘇軾作為宋代書壇「尚意」書風的開山之人,終其一生推崇王羲之、王獻之父子,

他推崇二王書法的「絢爛至極,復歸平淡」,王羲之那種不激不勵、平淡深邃的書法風格

是蘇軾心中的最高典範。而蘇軾對唐代書法整體上評價並不高,認為唐人一味追求形式

,缺乏新意。「尚意」書法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對於唐代「尚法」書風都是一

種背叛或者說挑戰。但是在他需要明確指出一個他心目中最好的書法家時,蘇軾卻偏偏

沒有提及書聖王羲之、也沒有提王獻之。而是出人意料地把這個惟一的選擇獻給了唐代

的顏真卿。在唐代書家中,蘇軾惟對顏真卿情有獨鍾。在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總體評價

時,他說:「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

變,天下之能事,畢矣。」 

  他認為杜甫的詩、韓愈的文、顏真卿的書法、吳道子的繪畫至善至美,能達到他們

的程度,天下所有之能事,就可以到此為止了。 

  那麼,為什麼在這樣的時刻書聖王羲之卻沒有進入蘇軾的法眼呢? 

  《中國書法》雜誌社編輯部主任朱培爾:「是因為他在書法標準之外,更看重顏真

卿的人格魅力。在蘇軾的眼中,顏真卿其實是最符合儒家道德傳統的正人君子,這個方

面他佔的比重非常大。宋朝人論書往往把書品和人品聯繫起來,蘇軾也是贊成「書如其

人」、「書為心畫」的觀點。」 

  元祐元年(1086年),哲宗趙煦登基。小皇帝年方九歲,由祖母高太后攝政。高太后

是反對變法的。她對蘇軾的才華頗為賞識,於是重召蘇東坡回京。在政治漩渦中浮沉起

落的蘇軾這一次迎來了他仕途最光明燦爛的一幕。 

  高太后垂簾聽政,給保守派東山再起提供了條件,他們紛紛要求廢除王安石變法,

徹底恢復舊制。但是這時的蘇軾已經不再年輕了。他認為對變法應該留利去弊。這自然

又引起動蕩,於是有人將他比做第二個王安石。這一次不但改革派反對他,保守派也開

始反對他。或許是看到自己的處境又一次陷入艱難,蘇軾心灰意冷。元祐四年(1089年)

三月,他以龍圖閣學士出任杭州。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蘇軾貶謫惠州。紹聖四年,又是一紙貶書飛來,

蘇軾再次被貶海南的儋州,真正是到了天涯海角。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哲宗駕崩,即位的是宋徽宗,許多流放邊地的大臣接詔內

遷,蘇軾也在其列。在天涯海角度過四年艱難時光、已經年過花甲的蘇軾根本沒有想到

此生竟還能活著回去。回首多年的經歷,蘇軾情不自禁,吟誦道:「心似已灰之木,身

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在回師北歸途經瓊州海峽時,蘇軾寫下了他一生中最後一件書作《江上帖》。《江

上帖》用筆雄健,結字精美,章法自然,表現出他睥睨一切的氣概和「人書俱老」的境

界。後人從筆跡中可以看出,蘇軾寫此帖時用筆已經出現顫抖,這是垂暮的病態顯露。

蘇軾寫下《江上帖》三個月後,他便與世長辭了。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蘇軾病逝

於常州,終年六十六歲。據東坡先生墓志銘記載,蘇軾去世的消息傳出,「吳越之民,

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與吊於家;訃聞四方,無賢愚皆諮嗟(jie)出涕」。 

  在蘇軾去世一年後,朝廷對蘇軾的態度突然轉變,皇帝頒旨,嚴令禁止蘇軾的詩集

文章,搗毀刻有蘇字的石碑,銷毀蘇軾的書法作品。 

  蘇軾在詩中寫道:「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他認為只有胸中萬卷詩

書,才能夠筆下通神。蘇軾是中國古代最先提倡提高書家知識修養的人,他說「作字之

法,識淺、見狹、學不足三者,終不能盡妙」。主張書家從對書法形成的依附中解放出

來,書家的學識修養直接決定他的書法境界。黃庭堅評價蘇軾:「東坡簡札,字形溫潤

,無一點俗氣。胸中有書數千卷,則書不病韻」,這就解答了為什麼蘇軾書法「無一點

俗氣」的問題,蘇軾書法中所充盈的文章學問之氣,淋漓盡致地從筆墨之間散發出來,

這種濃鬱的文人氣息,自宋以來,一直影響了中國書法藝術道路900多年,直到今天。

之五:悲情書家

  明代著名學者何良俊說「自唐以前集書法之大成者,王右軍也;自唐以後集書法之

大成者,趙集賢也」。這個自唐以後集書法之大成者說的就是元代大書法家趙孟頫。 

  趙孟頫開創的回歸魏晉、回歸傳統的書風一直影響了中國書壇幾百年,直到今天,

他的影響依然存在。趙孟頫是一個非常全面的文人,他的書法瀟灑中見高雅,秀逸中吐

清氣。他的繪畫開宗立派,是文人畫派的一代宗師。他通音律,著有音樂專著;他的詩

文清邃奇逸,讀之使人有飄飄出塵之想。元代詩人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為書畫所掩,

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趙孟頫在書畫方面的名聲

太大了,以至於遮掩了他在其他方面的名聲。就是這樣一個人,在他的身後,卻一直存

在著「譽之甚隆」和「毀之甚烈」這樣兩種截然對立的評價。那麼為什麼在趙孟頫身上

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趙孟頫又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道人。浙江吳興人。趙孟頫的血統是正宗而高貴的,他是

趙宋王朝的後裔。他的十世祖先可以追溯到宋太祖之子八千歲趙德芳身上。雖然出身高

貴,但趙孟頫的青少年時代卻是在坎坷憂患中度過的。他的父親官至戶部侍郎,優越的

家庭環境給了幼年的趙孟頫以良好的文化薰陶。不幸的是在趙孟頫十一歲時父親便去世

了。 

  趙孟頫自幼聰敏,讀書過目成誦。十四歲時,趙孟頫便擔任真州司戶參軍,他把這

個職務看做是報效朝廷的機會和實現抱負的起點。但南宋王朝其時已如大廈將傾,朝不

保夕。他一心想為之效力的朝廷已然是風雨飄搖,這個搖搖欲墜的王朝大廈已經託不起

趙孟頫的夢想了。隨著南宋的滅亡,趙孟頫不得不閒居家中。 

  在閒居的日子裡,趙孟頫苦研學問,沉浸於詩文書畫之中。當時的趙孟頫已然是吳

興一帶傑出的青年才俊了,最先推薦趙孟頫出山的是吏部尚書夾谷,他力推趙孟頫為翰

林國史院編修官。然而這時的趙孟頫卻無心在元朝做官,他婉言謝絕了夾谷的推薦。他

在《贈別夾谷公》的一首詩中這樣寫道:「青青蕙蘭花,含英在林中。春風不批拂,胡

能建幽心」。趙孟頫借山中靜靜開放的蕙蘭花婉轉地表達了自己寧願閒居在山林,也不

願出去做官的心情。

  然而幾年之後,趙孟頫卻改變了初衷,他沒有能像蕙蘭花那樣,靜靜地在深山中開

放。最終還是做出了出山的選擇。趙孟頫到達元朝的統治中心元大都後,立即受到了元

世祖忽必烈的接見。看到趙孟頫相貌清奇,器宇軒昂。忽必烈大為讚嘆, 

  「以為是神仙中人」。最高統治者的親切會見,使得年輕的趙孟頫熱血沸騰,不禁

有些飄飄然起來。趙孟頫表示:「士少而學之於家,蓋亦欲出而用之於國。」 

  此時的他決心要用自己的所學到的知識來報效國家了。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趙孟頫終於開始對自己的出山感到懊悔了。三十七歲時,入

京四年的他寫下「誤落塵網中,四度京華春」的詩句。其後趙孟頫所做《罪出》一首詩

中,他內心的悲傷更是溢於言表:「在山為遠志,出山為小草。古語已云然,見事苦不

早。平生獨往願,丘壑寄懷抱。圖書時自娛,野性期自保。誰令墮塵網,婉轉受纏繞。

昔為海上歐,今如籠中鳥。哀鳴誰復顧,毛羽日催槁。」從這首詩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

到趙孟頫內心的矛盾和痛苦。想為國盡力,又深知自己的特殊身份。自己寄人籬下,雖

然榮華富貴,卻事事堪慚。 

  他像一隻籠中的小鳥在哀鳴,只能任由「毛羽日催槁。」這種痛苦的心情無法向人

訴說,因此只能從佛教教義中求得解脫,他拜高僧為師,與夫人管道升一同作了虔誠的

佛門弟子。 

  趙孟頫的痛苦並不在於他的懷才不遇,無時無刻擠壓在他心口的巨石恰恰是他太熟

悉太了解的儒家道德規範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一士二主的所為是與這個規範截然相悖

的,他的心靈時時刻刻都在經受這條無形鞭子的抽打。在元代,當時的漢族知識分子似

乎能夠理解趙孟頫,並對他推崇備至。但到了漢族重新統治的明代,對於趙孟頫的議論

卻越來越多。 

  雖然衡量文人和衡量浴血疆場的將士標準不一,但是在歷史上也不乏慷慨赴死、英

勇就義的事例。在趙孟頫出生之前570年的唐貞元元年,唐朝的三朝元老、光祿大夫、大

名鼎鼎的書法家顏真卿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以七十五歲高齡,抱著必死的決心,奉旨到

叛軍營中招降。面對叛將的威脅利誘,顏真卿大義凜然,慷慨赴死。在趙孟頫去世220年

之後的明末清初,福建的黃道周作為明朝的遺臣,儘管為官時因為直言,被廷杖、被囚

禁、被革職,多次受到崇禎皇帝處罰。但當清兵攻進北京時,已經身為庶民的黃道周毅

然在故鄉起兵,抗清失敗,面對屠刀,寧死不降。他和追隨他一同赴死的四個學生一起

,談笑自若,在南京引頸就戮。他們死得壯烈,博得了後人的稱讚和景仰。 

  和顏真卿、黃道周相比,趙孟頫的行為自然就形同變節事敵,猥瑣無骨。趙孟頫的

書法自然也受此牽連。明代的書法理論家項穆就曾以衛道的立場指斥「趙孟頫之書,溫

潤閒雅,似接右軍正脈之傳,妍媚纖柔,殊乏大節不奪之氣。」 

  清代馮班也說:「趙書精工,直逼右軍,然氣骨自不及宋人,不堪並觀也。」這些

評論儘管都肯定趙孟頫的書法是和王羲之一脈相承的,但同時又指出,趙孟頫書法中流

露出來一種缺乏氣節、缺乏骨氣的奴性。 

  這一切的罪惡之源就是因為趙孟頫「天水之裔」 卻「甘心仇祿」。既然你趙孟頫是

趙宋皇室的後裔,怎麼能甘心食仇敵俸祿呢? 

  首都師範大學書法文化研究所教授葉培貴:「明末清初的一個很著名的思想家同時

也是著名的書法家,同時他還是個醫學家叫傅山。是比較早的也是比較集中的對趙孟頫

出山這個問題提出反對意見的人。傅山本人是堅決不和清朝合作的。比較著名的例子大

家可能都知道,就是他為了不剃頭寧願出家做道士。同時穿紅衣服,為什麼呢,朱衣,

明朝的姓是朱,明朝皇族的姓是朱。」 

  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頒詔天下,令三品以上官員推薦「學

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朕將親試錄用」。傅山稱病推辭,陽曲知縣強行將傅山押

送北京,逼迫他參加康熙主持的考試。身至北京,傅山臥床不起,拒不參加考試。康熙

面對傅山如此之舉並不惱怒,反而詔令「傅山文學素著,念其年邁,特授內閣中書。」 

  如此隆恩,傅山卻絲毫也不領情,拒絕叩頭謝恩。就是這個寧死不做大清官的傅山

,在年輕時也曾經欣賞並學習過趙孟頫的書法。滿清推翻明朝之後,國破之恨無法釋懷

,轉而對「事敵」的趙孟頫變得極為鄙視,容不得趙孟頫的「貳臣」行為。他告訴他的

子孫說:「予極不喜趙子昂,薄其人遂惡其書」,「痛惡其書淺俗如無骨」。意思就是

說因為極端鄙視趙孟頫這個人進而才鄙視他的書法。 

  趙孟頫是無力改變現狀的。他只能在詩文中感慨人世的艱難了。「功名亦何有,富

貴安足計? 

  唯有百年後,文字可傳世。譬溪春水生,必志行可遂。閒吟淵明詩,靜學右軍字。

」這時的趙孟頫能夠靜下心來讀一讀古人的詩文,能夠心慕手追魏晉書風,寄情於書法

藝術,已經成為趙孟頫擺脫內心痛苦的精神寄託了。 

  元貞元年,元世祖忽必烈去世,趙孟頫藉口身體有病,終於返回了闊別多年的故鄉

吳興。 

  趙孟頫在江南閒居四年,無官一身輕,寄情山水,頗感自在。他時常到山清水秀、

人文薈萃的杭州活動,與四方才士常聚於西子湖畔,談藝論道,揮毫遣興。在書法實踐

中,他極力推崇東晉書聖王羲之,他認為,王羲之能夠「總百家之功,極眾體之妙」,

而達到「盡善盡美」的藝術境地」。趙孟頫以魏晉法度為書法藝術的理想境界,他說「

古法終不可失」,得古法者品位自然就高。所以說如果元代的書法潮流是復古,而高舉

復古大旗的這個人就是趙孟頫。 

  大德三年,趙孟頫被任命為集賢直學士,官職雖然沒有升遷,但此職並不需要離開

江南,在這個職位上,趙孟頫一直幹了十一年。 

  皇慶三年,隨著仁宗即位,趙孟頫的命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據《元史》記載,

仁宗非常器重趙孟頫, 

  他說:「文學之士,世所難得,如唐李太白,宋蘇子瞻,姓名彰然,常在人耳目。

今朕有趙子昂,與古人何異。」仁宗皇帝把趙孟頫比做唐朝的李太白和宋朝的蘇東坡。

那麼他今天擁有了趙孟頫,與擁有李白、蘇軾的唐、宋皇帝便沒有了區別。得意之情溢

於言表。延佑三年七月,趙孟頫被拜為翰林學士、榮祿大夫,官至一品,備受帝王恩寵

。至此,趙孟頫的政治地位達到了一生中的頂峰。 

  然而趙孟頫面對功名利祿,內心的痛苦仍然不能緩解。回顧自己的一生,他感慨萬

千,不禁悲從中來:「齒豁童頭六十三,一生事事總堪慚。唯餘筆硯情猶在,留與人間

作笑談。」牙齒和頭髮都已經掉光了,在自己六十三年的生命歷程中,除了書畫尚可聊

以自慰外,其他一事無成,令他感到慚愧。 

  趙孟頫的夫人是著名的女詞人管道升,她深知趙孟頫的內心痛苦,曾填詞勸慰趙孟

頫說。「人生貴極是王侯,浮名浮利不自由。爭得似,一扁舟,吟風弄月歸去休!」她認

為富貴名利都不及自由更可寶貴,不及駕一葉扁舟,吟風弄月來得痛快。 

  延佑五年,管道升病逝。相濡以沫的夫人離他而去,趙孟頫受到的打擊可想而知。

其間,仁宗、英宗數次召他赴京,但此時的趙孟頫早已是心力交瘁,根本無心於朝政了

。 

  1322年的6月,趙孟頫無疾而終,享年六十九歲。 

  北京師範大學藝術與傳播學院教授倪文東:「蒙古族統治的元朝,到後來的明朝,

這樣一個過渡時期我覺得趙孟頫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那麼這個過渡人物,能夠在

少數民族統治這樣的時代,能夠使傳統的這種漢族書法發揚光大、尊崇傳統,我覺得他

的這個路子走得非常巧妙,幹什麼呢?他復古,復古幹什麼呢?以復古來創新。」 

  趙孟頫書法的溫雅秀潤是前無古人的,後人稱其「肉不沒骨,筋不外透,雖姿媚溢

發,而波瀾老成,譬之豐肌玉環,作霓裳舞,誰不心醉?」 

  趙孟頫書法是秀潤之美的典型,如同王羲之書法的中和之美、顏真卿書法的氣格之

美一樣,是無與倫比的。 

  趙孟頫作為元代地位最為低下的「南人」,卻能夠官至一品,名滿四海,這在元代

歷史上獨一無二。儘管如此,痛苦而壓抑的心態依然伴隨著他的一生,使趙孟頫成為一

個悲劇人物。但是由於趙孟頫的出現,元代的書畫風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蒙古大汗的

鐵騎徵滅了南宋,趙孟頫則以優秀的漢文化藝術徵服了大汗的子孫。一個偉大的藝術家

,做到了薪火不滅、古法不失。 

  對於這樣一個嘔心瀝血,把一個文人的微薄之力發揮到極致的人,我們還能苛求他

什麼呢? 

  在趙孟頫身後700多年來,他的聲譽一直受到損毀,他的書法成就也一再受到貶低和

忽視,他的歷史貢獻被打了折扣。這一切無一不是和沉浸在中國文人血脈當中的儒家倫

理道德規範密切相關。 

  趙孟頫在個人內心極度痛苦的狀態下,忍受著世人所無法理解的心靈折磨,把中國

的書法藝術在元代得以傳承並發揚光大。由於他的作為,在中華民族文明史上同樣樹立

起一座豐碑。 

  曾經對趙孟頫深惡痛絕的傅山,到了晚年,對趙孟頫的評價產生了根本的變化。他

在《秉燭》一詩中寫道:「秉燭起長嘆,其人想斷腸。趙廝真足奇,管婢亦非常。醉起

酒猶酒,老來狂更狂。斫輪餘一筆,何處發文章。」 

  令傅山在深夜秉燭長嘆,輾轉難眠,他思念的人到底是誰呢?從詩中可以看出,這

個人正是趙孟頫。詩中用「足奇」、「非常」這些詞彙,充分表達了詩人對趙孟頫的敬

佩。這時的傅山開始理性地看待趙孟頫了。也許是隨著清朝統治的逐步鞏固,明亡的歷

史不可更改;也許傅山也意識到薪火相傳的意義?不管怎麼說,這時的他也許才領悟到

趙孟頫把自己的理想和抱負寄託於手中的管筆之上是多麼難能可貴。

之六:淡筆尚書

  清乾隆年間,嘯園主人、著名的收藏家沈古心在園內建造藏書樓時,將他用畢生心

血收藏的書法墨跡《戲鴻堂帖》,請篆刻名家刻碑鑲嵌於迴廊壁之上,作為鎮宅之寶。

《戲鴻堂帖》的書寫者就是明代最負盛名的書畫大家董其昌。 

  董其昌,字玄宰,號思白,生於公元1555年的松江華亭,董其昌曾經官至禮部尚書

,權高位重。但是後人知道董其昌的卻往往不是因為他那顯赫的官職,真正使他聲名遠

揚的是他那影響後世長達三百多年的書法藝術。 

  據《明史?文苑傳》記載,董其昌在世時已經「造請無虛日,尺素短箋,流布人間,

爭購寶之。」 

  到了清代,康熙、乾隆皇帝都對董其昌的書法作品愛不釋手,以為楷模。歷經三百

多年的滄桑,又有帝王的備至推崇,難怪李鴻章在嘯園不惜留下惡名,也要把董其昌的

書法碑刻掠為已有了。 

  董其昌出生在一個窮困的鄉村秀才家中,據《雲間雜識》記載:「董思白為諸生時

,瘠田僅二十畝。」貧瘠的二十畝土地要維繫一家人的生活,其艱難是可想而知的。生

活的窘迫激發了年輕的董其昌一心要走科舉入仕之路。他潛心學習經史,鑽研八股文章

。很顯然,董其昌走科舉入仕的路是為了出人頭地,光宗耀祖。而走上書法藝術道路,

成為明代書法的開派之人卻完全是出於一個偶然的原因。 

  董其昌在自己的書論《畫禪室隨筆》中,這樣記述了自己這段特殊的學書歷程: 

  「郡守江西衷洪溪以餘書拙置第二,自是始發憤臨池矣。吾初師顏平原《多寶塔》

,又改學虞永興。以為唐書不如晉魏,遂仿《黃庭經》及鍾元常《宣示表》,凡三年,

自謂逼古,不復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因為我書法不好而

被剝奪了本該是我的第一,因此發奮向書法前輩學習。先學唐代大師顏真卿、虞世南。

之後覺得魏晉書法更為風流,於是,又臨王羲之和鍾繇。這樣苦學三年,已經深得古人

之法。文徵明、祝枝山這樣的本朝大書法家們已經不看在眼裡了。 

  可以說,青年時代這種咄咄逼人的進取勇氣,也正是董其昌日後書藝大進的巨大動

力。 

  據記載曾有落魄的大姓人家子弟以六十金出賣古人的墨跡,當時還困頓貧寒的董其

昌竟然拿出自己全部的教書所得購買下來,以致 

  「垂囊而歸」,這種舉動自然招來家人的責罵。董其昌對此毫不在意,相反,如獲

至寶的激動竟使他夜不能寐。他說:「吾度未即溝壑,不忍王謝子孫一寒至此,將使古

人手眼狼藉求田間舍翁。較論重輕,詎非罪過?」我再難也還沒有到窮途末路的地步,

怎麼能忍心看到他拿著這麼好的墨寶去求人呢?如果坐視不管,豈不是我的罪過嗎? 

  萬曆十七年,公元1589年,已經三十四歲的董其昌迎來了他命運中的一次重要轉折

。這一年,已經多次參加科舉的董其昌,終於得中進士,入北京翰林院學習。告別了散

淡的雲遊,董其昌終於開始了他嚮往已久的仕途生活。而這種生活等待他的又將是什麼

呢? 

  當時的北京,是明朝的文化中心,翰林院又是文人、學士雲集的地方,董其昌的同

僚都是來自各地的文章高手和丹青名士。特別是董其昌的老師、翰林院學士韓世能,此

人嗜書畫成癖,在當時是很有名氣的書畫收藏家和鑑賞家。這麼一個人出現在董其昌的

面前,是為大幸。董其昌一面聽從老師的教誨,一面又大量借閱平日裡難得一見的晉唐

法帖,「心摹手追至忘寢食」,短短幾年,董其昌書學大進,開始在京城漸漸有些名氣

了。 

  董其昌儘可能小心翼翼地履行著他「傳道授業解惑」的職責,授課之餘他幾乎從不

過問政治,即便如此,董其昌也還是難逃厄運,當他在授課時講解「治國平天下」儒家

學說,試圖去啟發這位失寵的皇長子的時候,終於災難降臨。萬曆二十六年,公元1598

年,他被排擠出京,調任湖廣副使。這一年,董其昌四十三歲,已是他踏入仕途的第十

個年頭。

  深感宮中是非莫測,宦海不定,董其昌乾脆稱病,不去赴任,他回到了松江,此後

在松江一住就是六年。 

  董其昌常常和友人泛舟浦江,即景乘興,潑墨山水,觀賞法帖,行筆揮毫。這個時

期的董其昌不遺餘力地搜集王羲之、米芾等諸多名家的法書,日夜賞玩臨摹,他的傳世

書法佳作《戲鴻堂帖》就是在這一時期問世的。 

  中國書協創作委員會委員鄭歌平:「可以說,董其昌不是一個創新派,他筆筆取法

古人,有本有源,但他又是一位明代的「開派」的大家。那麼值得我們研究的是,他是

怎麼開派的呢?董其昌有一個良好的習慣,也就是他臨書不死臨,正像他自己所說的這

樣:「臨帖如驟遇異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頭面,而應當是觀其舉止、笑語、精神

流露處。」 

  正當董其昌在江南遊目騁懷、放情山水的時候,朝廷的一道聖旨令他不得不再一次

告別已經過了六年的隱逸生活。 

  此番朝廷派他出任的是湖廣提學副使。提學的主要職責,是監督、巡查當地的學堂

以及其他教育事務,這本來應當是一個需要高度責任心的職務。但到任後的董其昌並沒

有認真履行他的職責,在遊山玩水之餘盡情地筆墨翻飛,似乎成了董其昌唯一樂此不疲

的事情。這到底是因為什麼呢?或許是六年的隱逸生活過於長久,使董其昌喪失了一個

朝廷命官對公務所應當具備的嚴謹和刻板?或許是湖廣一帶那些能夠給他帶來創作靈感

的山山水水使他心無旁騖?或許是朝廷的風雲變幻、官場的是是非非使他無所追求,心

灰意冷?還或許湖廣提學副使這個官職太小,董其昌根本就沒有放在眼裡呢? 

  在湖廣任職僅僅一年的董其昌,出事之後,反落了個無事一身輕,他返回故裡,重

新過上了那讓他得意的悠遊林泉、蕭閒疏曠的士大夫生活。董其昌朝夕以書畫詩文為樂

,佛學禪理寄情。他在一首小詩中這樣寫道:

  無邊蕙草嫋春煙,穀雨山中叫杜鵑。 

  多少朱門貴公子,何人消受靜中緣。 

  董其昌這次自作自受的官場失意,對於他來說非但沒有任何悔意,反倒是成為他求

之不得的結果了。 

  能夠安心消受靜中之緣,的確不是浮躁之人所能為之的。董其昌所追求的鬧中取靜

或許要得益於他對佛教的篤信。禪宗與道教相比是悲觀的,是美好理想幻滅的產物。自

然更加符合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在現實生活中被擠壓的心理狀態。被禪宗吸引的士大夫

,無不處在對封建秩序既依附又疏導的矛盾心情之中,因此也就更加容易接受禪宗這種

從不自由中追求自由的精神生活方式。 

  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明光宗朱常洛即位。這位當年的皇長子,忽然想起了曾經

給他講過課的董其昌。董其昌的才學和為人都給這位新皇帝留下過深刻的記憶,董其昌

的時來運轉自然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一道聖旨頒下,欽點董其昌任太常寺少卿、掌

管國子司業事,國子司即全國最高學府和教育管理衙門。浩蕩的皇恩使董其昌興奮不已

。然而就在董其昌即將動身赴京任職之時,卻忽然傳來了光宗朱常洛駕崩的消息。這一

噩耗對董其昌來說,就像是晴天霹靂。他仰天長嘯,痛感時運不濟。 

  雖然光宗朱常洛的短命,沒有讓董其昌走上教育天下英才的國子司業職位,但是在

天啟二年(1622年)董其昌還是被新皇帝朱由校招入京城。並在天啟五年(1625年),

出任南京禮部尚書。這是董其昌的第三次入仕,這時候的董其昌已經是一位古稀老人了

。 

   由於當時的黨禍酷烈,閹黨毒焰燻天,為了明哲保身免遭不測,董其昌在擔任尚書

一年後便再一次請辭官職,告老還鄉了。 

  這是董其昌的畫作《棲霞寺詩意圖》,這幅山水所描繪的是南京著名的棲霞寺。這

幅畫創作的時間是公元一六二六年,也正是董其昌再一次隱退的那一年。董其昌目睹了

眾所不齒的宦官奸黨魏忠賢最終掌管了朝政大權,而昔日與他同朝的許多大臣,都被魏

忠賢誣陷處死。在這幅畫中,董其昌描繪的佛寺隱隱約約地坐落在遙遠的山谷之中。這

或許表達了董其昌在當時混亂的政局之下,力圖找尋一方清靜之地的願望。 

  崇禎九年,公元1636年8月,八十二歲的董其昌走完了他的生命歷程。這一年,距董

其昌考中進士走上仕途整整48年。 

  究其一生,董其昌似乎一直處於一種矛盾之中。一方面是他對於仕途功名的切切向

往,另一方面當遇到政治風浪的時候,他又能心甘情願地棄官返鄉,去過他那種怡然自

得的隱士生活。如果說這是一種政治上的需要和智慧,是一種以退為進的人生經營的話

,那麼董其昌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為似乎又無所顧忌、有恃無恐。 

  董其昌的書法藝術以儒雅清淡和書卷氣濃鬱被世人稱道。然而「書品即人品」、「

書為心畫」等等這些衡量中國傳統書法最高藝術境界的尺度在董其昌身上似乎很難得到

清晰的解釋。幾百年來,人們對董其昌書法藝術的追捧從來就沒有中斷過,與此同時,

衡量傳統文人的價值尺度卻始終對董其昌有著更多的寬容。 

  中國畫研究院理論研究部副主任梅墨生:「趙孟頫和董其昌他們都曾經有過汙點,

在歷史上人們所謂的汙點。一般人們認為趙孟頫的汙點更大一些,他是所謂的二臣,宋

朝的宗室做了元朝的大官,備受皇帝的恩寵,就有點背祖離宗的意思,不肖子孫。而董

其昌所謂的這種汙點主要是他在鄉間,在他的家鄉,他的家人如何的霸道,當然也與他

的霸道有關係了。就是他的這種聲望、地位、家世,那麼就是在鄉裡橫行,乃至引起了

民憤和眾怒。所以這兩個問題雖然都是汙點,好像在中國人的習俗的觀念裡性質不同。

」 

  不管怎樣,作為書家個體,董其昌的確不失為一位引領時代書風的大家。他的書法

神韻令人折服,他的筆墨法則不僅影響了當時的審美取向,也深刻的影響了身後近300年

的大清王朝。 

  締造康乾盛世的康熙和乾隆兩位皇帝,都對董其昌的書法愛不釋手,並以董書作為

他們學習書法的楷模。 

  為了表示對這位書家的仰慕,康熙皇帝還在一次南巡時專程來到董其昌的故裡松江

,他利用檢閱士兵水操的空閒,來到董其昌的祠堂,揮毫寫就了四字匾額,書為「芝英

雲氣」,並稱讚:「華亭董其昌,書法天資迥異,其高秀圓潤之致,流行於楮墨間,非

諸家所能及也」。 

  帝王的偏愛,使董其昌的書法被尊崇到了空前的高度。董其昌的書體被衍生成為了

清代科舉考試的規範體例,這就是所謂的「館閣體」。一種對於書體的美學評判,在皇

權的幹預下轉換成了一種不可違背的規則。不可抗拒,只能遵從。董其昌決然不會料想

到,他的筆墨竟然對後世造成了如此深刻的影響。 

  歷史似乎在董其昌身上畫了一個頗有意味的圓圈。董其昌恐怕萬萬不會想到,當初

他自己因落筆不工而痛失入仕良機,但是在他去世幾十年後,莘莘學子們如果要想走上

仕途,首先就必須仿效他的一筆一畫,寫出屬於董其昌的書體來。董其昌一生倡導「臨

書不臨死」,而他身後的文人士大夫們卻在皇權的威懾下,必須拿出畢恭畢敬的態度來

臨摹董書。不但臨摹,而且必須是「死臨」,真正是「千人一面,全國一體」。如果不

是後來的鹹豐皇帝對董其昌的書法尊崇發生了改變進而引起所謂碑學派的陡然「起事」

,董其昌很有可能將一直作為後代的書壇正宗而被人頂禮膜拜。 

  作為一代書法大家,作為一位畢生都在追求文人理想的倡導者,面對這一切,董其

昌究竟是應該感到自豪還是應該感到悲哀呢?

之七:濃墨宰相

  乾隆四十七年,對於六十四歲的劉墉來說,是春風得意的一年。這一年,剛剛才過

了正月,雖然還是天寒地凍的季節,但劉墉卻在飛揚的雪花中早早地嗅到了春天的氣息

。這時候的劉墉雖然還在任湖南巡撫,但他已經接到了御旨,他被任命為左都御史,也

就是大清朝的監察院長官。他終於可以回到闊別多年的北京了。

  山東省書法家協會主席張業法:「劉墉除了他的政治身份以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身份,這一點,很少有人知道,但是對劉墉來說,這個身份對他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這

就是能夠讓他在中國歷史上佔據了一個重要地位的原因,那就是,他是清代著名的書法

家,是清代帖學的集大成者,後人稱他為「濃墨宰相」。」

  從乾隆十七年劉墉考中進士到擔任湖南巡撫,除了在乾隆四十一年,回京擔任過一

年內閣學士外,他就一直在地方上任職,從學政、知府進而攀升到了一省的方面大員。

從山西、陝西再到江蘇、湖南,二十多年的時間過去,劉墉也已經是一位鬚髮皆白的老

人了。但他又怎麼能甘心長期被排除在京城之外,只是做一個方面大員呢?劉墉的這種

不甘心是頗有些依據的,除了對權力的欲望外,還因為他有一個赫赫有名的父親,他的

父親就是他仕途生涯裡的坐標。

  劉墉的父親劉統勳剛正不阿,為官清廉,備受乾隆皇帝信賴,以至於乾隆讚嘆道:

劉統勳不愧為真宰相。在劉統勳政治生涯的巔峰時期,他既是內閣首輔同時又兼任軍機

處的首席大臣,作為臣子,這已經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力最高點了。

  乾隆三十八年,已經忙碌了一天的劉統勳奉旨入宮議事,他冒著寒冷的夜風走進轎

子。當他乘坐的轎子抵達東華門前時,轎夫打開轎簾,卻發現劉統勳已昏迷不醒。儘管

乾隆立即派御醫趕來搶救,但這位操勞了近半個世紀的老臣卻始終再沒有甦醒過來。誰

也不會料到劉統勳竟是以這樣的方式完成了他最後一次的奉旨入宮。對於這位股肱之臣

的去世,乾隆皇帝非常悲痛,親臨其喪。乾隆對劉統勳一生的評價是:神敏剛正,終生

不失其正。並把對臣子的最高諡號「文正」賜給了劉統勳。

  北京東城禮士胡同129號,這座四合院就是清乾隆時宰相劉統勳的府邸。劉墉自乾隆

十六年入仕以後,就住在父親府邸裡面。多年以後,再一次回到這裡,觸景生情的劉墉

,心中自然是百感交集。

  1782年對劉墉來說果然是一個好年份,這年11月,回到京城不久的劉墉在升任吏部

尚書後又被奉派在上書房,也就是皇子們讀書之處的最高行政官員,以後劉墉長期兼任

此職,這成為他一生中兼職時間最長的一個職務。

  11月的京城,天氣已經傳來絲絲涼意,然而劉墉的心頭,卻湧動著融融的暖意。他

知道,入主上書房責任重大,因為這個職務最有利於和皇子們建立起特殊的師生關係,

所以擔任這一職務意味著往往能受到皇帝的寵信和抬愛。當然劉墉也知道,今天自己能

夠和皇上寵信的滿洲貴族大學士三寶、嵇璜共同掌管上書房,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還是他那一筆出神入化的好字。

  劉墉的書法在當時就擁有很大的名氣。清代學者徐珂在《清稗類抄》中說:「諸城

劉文清書法,論者譬之黃鐘、大呂之音,清妙明堂之器,推為一代書家之冠。蓋以其融

會歷代諸大家書法而成自一家,所謂金聲玉振,集群賢之大成也。」

  劉墉書法的風格和明代以來帖學傳統最大的不同之處,便是他不追求一般學帖者習

慣的流暢婉麗或縱肆跳宕,而是以豐腴渾厚的點畫、率意鬆散的結字和濃重的墨色,成

功地營造出一種雍容、靜謐甚至還帶有一些慵怠落拓之相的美感。

  這裡是紹興蘭亭,1600多年前,被後世書家尊為書聖的王羲之就在這裡完成了中國

書法史上的偉大之作《蘭亭序》。千百年來,蘭亭成為了無數書家心目中的聖地。這塊

碑被稱為「蘭亭御碑」,無論是它的高度還是它的重量,都堪稱中國古碑之冠。碑的正

面是康熙皇帝手書的《蘭亭序》全文,背面是乾隆皇帝遊蘭亭時寫的七律《蘭亭即事》

,因此,後人把這塊碑稱為「祖孫碑」。康熙和乾隆,清朝268年歷史中最有作為的兩代

帝王,在中國書法的聖地,同時用翰墨在同一塊石碑上表達了對漢文化的崇敬和親近。

  儘管劉墉博覽群集,書名遠播,又是名臣劉統勳的兒子,但他在科舉考試的道路上

卻是一個遲到者,直到乾隆十六年,也就是1751年,劉墉才考中進士,那一年,他已經

三十二歲了。關於劉墉在乾隆十六年的這次順利入仕,民間一直流傳著種種說法。

  根據記載,乾隆十六年科考的狀元並不是劉墉。既然劉墉的考卷被眾人推為第一,

那乾隆皇帝為什麼沒有讓劉墉成為狀元呢?據王培荀的《鄉園憶舊路》中記載:「劉墉

殿試卷以前十本進呈,已名列第一,高宗皇帝欲得寒畯之士,遂有意拔吳雲巖鴻居榜首

。」

  另有傳聞說,因劉墉駝背,其貌不揚,遭遇乾隆鄙視。乾隆為了取笑戲弄劉墉,讓

他以自身為題當場賦詩一首。劉墉忍辱負重,當即吟出:「背駝負乾坤,腹內滿經綸。

一眼辨忠奸,單腿跳龍門。丹心扶社稷,塗腦報皇恩。以貌取人者,豈是聖賢人。」

  這只是一種傳說而已。歷史上的劉墉是否有駝背的殘疾,史書上並無記載。問題是

,民間傳說中的劉羅鍋是個機敏絕倫、敢於諷刺皇帝、鞭笞佞臣的化身。那麼現實中的

那個劉墉,在歷經了20多年的宦海沉浮,終於回到了皇帝身邊以後,他的作為是否和民

間傳說中的一致呢?

  據《棲霞閣野乘》卷下《劉文清軼事》條中對劉墉的記載:「劉墉任外吏時,清勤

剛正,一時有閻羅包老之稱。黃霸入相,聲名頓減。時和紳方炙手可熱,劉墉惟以滑稽

悅容其間。」也就是說,劉墉早年以清官的形象,直聲聞天下,而進入宮廷之後,卻來

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變得圓滑事故起來。

  1782年,劉墉回到京城時已經六十四歲了。此時,比他小三十歲的和紳因為機敏年

輕而備受皇帝的賞識,在政壇上迅速崛起。那麼劉墉與和紳的關係是不是就像民間傳說

中的那麼勢不兩立,水火不容呢?

  我們仔細查閱了清朝的相關資料,在與和紳同殿稱臣的二十多年裡,劉墉並未利用

左督御史所享有的稽查之特權,以及擔任吏部尚書主持京察大計的有利條件對和紳及其

朋党進行有效地監督和彈劾。在這一方面,劉墉的確不像他的父親劉統勳那樣有稜有角

  由此可見,民間傳說中的那個劉羅鍋是憑空杜撰出來的一個充滿智慧、敢於伸張正

義的化身,劉羅鍋已經同他的原型劉墉分道揚鑣了。虛構的形象活躍在舞臺上,而真實

的歷史人物留給後人的則是充滿矛盾與苦澀的回味。

  當時劉墉的這種處世方式在官場並非個別,由於封建專制在清代雍正、乾隆年間的

極端強化,統治者並不希望他的臣屬追求好的名聲,因為在他看來,臣屬獲取好名的努

力既有礙於朝廷吏治,也不利於維護專制權威。然而,士大夫要追求流芳百世的願望自

古就是一種傳統,要想改變這種傳統,豈是一朝一夕。乾隆帝十分清楚這個道理。他解

釋說:「朕以為本朝綱紀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乾隆帝「本朝無名臣」之說,固

然說明了乾隆皇帝獨裁天下的專制心態,但皇帝的這種說法也從理論上斷絕了士大夫「

名垂青史」的人生理想。出身清官、名相之後的劉墉,在這種政治環境中,也不得不收

起自己的求名之心。這也許是劉墉個性轉變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他能夠長期受到乾隆

寵愛的奧妙。

  乾隆二十年,遠在西北邊陲的劉統勳因一紙疏奏而遭災禍,劉墉及其家人均被株連

,家產也被查抄一空。入獄後,面對著徒有四壁的牢房,不知劉墉都在想些什麼。一個

多月以後,獲釋出獄的劉墉即在自己的日記中提醒自己:今後為官為事要切記「敏於行

,納於言」的聖訓,三思而後行。那一年,劉墉三十六歲。也許,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

,劉墉的為官之道發生變化了。

  劉墉的一生除了為數不多的詩詞外,幾乎沒有留下任何其他文學作品,這可能就與

他慎守「納於言」有很大關係。劉墉的這種性格,在他的書法中也有所流露。《清稗類

抄》的作者徐珂就評價他的字是「殆如渾然太極,包羅萬有,人莫測其高深耳。」

  連寫字都不露稜角的劉墉,把自己包裹得嚴嚴實實,他的書法乍一看笨拙軟弱,全

無法度。但若細細品味,則點畫轉折全由古人法度而來,而且舉重若輕,轉化巧妙而不

留痕跡。豐富肥厚中藏遒媚之趣,平淡舒緩外露雍容志向,似乎在簡練的外表下隱藏著

深不可測的豐富內涵。

  古人評價劉墉的書法,五十歲時「書精湛圓,美中有璞」,七十歲以後造詣達到了

高峰。相傳劉墉的家鄉山東諸城名儒臧啟謨,「書體瘦金,蒼勁有力」。他對劉墉的書

法歷來不以為然,臧啟謨認為劉墉的書法「肥而無神,柔而無力」。劉墉對這種看法嗤

之以鼻,兩人爭執不下,於是便各選自己的得意之書,呈送乾隆皇帝品評。乾隆皇帝歷

來就很讚賞劉墉的字,當他看到臧啟謨的書作之後,不禁啞然失笑。他用帶有嘲諷的口

吻說臧啟謨的書法是「豎如枯枝,橫似幹蛇,渾然一體,枯枝掛幹蛇」。這個故事一時

間傳為笑柄。氣得臧啟謨從此便再也不寫字了。

  明末清初,一種方正、光潔、烏黑、大小一律的官場書體大行其道,這種書體被稱

為「館閣體」。

  劉墉雖然學富五車,不過小金榜顯示,他並沒有進入第一甲。

  香港國際書畫院顧問李義興:「其實館閣體就是一種實用的書體,館閣體在書寫的

時候,要求是必須既傳統又嚴格,完全掩蓋了書寫者本人的風格和特點。那麼我們來看

,書法藝術最講究書法家本人的他的個性精神的流露,但是館閣體呢無疑是和這一點是

背道而馳的。但是由於帝王的喜歡,而且由於帝王朝廷當時出於對思想禁錮的要求,館

閣體這個風浪就愈刮愈烈,以至於到了後來,學子們如果寫不出一手漂亮的館閣體在科

舉考試中成績都會受到影響。」

  北京大學藝術學系教授徐寒:「劉墉以自己的藝術實踐和膽魄,首先突破了「館閣

體」的束縛,創作出了新的書法面貌。」

到劉墉七十歲以後,又開始潛心於碑派書法的學習。碑派書法,是指重視漢魏、南北朝

的碑版石刻的審美主張以及主要以碑刻為取法對象的創作風氣。

  這時候的劉墉,已經被譽為帖派書法的集大成者,他為什麼又會改變方向,重新去

學習北朝碑版中的書法呢?

  也許,他是想超越自己,也許他已經感到了帖學的局限,也許是學習碑派書法的風

氣已經開始在整個社會蔓延,他預感到了碑派書法以其強勁的生命力將會代替帖派書法

,他不甘心被時代所拋棄?無論怎麼說,劉墉此時已經是年邁力衰,這對於他來說,不

能不是一個遺憾,他已經沒有時間和精力把自己推上又一個高峰了。

  晚年的劉墉崇尚佛老,對儒教、道教都有很深的研究。他晚年的字融合佛道,生平

灑脫之心性浸透字裡行間。因此朝野內外渴求劉墉墨跡之人多如牛毛。可是劉墉卻極少

以字酬人,甚至當朝同僚也很難得到劉墉的真跡。

  劉墉幾乎一生都在暗流洶湧的官場左右逢源,謹慎務實,歷史真實的他既不像電視

劇所描寫的那個剛直不阿、畢生和貪官汙吏水火不容的劉羅鍋,也不像他的父親劉統勳

錚錚鐵骨,豁出身家性命也要為黎民百姓構建起「天下糧倉」。作為一個官僚,劉墉既

無大功,也無大過,他以圓滑事故的處世哲學平安地保住了他的身家性命和榮華富貴。

但是作為一個氣貫古今的大書法家,劉墉卻實實在在地給後人留下了一份寶貴的精神財

富。

  嘉慶九年,也就是1804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劉墉以86歲高齡在京城去世。

之八:紫氣東來

  打開一部部中國書法史書和一卷卷前賢法帖珍品,我們從字裡行間不難發現一些特

殊人物的影子。然而這些人物在中國書法史上起的作用卻絕不像影子一樣無足輕重,他

們的力量和影響是其他任何人所不能比擬的,他們就是那些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帝王。

  在北京的紫禁城內,皇帝起居的地方叫內廷。養心殿就位於內廷的深院高牆裡面。

養心殿的西暖閣,這所面積不大的房子卻有著很大的名氣。似乎是為了昭示它的與眾不

同,乾隆皇帝御筆親書的匾額「三希堂」高懸在門楣之上。在這裡,珍藏著東晉大書法

家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王獻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遠帖》。

  王羲之、王獻之、王珣都是生活在距離乾隆皇帝1400多年前的東晉。王羲之被後世

譽為「書聖」,王獻之和王珣則分別是王羲之的子侄。乾隆皇帝認為這三卷法帖是稀世

珍寶,故而將存放這三卷法帖的西暖閣命名為「三希堂」。

  按理說,清宮中珍藏的歷代名家書法作品非常之多,可是令人費解的是乾隆並沒有

將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序》劃歸「三希」之內,卻偏偏選擇了無論篇幅、

字數和名氣都遠遠不及前者的《快雪時晴帖》。

  如果說,《蘭亭序》是因為後人臨摹而不能進入「三希堂」,那麼,唐代顏真卿所

書《祭侄稿》、北宋蘇東坡所書《寒食帖》這兩本法帖確是被後人公認的真跡,這兩篇

被奉為「天下第二行書」和「天下第三行書」的珍品,為什麼也沒有被乾隆皇帝請進「

三希堂」呢?

  根據乾隆皇帝在位時的社會書風和他本人的書法特點,我們可以推測,在乾隆的心

目中,代表書法最高境界的仍然是王羲之,而不是其他什麼人。我們從乾隆留下的墨跡

中也可以看出,他本人走的也是一條學習王羲之的道路。顏真卿、蘇東坡追求變法的書

風或許並不被乾隆認可為書源正統。再者畢竟東晉的王羲之要比唐、宋的顏真卿、蘇東

坡早幾百年,自然更顯得珍貴。

  閒暇之餘,乾隆總喜歡到「三希堂」翻閱欣賞珍藏在這裡的書法和繪畫,這成為他

獨特的休息方式。來自義大利的宮廷畫家朗世寧就曾經傳神地描繪了乾隆皇帝在「三希

堂」賞玩珍藏時閒逸恬淡的情形。

  喜愛書法的帝王可以倡導一代書風,就連王羲之書聖地位的確立和歷代帝王的推崇

也有著密切的關係。

  將王羲之推上書聖地位的關鍵人物是唐太宗李世民,他親自為王羲之撰寫了一段御

評,這就是《王羲之傳論》。唐太宗寫道:「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

足論哉」!唐太宗在《傳論》中還說到:「所以詳察古今,精研篆隸,盡善盡美,其惟

王逸少乎。」

  正是唐太宗李世民確立了王羲之的書聖地位,使得一千多年來中國書法有了以王羲

之父子作為衡量尺度的美學標準。從唐朝之後,王羲之受到了歷代的推崇與宗法。「書

不入晉,固非上流;法不宗王,詎稱逸品」,這就是說,學習書法如果不從晉人入手,

就不能提高書法的品位;如果不遵從王羲之的法度,便不能得到書法的真諦。明代的項

穆總結的這一評價書法的基本原則就是李世民所確立的書法理想境界。

  虞世南長期在李世民身邊為臣,君臣之間經常在一起討論書法。虞世南相貌儒雅、

身體瘦弱,然而他的書法卻是「裾帶飄揚而束身矩步,有冠劍不可犯之色。」李世民對

虞世南的評價極高,稱讚他有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

書翰。虞世南去世後,李世民悵然若失,嘆息沒有可以與他一起討論書法的人了。為了

表示厚愛,他欽定將虞世南陪葬於為自己選定的陵寢--昭陵之內。由於酷愛書法而做

出如此舉動的帝王,李世民堪稱千古一人。

  李世民喜愛王羲之書法,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徵集王羲之的書作,一時間各地爭相獻

上,魚龍混雜,真偽莫辯。於是,褚遂良便擔當起勘訂真偽的重任。

  褚遂良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信任和器重。李世民病重時,召見了褚遂良,他說:「

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李世民借用了

歷史上漢武帝向霍光、劉備向諸葛亮託孤的典故,向褚遂良託孤,請他盡心竭力輔佐太

子。李世民又對太子說:「遂良在,爾毋憂」。

  開明皇帝李世民對虞世南、褚遂良的情意感人至深,可是他對王羲之的推崇就不僅

僅是帝王對於書法作品居高臨下的喜愛了。正是由於他的推崇,奠定了中國書法千年不

變的審美標準。

  這塊立於太原晉祠的石碑,是中國書法歷史上第一塊以行書書體的碑刻。在它出現

之前,碑刻的書體僅僅限於篆、隸、楷書,而從沒有出現過行書。這塊碑的書家便是唐

太宗李世民。可以看出,李世民的書法也是師出二王。李世民之所以把王羲之抬到「書

聖」的地位上,是由於王羲之「力兼眾美,會成一家」,出神入化地將中庸思想形象化

為書法藝術。王羲之能成為「書聖」應該說是歷史的選擇,李世民順應了這一歷史潮流

  因為喜歡王羲之的書法,李世民調動了各方面的力量,在全國範圍內搜尋。各地收

集到的王羲之書作非常多,其中唯獨不見《蘭亭序》。唐太宗下令,無論如何要找到《

蘭亭序》真跡。這幅南唐畫家巨然所畫的《肖翼賺蘭亭圖》表現的就是這一歷史故事。

為了執行李世民的命令,御史肖翼單人匹馬,奔波於崇山峻岭之間,最終是他將《蘭亭

序》從一個和尚手中騙到手,獻給了唐太宗。從此,《蘭亭序》找到了它的最後的歸宿

  公元975年,立朝三十九年的南唐便被北宋滅了,後主李煜在被宋兵攻破金陵而被迫

投降,後來被毒死,僅僅活了四十一歲。李煜做皇帝昏庸無能,但他在藝術方面卻有著

獨特的才華,是一個非常全面的藝術家。他擅長詩文、精通音樂、能書善畫。他的詩詞

寫得非常好,語言生動,形象鮮明。「無語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

。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

水向東流」李煜在詩詞書畫方面投入了很大的興趣,他創辦了歷史上最早的畫院,把當

時的著名書畫家聚攏在一起,大家談詩論畫,揮毫潑墨。李煜認為要創造好的書法、繪

畫作品,必須要有高品質的筆、墨、紙、硯。

  北京師範大學藝術學院美術與書法系主任秦永龍:「中國書法的表現除了文字構型

和書寫的方法、技巧之外,它之所以能成為一種特殊的藝術,它和書寫的工具,就是我

們說的文房四寶,筆墨紙硯,這是分不開的,這個東西主要是到了漢代以後,就是漢字

隸變以後,到了今文字的時代,特別是到了魏晉這個紙張的使用更加普遍以後,那麼這

個書法和筆墨紙就有直接的關係了。」

  南唐畫家巨然的《秋山問道圖》,使用「李墨」點染出樹葉和小草,雖歷經千年,

依然墨色明亮,層次分明,富有質感。北宋大書法家蘇軾就非常喜歡用「李墨」作書,

被稱為天下第三行書的《寒食帖》至今墨色依然如新。

  自古以來,名家作坊對於墨的製造方法是密不示人的,因此高質量的墨產量極少,

真正李廷珪造墨產量就更加有限,能流傳下來更是絕無僅有。於是,乾隆皇帝命人整理

了李墨的生產工藝,繪成《墨法集要圖》,再現了李墨的工藝流程,他還指使太監在宮

中仿製李墨。

  中國的書法逐步從甲骨、竹簡、絹帛、麻紙上走了下來,隨著宣紙生產技術的不斷

提高,書法的筆墨變化更加出神入化,相得益彰。北宋大書法家蔡襄就是使用了由李煜

命名的「澄心堂」所生產的宣紙後,寫了這封被稱為「澄心堂帖」的簡訊,信的內容是

稱讚了宣紙的質量以後,進而表達了獲得這種宣紙的願望。

  宋徽宗趙佶的荒淫無道是世人皆知的,然而在中國2000多年封建歷史上歷任的346位

皇帝中他卻是最富藝術氣質、最才華橫溢的。

  趙佶可以稱得上是一個「不愛江山愛丹青」的皇帝。在位期間他主持編纂了《宣和

書譜》和《宣和畫譜》。僅《宣和畫譜》就有二十卷,包括二百三十一位畫家的六千三

百九十六件作品。他的書法別具一格,筆畫瘦勁鋒利、屈鐵斷金,因此被後人稱為「瘦

金體」,瘦金體的用筆特點是「橫劃收筆帶鉤,豎劃收筆帶點,撇如匕首,捺如切刀,

豎鉤細長,個別連筆則如遊絲飛空」,在中國書法的歷史長河中以此面目示人的僅此一

人。

  宋代翰林圖畫院畫師們的平時畫作,大多是由趙佶親自命題,完成之後都由趙佶「

御覽」。如果對一幅作品滿意的話,他會在畫上題寫詩文、籤名畫押。於是,後人把這

些畫稱作為「御製畫」或「御題畫」。徽宗利用至高無上的皇權推進了繪畫的發展,使

宋代的繪畫藝術有了空前的成就。

  這是北宋張擇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圖》,《清明上河圖》是現存古代繪畫中反映社

會生活最豐富、場景最宏大,集人物、屋宇、舟橋、林木為一體的鴻篇巨製。張擇端完

成這幅歌頌太平盛世的歷史長卷後,首先將它呈獻給了宋徽宗。趙佶因此成為此畫的第

一位收藏者。趙佶酷愛此畫,用他著名的「瘦金體」書法親筆在圖上題寫了「清明上河

圖」五個字,並鈐上了他專用的雙龍小印。

  帝王的喜愛,固然會提高書法地位,弘揚學習書法的風尚。但是有時帝王對於某一

派書法的過於痴迷,對於書法的發展卻未必是一件幸事。清代中前期書法的發展,因為

康、雍、乾三朝皇帝他們自己那一手標準規範「館閣體」的導向作用,使得發自明末的

「館閣體」書法很自然就成為那一時期書法發展的主流。

  到清代後期,單一的「館閣體」書風已經難以滿足時人的審美要求,正所謂「物極

必反」,一些有識之士對全國一體、千人一面的「館閣體」一統天下的現狀不滿。執政

的嘉慶、道光皇帝也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一味僵化,無形之中網開一面,所以社會上有

了「復古求新」的要求,希望開創新的書法風貌。當時以鄭板橋為代表的「揚州八怪」

,由於仕途坎坷,於是在他們的心目中,那種為仕途而必備的「館閣體」書法就像令他

們屢試不中的科舉制度一樣,逆反心理驅使他們對「館閣體」進行抵制和改造。之所以

被人們稱之為「怪」,就是因為在他們的書畫中鮮明地表現出一種叛逆精神。

  帝王的喜好勢必影響到臣下,清朝的閱卷官員便把書法的好壞作為科舉考試的一項

重要標準,以此決定取捨。而好壞的標準也往往以皇帝的好惡為準繩。殿試是由皇帝主

持的,能寫一手讓皇帝喜歡或感覺熟悉的字體,的確在閱卷時佔有優勢。狀元首先必須

是書法優秀者。順治皇帝時,因為他喜歡歐陽詢,連續兩屆科考狀元都是歐體的優秀書

家。康熙皇帝喜歡王羲之父子的書法,於是就有三屆狀元書宗二王。

  北京大學藝術學系教授徐寒:「縱觀這中國歷史,封建帝王之施政,不外就兩件事

,文治與武功,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這不文啊便被揶揄,這文治對於皇帝來說當

然包括著許多非真正的內容。而它的象徵便是詩、文與書法,能書表示的是文化素養與

文明程度。幾乎所有的帝王都要沾上書法的邊。對於帝王而言,書法當然不完全是一般

意義的藝術活動。古人道,言之無文則行之不遠,要行之致遠感人至深。這就不僅要求

文辭美,還要書法美,方能誦之賞心,觀之悅目。因此,對於統治者來說,書法就更具

有宣教和服務的作用。」

  如果我們對歷代引領時代書風的扛鼎書家進行一番梳理之後,就會發現一個共同的

特點,歷朝歷代最傑出的書法家幾乎都集中在朝廷周圍,他們的背後就站著最高統治者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代那些最負盛名的書法大家無一例外都是當朝著名的官吏、

文人或者高僧。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各朝各代的書法家數不勝數。但是我們今天所能

看到流傳下來的作品創作者中幾乎沒有布衣白丁。能被稱之為大書法家的都是身份顯赫

、地位崇高之人。

  書法是歷代帝王在登基之前的必修課,它甚至關乎著一國之君的臉面和尊嚴。長期

的筆墨研習,增長了帝王的書寫能力和欣賞能力。即使是那些金戈鐵馬打下江山的少數

民族統治者,為了統治地位的穩固,他們也必須學習接受漢族傳統文化。

  所以即使不斷地改朝換代,中國書法藝術仍然能夠沿著自己的藝術軌跡繼續發展。

  帝王們對於書法的興趣或輕或重,表現形式千差萬別。也許他們有的人是珍愛藝術

,有的人是附庸風雅,有的人是出於政治需要,還有的人是出於裝點門面。但是作為書

法本體來說,帝王的重視與否確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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