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是以莫高窟為主體，包括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東千佛洞和肅北五個廟石窟的石窟群。根據《敦煌莫高窟內容總錄》（以下略之為《總錄》），西夏共開鑿洞窟66個，重修洞窟16個。但是，西夏石窟的分期，到現在還是一個十分難解的課題。1964年，由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共同組成的敦煌石窟西夏洞窟調查研究小組，對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與西夏相關的洞窟進行了三個月的考察，將原來認為的莫高窟、榆林窟只有幾個西夏洞窟改定為80多個，大大改變了對兩石窟群洞窟構成的認識。
但是，由於種種原因，這次的調查成果未能及時發表，直到20世紀80年代一些文章才得以面世。這次調查對西夏石窟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極大地推動了包括西夏在內的敦煌晚期石窟的研究。《總錄》和《安西榆林窟》及其附錄《榆林窟內容總錄》，以及劉玉權的《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基本上反映了這次聯合調查的成果。從調查結束到現在，已經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在我們肯定調查取得了豐碩成果的同時，客觀地講，在西夏洞窟的甄別上還存在擴大化的傾向。
在這80多個洞窟中，除幾例漢文或西夏文的遊人題記外，未發現帶有開窟題記的標準紀年窟，因此在界定西夏洞窟時，只能退而求其次地向上或向下尋出相對的「標準」洞窟，然後以此為標尺進行分期。毫無疑問，這個所謂的標準洞窟，較標準紀年窟的比照效力要低。因為無論是向上還是向下，都不應該脫離該時代太遠。
遺憾的是，西夏洞窟的分期沒有遵循這一原則。劉玉權在排年時向上尋到了宋代，向下觸及到元代。他將莫高窟天王堂、第431窟（前室）、榆林窟第6窟、35窟作為了排年中的上線標尺，上尋的年代太遠。莫高窟天王堂前壁（東壁）畫曹延祿夫婦供養像，並寫有造窟發願文，據此知天王堂建於太平興國九年（984）；第431窟前室橫梁寫有太平興國五年（980）題記；榆林窟第35窟甬道南壁畫曹延祿供養像並寫有題記。知這三個洞窟都繪製於10世紀80年代。但是從西夏建國的1038年上溯至太平興國年間，其間有五十餘年的時間差，因此我們不得不說，作為標準紀年窟，它的比照效力是很低的。
之所以上溯五十餘年才確定了可供參照的標準洞窟，是因為我們的分期工作沒有自上而下地按照時代順次開展，而是跳躍式地，在沒有順次完成西夏之前各時代分期的情況下，就開始了西夏石窟的分期排年，當沒有宋代末年或西夏初期標準洞窟時，只能無奈地向上尋找，直至尋到紀年洞窟為止。假如我們按照歷史進程，順次完成西夏之前各時代的分期排年，即便西夏初年沒有標準紀年窟，也可以根據已完成的宋代洞窟排年，排列出具有比照效力的洞窟來。
西夏時代的下線也是如此，劉玉權將莫高窟第3窟、第465窟，榆林窟第4窟和第10窟作為比照洞窟的下線，當時的莫高窟第3窟，是作為至正年間的洞窟來對待的。榆林窟第4窟，也屬於元代晚期的洞窟。這些元代晚期的洞窟，上距西夏滅亡有著百年以上的時間差，是不可以拿來作為西夏標準洞窟來比照的。在西夏分期的研究中，由於沒有順次完成敦煌石窟的排年，在向上或向下尋找可資參照的標準洞窟時，選擇方法上又出了問題，這些都是造成西夏洞窟分期搖擺不定的主要原因。
一 莫高窟第409窟20世紀80年代初，日本學者森安孝夫首先提出了11世紀20－50年代，沙州曾一度受西回鶻國控制這一學術觀點。應該是受到這一觀點的啟發，1987年，劉玉權在敦煌研究院舉辦的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發表了題為《關於沙州回鶻洞窟的劃分》一文，從其前劃定的88個西夏洞窟中，劃分出23個沙州回鶻期洞窟，其中莫高窟16個，西千佛洞5個，榆林窟2個。他還將原有的西夏洞窟進行了重新劃分，提出了「沙州回鶻時期」的時代概念，並將分為前、後兩期。前期從11世紀初至11世紀後半，約在1030至1070年間；後期從11世紀後半至12世紀初，約在1070至1127年間。
劉玉權在《關於沙州回鶻洞窟的劃分》一文中指出，莫高窟第409窟東壁南北兩側身穿團龍紋樣和戴桃形頭冠的供養人，以及第237窟主室東壁、西千佛洞第10、13窟的國王供養像等，與高昌回鶻佛教藝術中的回鶻可汗供養像十分相似，從而放棄了西夏國王說，而代之以「回鶻王」或「回鶻可汗」說。然而這些洞窟的時代，或者說壁畫的重修年代，卻一直沒有真正從西夏洞窟中劃分出來，其結果是，承認西夏洞窟中回鶻國王供養像存在的合理性。對此，史金波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根據西夏《天盛改舊新定律令》中的禮儀制度，繪製穿有團龍圖案服飾的回鶻王供養人，屬於僭越行為，是不允許也是不大可能的。即便是出現在洞窟中，也不會容許它的存在。所以，隨著第409窟東壁南側供養人題記的成功解讀，得知這位頭戴蓮瓣形尖頂高冠、身穿圓領窄袖團龍紋長袍的國王，既不是沙州回鶻可汗，也不是西夏國王，而是高昌回鶻王阿廝蘭汗（il alsran xan）。同時，榆林窟第39窟甬道南壁的供養人像也屬於西州回鶻，他們有的是西州回鶻的皇室成員，有的是西州回鶻的達官顯貴。
眾所周知，在信仰佛教這一點上，漢族和回鶻都是西夏的老師，信仰佛教是他們之間最好的融合點。正如下文將展開論述的，在宋代末年到西夏佔領敦煌前後，敦煌曾受到西州回鶻統治，敦煌石窟亦受到西州回鶻佛教的影響。不僅如此，西州回鶻的可汗及達官顯貴們，曾在敦煌開窟造像，這些洞窟就是以莫高窟第409窟和榆林窟第39窟為代表的一批洞窟，其中最重要的參與者，還應該包括與西州回鶻同宗同族的沙州回鶻。
莫高窟第409窟位於莫高窟南區偏北的三層，是一個中型偏小的洞窟。窟室西壁開隋代流行的雙層龕，內塑一佛二比丘二菩薩二天王，龕外南側塑騎獅普賢，北側塑騎象文殊坐像。《總錄》中將該窟的修建時代定在西夏（清重修塑像），但是從石窟形制和塑像的配置及造型看，應該是初唐開鑿，宋代、清代重修。這個洞窟爭議比較大的是東壁南北兩側的供養人，敦煌研究院在最初進行石窟分期時，在年代上將其確定為西夏，同時也清晰地認識到這一組供養人並非西夏人而是回鶻人，但就是無法突破既為西夏時代又何為回鶻人的藩籬。因此在研究中，一邊說這組供養人是西夏國王，一邊又以回鶻國王的形象作解釋。不過也還是有研究者直言，這組供養像可能就是回鶻國王。
〔圖一〕 回鶻文題記 莫高窟第409窟2014年，日本學者松井太通過對第409窟供養人題記的解讀，將西夏洞窟的年代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他在考察莫高窟時，從東壁南側供養人的榜題上發現了幾個回鶻文字〔圖一〕，就此，他在《敦煌諸石窟のウイグル語題記銘文に關する箚記》一文中作出如下解讀：
il alsran xan 依爾·阿廝蘭汗雖然題記只有兩行且不十分完整，但還是發現了至關重要的信息。眾所周知，阿廝蘭在突厥語中為獅子王之意，在漢文文獻中，也有許多關於西州回鶻王自稱獅子王的記載。《宋史》載：
「龜茲本回鶻別種，其國主自稱師子王⋯⋯或稱西州回鶻，或稱西州龜茲，又稱龜茲回鶻。」《宋史·太宗紀》中說：「丁巳，高昌國遣使來貢。」《宋史·高昌傳》中也說：
「其王始稱西州外生師子阿廝蘭汗，遣都督麥索溫來獻。」此外關於獅子王的記載，還見於天禧四年（1020）十二月，可汗師子王智海遣使朝貢。不僅如此，在吐魯番地區發現的粟特文書中，也可以見到阿廝蘭的記載。太平興國六年（981），王延德出使高昌，重新確認了北宋與西州回鶻，換言之沙州與西州回鶻之間的關係，使敦煌與西州回鶻的往來進入了最為頻繁，關係最為密切的階段。
11世紀之初，曹氏歸義軍節度使進入到延祿時代，鹹平五年（1002），曹宗壽殺叔父延祿後繼任歸義軍節度使。大中祥符七年（1014）曹宗壽卒，曹賢順繼位。天禧元年（1017）封敦煌王。景祐二年（1035）西夏攻沙州，賢順求救於高昌回鶻，未果。翌年，沙州降於西夏，曹氏歸義軍時代終結。關於這之後的敦煌歷史，日本學者森安孝夫1980年提出了「11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西回鶻取代了曹氏，直接控制了沙州」的學術觀點，他在《講座敦煌2·敦煌的歷史·Ⅵ回鶻與敦煌》一文中說：
「1023年之後不久，代之以曹氏，可以說西回鶻勢力已直接到達了敦煌。敦煌王曹賢順入貢遼時，自稱沙州回鶻是因為敦煌國內的確有一個回鶻集團。他之所以特意將回鶻之名推到前面，是因為當時的敦煌已經完全被納入到了西回鶻國的勢力圈裡了，敦煌王曹賢順本身只不過是西回鶻王國的傀儡而已。」在莫高窟第409窟回鶻王供養像題記成功破譯的今天，對於森安孝夫1980年提出的上述學術觀點，應給予足夠的重視。基於以上史料，筆者認為莫高窟第409窟東壁南北兩側的回鶻供養像是西州回鶻阿廝蘭汗及其王妃，該窟重修應在11世紀之初的北宋末年。
〔圖二〕 西州回鶻國王供養像 莫高窟第409窟 宋代末年〔圖三〕 西州回鶻王妃供養像 莫高窟第409窟 宋代末年如此，在莫高窟第409窟中，這位頭戴蓮瓣形尖頂高冠，身穿圓領窄袖團龍紋長袍，腰束帶，身佩解結錐、短刀、荷包，腳穿氈靴，手持柄香爐的國王，乃西回鶻國王阿廝蘭汗無疑〔圖二〕。東壁北側頭戴桃形鳳冠，冠後垂紅色結綬，寬發抱面，身穿大翻領窄袖長袍的人物為阿廝蘭汗的王妃〔圖三〕。宋代末年，西回鶻對初唐時期營建的第409窟進行了重修，在東壁南北兩側畫上了自己的供養像，同時完成了對西龕內外塑像的妝彩，在四壁重新繪製了綠地千佛列像。
那麼，阿廝蘭汗為什麼要在敦煌開窟造像呢？如果我們把阿廝蘭汗在莫高窟的開窟造像，看成是他在佛教聖地敦煌成就的一種功德，那麼這種功德，除了表達了作為佛教徒的虔敬之心，作為西州回鶻可汗，也是宣示其在新獲領地的一種主權。總而言之，這23個回鶻風格的洞窟，一定是以西州回鶻人為主導，在沙州回鶻人的參與下共同完成的。因此，這些壁畫，有時會覺得它十分地「北宋」（如莫高窟第409窟），有時又覺得它特別地「回鶻」（如榆林窟第39窟），有時又會覺得它既「北宋」又「回鶻」（如莫高窟第306、307、308窟）。至於莫高窟北區出土的千餘枚回鶻文木活字，以及百餘件回鶻文文獻，從時代上看，雖上可及北宋，但是因為回鶻文文獻多為元代，所以似乎又不能簡單地將其和阿廝蘭汗聯繫起來，而應將其放在敦煌和高昌回鶻的大舞臺上，在宋至元代的大背景下進行綜合性研究。
二 榆林窟第39窟榆林窟第39窟也是西州回鶻人開鑿的洞窟。洞窟甬道南壁畫有23身男供養人，北壁畫有32身女供養人，除幾身比丘尼外，其他都是身穿回鶻裝的供養人。其中比丘尼像後面的紅褐色榜題中，可見以半楷書體的回鶻文：
tngrikän oγšaγu qatun tngrim körki bu ärür qutluγ q[ïv]lïγ bo(l)maqï bolzun文中的斡忽沙忽可敦附有尊稱神聖（tngrikän）和殿下（tngrim）之類的詞語，據此推測這身供養人為西回鶻王室成員之一。此外，在這身供養人的對面，還有多身回鶻裝男供養人，其中甬道南壁西側的一身，榜題中用半楷書題寫道〔圖四〕：
「il』ögäsi sangun ögä bilgä bäg qutï-nïng körmiš ätöz-i bu ärür qutluγ qïvlïγ bolmaqï bolzun yamu」雖然我們無法確認這身頭戴無簷三叉冠、身穿窄袖團花長袍，腰束蹀躞玉帶、上佩䩞鞢七事的回鶻裝男供養人，是否和甬道北壁的斡忽沙忽可敦一樣，都是西回鶻王國的王室成員，但至少可以判斷，他是西回鶻王國中官僚階層中的一員，他們在10世紀末至11世紀初來到了榆林，共同出資開鑿了屬於自己的洞窟。
莫高窟第409窟和榆林窟第39窟供養人題記的成功解讀，給躊躇不前的敦煌西夏洞窟年代學研究帶來了新的切入點，使我們有充足的理由認為，此前被認定的所謂西夏洞窟，特別是回鶻風格的洞窟，有相當一部分應該屬於西州回鶻人在敦煌開鑿的洞窟；而另外一部分，則很可能是在同宗同族的沙州回鶻人的參與下完成的。得出如此結論，所憑依的不僅僅是這兩條題記，豐富的高昌回鶻期佛教美術品遺存，也證明了這一點。柏孜克裡克第24窟釋迦鹿野苑說法圖兩側的回鶻可汗及王妃供養像、第27窟回鶻貴人像、西大寺正殿南踏道口亦都護供養像等，均與莫高窟第409窟和榆林窟第39窟的回鶻可汗供養像十分相似。
〔圖五〕 編織紋背光比較圖 莫高窟第245窟 柏孜克裡克E.102窟為什麼同時期的敦煌石窟也出現了如此多的回鶻可汗供養像呢？如莫高窟第148、237、409窟，西千佛洞第16窟、榆林窟第39窟等。此外，柏孜克裡克第E.102窟，其背光與莫高窟第245窟北壁說法圖的編織紋背光〔圖五〕，有著驚人的相似。不僅如此，莫高、榆林二石窟中遺存的這23個回鶻風格的洞窟，與敦煌石窟自開創以來的其他各時代壁畫迥然不同。上述23個洞窟，雖然在人物造型上與西州回鶻石窟之間存在著承繼關係，但在繪畫方法上卻吸收了漢民族以線造型的藝術手法，又形成了獨樹一幟的風格，——既繼承了五代、宋以來敦煌石窟壁畫的繪畫傳統卻又與之不完全相同，同時又與西夏以降的石窟壁畫相異。如此佛教繪畫，在高昌可以說是龜茲文化和漢文化相結合的產物，是內生於高昌的新型佛教文化。而在敦煌，這23個回鶻風格的洞窟，是在外來的西州回鶻佛教文化的影響下，西州回鶻和沙州回鶻共同創造的有別於高昌佛教的新型石窟。
〔圖六〕 彌勒上生經變 上圖：文殊山萬佛洞 下圖：西大寺E.204窟北庭西大寺是高昌回鶻營建的重要佛寺，其壁畫不僅影響到敦煌，也影響到更東邊的酒泉文殊山石窟。西大寺E.204號佛殿南壁畫彌勒上生經變，文殊山萬佛洞東壁亦畫彌勒上生經變，兩者不僅題材相同，建築配置、人物布局以及繪畫手法等均有著驚人的相似。〔圖六〕是彌勒上生經變下部中央，畫一背向跪坐的天王形人物，緊靠他的上方又畫二天王形人物正向站立，其間畫一側立男子，周圍還有人物、圍牆、歇山頂屋宇的入口及聖樹等等，西大寺和文殊山萬佛洞的兩處壁畫，表現得分毫不差。〔圖七〕表現的是彌勒上生經變中上生兜率天宮的女人們，八個女人在略見內收的桃心形背光前，以四三一的形式，自下而上地站立在蓮花座上。除了人物形象略見差異外，西大寺和文殊山萬佛洞的畫面內容和表現方法都是完全一致的。有趣的是，西大寺畫中表現的不是高昌的回鶻女人而是北宋的漢族婦女，說明這一時期高昌地區的佛教亦受到中原佛教的影響。
〔圖七〕 彌勒上生經變 上圖：文殊山萬佛洞 下圖：西大寺E.204窟此外，在松井太的研究中，還有一位名叫阿蒂提亞森（dityasen）的回鶻僧，他在莫高、榆林二石窟進行過頻繁的佛事活動，從窟內題記的解讀上可以看出，阿蒂提亞森為持戒者、律師（šilavanti），他用古回鶻文（半楷書體）在莫高窟的第61、197、201、443/444窟和榆林窟的第19、26、31、36窟八個洞窟內留下了巡禮記錄。據第31窟題記可知，阿蒂提亞森曾在榆林窟夏安居（pkan）三個月。此外，他還在莫高窟的15個洞窟和榆林窟的6個洞窟（合計21個洞窟）內用婆羅謎文書寫了題記，其中也包括第148窟甬道南北壁畫回鶻國王供養像，佛壇下及東壁南北兩側畫僧侶及回鶻王族貴族像，銘文的解讀證明，其中有一位高僧，曾在西回鶻王國受封過「金印」。
從以上銘文的解讀我們仿佛看到，11世紀之初的敦煌石窟，活躍著一個以西州回鶻國王、王公大臣為首，包括寺院僧侶和善男信女們在內的佛教團體。阿蒂提亞森是別失八裡（Beš-Balïq）人，他所在的寺院應該是別矢八裡的西大寺，不過從莫高、榆林二石窟中留下的活動軌跡看，包括夏安居在內的修行禮拜，不應該單純地理解成外來僧掛單，而應是在沙州回鶻人的參與下共同完成的佛事活動。
眾所周知，西夏建國於公元1038年，但是西夏人是否真正佔領了敦煌？假如沒有，又是誰在統治敦煌呢？一部分學者認為，11世紀上半葉西夏根本就沒對敦煌有過實質性的統治，統治敦煌的是住在敦煌的沙州回鶻，這一時期的敦煌屬沙州回鶻政權。而另一部分學者則持反對意見，認為10世紀以來，曹氏歸義軍政權與西州回鶻之間關係密切，至少在11世紀上半葉，西州回鶻曾對敦煌有過實質性的統治。不過從敦煌石窟中保存的遊人題記看，至11世紀中葉，敦煌仍在使用宋代的年號，北宋對敦煌的統治，有可能遷延到公元11世紀中葉前後。
莫高窟第444窟外北壁，三面二臂觀音菩薩的外側存有兩則宋代題記。其一曰：
「太平興國三年戊寅歲正月初三日和尚畫窟三人壹氾定全。」其二曰：
「慶歴年六丙戌歳十二月座夏神寫窟記也。」〔圖八〕
〔圖八〕 慶曆六年題記 莫高窟第444窟外北壁從慶曆六年的題記看，至少在西夏建國後第八年的1046年，敦煌仍在使用北宋的年號。這時的敦煌，雖然曹賢順已經投降西夏，歷史也已經進入西夏時代，但是，從莫高窟第444窟慶曆六年題記看，在這一時期，西夏的確沒對敦煌有過實質性的統治。因此在北宋無力西顧、西夏亦未有效統治敦煌的11世紀之初，敦煌極有可能受高昌回鶻統治，而莫高窟第409窟和榆林窟第39窟重修或開鑿就在這一時期。
三 莫高窟第65窟在西夏洞窟的排年中，莫高窟第65窟一直是作為西夏早期洞窟的標準窟來對待的，究其原因，是因為在西龕南側存有六十餘字的西夏文題記，根據文字的識讀研究，知這條題記寫於西夏甲丑年。題記曰：
甲丑年五月一日，福全涼州中搜料，到沙州地城。我城聖宮沙滿，為得福利，故棄二座眾宮沙。我法界有情，一切皆共聚，當西方凈國之深。根據西夏文的書寫規範和前後文大意，題記中的西夏年記「甲醜」乃「乙丑」之誤，題記的書寫年是1085年。題記中說，乙丑之年，福全在涼州搜尋建造石窟的材料，彼時第65窟內已被流沙填滿，為求福報，遂清除窟內積沙，以求與法界一切有情共聚西方淨土世界。
劉玉權先生首先注意到在題記的末端有一點綠色顏料，覆蓋在乙丑（1085）年題記上，他認為與初建洞窟時繪製的壁畫無關，是後來重修洞窟時從上方滴落下來的。並且認為，這款「清沙功德記」和洞窟重修是「大體同時」完成的。重修是多次進行的，在暫停的過程中，遊人在已重繪完的西壁上書寫了功德記，之後，又在繼續重修時滴落了顏色。
《總錄》一書中，就第65窟修建年代或重修年代記曰如下：
修建年代：唐（宋、西夏、清重修）如《總錄》言，第65窟的修建的確在唐代〔圖九〕，但是，唐代修建的並不只是西龕內的一佛二弟子像，還包括二菩薩像。在造型上，二弟子的衣裝，尤其是自腰部以下下半身的袈裟，和莫高窟第71窟西龕內的迦葉像相比，有著極高的相似性，都屬於初唐晚期的作品。
〔圖九〕 佛一鋪 莫高窟第65窟西龕 北宋《總錄》又說，第65窟在宋代、西夏和清代各有過一次重修。學者們認為，第65窟現存壁畫，在題材布局及藝術造型等方面都與宋代曹家晚期相似。在這裡我們應該說，不是相似，而是原本就是宋代晚期重修時的作品。由於我們長期受困於福全清沙功德記上的綠色顏料是與清沙記「大體同時」，又忽略了清代重修時也使用了相同的綠色顏料，就必須用乙丑（1085）年前後曾有過一次重修來解決這一困惑，由於重修是漫長的、斷續的和「大體同時」的，所以找不出西夏重修時的證據。
〔圖十〕 西夏文題記 第65窟西龕此外筆者注意到，在福全清沙功德記的題記上，至少有兩處文字的筆畫寫在了紅色邊飾上面〔圖十〕，這說明第65窟現存的綠色系壁畫，完成在公元1085年之前的某年，這個某年不是西夏而是宋代。那麼1085年之後有沒有過重修呢？從壁畫的現狀看，我們找不到除清代以外的其他時代的重修痕跡。之所以把重修年代定為清代而不是西夏，是因為西龕天井和窟室西披上可以看到明顯的針對綠色系，即宋代壁畫進行重修的痕跡，而且重修是粗糙的、拙劣的和半途而廢的。〔圖十一〕西龕天井的蓮花，只有其中的一朵重繪，而且描繪的粗糙拙劣。整體上看，清代只重修了西龕及窟室天井的一部分，絕大部分依然保存著宋代重修時的原狀。而南北壁，包括乙丑題記兩側的菩薩列像，雖然人物形象刻板呆滯，缺乏靈動，但壁畫的繪製還是認真的、規範的和善始善終的。此外，在乙丑題記倒數第12字的左側也有很小的一滴綠色，這滴綠色，連同乙丑題記最下方的綠色，應該都是清代重修天井時滴落的。
〔圖十一〕 莫高窟第65窟西龕天井當我們完全擯棄原來的想法，就會重新整理出一個新的思路，即第65窟開鑿在初唐晚期的705－712年間；宋代末年，即976－1014年間，曹延祿、曹宗壽、曹賢順統治敦煌期間，對石窟進行了一次全面重修；1085年，為尋石料來到莫高窟的福全，見第65窟被流沙填滿，於是清理了流沙，在宋代壁畫上寫下了清沙功德記；清代某年，有人又對第65窟進行了重修，對窟室西披、西龕天井、西龕內的塑像等部位進行了妝彩，重修時，不小心將少許綠色顏料滴落到了乙丑題記上。
（本文原刊於《故宮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3期，原題為《敦煌「西夏石窟」的年代問題》，作者單位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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