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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攵部》云：夏,中國之人也。「夏」為「中國之人」的釋說,不獨指夏代的「夏人」，而是包括我國中原地區所有的「中國之人」。「夏」字,甲骨文作有頭、有手、有足的人形,這是「中國之人」的象形。而「中國之人」周邊民族,如「羌人」的「羌」字,甲骨文作頭上有羊角,軀體作人形的象形,與「中國之人」的「夏」字相比,顯然有種族觀念上的區別。
一、華夏合稱的緣起
古文獻中的「華」、「夏」、「華夏」、「諸夏」、「諸華」，有單稱也有合稱，它們之間是什麼樣的關係，「華夏」合稱是如何出現的，這些都是研究華夏民族形成所要考慮的，而學者們對此有不同的看法。
章太炎曾提出，「諸華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為言」,「華本國名，非種族之號」，其地即今之華山，而後來其民東遷者亦稱華族，故「世稱山東人為侉子者，侉即華之遺言矣」；又說「夏之為名，實因夏水而得」，其水即今之漢水，「其後因族命地，而關東亦以東夏者」。
這是將「華夏」拆散為兩族，兩族的原居地都在西部。章太炎的說法完全是臆斷，而且無視於作為族名（民族稱呼）的「華」與「夏」以及「華夏」在出現時就指的是一族而非兩族。如《左傳·定公十年》所說:「裔不謀夏，夷不亂華。」這是互文，裔，與夷同義，夏與華同義，表述的就是夏即華的意思。
也有認為，華夏之名「由華胥而來」，其中，有的說：「相傳伏羲氏之母為華胥……華夏之名當即由華胥而來」；有的說：「華族得名，很可能與華胥有關。如果說伏羲是華族最早的神話中的祖先英雄，那麼華胥就是華族的始祖母。」又說華胥履「大跡」的雷澤即今之太湖，華山不是指一般所稱的西嶽，而是太湖之濱的惠山，因此，「中華民族的最早源頭是在長江下遊的太湖流域」。
這種華夏民族起源於華胥氏論者有幾個最基本的問題沒有搞清楚:
（1）民族恰恰是在聯合乃至融合無數氏族基礎上而形成的，怎能由一位女始祖繁衍而出呢? 這種做法與古人認為人類是由女媧摶土造人的神話思維有何區別?而且與百年來人類學、民族學、歷史學、考古學的發展所提供的知識不相符合。
（2）在古史傳說中，華胥氏所代表的氏族是遠古眾多氏族中並存的一個，在包括《列子》在內的先秦文獻中，看不到華胥氏與其他氏族部落，特別是與成為華夏民族的主體部族有何衍生關係，在此情況下，把「華族」與華胥氏直接相連，豈不成瞭望文生義?
（3）就連漢代的司馬遷在連接華夏民族濫觴階段的族屬譜系時也只能從黃帝講起口,「華夏之名即由華胥而來」論點的依據何在?近百年來幾代人對古典文獻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整理和辨析的成果，還是應該尊重和繼承的。
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曾根據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彩陶紋飾以花卉主，廟底溝類型的分布中心是豫西陝東一帶，在華山附近，提出:「廟底溝類型的主要特徵之一的花卉圖案彩陶可能就是華族得名的由來，華山則可能是由於華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
蘇先生的這一說法也需要做一些辨析。蘇秉琦先生當年提出這一問題時，其立論的基礎是廟底溝類型與半坡類型是同時並存的地域關係。但後來地層證據和碳十四測定的年代數據都表明二者並非同時並存的地域關係，而在時間上前後相承，半坡類型為仰韶文化早期，廟底溝類型為仰韶文化中期。廟底溝類型的彩陶紋飾中，花卉紋樣固然突出，鳥的紋樣也突出，在陝西華縣泉護村廟底溝類型 12 個鳥紋樣。
廟底溝類型紋飾中的所謂「圓點勾葉」，是否全是花卉的抽象、變化形態，還是其中有的是由鳥紋變化而來，這是值得研究的。此外，無論是仰韶文化的半坡期還是廟底溝期，被視為圖騰紋樣有許多種類，如半坡時期有魚紋、人面魚紋、蛙紋（鱉紋），廟底溝時期有鳥紋、蛙紋（鱉紋）、火紋等，這一方面說明當時存在許多圖騰族團；另一方面又說明在時間推移的過程中，如從半坡期到廟底溝期，由於不同族團或同一族團內部不同分支地位的消長而出現崇拜對象和時尚的變化，所以，包括花卉紋在內的各種彩陶紋樣每每都與某一時間段相聯繫，而不能僅僅與族屬相掛鈎。
在這些之外，誠如張富祥先生所指出:「最關鍵的問題是，古代是否確曾存在一個有著獨立淵源且曾與夏族並立的『華族'?」在古文獻中並不存在「夏」與「華」相併立的二族,《左傳·定公十年》「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華、夏互文，也說明華族即諸夏，也就是說，就民族實體而論，春秋戰國時期的「夏」、「華」、「諸夏」、「諸華」、「華夏」，指的是一個民族。此外，從華、夏二字音、義相通來看，也指的是一個民族。
對此，劉起釪先生做了很好的研究。在現在的陝北方言中，「下」、「嚇」等字讀作「（ha）"，聲母與「華」字的聲母完全相同，同屬於古音中的匣紐，這也可為「夏」、「華」二字古音相同的旁證。
關於「華夏」合稱的問題，還有一種意見認為：「『華夏』必為『虞夏』之轉寫。遺憾的是，在現存古文獻中，我們還沒有查到以二詞互換之例。」 在先秦文獻中，確實有「虞夏」二字連用的情況，但都是作為「虞、夏、商、周」四朝來使用的，都指前後相連的兩個朝代，絕無用來指稱一個民族的。
從歷史上，有夏人、商人、周人、漢人、唐人，或者夏族、商族、周族、漢族這類族稱的叫法；也有夏朝、商朝、周朝、漢朝、唐朝、宋朝等朝代的叫法；但作為族稱，絕無「夏商人」、「商周人」、「漢唐人」、「唐宋人」，或「夏商族」、「商周族」、「漢唐族」、「唐宋族」這樣的叫法，所以作為民族稱呼的「華夏」聯稱不應該是由作為朝代聯稱的「虞夏」之轉寫。
在這點上，還是劉起釪先生的意見更合理。略作補充的是：作為一種族稱，最初大概只稱「夏」和「諸夏」之類，後來用「華」來形容「夏」，結果就出現了形容詞的「華」也可以作為名詞單獨使用而指稱「夏」，這樣夏與華同義，並可以互文，相互替換，這時候的「華夏」複詞也就變成互為形容的一個名詞。所以，在華、夏、華夏、諸華、諸夏這類華夏民族的稱呼中，夏、諸夏這樣的稱呼是最基本、最關鍵的。
二、夏王朝與華夏民族形成
華、夏、華夏、諸華、諸夏中核心是「夏」，而在春秋之前的西周時期,周人已用它來表示自己的民族歸屬。如《尚書·君奭》周公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尚書·立政》周公曰：「帝欽罰之，乃怦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這兩處是周公說自己周族為「我有夏」。《尚書·康誥》成王曰:「文王……肇造我區夏。」文中的「區夏」,有解釋為「大夏」，也有解釋為地區。該文的意思是「以文王的德業，開始建造了我華夏地區」。
周人為何把周族說成是「我有夏」、「我區夏」? 劉起舒先生的解釋是:「歷史的真實是，周族的族系淵源確係沿自夏族，而且更可上溯源自姬姓的黃帝族。」 這是主張周與夏在族源上有關係。對此，沈長雲先生認為，「一些人惑於兩個『有夏』名稱的相同，或認為周人出自夏人的後裔，是不符合《尚書》的本意的」。
「周人自稱為『夏』……不是只表現自己這個『小邦周』, 而是表現以周邦為首的滅商部落聯盟」。我們說，在《尚書》的《君奭》、《立政》、《康誥》諸篇中，周人自稱「我有夏」是事實。問題的關鍵在於這裡的「有夏」或「區夏」不是部族的夏而是民族的夏。部族的夏是指在夏王朝尚未建立之前鯀禹時的夏族，以及夏王朝建立之後王朝內部以夏后氏為主的姒姓部族集團。
民族的夏是指夏王朝建立之後，既包括姒姓的夏后氏部族，也包括子姓的商部族、姬姓的周部族等王朝內的眾多部族的民族共同體，所以民族的夏就是華夏民族的意思。部族的夏有血緣血統上的局限，而民族的夏超越了這種局限，以大文化為紐帶。這種以文化為血脈的民族的夏，是夏商周三代正統之始，正統之源，對於剛剛滅商不久的周來說，當然要高舉著它，打出「我有夏」、「我區夏」 的旗幟，以示「文王受天有大命」、周人「天授王權」的合法性。
「華"、「夏」、「諸夏」、「諸華」、「華夏」這一系列的民族稱呼，凸顯了華夏民族的形成始自夏代。換言之，華夏民族就是夏民族，它與考古學界以前所謂「夏文化」的夏民族不是一回事，它是夏王朝內包含了夏部族、商部族、周部族等眾多部族在內的民族，它以夏代多元一體複合制王朝國家結構為基礎。
在某些時候，國家可以視為民族的外殼或民族聚合的一種形式。夏、商、周三代複合制國家就是華夏民族的外殼，是複合制國家機制促使了以華夏文化為紐帶、為血脈的華夏民族的形成。
以上我們通過對華夏民族稱呼的追溯，得出華夏民族的形成始自夏代這樣的結論。也許有人會問為何在夏商時期看不見有這種稱呼呢? 筆者以為這就屬於「自在民族」與「自覺民族」的差別。所謂「自在民族」就是民族意識還處於朦朧、潛在狀態的民族；自己作為一個民族已經存在，但自己還不知道，還沒有完全意識到。
夏、商時期的華夏民族就是這樣的狀態。到了西周時期，華夏民族的共同文化得到進一步的擴充和發展，民族文化中的禮儀制度、典章制度，也更加完善，民族意識也開始顯現，這才使得周人自稱「我有夏」，以夏為正統。再到春秋戰國時期，以周天子為「天下共主」的複合制國家結構名存實亡，禮儀徵伐不出自天子，天下處於混亂狀態，在本民族共居之地時不時地出現異族的人們，這才產生「華夷之辨」思想，它強調了華夏民族的一體性。
這種華夏民族的自覺意識是隨著強烈的「華夷之辨」的需要而凸顯出來的,「華夷之辨」中所「辨」的是華夏文化與蠻夷戎狄的不同，它通過「華夏」這樣的民族稱呼，強調了根在中原的本民族衣冠服飾、禮儀制度、典章制度與四夷的不同。這樣的「文化民族」當然是一個「自覺民族」。
華夏民族的形成始於夏王朝的另一證明是，在字義訓詁中，「夏」也指「中國」。《說文》:「夏，中國之人也。」《尚書·堯典》「蠻夷猾夏」，鄭玄對「夏」註解也是指「中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失華夏」，定公十年「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孔穎達疏曰:「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在周初的青銅器《何尊》銘文中，「中國」是指成周洛邑（在今河南洛陽）。
銘文云：「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日：餘其宅茲中或，自之乂民。」
文中的「或」是「國」字初文,「中或」即「中國"。文意是周武王推翻了商王朝之後，告祭於天，說他要住在「中國」，治理天下的民眾。因這裡是天下之中，故又稱為「國中」，或稱「土中」，即四土之中。
《逸周書·作雒》就把周成王時營建新都成周洛邑，說成是「作大邑成周於土中」。與西周金文中的東國、南國等相對而言,「中國」也就演變為指中央之地的地域，這就是中原之地。而這樣的「天下之中」的產生，就是由於夏王朝的都城有相當長的時間是建在這裡。
所以,《何尊》銘文所說的在成周洛邑營建的新都是武王的計劃。總之,「夏」字義訓「中國」，實指中原，與夏王朝的王都位於中原有直接的關係。這當然可作為華夏民族的形成應當以夏王朝的出現來算起的證據。
華夏民族開始形成於夏王朝，嶄新的王朝國家是華夏民族的外殼，是維繫華夏民族具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相同經濟生活、共同文化的穩定的人們共同體的基本條件。王朝國家的複合制結構使得它可以容納不同的部族於其中，但也正是這一緣故，使得夏、商、西周時期，尤其是夏、商時期，民族內諸部族的相對獨立性和相互界線難以消除，長期存在。這都屬於尚處在「自在民族」階段的華夏民族的時代特點。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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