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正式實施一周年，據上海市綠化和市容管理局數據，居民區生活垃圾分類達標率從條例實施前的15%提高到90%以上，單位分類達標率達到90%。
實際上，上海探索垃圾分類的起步時間更早。早在2000年，上海就被住建部確定為「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的八個城市之一。此後，上海一直在逐步推行垃圾分類試點小區，比如2011年和2014年陸續推進
實施
的「百萬家庭低碳行，垃圾分類要先行」項目。復旦大學可持續行為研究課題組進行了近9年的跟蹤研究，觀察垃圾分類如何從建立意願到形成習慣。
垃圾分類實施一周年，上海取得了哪些進展，又面臨哪些新挑戰，垃圾分類這件「小事」如何持續、常態化？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採訪了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可持續行為研究課題組博士後李長軍。
2020年2月，上海某小區的垃圾定點投放點。本文圖片均為澎湃新聞記者 馮婧 圖
澎湃新聞：上海垃圾分類工作進行了一周年，哪些方面取得了成效？
李長軍：
從2019年7月上海市推廣垃圾分類開始，我們課題組在萬科公益基金會資助下進行了幾個月的大範圍調研，在包括中心城區、近郊區和遠郊區抽樣了六個區的六個街道，觀察和調研其社區的垃圾分類狀況。我們發現，有三點很關鍵，他們在生活垃圾分類的前期推進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是硬體上的改造，各個社區都完成了撤桶並點、新建廂房，還有一些「標配」包括洗手池、燈光、遮雨棚等。上海也形成了一整套可視化標識，老百姓一眼能看明白，具體每一件垃圾屬於哪一類。
二是明確了垃圾分類投放的主體責任究竟是誰。最初推廣時，很多居民不理解，認為自己交了物業費，就應該是保潔員的責任、志願者的工作。上海花了很大精力在這一塊，和居民溝通，明確垃圾的分類投放是居民的主體責任。之後的二次分揀、分運和分類處理是物業、垃圾清運公司和垃圾處理企業等後端工作，但在「前端」，誰產生垃圾，由誰負責投放。
第三，各個社區都形成了一支志願者隊伍，具體的人員構成可能有所不同，一些社區以居民為主，一些以保潔員或物業人員為主，但他們都發揮了巨大作用。
澎湃新聞：垃圾分類實施一周年了，上海的生活垃圾分類還面臨哪些問題？
李長軍：
我們是做行為學研究的，行為已經發生，接下來我們關注的是行為如何持續。
首先，當某種行為習慣已經形成時，不要輕易打破這種環境，這有可能造成反彈。
比如，上海絕大多數社區已經做到了「定點」投放，但並非所有社區都適合立刻推行「定時」。一些尚未「定時」的社區也很著急，希望設置硬性投放時間，更好約束居民行為，但這可能會讓部分已經開始分類的居民產生對抗或誤解。社區是複雜的，一些人員結構單一的社區（如老齡化程度較高的社區）相對容易「定時」，但一些人員構成複雜的社區很難做到這一點。比如一些生活在郊區的上班族，晚上回到家很容易錯過投放時間。「定時」造成其生活不便，會引起反對情緒。
還是需要一些耐心，而不是從行政上「一刀切」，投放時間的選擇需要針對各個社區的具體情況，更需要和居民溝通協商。
澎湃新聞：很多居民也很關心，垃圾分類進行了一年多，究竟對生態環境帶來了哪些影響，但一些公布的數據相對專業，公眾接受度有限。您如何看待這一點？
李長軍：
這也是行為能否持續的關鍵，如何給予人們持續的正反饋，讓人們意識到垃圾分類的實際價值。確實，人們能看到公布的數據，透明度這塊做到了，但這些數據意味著什麼，需要一個轉譯和傳播的過程，如何更能為大眾理解的方式呈現，
老百姓能接觸到的是分類投放等「前端」的部分，投放之後，人們也想知道「後端」發生了什麼。這些都需要科普的力量。
上海某小區的垃圾定點投放點放置的洗手設施。
澎湃新聞：過去一年，上海遇到了哪些問題，對於其他正在推廣垃圾分類的城市有哪些借鑑意義？
李長軍：
實際上，上海推進垃圾分類的起點並非是2019年7月，而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比如2011年上海就在推「百萬家庭低碳行，垃圾分類要先行」，一些小區已經開始試點。前期和居民的溝通和協商尤為重要。
一些社區早在幾年前就成為垃圾分類的試點區，社區中的各方花了很長時間溝通、磨合。垃圾分類也是社會治理的一部分，社區內部的責任義務如何劃分，誰應該做什麼，誰適合做什麼。
而一些社區沒有足夠時間進行溝通，時間緊任務急，人員有限，對於居民而言，很難迅速適應生活上的巨大變化。早期網絡上也有一些抱怨聲和段子調侃。上海在與居民溝通這塊，嘗試了一些方式。很多居民沒做垃圾分類之前會有畏難情緒，但通過志願者的工作，或是參觀其他模範社區等活動，他們會降低對困難的預期，分類和定時定點投放並沒有想像中困難。
對於那些想要推廣或正在進行垃圾分類的城市而言，需要留足準備期，既需要做好和居民的溝通，也需要做好「後端」，垃圾怎麼分類收運，分類處置設施的配套等等。不是說一聲令下，大家的生活習慣和方式都能改變，這並不是「運動式」的。
澎湃新聞：國際上許多城市已經推行了垃圾分類，上海在其間處於什麼位置？
李長軍：
去年我們受阿拉善SEE基金會浙江中心委託，做了世界垃圾分類城市的案例集，實際上，不同城市的情況有所不同。
比如日本，大家都會認同，日本的垃圾分類做得很好。具體來看，它在可回收垃圾這塊幾乎做到了極致，大家可能印象深刻，一個塑料瓶的瓶蓋和包裝商標都要分門別類投放。但總體來看，日本的可回收垃圾佔比較小，佔比較大的廚餘垃圾在日本是被當作可燃垃圾處理的。據東京都統計局
數據
，2018年東京23區家庭廢棄物總計約176萬噸，可燃垃圾佔比94.2%，其中紙類佔比最多，為42.24%；廚餘垃圾（去除水分）佔22.58%；塑料垃圾品類佔比20.15%。日本的廚餘垃圾是作為可燃垃圾進行焚燒處理的，但焚燒之外，是否有更合理的方式可以資源化再利用呢？
韓國首爾的垃圾分類中，有一些收費和罰款等相對較「硬」的舉措，比如監控探頭，不進行分類就亂扔者會被罰款。初期，這些強制性措施很有效，但從
數據
上看，首爾近些年也進入「瓶頸期」。以食物垃圾為例，2013年韓國針對食物垃圾加強了垃圾計量制（Volume-based Waste Fee），推出了食物垃圾計量制（Weight-based Waste Fee），將食物垃圾按重量收費，當年回收比例有所上升，但第二年就有了回撤。這說明單純靠收費和罰款等硬性措施很難持續。
通過國際城市間的橫向對比能發現，每個城市甚至每個社區都需要有針對自己獨特性的措施。垃圾分類是一個長期過程，有些措施可能在初期很有效，但在持續期，會面對新的問題，需要探索新的方法。
個人認為，這種橫向比較也是一種給居民的正反饋，讓大家了解垃圾分類背後的故事。
澎湃新聞：國內一些城市已經陸續開啟垃圾分類試點，目前是否發現了一些新問題？
李長軍：
談不上「新」，最關鍵的還是責任主體。上海之前也出現過，因為有保潔員兜底，進行二次分揀，居民會變「懶」，亂分類或乾脆不分類。
社區管理者就需要去觀察，究竟進展如何。如果仍然單純靠物業和保潔員，等於此前的權責劃分是失效的，就需要二次啟動。人們會認為，上海很「成功」，一年時間就達到90%的分類達標率，但在此前漫長的試點階段，很多社區都經歷過反覆，好好壞壞。對於其他城市而言，要想讓垃圾分類這個行為發生，前期需要權責劃分明確、紮實。
即便是上海，接下來也需要持續觀察，比如社區的人員結構變動，物業、業委會換屆，都有可能影響到垃圾分類。垃圾分類不是一勞永逸的，如何持續，這也是我們現在的研究課題。
澎湃新聞：新冠疫情對垃圾分類造成了哪些影響？
李長軍：
很多人認為，新冠疫情一來，垃圾分類就會「停擺」，但並非如此。4月，上海市綠化和市容管理局公布了一些
數據
——這也是一種給居民的正反饋。他們跟蹤調查了20多個居住區，疫情防控期間，志願者隊伍撤離的情況下，仍有三分之二的居住區維持「優秀」的分類投放水平，另外三分之一也是「良好」。這也說明，生活垃圾分類投放的行為是具有可持續性的。
由澎湃研究所編著的《垃圾分類的全球經驗與上海實踐》即將上市，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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