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留英史敘述的學術史意義
在我看來，對於全球化與現代性這兩個大背景，特別應關注的是聯繫起「全球」與「現代」的核心因素，這裡特別進入視野的，當然就是勾連起邊際界限，在各國本身發展軌跡中作為邊緣，但從世界整體進程中卻又可能成為中心的「關聯效應」，而此中更為核心的則是代表文化—精神接觸的部分，譬如說早期通過傳教士達致的文化接觸，後來通過留學生、講學者勾連的文化關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對於中國，留學史研究就有了一份非同尋常，甚至關乎學術主流進程、現代中國整體建構的重要意義。不弄清近代以來留學生經由遊學世界而帶回的「燎天火種」，又如何能奢談現代中國形成與興起的「煌煌事業」？
就20世紀的學術史進程來看，作為國別留學史的著作，留日、留美、留蘇均已「題詩在前」。但留德、留法、留英的著作尚乏來者。如果將外國學者的研究也算在內的話，那麼真正留下空缺的是留英教育。由此說來，劉曉琴這部著作當得「拓荒之舉」。全書三編，分別論述三個時期的留英教育，即：晚清、北洋政府、南京國民政府。無論是在史料的搜集，還是史述的細緻，此書都展現出一個史學工作者的良好訓練與紮實工作。但正如我在「留學生與中外文化」研討會上向作者提出而未得到圓滿回答的問題那樣，如何理解留英學人在英國思想東漸過程以及現代中國建構過程中的意義？這在我看來，才是更應值得關注的學術命題。當然學科不同，彼此的學術取向也會有所差別。
就19世紀以來這一波西學東漸潮來說，英國文化毫無疑問在早期居於壓倒性的主流地位，對這點應予以明確認知。可惜，此書對早期史實梳理頗細，但對深意追問似乎未多關注。倒是在第十章中專門討論了「留英生與三四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在我看來，留英學人對現代中國的重大意義，大致可分兩段。一是早期，即1890—1900年代，近代留英學人如王韜、辜鴻銘、嚴復、伍廷芳等的重要意義，主要是精英人物對第二波西學東漸的點撥功用。二是後期，即1930—1950年代，政治、學術的分道而馳。一方面，以儲安平、羅隆基、王造時等拉斯基弟子（費邊社）為中心掀起的自由主義思潮；另一方面，以錢鍾書為代表的牛津弟子卻沉入學院，選擇了專業化的學術道路。
二、留英學人與英倫學者的思想關聯——以倫敦學人群與拉斯基、哈耶克為例
前者待專論，這裡僅就倫敦學人群略做申論。在英國大學學術傳統裡，牛橋（牛津、劍橋）與倫敦（倫敦大學的統稱其實只是一個虛體，事實上各個學院都是獨立的大學，且可與牛橋一較短長，如帝國理工學院、倫敦經濟與政治學院、大學學院、亞非學院等）的傳統是不太一樣的。前者以田園姿態疏離首都，雖距離不遠，但獨立風採更彰；後者則聚於帝都倫敦，雖然難免喧囂，但終究位於政治中心，與政治關聯更加密切。這一點，其實在現代留英學人身上也得到部分印證[1]。不過考察留英學人之接受英國文化，除了泛覽讀書、涵泳其境之外，需要進一步探討其時英國語境的學術場域狀態，尤其是具有重要影響力的英倫學者。這裡就舉兩位鼎鼎大名的人物——拉斯基與哈耶克。
拉斯基（Harold Laski, 1893—1950），作為英國20世紀上半期最著名的政治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活動家，乃是知識界的領袖人物之一[2]。當然，我們更感興趣的是，曾先後有三位中國留英學人遠赴英倫，求學問道，師從拉斯基；並在歸國之後，憑藉從拉氏處借得的思想資源，掀起了一場影響深遠、失敗然而悲壯的思想自由運動。羅隆基（1898—1965）於1926—1927年在倫敦經濟學院；王造時（1903—1971）於1929—1930年在倫敦大學研究院；儲安平（1909—1966）於1935—1938年入倫敦經濟學院。這3位，日後都曾是大名鼎鼎的「右派」人物，但作為20世紀中國思想史上另類途徑的重要紅線，很難繞過。但至今為止，學界顯然還沒有予以充分關注。僅憑如許高足，拉斯基的意義怎麼高估都不過分。
不過，在我看來，僅將關注的視線瞄準拉斯基，還不太夠。我們不妨再來看一位與他同時享有國際聲譽，亦在後世得到更多重視的思想家——哈耶克。通過這樣的參照系，我們可以更真實地還原歷史，進入到具體而宏闊的歷史場景中去。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1899—1992），經濟學家兼思想家，他比拉斯基小6歲，基本可算是同代人，且在倫敦經濟學院有同事之誼，交往也算密切。但二者日後分道揚鑣，甚至有些反目成仇。與拉斯基在20世紀中葉即終止生命不同，哈耶克的影響一直覆蓋了20世紀近乎整個的歷史，並因1970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而聲譽達到頂峰。1984年，哈耶克曾對拉斯基如此蓋棺論定：
約翰·亨特把哈羅德·拉斯基描寫為左傾思想的代表人物，並說他是頭腦清醒的人。然而，他在關鍵時刻的表現卻讓我覺得，根本不是這麼回事。那是在1939年8月，晚飯後，拉斯基就俄國布爾什維克創造的奇蹟喋喋不休講了1個多小時……然後，他不得不停下來，因為大家要聽9點鐘的BBC新聞廣播。結果我們聽到新聞中說，希特勒和史達林籤署了協議。這讓拉斯基惱羞成怒，不僅是因為俄國人這一背信棄義的行為，也因為他在20多分鐘前還在毫不吝惜地讚美的那套制度遭到了普遍的唾棄……自那以後，我再也不可能把他視為頭腦清醒的人。[3]
今天我們回過頭去看，其中可能有很多場域因素的制約。拉斯基的誤判其實並不足為奇，當年曾受到誤導的不乏其人，像本雅明、羅曼·羅蘭等甚至去過蘇聯，撰寫過《莫斯科日記》等，但問題在於，再大的思想家也都是現實場域中生存的人，在公開場合「丟失顏面」才是問題的最關鍵處。而拉斯基顯然有些丟面子。
在那個時代的英國，拉斯基的重要性顯然不言而喻。有論者甚至稱：「未來的歷史學家會把1920年到1950年這段時間稱為『拉斯基時代』。」[4]其實，即便就英國文化場域的社會主義者而言，拉斯基也談不上「一花獨秀」，至少在1920—1930年代，就有所謂三大「紅色教授」之稱，除了拉斯基之外，還有託尼、科爾（G.D.H.Cole），他們都是諸如經濟史家之類的學者人物。當然還有英國社會主義的精神領袖人物——韋伯夫婦。然而拉斯基的影響是無遠弗屆的，哈耶克自己就記載過，他在週遊世界的過程中發現，亞洲與非洲的政治人物中有相當部分曾於1930—1940年代留學於倫敦經濟學院，且頗受拉斯基思想之影響。[5]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成為新興獨立國家的許多地區和國家的民族主義領導人，都曾經在拉斯基手下學習過。」若是拉斯基能延壽若干年，則他的「帝師」地位一定會使其引為驕傲吧，作為「塑造了如此多的新興國家的未來領袖的精神」[6]，拉斯基究竟「功過」如何呢？
與尼赫魯（其思想核心即拉斯基觀點）這樣曾為印度領袖的留英學人相比，現代中國的留英學人僅僅是在文化場域發揮功用，雖然他們也曾試圖將這種影響力施加於政治上層，但顯然未奏功效。孫中山則對留英學人相當不以為然，他在批評留學生「最奇怪的是大多數都不知道過問政治」時，就得出結論「最不行的是留英學生」[7]。認為這是留英學人對英國文化的誤讀：「他們多半誤解以為英國人民不管政治，因為受了這種影響，在留學期間或者回國以後，也就以為參預政治是不必要的。因為英國人民平時只靠他們的政黨替他們過問政治，而很少直接參與。但是他們留英期間如果遇著英國一次大選，他們得到機會仔細觀察，就知道英國人是怎樣瘋狂參加政治活動的。」[8]孫氏當然有其特殊的革命家背景，但確實也在某種意義上說出了留英學人的特點。
雖一在經濟系，一在政治系，但哈耶克與拉斯基當年不無交往，主要是同好購書與藏書。作為當年英國學界的風頭人物，如果說留英學人對哈耶克一無所知，恐怕也未必符合實情。但他們當年的留英時代，究竟是如何求學，認知水平如何達致，導師思想如何採擇，卻確實是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直到1980年代，哈耶克才成為一種重要思想資源逐漸輸入中國，無論如何是「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實事求是地說，哈耶克的思想史意義怎麼高估也不過分。他所揭示的「通向奴役之路」，確實極具政治史和思想史的雙重價值。有趣的則在於，哈耶克與拉斯基這兩位昔日摯友，到了1944年時，竟因了學術論爭與思想歧異，而終究分道揚鑣。其導火索則為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作為經濟學家，哈耶克不能算很成功，在凱恩斯的重炮轟擊之下，他幾乎一敗塗地。但其思想發展的轉型，卻對人類思想史進程具有重要意義。在此書中，他明確提出，追求計劃經濟，必然導致一種無意識後果，即極權主義；所以他反對在和平時期繼續執行戰爭時期的福利國家政策，主張古典自由主義的觀點，即將政府活動限制在符合其法治概念的形式之中。
1945年，拉斯基在一次會議上嚴厲指責「自由企業的無政府狀態」，認為「沒有什麼中間道路」，在他看來，「自由企業和市場經濟就意味著戰爭，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則意味著和平」。而作為「世界帝國」的美國，其資本主義經濟將「直接通向了奴役」。無疑，這番表述，直接針對的，正是哈耶克提出的自由主義觀念。今天看來，這兩種觀念似乎高下立判，但評價標準往往並非一成不變，而很可能隨著時間的遷變而「天壤有別」。由此，拉斯基的思想曾受到當年留英學人的熱烈追捧，也就並不太難理解。那畢竟是一個資本主義居於統治地位，而青年學生們要求衝破傳統理念的時代。
三、儲安平的英國文化認知及其思想史意義
當然，在這個時候，連最年輕的儲安平也已學成歸國數年，彼時信息交通尚遠無後來這般快捷，很難說拉斯基還與他的中國弟子們有密切聯繫；而且此期中國災難深重，遠沒有1920年代前後的寬鬆環境和文化氛圍，戰爭的硝煙始終瀰漫在神州大地，所以如羅素、杜威當年那樣的講學時代終究未曾來臨。否則，拉斯基也可能光臨中國。好在留英學人之中，不乏有對英倫學者論說體貼入微並活學活用者，就中當以儲安平對英國文化的認知最為自覺也深刻，他對自由主義的擇定同樣亦具有真理般的追索精神。他自己謙稱「這種比較也僅是片段而非全盤的」，但這種努力至少是值得嘉許的，他所推崇的英人的主要性格是「務實重行」：
英人不重視抽象的理論，很少幻想，不尚辭令及一切浮面的虛文。政治家策劃國家大事，曾不稍涉遐思，他們密切注視現實。他們發言皆明淺樸實，而其決策和意見總是切合實際，力避好高騖遠。他們及一般官吏，總是集中精力於其職分內的工作，很少參加無關的公共集會，很少發表大而無當的演說。社會上華而不實的會議本就不多，會議而動輒發表冗長的宣言者，尤不多見。政府官員就職或新成立一個機關，不一定有隆重的儀式；人民對於一個官吏或一個機關的期望是他實際的工作而非他動人的辭令或輝煌的典禮。政府各部門總是儘量地在沉默中埋頭工作，而其工作亦都能按照步驟實事求是。在一般社會及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英人也都實實在在。英人治學大都嚴謹而刻實，他們對於美國人愛編教科書的態度，總不敢苟同。英人經營事業大都腳踏實地，不誇大，不遊移，不僥倖，並十分注意工作的效率。他們對於一件事業，孜孜不倦，有始有終，總要得到一個結果，決不半途中廢。在人與人之間的往還中，也很少用巧佞的辭令。英人通信總是直截了當地說自己所要說的話。見面接洽事務，也不先作寒暄，他們簡單扼要，對於數目則力求準確。以舌及權術為資本的職業政客在英國的土壤上殊不易滋生。大多數人都討厭抽象的理論，視無裨實益的空談為一種浪費。他們喜歡行動，他們最大的愉快是從實行中實現希望，獲得成功。英人因秉性沉默寡言，他們遂得將其精力集中於行動。英人這種務實重行的精神，使整個英國社會蓬勃有朝氣，使社會各階層各方面，都能結結實實，熱力充沛，潛有無限堅韌的力量。在承平時，他們虎虎有生氣；在危難時，他們能力抗狂瀾而不為狂瀾所撼。[9]
應該說，儲安平的這段論說，是相當有見地的。他不但分梳了英倫思想與歐陸（尤其是德、法）傳統的根本歧異，而且指出了英、美思想的不同路徑。後者尤其是重要的，一般說來，我們都以為英、美同文同種，而邱吉爾撰《英語民族史》更將大英帝國為主體的英語民族似乎描述成一個「整體形象」。但考諸實際，即便因同文而確實形成大量共性的英語民族中，各國因其本身傳統與地理環境不同，民族特性與文化養成也絕非劃一。美國在20世紀的崛起過程與世界霸主地位，更說明了此點。在「務實」的民族性方面，美國人對英國人很有借鑑和學習，這是「實用主義哲學」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可英國人更嚴謹而「腳踏實地，不誇大，不遊移，不僥倖」，美國人則不免更求巧而善於尋找成功的捷徑。能將問題認知到精微細緻處，這是留英學人如儲安平等人的長處，而將這種民族性的本質特徵一層一層剝離開來，自覺運用相關的比較性思維，更非一般民眾乃至學者所擅長。沒有對問題的深入思考、對留學國文化的悉心體會、對世界文明認知的自覺意識，很難達到這樣的層次。
當然，制約留英學人的思考和文化認知的，還有他們求學場域的自身問題。也就是說，我們還需要關注英國學術場域自身的發展問題，譬如就經濟學領域而言，倫敦經濟學院（經濟系主任為羅賓斯）、劍橋大學（以凱恩斯為旗手）雖非「水火不容」，但確實是「風格迥異」。這本身就有其傳統延續的制約，再加上是時英國學術場域（包括具體學科之內）權力、思想博弈的狀況，也必然導致留英學人因其所處場域、師承狀況、自身立場的不一而導致其思想形成與發展的異質性。
實際上，留英學人當年面臨的問題一點都不少。一方面，如錢鍾書這樣的學者型留學人，是為了自己求知慾的滿足而負笈異域的。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像儲安平、羅隆基、王造時這類以政治、經濟為學業的留英學人有更為致用的留學目的。如果我們將眼光拓展，可能會發現儲氏等人尋求的「現代中國」問題的解決，在某種意義上只是現代性問題的中國表現，它在更廣闊的歐洲、世界背景中，是可以找到更具有深度的理論闡釋的可能的。這也正是哈耶克、拉斯基論爭會在留英學人中留下深刻烙印的原因，問題本就是由彼而出的。這種關聯，多少有點像1920年代，以胡適、吳宓為代表的留美學人之爭（新文化派、學衡派），實際上與美國學術場域內杜威實用主義與白璧德新人文主義之異有關。
四、留英教育史的意義
就我們的留學史研究而言，或許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一是往前推進的策略，或許是加重個案研究的分量與比例。沒有對相當數量個案（尤其是具有不同層面代表性個案的深入研究），很難進入到宏觀國別留學史的考察過程。當然，個案如何選擇、如何進入，都是大有講究的操作技巧問題。既是留學史研究，就與一般的文學史、文化史的研究不同，應突出「留學」的雙向功用，對現代中國語境而言，必須強調「留學異國」期間的學養形成（尤其是和外國文化資源的關聯）；對外國語境而言，應突出「文化互動」的相關性。因為，留學絕不是一個簡單的「求學」過程，似乎只是求學地點與學校的更換而已，它對留學生來說是一個全面的自我調整、文化適應與學養生成的過程，說是「脫胎換骨」或許過分，但實現「修養的整體提升」則絕非無稽之談。
二是思想史意識與學術史背景的考察，應當成為我們問題意識形成的重要支撐點。歷史並非一成不變，正是在史家的敘述中，歷史才有可能成為我們生活的一分子。如何在目前相對割裂的專史研究中日益突出各相關場域之間的相鄰互動性，是非常重要的。留學史研究的重心應是「留學人」（留學生），但僅僅從單純的留學教育角度很難尋出更多的「閃光點」，只能不斷重複某些人士的傑出成就或只是頭銜；而將學術史背景納入考察，則意味著我們必須從學術文化的立場去深究留學人的整體學養生成過程，尤其是如何通過留學國的學術語境而達到的；將思想史意識帶入，則要求研究者必須能站在更為宏觀的高度上去認知留學人的整體意義，放在一個歷史的（首先是思想史）的脈絡裡考察留學人的意義。也就是說，通過這兩個點，我們將「留學經歷」與「留學貢獻」可以很好地、很有效地連接起來。設若如此，這種新的連線方式必將給我們提供層出不窮的新問題。
三是對象國語言和文化背景的關注，應儘可能涉獵。如果說接觸與處理原始資料（如外國檔案）尚有困難的話，至少可以關注外國同行的研究以及相關學術著作的參考。留學史研究的意義，就在於探索「他山之石，如何攻玉」的奧妙，在這一過程裡，「攻玉」本身是特別值得追溯的，「玉」（現代中國之進程）本身固然要考察，「攻」（外來思想如何介入）更宜作為重點，但其實更不能忘卻要弄清本源所在，即「他山之石」本來是怎樣的，它又是如何在此過程中產生變異的。實際上，如果沒有此一支撐，所謂的學術史背景是很難落到實處的，因為這一研究的意義就在於溝通中外學術，不搞清楚留學國的學術史脈絡（具體的學科情況），所謂「留學經歷」很難搞清楚。
四是在可能條件下，帶入比較視野。這種比較視野應是雙重的，即我們不僅應關注中國留學人的國別差異，如與留德、留法乃至留美、留日學人的比較；也應以「近代留英教育」中心進行考察，如此，則日本、印度的留英學人就值得考察，如中村正直、夏目漱石、伊藤博文等日本精英人物都是在19世紀後期的不同時段留學英國，並在現代日本的民族—國家建構過程裡發生極為重要作用的，那麼他們的留英經歷如何？歸國表現如何？其間關聯又如何？都可以作為參照的極佳關照點。同樣，印度作為英國的殖民地，留學英國幾乎成了印度知識精英的「必修課」，甘地、尼赫魯等人無一例外地與英國文化發生極密切關係。這個方面，日、印自身的學者都有相當的研究，我們可以借鑑他們的成果，形成自家的宏觀視野。
如此議論，並非苛求他人，其實也是對包括自己在內的「留學史研究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們不僅要看到自家的成績，更要明白自己在學術史的學統延續中的可能位置，並不斷提升自己的知識學水平。從這個意義上說，《近代中國留英教育史》只是完成了「萬裡長徵」的第一步，更深入、更細緻、更洞察的研究還有待於後來者的「眾人拾柴火焰高」；但既有這樣的奠基之石在先，相信後來者的起步，也就有了更穩健與可以憑藉的專業知識平臺。
一個兄弟號
學習一個
二哈視界
簡介：其實就是一個備用號。每日更新一些我過往在敘拉古之惑和歷史與秩序上發過的那些我認為比較經典的論文和吃瓜與圍觀，領視這些偏知識和趣味性的文章。當有一個號因外力因素幹預下，停更後，此號承擔候補功能。
注釋：
[1]當然也有例外的現象，如求學牛津的向達，不僅致力學術，也還投身政治；求學倫敦的費孝通，日後主要以社會學專家身份彰顯。這裡只是就大體情況而論。
[2]關於拉斯基生平，可參見Kramnick, Isaac and Sheerman, Barry, Harold Laski : A Life on the Left, New York and Harmondsworth: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1993. 詳細的書目可參見約翰·斯丹利，《導言》，[英]拉斯基，《思想的闡釋》，張振成等譯，貴州人民出版社，2001：28—29。
[3]Hayek, Friedrich A. von,「Hayek on Laski」, Encounter, June 1984，p.80. 中譯文引自[英]阿蘭·艾伯斯坦，《哈耶克傳》，秋風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67。
[4][5] [6]轉引自[英]阿蘭·艾伯斯坦，《哈耶克傳》，秋風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67，68， 69。
[7][8]《與留法學生的談話》（1919年11月中旬），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5卷），中華書局，1985：165—166。
[9] 儲安平，《中國人與英國人》，《中國留學生文學大系·近現代散文紀實文學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575—577。
《近代中國留英教育史》，劉曉琴著，南開大學出版社，20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