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創我國電影譯製事業的是長春電影製片廠的前身"東北電影製片廠"。東北電影製片廠是1945年日本投降以後在偽滿洲映畫株式會社基礎上開始籌建的，原名為東北電影公司，1946年10月1日正式命名為東北電影製片廠。解放戰爭東北戰役期間，東北電影製片廠遷至黑龍江北部的一個小城興山，1949年長春解放後又搬遷回長春。1946年，袁牧之從蘇聯學習歸來，被任命為第二任廠長。1948年，當時地處興山的東北電影製片廠已建廠三年，初具規模，袁牧之躊躇滿志，決心大幹一場，他提出了七種影片的生產計劃，即新聞片、故事片、科教片、美術片、翻版片、幻燈片、新聞照片，其中翻版片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譯製片。
袁牧之看到，當時所放映的蘇聯電影都是原版的俄語電影，有些電影加上了一些中文字幕，但還是讓觀眾難以理解，於是產生了要為這些電影配上與演員表演同步的漢語對白的想法。1948年7月的一天，他找到當時廠裡編導、表演能力都很強的袁乃晨商量此事，他們的想法一拍即合。袁乃晨是部隊話劇演員出身，既有藝術才華又樸素幹練，他隻身來到哈爾濱南崗區的莫斯科電影院，找到蘇聯影片進出口公司的總代理聶斯庫伯，與他商洽翻譯蘇聯影片的業務。起初，聶斯庫伯不太相信東北電影製片廠能夠做好蘇聯電影的翻譯，幾經周折，在袁牧之的大力支持配合下，袁乃晨終於與蘇方籤訂了為蘇聯電影做翻譯配音的合同，一個月後，他們拿到了第一份準備翻譯的電影臺本《馬特洛索夫》。袁牧之和袁乃晨馬上組織人員，安排設備，全力以赴地開始了譯製工作。沒有任何可以借鑑的經驗，他們一步步地摸索，一次次地試。又因為還處在戰爭時代，所以影片做做停停，輾轉興山、齊齊哈爾、長春三地，歷時8個月，終於在1949年5月完成了全部的譯製工作。
影片譯製完成後，請來了包括聶斯庫伯在內的有關人員觀摩，結果大獲成功，放映結束時全場掌聲雷動，全廠職工歡呼雀躍，無比激動。聶斯庫伯連聲說好，同意以後所有的蘇聯電影的華語翻譯版權都由東北電影製片廠來做。此片由袁牧之正式定名為《一個普通的戰士》，袁乃晨擔任譯製導演，孟廣鈞、桴鳴翻譯（劉遲也參加了部分翻譯工作，但是沒有署名），張家克、高島小二郎錄音，主要配音演員有張玉昆、吳靜，後來因在反特電影《黑三角》中扮演「賣冰棍的老太太」的凌元和《閃閃的紅星》中「潘冬子媽」的扮演者李雪紅當年都參加了這部電影的配音。1949年8月開始公映，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這就是我國電影史上第一部譯製片的誕生過程，人們讚譽袁乃晨在開創我國譯製片事業上的傑出貢獻，稱他為"新中國譯製片之父"。
《一個普通的戰士》的譯製成功極大地鼓舞了東北電影製片廠譯製人員，他們毫不懈怠，一部又一部地譯製新片，僅在1949年的下半年就接連完成了另外兩部蘇聯電影的翻譯，即《俄國問題》、《偉大的轉折》。第二年的產量更令人咋舌，多達31部。東北電影製片廠生產的譯製片不僅在北方上映，在南方也同樣受到歡迎，尤其在具有中國民族電影光榮傳統的上海產生了強烈的反響，這些譯製片令上海的觀眾耳目一新，更激發了那裡的專業電影界同行開展電影譯製的熱情。
1949年冬，上海電影製片廠的翻譯片組剛剛成立就接到中央電影局要求其在第二年完成10部電影翻譯的任務，組長陳敘一隨即帶領周彥、寇嘉弼、陳錦榮到東北電影製片廠參觀學習了於彥夫任譯製導演的《偉大的轉折》全部譯製過程，向那裡的同行學習經驗。陳敘一一行於年底返回上海，馬上就開始準備第一部電影的翻譯工作。1950年3月，《團的兒子》（即《小英雄》）的譯製工作全面展開，擔任翻譯的是陳涓、楊範，導演是周彥、寇嘉弼，配音演員有姚念貽、張同凝、陳松筠、邱嶽峰。他們白手起家，克服重重困難，27天後，成功地完成了上海電影譯製廠歷史上的第一部作品。
二、《葡萄熟了的時候》
從1950年開始，新中國的譯製片生產就像成熟了的葡萄一樣，進入了收穫的黃金時代。那時主要是中文配音版譯製片，也有少量的中文字幕譯製片。建國初期，我國在文化上是比較開放的，進口電影國家的範圍不斷擴大，開始時進口的完全是蘇聯電影，後來擴大到東歐國家，在後來擴大到整個亞、非、拉、歐諸國。文革前，中國只引進過一部美國故事片，1960年由上譯廠譯製公映的進步影片《社會中堅》。
這個時期比較有影響的有電影大師愛森斯坦的《伊萬雷帝》；普多夫金的《海軍上將納希莫夫》；萊茲曼的《金星英雄》、《被開墾的處女地》；高爾基三部曲《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文學名著改編的《羅密歐與茱麗葉》、《安娜卡列尼娜》、《靜靜的頓河》、《沒落之家》、《上尉的女兒》、《紅與黑》、《牛虻》；反特影片《山中防哨》、《海底擒諜》。戰爭巨片《攻克柏林》、《史達林格勒戰役》對中國以後拍攝的同類型電影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保爾柯察金》和《丹娘》是那時中國青年心中的偶像，他們影響了整整一代人，為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而奮鬥；馬克.吐溫小說改編的英國影片《百萬英鎊》由大明星格裡高利.派克主演，迷倒了大批中國觀眾；「好人的兒子是好人，賊的兒子必定是賊」這一宿命論來自轟動全國的印度影片《流浪者》，《拉茲之歌》傳唱至今；羅馬尼亞影片《多瑙河之波》讓中國人第一次在銀幕上看到了「接吻鏡頭」；日本進步電影《箱根風雲錄》、《不、我們要活下去》，義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偷自行車的人》《警察與小偷》《羅馬11時》使中國觀眾了解了勞苦大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活狀態和悲慘命運。
三、《艱難時世》
由於國際關係發生變化，1961年——1965年進口片數量大為減少，名著改編的列夫託爾斯泰的《復活》（上下集）、屠格涅夫的《前夜》、蘇聯1959年第二次拍攝的《被開墾的處女地》（三集）都是在這一段時間完成的；此外，蘇聯影片《紅帆》、《運虎記》，民主德國的《馬門教授》，日本影片《松川事件》，朝鮮影片《工廠是我的大學》，越南影片《年輕的戰士》在觀眾中影響較大。
值得一提的是，1962年6月17日下午周恩來總理和鄧穎超同志來長影視察，觀看了譯製片蘇聯影片《盲人音樂家》的臺詞錄音。總理對譯製片演員的工作給予很高的評價，稱讚他們的工作是「幕後英雄」。並說可以把配音演員的照片印上譯製職員表。這是對譯製片創作的莫大鼓舞。
四、《不該發生的故事》
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間，一場空前浩劫降臨中國大地，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都遭遇前所未有的衝擊，外國電影的譯製也不可避免的深深打上了那個時代的烙印。六、七十年代，中國和蘇聯發生意識形態分歧、甚至發生邊界衝突，兩國徹底斷交，隨之而來的是社會主義內部陣營的分裂，很多原來與中國交往密切的國家隨蘇聯一起孤立中國，電影交流的大門就此關上了。結果是，中國身邊只剩下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幾個好兄弟，「文革「期間的譯製片幾乎全部來自於這幾個國家。這時，長影、上譯的創作、生產、隊伍、制度也遭到嚴重破壞，1967——1969年長影的譯製片處於停產狀態，到1970年3月才恢復生產，譯製的第一部影片是越南的《森林之火》，因為譯製片主創都被下放到農村做了農民，所以由留廠的故事片演員擔任配音，表演藝術家梁音就是此片主配之一。長影的譯製片主創在1972年譯製
1954年，八一電影製片廠為配合部隊作戰、訓練以及科研需要，開始譯製以蘇聯為主的軍事教育片、紀錄片和科研片。1969年，八一廠開始譯製外國故事片，當時主要是內參片。
北京電影製片廠在1973年也開始進行譯製片生產，像南斯拉夫的《橋》、《瓦爾特保衛塞拉耶佛》，羅馬尼亞的《沸騰的生活》、《爆炸》均出自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北影。
「文化大革命」時期，最高權力集中在「中央文革小組」手裡。儘管全國老百姓只能看八個樣板戲；「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卻要看很多的「內參片」。於是，上譯、長影、八一廠先後都接受了譯製「內參片「的任務，上譯譯製了美國名片《魂斷藍橋》、《鴛夢重溫》、《瓊宮恨史》、《音樂之聲》、《美人計》；英國的《簡愛》（還譯製了美國版本的《簡愛》）、《紅菱豔》、《諜海群英會》；日本的《軍閥》、《生死戀》、《虎虎虎》、《啊！軍歌》、《戰爭和人》、《日本最長的一天》；蘇聯5集史詩巨片《解放》；法國的《巴黎聖母院》、《基督山恩仇記》；法國、阿爾及利亞政治片《Z》；義大利的《警察局長的自白》、《馬臺依事件》；西德、羅馬尼亞、義大利影片《羅馬之戰》；墨西哥的《冷酷的心》等。
長影譯製有英國影片《送信人》；聯邦德國的《特羅塔》；美國的《紐約奇談》；蘇聯的《記者》；羅馬尼亞的《達吉亞人》《勇敢的米哈伊》；八一廠譯製了日本的《山本五十六》《啊！海軍》；蘇聯的《火》；美國的《巴頓將軍》《翠提春曉》。除了一部分影片在文革後購買版權公映外，還有相當數量的內參片看到的人很少。特別是1972年長影譯製的蘇聯四集史詩巨片《戰爭與和平》，原來江青是要看美國亨利方達和奧黛麗赫本主演的那版，哪知引進人員給弄錯了，引進了蘇聯的邦達爾丘克導演並主演的這版。這版大電影譯製片《戰爭與和平》至今未能面世，也許成為永久的「謎」了。
文革」時期的公映譯製片就像當時極少的幾部國產片一樣，是「文革」的文化沙漠裡幾汪清澈的泉水，給動蕩歲月中饑渴的中國人民帶來幾多清涼和慰籍。這期間產生較大影響的有朝鮮影片《賣花姑娘》、《金姬和銀姬的命運》、《看不見的戰線》、《原形畢露》、《勞動家庭》、《鮮花盛開的村莊》、《摘蘋果的時候》、《空中舞臺》、《火車司機的兒子》《在陰謀者中間》；阿爾巴尼亞影片《寧死不屈》、《海岸風雷》、《地下遊擊隊》、《第八個是銅像》《在平凡的崗位上。《小貝尼》；羅馬尼亞兒童驚險片《多瑙河三角洲的警報》、《巴布希卡歷險記》；40歲以上的觀眾現在對這些電影也能如數家珍。當年，那些朝鮮影片最為轟動，影院是歇人不歇機地進行24小時放映，翻譯何鳴雁和譯製導演姜樹森看原片時都落淚的《賣花姑娘》掀起了全國的觀片高潮，這部由朝鮮領袖金日成編劇的電影深深地感動了中國觀眾，花妮一家的命運牽動著人們的心弦，主題歌《賣花、賣花》更是傳唱中華大地。以至於驚動了朝鮮政府專門調看了此片的譯製版，他們想知道這部電影的中文配音究竟有什麼「高明之處」？
「空氣在顫抖，仿佛天空在燃燒」來自北影譯製的《瓦爾特保委塞拉耶佛》；「消滅法西斯，自由屬於人民」，「墨索裡尼，永遠有理」這些耳熟能詳的臺詞出自上譯廠譯製的阿爾巴尼亞電影；「老狐狸」、「歌曲集《阿里郎》」、「一天能掙600工分，漂亮的臉蛋上能長出大米來」、「只要心誠，石頭也能開花」這些臺詞和稱謂則來源於這些長影譯製的朝鮮影片。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同志當年在延邊大學做朝鮮語教師時，受長影邀請還翻譯過電影《延豐湖》吶！
五、《花兒總是那樣紅》
「文革」結束，中國電影迎來了嶄新的春天。一夜間，一段時間禁止放映和限制放映的譯製片又重新回到了銀幕，文革前和文革期間譯製的影片和「內參片」紛紛復映或購買版權公映，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老一輩觀眾覺得驚喜，新一代觀眾感到新鮮。在新的社會環境下，人們急需娛樂來豐富自己的生活，需要了解外面那精彩的世界。廣大譯製片工作者則放開手腳，全身心地投入到譯製片的生產工作中，電影譯製產量、質量逐年提高，譯製片的思想性、藝術性、娛樂性不斷增強，電影譯製事業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之勢。
1977年至今是新中國譯製片的又一個收穫季節，大師、名導、明星的作品層出不窮。有喜劇大師卓別林的《舞臺生涯》、《大獨裁者》《一個國王在紐約》；阿蘭德龍主演的《佐羅》《黑鬱金香》；奧黛麗.赫本和格裡高利.派克主演的《羅馬假日》；理察.伯頓主演的《魔窟尋諜》；希區柯克導演的《蝴蝶夢》《愛德華大夫》《諜影疑雲》；弗朗索瓦.特呂弗的《最後一班地鐵》；熱拉爾.烏裡導演的《虎口脫險》、《瘋狂的貴族》、《傘中情》、《兩個幽靈》；佐藤純彌導演的《追捕》、《人證》；深作欣二導演的《蒲田進行曲》；波洛偵探片《尼羅河上的慘案》、《陽光下的罪惡》；《梁贊諾夫的《兩個人的車站》、《義大利人在俄羅斯的奇遇》；山本薩夫的《啊！野麥嶺》、《華麗的家族》、《阿西們的街》，山田洋次導演，渥美清主演的《寅次郎的故事》；彼得.奧圖爾主演的《特殊的戰爭》；讓.加班主演的《悲慘世界》；讓.保羅.貝爾蒙多主演的《王中王》《亂世冤家》《恐怖籠罩城市》《陰謀的代價》；史泰龍主演的《第一滴血》；呂克.貝松導演的《女囚尼基塔》、《碧海情》；法斯賓德導演的《莉莉.瑪蓮》；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的《天空之城拉普它》、《風谷少女》和《鄰居託託羅》；羅密施耐德主演的《希茜公主》三部曲；美國喜劇明星金.凱瑞的《變相怪傑》和《神探飛機頭》；艾迪.墨菲主演的《特赦48小時》；羅伯特.德尼羅主演的《午夜狂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和梅麗爾.斯特裡普主演的《廊橋遺夢》；吉恩.哈克曼主演的《走投無路》、《籃壇怪傑》和《千裡追殺》。奧斯卡獲獎片《電視風雲》、《角鬥士》、《鐵達尼號》、《貧民窟的百萬富翁》、《伯納德行動》、《國王的演講》等等。
特別是1994年以後，國家每年引進10部進口分帳大片，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增加到20部，到2012年，此份額增加到35部。國內觀眾能看到較新甚至是和國外同步上映的表現當代電影成就，反映世界優秀文明成果的最新影片。上億元人民幣票房的影片不斷產生，而且數字越來越高。
北京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也在譯製片方面得以顯現，京城譯製片異軍突起，被觀眾們稱為「京譯」(含中影譯製中心、青年電影製片廠和八一廠)。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譯製了《痛苦的抉擇》、《電視殺手》、《阿姆斯特丹的水鬼》、《紅衣女郎》、《走投無路》、《無處藏身》、《天使在人間》、《天國大罪》、《愛情的故事》、《阿甘正傳》、《斷箭》、《龍捲風》、《空中大灌籃》、《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U-571》、《勇敢者的遊戲》、《指環王》系列、《霍比特人》系列、《007系列》、《星球大戰》系列等，並屢獲國家譯製片大獎且開創了譯製片的製片人制，不養譯製片人員，全員市場化聘用。
上海、長春兩大老牌譯製基地繼續發揮優良的傳統，結合市場需求近年來譯製出品的《愛有天意》、《翻譯風波》、《驚濤大冒險》、《雨果》；《未來水世界》、《變相怪傑》、《超膽俠》、《特工神童》；《哈利波特》、《功夫熊貓》、《冰河世紀》、《侏羅紀公園》、《X戰警》、《雷神》、,《美國隊長》、《碟中諜》；《藍精靈》《諜影重重》、《馬達加斯加》、《馴龍高手》、《神偷奶爸》、《玩命快遞》、《星際迷航》等系列均獲得較好的口碑與不錯的票房業績。
沒有改變的是，中國電影集團公司進出口分公司是國內唯一具有引進外國電影資格的機構，行政歸中影集團領導，業務受國家電影局直接管理。這就是我國譯製管理的雙重性。一方面，它代表政府對引進電影報關、審查和管理，另一方面，它又以企業形式運營，進行電影製作、發行、放映。2003年，中影集團成立了譯製中心，受集團委託，由北京電影洗印錄像技術廠負責管理，所譯製影片署名為「中國電影集團公司北京電影製片廠譯製」。2012年更名為「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譯製」。至此，我國有4家被國家許可的譯製單位：上海電影（集團）上海電影譯製廠有限公司、長影集團譯製片製作有限公司，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譯製中心，八一電影製片廠。
我國能夠發行外國電影的原先只有中影集團，後來增加了華夏電影發行公司。但中影集團在引進和發行的壟斷地位還是顯著的，並且受到了美國人的非議。2009年8月12日，針對美國的起訴，世貿組織就保護美國圖書、音樂以及電影對華出口問題上裁定中國敗北。
電影的製片、發行已經大多市場化運行，但譯製片製作的市場化則並未形成，片源的分配採取的仍是計劃的方式，電影譯製單位沒有選片的自主權，只能按照譯製影片的長度從發行公司獲取譯製加工費，無論譯製得好壞，譯製單位獲得的報酬是固定的。隨著數字電影的迅速發展，中影集團核減了膠片譯製片的加工費用，反而使得現在的譯製片加工費低到無法令譯製單位生存的地步。
電影發行商承擔市場風險，同時也享受市場分成，但是譯製機構卻被從市場中隔離開來，不管譯製片在市場上票房如何，與譯製單位無關。而向國外卡通電影學習的明星配音方式卻完全市場化，國內卡通片邀請明星做主角配音，片酬高達數十萬，而參加其他角色的譯製廠專業配音演員則只有區區幾百元，長期的待遇偏低，導致大批優秀譯製片工作者轉行到影視攝製領域，有的則離開了譯製片行業，配音成了他們的業餘愛好。
進入本世紀，尤其2010年後，突然間，無論是電影還是電視的配音譯製片觀眾越來越不愛看，一、二線城市的電影院線已經基本不排配音版的譯製片。媒體、網絡上批評聲多於讚許聲。配音譯製片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究竟是為什麼？到底怎麼了？經過大量的調查研究，總結歸納了以下幾點原因：
1、隨著社會發展，文化層次普遍提高，英語普及率很高（特別是近5年，小學一年級就開設英語課，老師讓孩子從小就接觸原版片）。影院的主流觀眾———年輕人是在改革開放後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英語水平普遍較高，有一些甚至能看原版片並能發現公映字幕譯製片的翻譯錯誤。他們很少愛看配音版，中文的節奏、發音、語調都和外語有相當不同，年輕人認為彆扭。
2、上個世紀直到今天大量音像出版社，盜版影碟商請一些「草臺班子」配了一大批劣質的譯製片，有的還登上了地方電視臺廣泛地播出，倒了觀眾的胃口。
3、譯製片繁榮時期的一大批藝術家退休。改革開放後，一大批高收入行業、群體應運而生，譯製片行業待遇持續偏低和譯製單位的內部管理問題，譯製片演職員和影視劇演職員收入差距拉大，導致一大批已經挑大梁的優秀中青年譯製片從業者離開譯製片崗位。像上譯、長譯都有大批人員或出國、或經商、或京漂、或從事其他行業。張涵予、黃渤、郝蕾、徐光宇這些演員都是從配音演員轉到影視表演的。雖然後續培養了不少青年譯製片骨幹，但隊伍還是不穩定。
4、電影引進速度加快，上映檔期緊急，導致傳統的翻譯、潤色、校對、裝填、排戲、肯詞、校正、補錄等環節精簡或忽略。翻譯沒那麼精準、精彩了，配音演員普遍存在行當不全，音色單一的問題。有個問題有爭議，有人認為配音演員的聲音不能太有特點，這樣觀眾容易出戲。但事實情況是，廣大觀眾就認聲音有特色的演員，尋找聲音明星是觀影的一大樂趣，只要角色安排得當，聲音貼合人物，觀眾是越看越愛看。這也是譯製片輝煌時期的作品讓現在的年輕觀眾看，他們也覺得能接受的原因。
5、目前在市場上佔據主流的分帳大片多數是特效動作大片，視覺效果是重要的，臺詞不是主要的。配不配音無所謂，只要有中文字幕就可以。其實，譯製片本身就包含：中文配音譯製片和中文字幕譯製片兩種。
6、電影拷貝數位化後，影院為了排片方便也不願意排兩個版本。
六十多年，50多個國家的2000多部影片凝聚著譯製人無數的心血與艱辛，喜悅和困苦，光榮與夢想化作無數個投射在潔白銀幕上的生動形象，讓人心潮澎湃、連篇浮想……。筆者認為，配音譯製片在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存在，我國廣泛的農村市場還是大量需要配音版譯製片。只要有多種語言存在，譯製片就一定會存在。只要像「中國好聲音」那樣能夠在全國海選有特點的配音演員，注重配音譯製片質量，站在保護國語的高度上來推廣配音版譯製片，影院多排配音版，配音譯製片就一定會重新贏得市場。
作者簡介：餘泳，原南京經濟廣播《1043國際影院》、江蘇文藝廣播《繽紛文藝新世紀》主持人；中央電視臺《電影傳奇》、CCTV6《新中國譯製片65周年專題節目》受訪嘉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