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四十年,普通人改變階層的機會,大概有7次

2021-02-21 商界講堂

過去四十年,普通人改變階層的機會,大概有7次

2018年大火的《大江大河》一度刷新了電視劇熱播記錄,三位年輕人通過努力奮鬥,一路從底層攀爬而上。他們的逆襲故事似乎給普通觀眾帶來了希望,只要努力,就有改變階層的機會。

努力是內因,機會是外因,兩者相結合,階層跨越才有了實現的可能。很多普通人卻感嘆:不是不想抓住機會,而是未曾見過機會哪!回顧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的發展,每一次經濟快速發展、社會經歷變革就意味著一次機會。

機會時時在,只是缺少了發現它的眼睛。細數過往,大概有七次機會與我們擦肩而過。

第一次,高考回歸

1977年12月,關閉10餘年的高考大門重新開放,當年迎來了全國570萬考生。雖然這是唯一一次在冬天舉辦的考試,但人人都滿懷激情和熱情地走進考場。他們有的已過而立之年,有的仍是校園的莘莘學子。最終,27.3萬人喜迎碩果,順利被錄取。

1978年春秋兩季,分別有一批人進入大學校園,開始了改變命運的拼搏之旅。當年的兩屆學生提到最多的就是高考改變了自己的命運。高考勝出就意味著有體面的工作、不錯的薪水和城市的身份。

曾經的高考生中,現在不乏功成名就的商人、學者和名人。他們在各個領域裡,仍為這個國家做著不懈的努力和貢獻。著名導演張藝謀就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考生。

高考之前,他先是下鄉做了三年農民,後又在鹹陽棉紡廠當了幾年的工人。1978年,他的機會來了:北京電影學院到西安進行全國恢復高考後的首次招生。他帶著精心挑選出的幾十幅攝影作品來到其招生的考場。

用他自己的話說,當初想上大學就是為了謀條出路,得到國家免費教育,畢業後工作能包分配。1982年畢業後,他被分配到廣西電影製片廠,「開掛「的人生才再次開始。回想起來這段往事,他說:如果沒有高考,很難說會有現在的一切。

「高考」作為一種教育資源 ,在改革開放初得以釋放。對於當時的工人農民、下鄉知青乃如獲珍寶。特殊時期,高考隨之停滯了十年,這個珍貴的教育資源就這樣被閒置了十年。

整個社會毫無生氣,百廢待興。而隨著高考的回歸,大量的教育資源重新向人們放開,並開始在社會上流動起來,引發了資源的重新分配。在這樣的契機下,工人和農民才有了向社會更高階層流動的機會。

高考不再以出身論「英雄」,誰拿到了「資源」門票,誰就在階層上有了「晉升」的希望。

第二次,鄉鎮企業

農民千百年來處於食物鏈的最底端,改變階層的機會鳳毛麟角。改革開放前,農民加入合作社吃「大鍋飯」,而後「割資本主義尾巴」又斷了農民發展副業的路子。緊隨其後的是生產資料被沒收,農民靠傳統勞動致富的可能性被徹底扼殺,更別提什麼階層躍升了,簡直就是「天方夜譚」。

「1982年春天,劉永行兄弟四人經過慎重討論,一致決定集體辭去公職,開辦個體養殖業。東拼西湊了1000元作為初始資金,他們就成立了新津縣育新良種場,開始攜手經營。

三年後,他們將養殖場更名為「希望」。1987年,他們又投資了400萬成立了「希望」科學技術研究所和飼料廠。1996年,兄弟四人以6億人民幣的身家排在《福布斯》中國大陸富豪榜首位。如今,劉氏家族資產已近千億。

1984年,中央下發文件,鼓勵鄉鎮企業與集體企業共同發展,要求各級政府同等對待鄉鎮企業與國營企業,並給予前者必要的扶持。在政策的加持下,到1988年左右,鄉鎮企業解決了1800萬左右的農民就業問題。1995年時,其創造了全國1/3的工業附加值,對經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80年代的鄉鎮企業,本是由農民自己創辦的、為改善自己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而成立的組織。而在企業發展過程中,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就成為最重要的天然「資源」。

同時,中央政策鼓勵農村發展多種副業,這一政策直接盤活了農民的經濟活動,讓農民流動起來,讓多種經濟模式共生共榮。在這樣的環境下,農民既是「資源」本身,又是政策扶持對象,與生產資料直接結合,成為鄉鎮企業發展的直接受益人。

第三次:倒賣經濟

1979年後,國家一方面管制原材料的價格,一方面又允許企業生產自銷產品,這就形成了兩個價格:體制內的計劃價格和體制外的市場價格。價格雙軌制非常特殊,不過任何經濟制度的存在都有其意義和價值。雖然只存續了幾年,卻帶動了一個階層的產生及升華:倒爺。

倒爺們是誰?他們是一群有政治資源的人,利用自己的政治關係,拿到計劃經濟下商品批條兒,低買高賣,賺取價格利差。這種合法的套現通道,不斷地在他們身上複製,使其賺得盆滿缽滿。

1983年,王石從北方倒賣玉米到深圳,在短短幾個月內賺到了300萬。完成了人生第一桶金的積累,也為後來創辦萬科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1989年,《黨的建設》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提道:「時下有句順口溜:辛苦一輩子,不如倒爺一陣子。」

政治資源歷來是最重要的「階層晉升」途徑之一。在計劃經濟下,許多商品資源只掌握在政府手中,無法在社會中大量流通。而有了「倒爺」這層中間關係,他們利用自身的政治資源,買來賣出,將商品流通的範圍擴大了。

可是,這樣的政治資源是極其有限的。「物以稀為貴」,向來如此,政治資源也可以隨行就市。掌握了這樣的「稀缺資源」,人生之路就是一片坦途。

第四次,官員下海

1992年南巡講話,將中國人的思想禁錮從「姓資姓社」中解放出來。兩份文件《有限責任公司規範意見》和《股份有限公司規範意見》的出臺,代表著現代企業制度在中國正式建立,也使中國企業和企業家們迎來了屬於自己的春天。

1987年,潘石屹辭職南下深圳,在一家「皮包」公司工作。語言不通,三餐不適,生活得讓人壓抑。不久後,公司在海南接收了一個磚廠,派他前去任廠長。半年後,在磚廠停產的情況下,他毅然回到海口,並在91年註冊了萬通公司。

隨著海南炒房熱潮的到來,短短半年多時間裡,萬通就積累了超過千萬元的資金。在改革春風的沐浴下,南方經濟如雨後春筍般迅速崛起。無數人棄官從商,南下掘金,看到的是這裡的市場資源。

這裡有現代化建設帶來的市場需求,有適合民營經濟開花結果的溫床。整個南方市場就如同大海一般的「資源池」,它的潛力讓每個人覬覦。瞬間的政策導向,將整個市場資源開放給了那些敢做敢為的掘金人。有眼光、有魄力的人必將在「大浪淘沙」中析出屬於自己的那塊金子。

第五次,資源狂潮

黑黑的煤塊,深埋於地下千年,也未曾想過歷史的進程中有屬於它濃墨重彩的一筆。2001年,中國加入WTO,製造業隨之崛起,中國的重工業中,大宗商品等原材料的需求讓人驚嘆。到了2009年,中國的鋼消費已經佔據世界的50%、銅消費佔36%,鋁佔41%,鋅佔40%,鉛佔41%。

煤資源大省山西在21世紀初,不僅自己騰飛了,也讓一批「煤老闆」快速崛起。作為資源型行業,一方面是受到了貨幣供給寬鬆帶動資源價格水平上升的利好,一方面又得益於國家取消了電煤限價制,煤炭價格蹭蹭上漲。

行業黃金十年使「煤老闆」的稱號響徹全國。截止到2017年,山西家庭資產超過千萬資產有上萬戶,擁有億元資產的1000多戶,超過70%的富人都來源於煤焦產業。

毫無疑問,對自然資源的需求會隨著產業的發展而增加。中國在邁向全球化的過程中,提升自身實力已迫在眉睫,而重工業和製造業的發展則是快速提升實力的不二法寶。由此,也帶動了對自然資源的大量需求。

雖然它不屬於個人所有,但由於具備明顯的「屬地」屬性,就決定了資源競賽只會有一部分「屬地居民」有資格參與。這次的階層勝出不在於你有多努力,而在於你是否 「生得好」。

第六次,房價暴漲

一直以來,房子都是中國人最「剛需「的商品之一。不論是當年的福利分房,還是如今的商品房,它已經不再是功能符號,更代表著」家「的概念。伴隨著中國城鎮化的快速發展,房地產也迎來了飛速發展的」黃金十年「。

2001年8月,157位溫州人在《溫州晚報》的組織下,搭乘火車奔赴上海,花了三天時間砸向房市5000萬。隨後幾年,這些被媒體稱為「溫州炒房團」的團體紛紛在北京、杭州、青島、重慶等地,不斷掃蕩樓市。

他們所到之處,房價無不隨之飆升,並帶動了2000億元的民間資本。房地產自2001年飛速發展以來,造就了無數的「房叔」、「房姐」。

土地資源對任何一個國家都極為珍貴,對中國更是如此。960萬平方公裡的土地中,除了基礎設施、綠化造林等,用於養活14億人口,本身就可見土地的稀缺。而在北上廣深這樣的一線城市,教育、醫療、公共設施都優於全國其它城市,其核心價值又必然導致其房價寸土寸金。

理財未必讓你年收益達10%,而買套房就有可能讓你一年之內翻一倍甚至更多。在那瘋狂的十年裡,買一套房就意味著你的階層不變,而一套房不買則會讓你的階層下降。

第七次,網絡紅利

90年代末,美國信息技術創新開始傳向中國。借著這波信息技術革命,以BAT為代表的創業者先後抓住網際網路普及和移動網際網路的機遇,陸續上市,造就了一個又一個百萬富翁。

1999年9月,馬雲帶著18位創始人,在杭州自家的公寓裡,創建了阿里巴巴公司。它靠淘寶起家,為中小企業的商品打開了流通的渠道,實現了企業和客戶的直接對接。從此,商品買賣跨越了地域的限制,人們也可以足不出戶就挑到物美價廉的商品了。

這種新型網際網路模式使淘寶在短短幾年內就獲得一眾投資機構的青睞,投來了橄欖枝,而阿里的B2B業務也很快於2007年上市,按2011年15000名員工計算,持股員工達到了11000多名,上市後成就的千萬富翁就達到了上萬人。

信息技術資源給網際網路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給更多的普通人帶來了新的機會。這個機會不再僅僅是通過政策本身的扶持,它對人自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現已不再是論出身、論資歷的年代,而是講認知、談知識的時代。

誰掌握了核心信息技術,並擁有創新思路,誰就能越快地吸金,實現階層跨越。而信息技術資源的獲取相對公平,不是投機取巧或論資排輩,而是通過接受教育及不斷學習,才有獲得的可能性。

結尾

每一次機會的來臨,都預示著某種社會資源要在群體中重新進行分配。誰能在這個過程中掌握和盤活的資源多,誰就能在資源分配的過程中分得更多的「蛋糕」,誰也就能在階層中佔據更高的位置。

改革開放40年來,每6、7年就會出現一次紅利期,而這些紅利期就是「資源釋放期」。縱觀當年的致富者,他們不僅敏銳地嗅到了政策的利好,還捕捉到了資源釋放的信號。加上關鍵時候果敢抉擇的勇氣和跳出舒適繼續奮鬥的魄力,他們才快速地積累了財富。

昔日的政策紅利、行業紅利、資產紅利已成過往,但機會依然存在,正如疫情影響之下又催生了的「流量經濟」。有人會問,第八次機會在哪?它離我們還遠嗎?資源可能存在於5G、人工智慧領域,也可能存在於服務行業。

但無論是什麼,階層躍升都會變得更難。它對人的認知、格局和思維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資源也不再變得那麼明顯,而是需要我們認真地辨析。於普通人而言,資源來之不易,且行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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