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七日，即北京城破的前一天，朱由檢眼見北京城情勢危急，於是緊急召見百官，彼此相視不語，崇禎皇帝大感憤懣，於是乎就在御案上寫了「文臣個個可殺」之語，隨即抹去，此事記載在明人文秉寫的《烈皇小識》裡，鑑於其父文震孟當過崇禎皇帝的侍講，應該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十七日，上召文武各官，上泣下，諸臣亦想向泣，束手無計。上書御案，有『文臣個個可殺』語，密示近侍，隨即抹去。」
除《烈皇小識》載寫外，還記載在《明季北略》、《小腆紀年附考》上，內容大同小異，就是崇禎的書寫內容稍微改變了一下，「文武官個個可殺，百姓不可殺」。崇禎皇帝甚至在自縊前也不忘痛罵文武百官，《明史》上有「然皆諸臣誤朕」之語，可見在其臨死前那是怨念極深。其意思已經是很明顯了，無非就是罵手下大臣百無一用，斷送了明朝江山，可以說這句話已經很明顯了，朱由檢在死前罵出了想罵的話。
對於這句話的品評，可以說部分是正確的，其實從某種角度來看，朱由檢的確是個受害者，是明朝歷代積弊的受害者，這一點是絕對值得同情的。從明朝整個官場生態來看。自明世宗之後，明朝的政壇和士林風氣逐漸敗壞，正如史學家談遷指出：「狡偽成風，吏民相沿，不以為非，亦一代升降之關也」。迨至崇禎年間，明末政壇確實渙散，其陋習絕不僅僅是腐敗這一面，辦事不力、敷衍塞責、虛與委蛇那是非常普遍的現象，至於說空話、漂亮話，然而脫離實際，拋棄責任的官僚更是不計其數，反而是敢擔責，敢任事的官員成為了稀有品種，而且這些敢於任事的官員經常被這些害群之馬打壓，深受其苦，於是乎明末政壇形成了一個內耗的閉環，做啥啥不靈，幹啥啥不行。
朱由檢
就比如說天啟年間的遼東經略熊廷弼，他在奏疏中就直接開罵，「年來，廟堂議論全不諳軍中情實，而第憑賊報緩急為戰守。前冬去春，賊以冰雪稍緩，輒哄然言師老財匱，馬上催戰。及戰敗，又各愀然噤口不敢道一戰字。比見臣收拾才定，而愀然者又復哄然急急責戰矣。」
而朱由檢剛開始繼位，也想要力圖振興，但很快就被現實擊敗，早在崇禎元年（1628年）就已經感受到對這種朝堂風氣的無能為力，批評這種凡事虛套的風氣，「你們每每上疏，求舉行召對文華商確，猶然事事如故，召對都成舊套，商確俱屬虛文，何曾做得一件實事來」。「總是借一個題目，湊砌做作，落於史冊，只圖好看，一味信口誣捏，不顧事理。但凡參過內臣，就是護身符了，隨他溺職誤事，都不誅處，這是怎麼說？」
大家結合一下晚明的朝堂風氣，就是這樣，朱由檢這些話如果不是他本人深受其害，根本就不會總結得這麼精闢。所以，明朝這臺官僚機器在崇禎年間已經是腐朽透頂，運轉不靈，這實在不是朱由檢個人可以改變的。
甚至在明末的官場上還衍化出一種畸形的道德作風秀，具體表現在國家利益這是可以不顧的，但是空話、漂亮話必須要說出來，露個臉，表演一下自己忠貞的節操，在表演之餘順便給自己撈個錢改善一下生活也是要緊的。
朱由檢
兵科給事中光時亨就是個典型案例，當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形勢已經萬分危急的時刻，左中允李明睿要求大駕南遷，朱由檢下部議，結果激烈反對，其中反應最烈的就是光時亨，甚至讓崇禎皇帝將李明睿殺掉以安人心。「及太原陷，明睿復疏勸，上深許之，下部速議。而兵科給事中光時亨首參為邪說，言：『不殺明睿，不足以安人心。』」
當然這種人如果最後殉國也就罷了。事實上，李自成的大順軍破城之後，光時亨立馬趕去長跪不起。可悲的朱由檢就被這幫人道德綁架，充當了他們表演高風亮節的人質。對此《明季北略》的作者計六奇悲憤不已，大罵光時亨：「且先帝身殉社稷，假令時亨罵賊而死，雖不足以贖陷君之罪，尚可稍白始志之靡他，而竟躬先從賊，雖寸磔亦何以謝帝於地下乎？」
話說當年陳新甲被朱由檢委託進行秘密議和，內容遭到洩露後，光時亨和其他三名言官又以忠貞之態建議崇禎殺陳新甲洩憤，蹊蹺的是陳新甲下獄之後，這四人又奔走相救，這是為何呢？原來就是為了錢「蓋前之必殺以索賄，後之弗殺以賂入也。省中之橫，至此為劇。」利用製造廟堂輿論為自己撈錢！所以，任誰領導這個廟堂都得頭痛，更不要說志大才疏的朱由檢了。
盧象升
從另一方面看，這句話就有推卸責任的成分了，從某種方面來講，朱由檢這人有著猜忌多疑，推卸責任的個性，這種個性把能幹的大臣都給坑死了，剩下的就是一些縮頭縮腳或是真正無能的人，這幫人在他眼裡看來自然就是變成可殺之人了。盧象升、孫傳庭、陳新甲這三人就突出了其刻薄寡恩，缺乏擔當的性格。
先來說說盧象升之死，這還得從崇禎十一年（1638年）為了避免兩線作戰，在楊嗣昌的建議下，崇禎授意楊嗣昌對清進行秘密和談，所謂「款市之議，武陵請於上，上許之矣」，在崇禎十一年（1638年）三月二十九日給楊嗣昌的回覆中說道：「奏內事機，著該撫監便宜酌行，不許抄傳」，足以說明朱由檢是支持秘密議和的。但是最要命的是朱由檢從來不敢承擔對清朝行款的責任，而讓楊嗣昌代為受過，為之後的楊、盧矛盾埋下了伏筆。
議和失敗後，崇禎十一年（1638年）八月，清軍第六次破關而入，盧象升奉命勤王，在入覲過程中盧象升表明了自己的主戰立場，反對議和。身為議和幕後推手的朱由檢卻竭力裝出主戰的樣子，馬上說道：「撫乃外廷議耳，其出與楊嗣昌、高起潛議。」當然以盧象升的個性當然是選擇相信皇帝，指責楊嗣昌、高起潛了，此時的盧象升他並不知道他不僅僅得罪了楊嗣昌和高起潛，他更傷了朱由檢的臉面，很顯然在這一刻已經決定了他的死亡。
楊嗣昌
在其奮勇抗清之際，不僅得不到相應的兵力和權力，甚至被朱由檢冠以抗敵不力的罪名，削奪兵部尚書的頭銜，「上乃命宇亮出，削象升職，尋鐫其尚書秩，以侍郎總督」，盧象升為了證明自己，率六千兵馬在賈莊與清軍作戰，最後戰歿。
盧象升死後寒心的一幕出現了，一開始楊嗣昌、高起潛污衊盧象升未死。在查明盧象升戰死的真相後，朱由檢居然幽幽地來了一句「大臣陣亡，雖死事由其調度舛錯」。盧象升顯然被他給逼死的，死後髒水都潑忠心耿耿的盧象升身上。最絕的是盧象升死後四年才得到封蔭。「踰四年，予祭葬，贈戶部尚書，諡忠烈。」
再來看看孫傳庭，在陝後日夜練兵，在朱由檢的一再催逼之下，孫傳庭明知道是個必死之局，「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豈能再對獄吏乎！」結果戰敗，本人力戰而死，他的結局比盧象升更慘，死後沒有任何封贈，僅僅是因為崇禎皇帝懷疑他未死。「或言傳庭未死者，帝疑之，故不予贈蔭。」
還有兵部尚書陳新甲，明明替朱由檢議和，由於家僕誤將議和密件當作塘報公之於眾，朱由檢害怕陳新甲將真相說出竟然將其殺死以平息物議。
李自成
這刻薄寡恩、缺乏擔當的事情做多了之後難免禍及自身，很多時候內閣大臣明知道某個提議是對的，但是卻不敢說，只能一味唱高調，希圖僥倖。就比如說在李自成包圍北京前夕，崇禎皇帝就放棄寧遠撤回關寧軍支援京師的意見交給陳演和魏藻德兩人商討，「明帝持以示閣臣陳演、魏藻德，愕視不敢對，退言曰：『上有急，故行其計，事定而以棄地殺我輩，奈何！』」
所以，崇禎皇帝這人顯然是缺乏皇帝的擔當，他的擔待甚至還不如20歲的康熙皇帝，比如說面對三藩之亂，驚慌失措的大臣紛紛指責建議撤藩的大臣明珠、米思翰等人，但清聖祖卻承擔起了撤藩導致叛亂的責任，不肯諉過於下。「時爭咎建議者，索額圖請誅之。上曰：『此出自朕意，他人何罪？』」「朕自少時以三藩勢焰日熾，不可不撤，豈因吳三桂反叛，遂諉過於人耶！」這格局就比朱由檢高了很多。
所以，對於朱由檢自盡前寫的這句話的理解更應該是，明之亡，亡於「君臣雙誤」，一部腐朽的政治機器，恰好遇到一個志大才疏、沒有擔當的皇帝，也只能走向滅亡一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