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耳熟能詳的，對於從善如流的明君，第一反應是唐太宗，關於他的故事也有很多，最有名的就是唐太宗和魏徵他們這一對君臣的迭事。唐太宗對於魏徵曾說過一段有名的話：「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魏徵去世後，唐太宗大痛，說他失去了一面鏡子。
唐太宗對於魏徵是從善如流，近於言聽計從，魏徵對於唐太宗是一生正直，敢直言犯諫，兩人的配合是史上的佳話，唐太宗成就了魏徵的忠直，魏徵成就了唐太宗的賢明。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對於魏徵的犯顏直諫到了什麼程度呢？唐太宗都有點怕他。有件事是這樣的，有次唐太宗在御花園裡玩，手上正在玩弄了一隻可愛的小鳥，老遠，他看見魏徵走過來，皇帝怕魏徵看到他玩鳥，擔心被魏徵說，著急忙慌地把鳥往袖子裡藏。那個魏徵呢？他其實老遠就看見了，皇帝在玩物喪志，逗鳥呢。他走近皇帝後就開始一件一件的報告工作，匯報了一件又一件，皇帝心想，今天咋這麼多事呢，希望魏徵趕快講完事趕緊走，但魏徵象看不懂眼色的，不緩不急的匯報，搞得皇帝憋了半天。後來，魏徵是走了，但皇帝藏在袖子裡的鳥也悶死了。
從這件事，魏徵膽子不小，不怕皇帝整他，他敢故意讓皇帝為難，不順著皇帝；皇帝也確實大度，恁是配合魏徵在那有一出沒一出的說事。所以，忠臣與賢君是相輔相成的，只有忠臣，沒有賢君，臣難成就，有賢君，才有忠臣的發揮空間。如遇昏君，忠臣基本多冤死。
關於寬和納諫，廣開言路，歷史上還是蠻多的。到了宋朝，就是另一番氣象，文官基本沒死刑，文官言路是很開明的一個朝代，皇帝大多也是能兼聽的，所以宋朝也出了許多名臣，如趙普、範仲淹、包拯、丁謂、寇準等等，都是敢直言犯諫的主，當時的皇帝也是能從善如流的。宋朝就有點不好，朝臣喜歡玩黨爭，一派壓一派，黨爭歷害時，皇帝兼聽，宰相不一定能聽不同的意見，就會打壓。如司馬光和王安石做宰相時，不同派系的臣子講了不該講的話，是要受打擊的，蘇軾就是個被打壓的例子。
到了明朝，說當朝的不好，對朝政監督，對皇帝監督和提醒都漸似於合法化了。如設了御史的職位。那些御史權力大得不得了，經常糾著皇帝和小辮子說事，有時還搞得皇帝束手束腳。皇帝騎個馬，諫；皇帝有一天不上朝，諫；皇帝起晚了點，諫。反正御史的工作就是這個，幾乎發展成了拿發大鏡看皇帝的言行，發展成了用聖人的要求來要求皇帝，不近人情的地步。所以，明朝中後期，文臣與皇帝的矛盾是蠻突出的。
廣開言路，歡迎官員直諫，追朔起來，較早的還是漢文帝。漢文帝的前時期，都是有很重的言論罪的，說句皇帝的不好，搞不好皇帝會以妖言惑眾罪治你。秦朝就有焚書坑儒，不許亂講話，不許妄議朝政和官員，不許扎堆聊天的高壓政策。到了漢朝劉邦時期、呂雉時期，也是不許難議的。到了漢文帝時，才頒聖旨，取消了妖言惑眾罪。他還有一句對官員的名言，可當得是文官的知音。
他對臣子說：「言者不狂，則擇者不明。」這個胸襟真是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