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族與國家神話
對美國觀眾而言，《阿甘正傳》除了是一部個人傳奇、人生寓言，還有更加深層的民族與國家含義。
儘管主創人員都否認影片是政治電影，但是美國人吉恩*西斯克爾卻在文章《為什麼是阿甘?為什麼是現在?》中這樣寫道：「我認為，在一個充滿傷痛的國度裡，在這個仍沒有從過去30年來的政治暗殺、白宮腐敗，沒有打贏的戰爭、性虐將醜聞、驅車射擊等混亂中醒過來的美國，觀著《阿甘正傳》近乎與一次宗教體驗。」「國人普遍的心聲是我傷心、我們傷心，給我，給我們講一個催人入夢的童話吧。在我看來，《阿甘正傳》正是這樣一個寓言式的童話，它講的是一個令人倍感親切的美國人在這30年裡的苦海餘生。」
從《阿甘正傳》中得出如此感傷的評論或許只有美國人自己才能了體會。「二戰」以後的三四十年，美國社會一直動蕩不安。20世紀六七十年代，政治危機頻頻發生，反越戰示威遊行、反主流文化、黑人民權運動、婦女運動、性解放、嬉皮士等等風起雲湧，對舊有休制、傳統文化.與傳統價值觀念進行了摧枯拉朽的衝擊，特別是聲勢浩大的反越戰運動、黑人民權運動、反主流文化運動更是影響深遠，給美國社會留下了巨大的創傷、悲痛和迷失。直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這種傷痛依然無法癒合。所以，才會有上面美國人「我傷心，我們傷心」的感慨。
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社會就急需一種信仰與力最重新聚合國民人心。1992年9月，美國《時代》周刊上發表了一篇蘭斯·莫羅的文章《盒子裡的民俗》，文章指出，經過政治與文化的民期混亂之後，美國需要「全面樸充其民間傳說及自我形象的典型」。兩年後的1994年，《阿甘正傳》大獲成功，可謂應時而生，正好完美無缺的成為了其「民間傳說及自我形象的典型」。通過阿甘形象，一方面，普通大眾在其個人的傳奇經歷中重新看到了美國夢想，另一方面，傷痕累累的美國現當代歷史、紛亂破碎的價俏觀念被修復、縫合，統一回歸到傳統的主流價值體系。因此，針對後一方面的意義，美國學者P.N.丘莫二世指出，阿甘扮演著文化協調人的角色，是一種彌合性力量。
阿甘的一生跨越美國戰後歷史40餘年，親身經歷和參與了幾乎所有重大的歷史時刻，諸如阿拉巴馬州種族歧視事件、越南戰爭、反戰大集會、中美桌球外交、水門事件，受到甘迺迪、詹森，尼克森總統接見，啟發了貓王的舞步、約翰·列農的音樂等等，他本身就是一部鮮活的美國現當代政治、社會與文化的歷史。
但是，在導演的精心設置下，由於阿甘的低智商，由於他超然、稚拙的人生態度，雖然參與和見證了轟轟烈烈的美國歷史，阿甘卻始終又超越在歷史之上，那些歷史仿佛都與他沒有什麼必然聯繫，他的參與和見證純粹是偶然。正是因為阿甘這種「出乎其外」的超然，他才能超越歷史，從而超越不同膚色與種族，超越政治黨派，超越戰爭，超越不同文化與價值觀念，成為大家都能接受的整合性力景。而這種力量的實質，就是前面所談到的樸素、純直、永恆的傳統主流文化與道德觀念。也就是說，阿甘用以自己完美的品格、理想的道德構建起來的文化神話連綴起滿懷創傷，四分五裂的國家。
影片中，與阿甘關係密切的有這樣幾個人：母親、珍妮、布巴，丹中尉。
阿片的母親自不必多說，偉大而令人尊敬，就像聖母一樣，無疑是傳統主流價值的體現，正是她教導阿甘堅強，告訴他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她的去世寧靜而安詳，前往的地方一定是天堂。作為偉大母親先天的血脈傳承人，編導讓阿甘擔當的更是對母親代表的傳統美德與主流價值觀的承襲與發揚光大，並成為其象徵和代言人。
布巴、丹中尉、珍妮則是不同種族，不同思想、不同文化的代表，他們終將與傳統主流價值的法定繼承者阿甘融合，皈依到正統文化裡並在其中獲得救贖，最終實現完滿的修補與縫合，達成所謂「民族的和解」。影片開始，阿甘介紹自己的名字福雷斯特，說是來自美國內戰英雄、三K黨創始人內森*貝德福德*福雷斯特。與阿甘的旁白相呼應。銀幕上出現的是美國經典電影《一個國家的誕生》的畫面，儘管這部由格裡非斯導演的影片在電影藝術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但卻是一部深受詬病的種族歧視電影。導演讓阿甘在這樣的歷史淵源與明顯的種族主義背景下出場，當然井非信手拈來，而是以他串聯起幾百年來一直橫亙在美國人心頭的揮之不去的種族主義噩夢，並在影片裡懷著巨大野心，最終由阿甘來實現這一問題的終結。
這條線索的進一步發展是著名的阿拉巴馬大學種族政視事件，影片選擇了那一激烈的歷史性場面。由於阿拉巴馬州強硬的種族隔離政策，美國聯邦政府被迫派軍隊護送三名黑人大學生強行進校園，在大學門口遭到以州長喬治·華萊士為首的種族主義者的蠻橫阻攔。雙方發生激烈衝突。影片中，導演通過特技手段將阿甘巧妙地放進真實的新聞紀錄鏡頭，讓阿甘衝破瘋狂的白人種族主義者隊伍，撿起掉在地.上的本子並交還給三位黑人學生。在這裡，表面上，阿甘是因為智商低不明白種族衝突，是因為他的善良，因而做出了對他是正常，對別人對觀眾卻是超乎尋常的舉動。但實質土，這卻是編導們處心積慮的構思，是讓阿甘擔負起消除種族對立的任務。
當阿甘與黑人士兵布巴在越南戰場建立起生死友誼，種族的創傷記憶便得到全面治癒。與小時候一樣，在無人搭理的情況下，布巴招呼阿甘坐他身邊去，二人從此成了好朋友。丹中尉第一次見他們時，調侃地問他們是不是雙胞胎，誠實的阿甘還嚴肅地回答他們沒有親戚關係。阿甘與布巴的膚色、長相有天攘之別，誰也不可能將他們聯想為親兄弟，丹中尉的隨意調侃流露出的依然是導演的意圖，竭力拉近二人的關聯。後來，戰爭間歇，在布巴極少省不談自己的捕蝦經的時候，布巴告訴阿甘，他們之所以成為朋友，因為他們能相互照顧，是一家人。遭埋伏被襲擊時，阿甘不顧自己安危，捨命救出已奄奄一息的布巴，聆聽了布巴的最後遺言。後來阿甘經營捕蝦生意，不僅自己發財成了富翁，更是對布巴願望的延續與實現，同時念念不忘布巴，將公司一半股份給了布巴母親。
而事實上，同名原著小說中，布巴是一名白人青年、阿甘大學裡橄欖球隊隊友，影片編導對人物身份做如此徹底改動，象徵隱喻十分明顯。通過一場戰爭，經過生與死的考驗，阿甘與布巴，一個白人與黑人，風雨與共，一起締造了美國種族和解的神話。
影片中，丹中尉出身軍人世家，與他的先祖一樣，懷抱戰死疆場、報效祖國的理想，是一個崇尚武力的巴頓式美國軍人形象，但殘酷的戰爭卻奪去了他的雙腿，從此癱瘓在輪椅上。
丹中尉的形象與原著小說同樣有很大的不同。小說裡，丹巾尉是一名歷史教師，文弱書生，說話都輕聲細語，被迫參加的越南戰爭，戰後流浪街頭，以給人擦皮鞋為生，堅定的反戰反政府者，是許多越戰參與者與受害者的代表，同其他著名越戰電影如《現代啟示錄》、《獵鹿人》、《全金屬外殼今，《野戰排》一樣，是對美國越戰的批判者與反思者。
影片改編之後，丹中尉形象的批評與反叛色彩完全弱化，轉化為一名執著的愛國主義者，身受重傷後寧肯英勇地以身殉國也不願苟且偷生的活下去。而最大的改變是，丹中尉雙腿截肢癱瘓後，他對越戰的認識不是建立在政府的錯誤決策上，沒有看到是戰爭本身導致了他的不幸，卻只認為是上帝對他的不公正，把自已所有的怨氣都發洩給虛無的上帝。
但是，即使是這樣的不滿情緒，編導們也讓它必須消失，因為它終究是越戰遺留下來的症候。主流價值的代表阿甘成功地完成了這一任務。
阿甘雖然也經歷了越戰的槍林彈雨，但戰爭帶給他的只是屁股上的一點小傷，而饋贈給他的卻是國家英雄勳章與綬帶，是總統接見。原著小說裡的阿甘也是一名堅定的反戰者，對越戰、軍隊、政府極盡嘲弄之能事，對記者發表那場戰爭是狗屎的言論，甚至在國會山門口扔棄了英雄勳章綬帶。
電影中，導演再次把他鑲嵌進歷史性的記錄鏡頭，讓阿甘被拉上反戰大集會的講臺發表反戰演說。但是，就在阿甘準備演講時，導演卻極為精妙地安排了一個細節，一段後現代式的小插曲，讓警察的破壞導致廣場擴音器暫時無法使用，等修好之後，阿甘的演講也正好結束，這樣，現場聽眾與電影觀眾就只聽到開頭「我只說一句話……」和結尾「這就是我要說的」。
於是，關于越戰的態度，阿甘變得語焉不詳，變得暖昧，一種不置可否。而這正是編導們的意圖。阿甘不僅從越南戰場上救出了丹中尉的生命，戰後依然關注關心他，成為他最好的朋友。阿甘時常鼓勵極度悲觀、低落的丹中尉，與他一起發展捕蝦業，幫助他克服心理障礙，重新燃起生命的熱情。片中有一段落，丹中尉縱身大海，在水波中快樂暢遊。阿甘的畫外音說:「我想，它與上帝和解了。」這句話極富寓意，聯繫前面所說丹中尉將越戰帶給自己的痛苦與不幸歸咎於上帝，那麼，在這裡。丹中尉與上帝的和解其實就是他.與越戰的和解，是越戰傷痛的癒合。
因此，主流價值的代表阿甘不僅挽救了丹中尉的肉體，更拯救了他的靈魂。越戰造成的巨大創傷、整個社會的分裂被彌合。在這個過程中，阿甘扮演的主流文化成了救贖的力量。
對越戰遺患的消除，在另一個層面也得到印證。阿甘與珍妮的婚禮上，丹中尉攜朱婚妻前來祝賀，珍妮與丹中尉緊緊擁抱。丹中尉是越戰支持者、參與者，而珍妮則是檢定的反戰、反體制人士，二人的相擁無疑具有深刻的歷史象徵性，使越戰造成的傷痛與裂痕在更廣泛，更深層次上得到和解。
與此同時，丹中尉帶來的來婚妻是一名亞裔女子，疑似越南裔，不管怎樣，戰爭畢竟過去了，即使在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之間，在昔日的侵略者與被侵略者之間，它同樣選擇也隱喻了一種新的可期待的未來。
珍妮與阿甘從小一起長大，在阿甘受同學欺負的時侯，珍妮是阿甘的支持者。長大後，由於生活目標不同，二人各自走在完全不同的道路上，保持著斷斷續續的聯繫。
電影創作者曾經談到，在珍妮角色的構建過程中，編劇將原作中阿甘的所有缺點，以及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人的許多行為都轉移到了珍妮身上，所以，我們看到，珍妮參加搖滾、吸毒、性解放，整日在各種運動中奔跑。猶如導演所說，影片對前衛的新文化進行了否定，因此。片中的珍妮就像是一個缺乏目標或者擁有錯誤目標、四處亂撞的浪子，生活時常處於消極與頹廢之中，比如在黑人民權激進組織黑豹黨總部被打、娛樂場所裸體彈吉他演唱、夜裡爬上陽臺企圖自殺等等。喧囂過後，烽煙散盡，阿甘早已是富翁，而珍妮卻倫落為餐廳的女服務員。最後，珍妮死與一種「不知名的病毒』，實為愛滋病。這樣的悲慘結局，當然是編導有意的安排，是對珍妮一生的否定。
事實上，誠如許多美國影評人所說，珍妮代表著20世紀的60年代，代表著那個風雲激蕩的年代裡追求民權、反主流文化、反傳統體制的新文化。珍妮的裝束，白色長裙，頭戴花環，赤著雙腳，是當時典型的嬉皮士形象，被稱作「花兒少年」，他們是和平反戰、反主流文化的主要力量。
因此，編導對珍妮的否定，正是對那場青年時尚新文化的否定，對主流文化反叛者的放逐與懲罰。
但是，否定只是一方面，真正的目的是肯定傳統主流價值，使曾經的反叛者融合、重新回歸。
在這樣的意義上，阿甘與珍妮之間就不僅僅是男女戀人、朋友的關係，而是兩種不同文化的關係.，即主流文化與反主流文化的關係。他們的分分合合、矛盾衝'突正是兩種文化衝突的投影。
可以說，影片編導苦心孤詣，完美地實現了二者的融合。
在上面所述那場著名的反戰集會上，阿甘不但因為擴音器問題沒有控訴越戰，而且，在萬眾矚目下，他與珍妮奇蹟般相聚、擁抱。獨立紀念碑前，數萬反戰群眾目睹，跨越寬廣的倒影池，二人不顧一切跑過去，在水中重逢。彼時彼刻，嚴肅的歷史後退，成為他們的背景。這絕對稱得上是空前浪漫的愛情故事，令人感動而羨慕。但是，聯繫編導們的雄心壯志，選取這樣震撼性的歷史場面，其主旨顯然並不是只為了營造一個愛情傳奇——何況影片本身也不是一部愛情片，珍妮似乎從來就沒有愛過阿甘，所以，根本無需像《鐵達尼號》一樣對愛情濃墨重彩。
阿甘身著美軍軍裝、披掛國家英雄勳章綬帶，珍妮頭戴花環、身穿白色長裙，一個是主流社會的楷模，一個是反主流社會的「花兒少年」，他們的擁抱，實際上隱喻了主流文化與反上流文化在影片中的首次融合。而選擇那個著名的反戰歷史場景，自然更具象徵意義，相當於是在獨立紀念碑前、在全美國人面前，舉行一個濃重的和解儀式。倒影池清澈的水則猶如西方人實施洗禮的聖水，洗去了仇恨、對立與分裂。
但是，這種和解更深刻的體現是阿甘與珍妮的婚禮。婚禮上，珍妮依然是「花兒少年」的打扮，頭戴花環、白色長裙，她與身著西服的阿甘相結合，圓滿的實現了對反主流文化者的收編與救贖。而事實上，儘管珍妮一直離經叛道，與主流正統價值背道而馳，但是，阿甘卻從來沒有放棄過對她的幫助與拯救，在黑豹黨總部、在喧器的色情演山場所。阿甘都曾勇教、執著的站出來救助珍妮。因此，婚禮只不過是這場文化和解與救贖運動的結果和終極目的。
影片拍掇於1994年，30年前的沸揚早已經銷聲匿跡，當年的熱血青年，不管是越戰士兵還是「花兒少年」，都已是中年與老年，不再具有年輕時的衝動，回首前塵往事，除了青春的傷感，將所有傷痛都忘掉或許是最好的事。不過，需要指出，影片裡各種觀念、力量、文化、衝突等的和解，更多是編導們的一廂情願與美好希望，現實要複雜得多。
而阿甘所代表的，不應該也不可能還是30年前「花兒少年」們反叛的主流與文化，而是一種古老的真正的人類優良傳統，即誠實、善良、正直、忠城、勇敢等美德，正是這華傳統美德，才能真正超越歷史與時化，超越種族、派別、紛爭、創傷，成為一種永恆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