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蔣如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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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陝西南路39弄93號是舅公豐子愷的舊居。這幢具有百年歷史的西式洋房，雖地處上海淮海中路附近的繁華地段，但小區鬧中取靜，是藝術家理想的居家寓所。
小樓為三層連排結構，舅公最喜歡的是二樓陽臺突出部頂上的那個天窗。身居鬥室，卻能晨見日出，夜見月明，故將寓所命名為「日月樓」。
舅公從1954年入住，直至1975年老終，在此居住了21年。從此，日月樓如同它的主人一起長久地留在了人們的記憶中。
我從1956年至1979年期間到訪過多次，因此，也連接著我從童年到青年時期的親情記憶。今年秋天，在時隔45年後，我帶著兒孫晚輩特意去看看舅公豐子愷的舊居日月樓。
雖「豐子愷舊居陳列室」因種種原因仍「閉門謝客」，然站在樓下，睹物思人，那些抹不去的往事好像就在眼前。
▲豐子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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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冬天，祖母豐雪雪帶我第一次到訪日月樓。
記得到當我們進入住大門，剛剛走到左邊的樓梯間，只聽一聲：「雪弟，你來了！」我雖然從未見過舅公，但聽到這個特別的稱呼倍感親切。
（豐子愷父母育有10個子女，豐子愷行七，在他之前所生都是女兒。父母盼子心切，豐家姐妹兄弟間均以哥弟相稱，豐雪雪行八，自然順位稱呼為「雪弟」了）循聲望去，見從二樓走下來一個長長白鬍鬚的老人，滿面笑容，腳步健朗，快步走到了我們的面前，舅公一手扶著祖母的肩膀，一手輕輕地摸了摸我的頭，親切地說道：「小囡囡，告訴我你的名字好嗎？」
我生性膽小且木訥，又生長在農村，接觸人非常有限。到了大城市，看到從未謀面的陌生人，尤其是舅公長著長長的鬍鬚，恐慌極了。
只是緊緊拉著祖母的衣角，躲到了她的背後，嚇得連頭都不敢抬。看著我的窘態，舅公和祖母等都笑了起來。祖母一面讓我叫舅公，一面告訴舅公：「這是我的大孫子，叫如洲。」
舅公連忙說：「雪弟好福氣，孫子都那麼大了。」
在此後一個來月的時間裡，雖然與舅公天天見面，舅公也常常親切地喚我的名字，並送我磁鐵條之類的小玩具，我卻仍然不敢叫他一聲舅公，也沒有與舅公說過一句話。但他那慈祥、溫潤、親切的面容以及這個家庭的一片祥和溫馨的氛圍，則留在了我的記憶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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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革」開始，這年秋冬之際，作為初中生的我與同學們一起匯入了「革命大串聯」的隊伍。先後到了杭州、寧波、上海、南京等地。在離開家鄉時，就聽說舅公被打倒並遭到批鬥，家也被抄了。
因此出發前父親特意囑咐我：「一定要設法到上海一趟，去舅公家看看真實情況，如果舅公被關起來了或者身體被鬥垮了，你趕緊想辦法告訴我，我也要趕過去看看。」
從父親的語氣裡我感到事態嚴重，心裡有點忐忑不安。所以，到上海的第二天我便奔日月樓而去。
記得當時是保姆英娥奶奶開的門，房子裡沒有什麼動靜，好像沒人似的。英娥奶奶把我引上二樓，我看到舅公原來的書房成了臥室，滿架的書畫也不見了。
舅公的臥室被擠到了陽臺上，靠牆的一面搭了一張一米五左右的小床，旁邊放了張小書桌。床位上方掛了一幅由國學大師馬一浮先生書所寫的「星河界裡星河轉，日月樓上日月長」對聯。
舅公就靜靜地坐在那裡，神情自若地抽著香菸，咀嚼著切得像黃豆大小的豆腐乾和筍乾。
我呆立在門口，一時不知說什麼是好，舅公看我直愣愣的站著，笑了笑問道：「是如洲吧！坐吧，是什麼時候來上海的？」
這時我緊張的情緒才鬆弛了下來，一一回答了他的問候。與此同時也想起了爸爸的囑咐，趕緊說：「爸爸讓我來看看你，娘娘（奶奶）叫你保重身體。」
他說：「謝謝！你回去告訴娘娘和爸爸，我這裡沒事體，叫他們放心好了。你在上海多住幾天吧！」
其實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他自己也無法知道明天又是怎麼回事。說「沒事體」只是為寬寬親友們的心而已。
看到眼前孤獨無助的舅公，想到以前看見他時的自信、樂觀、陽光的樣子，心裡很不是滋味，於是便藉故告辭了。
在與舅婆聊了一會故鄉的情況後，我又下一樓去看看原來的客廳和飯廳。只見那裡已經是滿地灰塵，原有的美式沙發、電視機、飯桌等家具，以及掛在兩個廳裡的舅公畫作都已不翼而飛。只有一架鋼琴還靜靜地呆在樓梯底下方。
當我正為這裡的變化感到一絲悽涼之時，門外一群小學生喊著「打倒豐子愷」的口號闖了進來。我急中生智，壯著膽子大聲地責問：「你們來幹什麼？」
不料，這一問真把這群小學生嚇住了，他們看到我戴著紅衛兵袖章，說著「紅衛兵在這裡，紅衛兵在這裡」，匆匆退了出去。
午飯時分，我向舅公舅婆等講述了剛剛在一樓發生的一幕，引得大家一陣苦笑。接著，我們一邊吃飯一邊議論起了紅衛兵抄家的事情。
舅婆說：「我在裡弄居委會開會時聽說紅衛兵抄家時，有個別紅衛兵把主人家的貴重物品私藏了起來，怎麼可以這樣？」
舅公說：「上海解放時，我們去給解放軍送開水，他們都不喝，真是秋毫無犯。」
可見，那時的豐子愷儘管遭受了種種不堪，但他對於共產黨以及其領導的解放軍的信任沒有絲毫改變。他相信自己一生不遺餘力地寫文、作畫，謳歌真善美，鞭撻假惡醜。
抗戰時期，抱定絕不留在淪陷區被日寇所利用之決心，喊出「寧當流浪漢，不當亡國奴」的口號，憑一己之力，率全家十人逃難，歷盡艱辛，到達大後方。並以己所長，揭露侵略者的暴行，鼓舞人民積極抗戰。
解放後，他以極大的熱情積極參與新中國文化建設，在56歲之年苦學俄語，翻譯了如《獵人筆記》等許多俄羅斯文學作品和蘇聯時期的教材。如此等等，都是有益於國家和人民的，有益於人類進步事業的，也與共產黨的奮鬥目標一致。
也許正是這樣的信念，相信黨和人民終究會對他以肯定，在特殊的年代裡依然心胸坦蕩，達觀而堅韌，始終掌控著自己的人生節奏，在極其不利的條件下仍筆耕不止。
在日月樓這個小小的陽臺上，抓緊進行「地下活動」。他常常是早晨四點起床，利用早餐以前的有限時間，忘我工作，留下了許許多多不可多得的文字和墨寶。
1970年譯成《落娃物語》《竹取物語》，1972年譯成《伊勢物語》（1984年出版），同年創作隨筆33篇，集為《緣緣堂隨筆》（1983年出版）。
1973年，豐子愷預感自己的身體堅持不到李叔同先生誕辰100周年之時，故提前7年抱病完成了恩師李叔同囑託的《護生畫集》第六冊100幅畫，至此，這部為實踐對恩師「世壽所許，定當遵囑」諾言，用長達近半個世紀完成的曠世畫作終於問世，也留下了中國乃至世界繪畫史上的一段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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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我已是北京大學的一名學生，寒假期間回到了家鄉浙江省桐鄉縣。
返學前，父親蔣正東對我說：「一吟恩娘（豐子愷幼女豐一吟）來信說，舅公準備今年清明節後來我們家探親，併到故裡石門鎮看看。你路過上海去舅公家一趟，一方面代表我表示歡迎；另一方面，如果能早點定下來，我們也好早作準備。」
帶著父親的囑託，我於2月底的一個傍晚抵上海日月樓。
第二天早飯後，我走到舅公的居室日月樓陽臺，代表父親邀請他回故鄉看看，舅公十分高興並肯定地說道：「要去的，要去的。等到青蠶豆出來了，我就去！」
接著他問我：「你在北京大學讀書，學的是什麼?」
我告訴舅公：「我是中文系的學生，專業是文學。」
他關切地問道：「你們專業現在開了些什麼課程？」
我說：「現在開有古代詩詞曲賦，現代文學等等，現代文學主要講魯迅先生的作品。」
說到魯迅先生，他顯得有點激動，說道：「魯迅先生是個好人。我年輕的時候翻譯了日本作家的一本小書準備出版（夏目漱石《苦悶的象徵》——作者注），後來得知魯迅先生也在翻譯同一本書。在內山書店與先生會面時，我說早知道先生也在翻譯，我就不翻譯了。魯迅先生說：『不要緊，你的譯本先出版好了，我的譯本在你的書出版後再出版。在日本不是同一本書有好幾個版本嗎？』」
那天，舅公沒有講魯迅先生的思想和學問，而是專講魯迅先生的為人，顯然在他看來做人比學問還重要，他在引導我要像魯迅先生一樣的做人。
這大概也就是他的老師李叔同先生提倡的「先器識，後文藝」之道吧。
沒有想到的是這次造訪竟成了我與舅公的訣別。
斯人已去，而我一次次造訪日月樓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舅公對於我的教誨也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遺忘，我還會到訪上海豐子愷舊居日月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