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宋江起義到《水滸傳》《水滸傳》是我國最傑出的英雄傳奇小說，幾百年來風行不衰，深受讀者喜愛。
與《三國演義》一樣，《水滸傳》也不是文人獨創的小說，它也是在歷代民間藝人創作的大量水滸故事的基礎上整理加工而成的。北宋末年宋江領導的農民起義，在民間有許多傳說。南宋時已有說話人將其改編講說，據《醉翁談錄》記載，當時的「水滸」話本，有「公案類石頭孫立」，「樸刀類青面獸」，「杆棒類花和尚、武行者」。到宋末元初，有人將流行的水滸故事略加整理，寫成《大宋宣和遺事》，其中有楊志賣刀、智取生辰綱、宋江怒殺閻婆惜，還有招降、打方臘、封節度使等，內容粗糙簡單，但已給我們展示出《水滸傳》的基本輪廓。
與說話同時，戲曲中的水滸戲也大量出現了，當時流行的水滸戲數量可能不少，現存的仍有六種，其中以李逵戲最多，也最生動。如《李逵負荊》，把李逵嫉惡如仇又幼稚單純的性格刻畫得淋漓盡致。
民間藝人和文人對水滸故事不斷加工創作，水滸英雄由36人發展到72人，又發展到108 人。到《水滸傳》，就成為36天罡、72地煞。至元末明初，我們今天所見的《水滸傳》終於被整理創作出來到底誰是《水滸傳》的最後寫定者呢？大致有三種說法，有人說是施耐庵，有人說是羅貫中，也有人說是施耐庵、羅貫中合作。現在比較公認的最早版本《忠義水滸傳一百卷》署「施耐庵底本、羅貫中編次」，早期的許多記載又只說羅貫中作。至明末清初金聖歎批評《水滸傳》時，認為120 回本《水滸傳》後50回為羅貫中所續，肆意詆毀，攔腰砍斷，自稱「古本」，於是《水滸傳》盡歸施耐庵所有。因為金聖歎批評本對後代影響很大，大大超過了其它版本，因此，現在一般人都認為《水滸傳》的作者是施耐庵。
施耐庵，大約為元末明初人。其生卒年、故裡及生平事跡都不太清楚。
關於他的有關情況，均屬傳說，有的說他35歲中進士，出仕錢塘兩年，因與當權者不合，棄官回鄉，閉門著書；又說他曾與元末蘇州農民起義軍領導人張士誠有關係，朱元璋建立明朝後，還多次請他做官，他都辭了。
本世紀30年代以來，陸續在江蘇省興化縣發現一些史料，據載，江蘇興化縣的施氏始祖施彥瑞就是施耐庵，得到不少人認可。但也有人認為，這些史料，包括墓誌、家譜、詩文等，都不可靠，很可能是後人偽造。其實，退一步講，即使我們證明了施彥瑞就是施耐庵，就是《水滸傳》的作者，也難以對其生平事跡有比較詳細的了解，因為有關的史料並不太多。當然，這絲毫不會影響《水滸傳》的價值。
一百單八將性情各異《水滸傳》的主要價值，在於它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只要你讀過《水滸傳》，就不會忘記魯智深、武松、林衝、李逵，甚至不會忘記潘金蓮、王婆、閻婆惜……。
前人曾這樣評論：「別一部書，看過一遍即休。獨有《水滸傳》，只是看不厭，無非為他把一百八個人性格，都寫出來。」「《水滸傳》寫一百八個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樣，若別一部書，任他寫一千個人，也只是一樣，便只寫得兩個人，也只是一樣。」「《水滸傳》所敘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任憑提起一個，都似舊時相識。」
這些評論雖不無誇張之處，但說《水滸傳》真正寫活了一二十個形象，並不過分。尤其值得驚異的是，這些形象幾乎全是英雄豪傑，性格卻各有不同。
如果說，將身份、地位、修養、性格等迥然不同的形象寫得鮮明生動還比較容易的話，要寫活十幾個乃至幾十個英雄豪傑，困難就大多了。《水滸傳》卻能將他們的同中之異刻畫得準確突出。同是英雄，魯智深、林衝、武松、李逵各有特點。魯智深是火暴性子，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絲毫不考慮個人得失。他與金老父女素不相識，卻主動周濟他們，為他們報仇。林衝是忍辱退讓，一切為了保全地位，聽說有人調戲他的妻子，他義憤填膺，可一見是高衙內，便只是衝散了事。同樣是逼上梁山，魯智深是因我行我素，不為社會所容，是「自作自受」；林衝則是仇人陷害，被逼無奈。同樣是豪俠，魯智深是正氣凜然，打抱不平；武松是秉性剛烈，復仇心切。同樣是粗中有細，魯智深是鎮定機智，李逵是天真幼稚。魯智深失手打死鄭屠，謊稱「你詐死」一走了之；李逵下井救柴進時，忽然想到別人會不會把他拉上來。
為了更鮮明準確地區別人物性格，作家經常進行對比刻畫，通過人物對同一事情的不同反應，顯示人物的性格。如魯智深聽到林衝妻子被調戲，領了一幫潑皮，便要大打出手，「教他吃酒家三百禪杖」，反而是林衝勸魯智深。魯智深的豪俠仗義，林衝的委曲求全，頓時顯露無遺。
《水滸傳》特別善於通過曲折的故事情節刻畫人物。情節表現人物，性格引發情節。魯智深的性格是通過一系列情節表現的，離開拳打鎮關西、大鬧五臺山、火燒瓦罐寺、倒拔垂楊柳等故事，魯智深的性格便無法表現。離開了誤入白虎堂、刺配滄州道、棒打洪教頭、風雪山神廟，林衝的性格亦無以表現。說到武松的性格，我
們也不會忘記景陽岡打虎、鬥殺西門慶、醉打蔣門神、大鬧飛雲浦。這些情節本身，又曲折驚險，極富傳奇性，特具藝術魅力。在具體的情節描寫中，往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閃轉騰挪，變幻無窮，真如古詩所說的「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們熟知的「景陽岡武松打虎」，先寫酒店招旗上寫著「三碗不過岡」，伏下一筆。再寫武松不顧店主解釋，一遍遍要酒，前後吃了18碗，提了哨棒就走。層層推進，懸念迭生。又寫武松看到兩處告示，方才相信真正有虎，心有點怯，想回去，又怕被店主恥笑，只好上山，而酒卻湧上來了。經過這一番迴環往復的點綴渲染，造成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情勢。最後寫武松赤手空拳打死老虎，把一個看似簡單的故事寫得驚心動魄。又如林衝棒打洪教頭，只是寫一次比武，一般作者可能單刀直入，三言兩語就打發掉了。《水滸傳》卻寫得曲曲折折，引人入勝。要比武，卻先不寫比武，先寫吃酒。既比武，又不真比，一會兒又停下，給林衝開枷，柴進拿銀子做利物，最後才真比武。用筆曲折，扣人心弦。同時又在情節的進展中，一步步刻畫出人物的性格。
《水滸傳》的結構也是以人物刻畫為中心，它創造性地運用了史書紀傳體形式，為集中刻畫人物服務。尤其是前半部分，正如前人指出的，《水滸傳》一個人出來便是一篇列傳。前半部集中寫了幾個英雄人物，如史進、魯智深、林衝、楊志、宋江、武松等，各個人物基本上單獨立傳，又環環相扣，彼此牽引。如史進引出魯智深、魯智深引出林衝、林衝引出楊志……，每位英雄的故事既能獨立成篇，又有相互聯繫。各個人物又在逼上梁山的大主題下統一起來。這樣就把人物刻畫與作品的統一結構結合起來了。
《水滸傳》也是我國第一部白話長篇小說。它不用書面的文言，而用當時生動活潑的民間口語，加以提煉，敘事、寫景，簡練傳神，尤其是人物對話，口吻畢肖，如出其口，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梁山好漢的悲劇《水滸傳》的主題比較複雜，有人認為是宣揚忠義，也有人認為是為草寇強盜張目；有人認為是歌頌農民起義，也有人認為是鼓吹投降……，至今爭論不休。實際上，一部巨著的主題往往是非常複雜的，很難用幾句話說清。
從具體描寫看，《水滸傳》的確是一部為「草寇強盜」樹碑立傳的小說。它第一次反映了農民起義的整個過程，揭示出農民起義的真實原因。小說把高俅發跡、迫害忠良放在作品開端，以表明朝政不綱，亂自上作。高俅原是個「浮浪破落戶子弟」，只因踢得一腳好氣球，便受皇帝賞識，「沒半年之間，直抬舉他做到殿帥府太尉職事」，從此，他便勾結權貴，迫害忠良。
林衝本是東京80萬禁軍教頭，身份不低。他本想安於現狀，高衙內調戲他妻子，他只是衝散了事，希望以屈辱保全地位。高俅將他刺配滄州，他依然忍耐，即使被貶至草料場，他仍想苟安下來。直到高俅的刺客要殺害他時，他才被迫起而反抗，殺死刺客，奔向梁山。他的上梁山，完全是被逼出來的。
其他各個英雄，如魯智深、武松、李逵，雖然上梁山的原因各有不同，但從某種意義上講，都是被逼上去的；魯智深打抱不平，我行我素，不為社會所容；武松因哥哥被毒死，無處伸冤，又遭人暗算；李逵因殺了人，在外逃難。
正因為他們是「逼上梁山」的，他們的行為才具有不容置疑的正義性。在第71回，作品淋漓盡致地描寫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壯觀場面，表現了封建社會中，廣大人民樸素的平等思想和理想生活。
但這只是一方面。《水滸傳》雖然滿腔熱忱地肯定了農民起義的正義性，對他們「犯上作亂」畢竟不敢毫無保留地讚揚。作品把罪惡歸於奸臣，而不是皇帝，更不是制度。在作品看來，只要除掉奸臣，朝政自然會好，換句話說，皇帝本來很好，只是被奸臣蒙蔽了，梁山好漢當然應忠於皇帝。解決的辦法，就是「將功補過」，接受招安。這是梁山領袖宋江的願望，也是作者的願望。在排座次之後不久，宋江便接受招安，並幫助朝廷打方臘、徵遼、徵田虎王慶，衣錦還鄉。但宋江等打家劫舍，對抗官府，已犯「彌天大罪」，實屬「十惡不赦」，若允許他們受招安，實際上是赦免強盜，無法警戒來者，這是封建社會絕對不允許的，因此宋江等的結局，註定是悲劇。《水滸傳》作者也深刻地意識到這一點。於是，他在讚揚宋江等受招安的同時，也寫了他們的必然悲劇。受招安的梁山好漢，繼續做官的，沒有一個有好下場：宋江、李逵、盧俊義死於鴆酒；吳用任武勝軍承宣使，到任後「常常心中不樂」，後自縊於宋江墳前；花榮到應天府為官，「無一日心中得安」，後亦自縊於宋江墳前。又如關勝，操練軍馬回來，落馬得病而死；呼延灼與金兵作戰，陣亡淮西。相反，明智退隱的，都得善終：魯智深最初不守佛門規矩，最終成為虔誠的佛教徒，在浙江坐化；武松起初最有功名心，最後心灰意懶，寧願終老塔院；公孫勝堅決歸隱，一心學道；阮小七回家打魚；鄒潤登雲山打獵。這實際上又反映了作家對招安的失望和否定，真正的出路在出家、退隱。
其實，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梁山好漢的最佳出路只能是這樣。正如作品最後所說：「煞曜罡星今已矣，讒臣賊相尚依然。早知鴆毒埋黃壤，學取鴟夷泛釣船。」鴟夷就是戰國時著名的功成身退的越國宰相範蠡。
英雄豪氣永駐人間《水滸傳》對後代的影響是巨大的，續書從古到今，綿綿不絕。清代有《後水滸傳》、《蕩寇志》，現代有《新水滸傳》，當代仍有《新水滸傳》。
狗尾續貂也罷，錦上添花也罷，都說明了《水滸傳》的巨大影響。《水滸傳》對一般小說創作的影響，有兩個方面：一是人情小說，一是俠義小說。《水滸傳》雖以農民起義為素材，但由於作品在市民社會的勾欄中誕生，帶有濃厚的市井氣息。其中有對市民生活和市民形象準確傳神的描寫，如「王婆貪賄說風情，鄆哥不忿鬧茶肆」，「虔婆醉打唐牛兒，宋江怒殺閻婆惜」等，市井風俗世態，市民的音容笑貌，躍然紙上。《金瓶梅》由此橫生枝節，從西門慶和潘金蓮的故事，寫出洋洋百回的《金瓶梅》，成為世情小說的代表作。《水滸傳》寫梁山好漢的俠義行為，直接影響了後來的俠義小說，如《三俠五義》、《小五義》。但梁山好漢個個頂天立地、正氣凜然，而後來的俠客往往依靠主子，充當保鏢，欺下媚上，淪為奴才。俠的真精神逐漸淪亡了。
《水滸傳》對其它藝術形式的影響也很大，京劇和地方戲中的水滸戲，幾乎可以和三國戲媲美，影響甚大。80年代，電視劇蓬勃發展，古典文學名著被相繼改編。《水滸傳》的改編是相當成功的，其中的《武松》、《魯智深》、《林衝》，深得觀眾好評。
《水滸傳》對一般社會的影響，也不可低估。歷代起義農民，往往以水滸英雄為榜樣，封建官府卻害怕《水滸傳》流傳，一次次查禁。這本身就說明了《水滸傳》的影響之大。現在，《水滸傳》反映的時代早已成為歷史，但《水滸傳》依然活著，依然風行不衰。除了藝術的成功外，更重要的，恐怕是因為作品表現的梁山好漢的人格力量。他們為了正義，為了理想，無視一切禮法，不惜一切代價，他們敢愛、敢恨、敢生、敢死，他們爆發出來的生命的力量，不僅屬於被壓迫的農民，也屬於不得志的文人；不僅屬於古代，也屬於現代。凡是心中充滿抑鬱不平之氣的人，都會在《水滸傳》中得到發洩，凡是孤苦無告的人，都能在《水滸傳》中找到自己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