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光影書寫二戰史的視角變遷

2020-09-04 正北方網

電影《生死朗讀》劇照

在國際影壇,圍繞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反法西斯主題的電影書寫一直是一座採之不盡的富礦,並早已不再停留於「大炮在轟鳴」的宏大敘事場景。這段不可消弭的歷史每年不斷地以新的視角出現在銀幕上,史匹柏的《辛德勒的名單》、羅曼·波蘭斯基的《鋼琴師》、史蒂芬·戴德利的《生死朗讀》等,都是為中國觀眾所熟知的佳作。它們中有的探討了處於黑暗中的道德良知;有的刻畫了個體命運被戰爭裹挾的無力;還有的讓人看到救贖的希望及對戰爭的反思。這些不斷被注入新意的影片,經過有跡可循的一個視角變遷的過程,讓我們感知電影觸摸「二戰」史的國家立場不僅未曾在光影中缺席,而且文化的記憶,特別是「人」在戰爭中的處境及人性之光,成了這段歷史書寫的絕對主題。

縱觀這些影片,我們不難發現,人們對二戰的思考方式和思考角度遠沒有窮盡。戰爭結束初期,對不義戰爭的譴責和對反抗精神的謳歌一度成為這個時期的主旋律;隨著時間的流逝,各國電影人在審視這段歷史時開始將視角更多地放在個體生命在戰爭中的掙扎與反抗,人道精神和人性關懷亦成為濃墨重彩的一筆。

以「歷史記憶」為標誌的、正面反映二戰的戰爭片一度盛行

二戰結束後,所有經歷戰爭的人們亟需一些力量來慰藉心靈,同時獲得重建家園的力量,電影在此時成了最好的一劑「良藥」。因此,銀幕上率先出現了一批以「歷史記憶」為標誌的,正面反映二戰的戰爭片,內容多為譴責戰爭,宣揚一種大無畏的反抗精神。代表作有《安妮日記》《裸露在狼群》《老槍》等。在這一歷史時期,蘇聯的一些戰爭片是極具代表性的。從《攻克柏林》到《史達林格勒保衛戰》,前後跨越40年的時間,蘇聯藝術家們用一種全景式的手法,把正義國家的意志固化在了膠片中。《莫斯科保衛戰》中,數以千計的人挖戰壕及鋪排在雪原中的坦克大戰給人一種壯闊的視覺感受。這些令人嘆為觀止的場面,即使現在來看都不遜於一些視覺奇觀的大片。

無論當時還是現在,蘇聯的二戰電影一直是世界二戰電影組成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世界各地的二戰題材片都深受其影響,宏大敘事和正面「強打」一度成了二戰片的主要模式,包括中國的《地道戰》《平原遊擊隊》,而中國觀眾所熟悉的南斯拉夫電影《瓦爾特保衛塞拉耶佛》《橋》等影片也無出其右。但這些早期二戰片中都有難以避免的藝術局限,特別是電影中對戰爭的描述有時體現出一種臉譜化的個人英雄主義傾向。

值得注意的是,具有「跨時代」特徵的戰爭題材電影已在這一時期露出端倪。曾讓一代影迷津津樂道的《雁南飛》就是一個特例。這部誕生於1957年的蘇聯影片一度被認為是「蘇聯發射的一顆電影衛星」,上映後獲得了廣泛的迴響。影片突破了蘇聯二戰片的刻板框架,走向了詩意電影的道路。繪畫大師畢卡索曾說《雁南飛》是蘇聯最好的電影,這個稱讚目前來講恐怕會遭到不少人的反對。但《雁南飛》的確是蘇聯詩電影的代表作,也是導演米哈依爾·卡拉託佐夫的傑作。影片只有極短的戰爭鏡頭,但導演用優美的長鏡頭和旋轉鏡頭,將畫面的意境與故事的內涵完美重合在了一起,以一個從未到過戰場的女性的生活,呈現出蘇聯青年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所遭受到的磨難。該片所獲得的國際聲譽,和卡拉託佐夫始終站在人民的立場之間有極為重要的聯繫,它是二戰題材電影尋求自身突破,走向更廣泛反思性的一個標誌性作品。

從純粹追求宏大的戰爭場面中抽身,將更多注意力投射到「人」及歷史細節中

從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勝利到冷戰結束的這段時間,歐美國家對二戰的「歷史記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更多的電影藝術家開始反思戰爭的實質到底是什麼,它給人類帶來了什麼。我們可以看出這個階段的二戰影片逐漸從純粹追求宏大的戰爭場面中抽身,將更多的注意力投射到更多的歷史細節中去的意圖。

之前聽過一個故事,二戰後的巴黎一片廢墟,有個美國人看到這樣的場景忍不住問一個巴黎人:你看你們能重建家園嗎?巴黎說:一定能!美國人問:您為何如此肯定?巴黎人回答道:你看見破敗的地下室的桌子上還放著的那盆花嗎?要知道,任何一個民族,處在如此慘的境地,還想著在桌上擺上一盆花,這樣的民族一定能在廢墟上重建家園。電影《最後一班地鐵》就是一朵在法蘭西文化土壤上開出來的花。電影裡的故事發生在1942年淪陷中的巴黎。由於實行宵禁,所有居民必須在最後一班地鐵開過前趕回家中,包括劇院的觀眾和演員。著名的導演和劇院領導者呂卡·斯坦內因為是猶太人,在新戲《失蹤的女人》即將上演前自己卻不得不在劇院中失蹤……新浪潮導演特呂弗在晚年通過該片回歸到曾被自己鄙夷的古典主義敘事風格,電影將「輕」與「重」拿捏得恰到好處。比如,影片刻畫了戰爭再殘酷,法國人民的骨子裡依舊有著極致的浪漫。哪怕飛機在天空盤旋,人們還是要去劇院排隊看戲,娛樂場所裡打扮時髦的人們還是照常喝著紅酒聊八卦,劇院老闆娘因為在黑市買到了大隻火腿而開心不已,年輕姑娘忙著試鏡尋找成名的機會,人們最大限度地尋找著生活的樂趣,努力不讓戰爭打亂這一切。浪漫的法國人對德軍是極為鄙視的。他們不是不反抗,而是將反抗融入了日常生活中。劇院老闆娘厭惡那個跟德軍緊密往來的記者;街頭上一位母親看到自己孩子被德國軍人摸摸頭,就讓他立刻回家洗頭去;人們在家裡的花園偷偷種植菸草;劇場風流不羈的男演員暗中為地下組織提供支持;女主角為保護丈夫讓他躲在地窖裡躲過德軍的搜捕等等的眾生相是多麼精彩。就連由凱薩琳·德納芙飾演的瑪麗安,在替丈夫維繫劇院時遇到了德帕蒂約飾演的男演員,並不可避免地發展出一段感情的故事主線,都沒搶了那些群戲的風頭,《最後一班地鐵》白描式地反映了巴黎敵佔區人民的日常生活群像,有壓抑,有眼淚,也不乏人間歡愛,這是法國人骨子裡一貫的浪漫與熱烈。

「逝風無限,生生不息。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可是你已經不在了。」上世紀80年代曾經引進國內的日本影片《風雪黃昏》,則用一曲普通人的愛情悲歌,來表達明確的反戰思想。影片開頭就有一段話:我們和敵人無冤無仇,但卻要殺他們,可他們不也有父母孩子嗎?……這場戰爭是錯誤的。這是經典的銀幕情侶三浦友和和山口百惠的代表作。這部影片與另一部同樣由三浦友和和山口百惠主演的電影《絕唱》幾乎可以互為參照。因為兩個故事都發生在太平洋戰爭最激烈緊張的時期,也都訴說了一對青年男女的愛情被戰爭碾碎的命運遭際。從故事來看,兩部影片都不複雜。《絕唱》講述一對突破了階級差異私奔到一起的青年男女有情人終成眷屬。然而,一紙徵兵令的到達卻再次讓兩人分隔兩地。夜夜思念遠在戰場上的順吉的小雪不幸患上了肺結核,在悲傷中唱著兩人約定的歌謠,走向生命的終結。《風雪黃昏》則更低沉悲傷,講述了達郎與節子在相互交往中產生了感情,但此時節子得了肺病,太平洋戰爭爆發,為讓達郎心無掛礙地離開自己,節子隱瞞了自己的病情。明知再無相見的可能,節子與達郎訣別……戰爭結束後,返回東京的達郎獨自面對再也見不到愛人的結局。從基調上來說,《絕唱》稍暖一些,小雪在病中始終相信順吉終會活著回來——這種在瀕於絕望中的希望使影片表達的愛情故事有了強大而堅韌的生命力。而《風雪黃昏》恰恰相反,男女主角互訴了許多的希望,但現實證明了愛情只不過是風中的燭火,最終因戰爭化為了掌心的一片灰燼。總的來說,這兩部日本出產的反戰電影,就像一個硬幣的兩面,刻畫出了個人和家庭在戰爭裹挾中的無力感。無論是「絕望中的希望」還是「希望中的絕望」,兩部影片的藝術感染力都在「隱而不發」的悲憤中走向升華,最終換來一聲深深的嘆息。放到今時今日來看,這兩部誕生於上世紀70年代中後期的電影所呈現出的反戰意識,都跳脫了政治的局限,切中了人性的高度,儘管仍帶有「我們也是受害者」的意味,但已經是日本反戰片中態度誠懇、質量上乘的佳作。劉廣寧配音的小雪和那首著名的《野鴿子之歌》也已成了一代國人揮之不去的記憶。

隨著世紀的交替,新一輪的「歷史記憶」伴隨著反思的全面化過程,二戰的很多問題也面臨著某種意義上的再次評價。《生死朗讀》便誕生於這樣一種思潮中。「親愛的漢娜,你是我終生摯愛,這讓我慶幸,也讓我痛苦。你給予了我愛所能及的一切感受。原諒我的懦弱,我無法破解那些橫在你我生命中的難題。我願為你奉獻一切,但卻無能向你張開懷抱。我不願說我是你的愛人,但我願為你朗讀。漢娜,這世上有許多能力需要掌握,可唯有愛這一樣,只需感受。」根據德國著名作家施林克同名小說《朗讀者》改編的電影《生死朗讀》講述了一名少年與納粹集中營女看守漢娜之間的情愛糾葛,影片展現的視角,即使放在整個二戰題材中來看都是嶄新的。

導演史蒂芬·戴德利在2002年奉獻出那部獲得了奧斯卡9項提名的《時時刻刻》後苦尋良久,終於覓得下一部的電影計劃:改編《生死朗讀》。這個飽含著愛、罪惡、秘密與救贖的故事在打動全球無數讀者的同時,也深深觸動了他。面對如此令人唏噓的故事,戴德利一直被自己能否把握好這部電影的改編所困擾。因為《生死朗讀》對那段往事的觀點十分獨特:它不關注那些慘無人道的罪行,也不以展現慘烈為目的,而是把全部焦點放到個體身上,無論是凱特·溫斯萊特扮演的納粹女看守漢娜,還是「朗讀者」米夏,他們的人物色彩都是含混不清的。「不是每個人天生都是劊子手,更多的人都是不知不覺參與到了罪惡之中,像漢娜一樣」,這是史蒂芬·戴德利為該片找到的題中之意。「我們試圖在此片中討論一種無知的惡,他們不知不覺參與到了作惡之中,實際上這些人最後往往付出了更為慘痛的代價。」事實上,該片之所以在眾多二戰題材中脫穎而出,重要原因正在於此。

據悉,原作者施林克生於1944年,是德國戰後一代。 《朗讀者》寫於1995年。在二戰結束半個世紀後,作家試圖通過這個故事,寫出他這代人對父母及家國故土的一種感情困擾。在小說中,施林克寫道:「我們這些第二代(戰爭第二代),過去和現在究竟應該怎麼對待那些有關滅絕猶太人的駭人聽聞的信息呢……我在問自己,僅僅判決和懲罰少數幾個人,而讓我們這些第二代人繼續在驚愕、恥辱和負罪當中沉默下去,難道應該這樣嗎?」有評論認為,這種複雜的情感,傾吐出了作者「重新審視歷史」的心聲。

全新人文時代,兒童視角別有深意的構思及傳達的意義值得我們一再品味

經歷了「反思浪潮」後,新舊世紀交替期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對那場戰爭的認識大多來自影像或書籍。這個時期的反戰題材在商業電影的夾縫中,進入到一個全新的人文時代。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美麗人生》和《鋼琴家》了。對於《美麗人生》,很多人在看後的第一反應是心碎。確實,不少人沒料到這個名字聽上去很美好的片子,說的是一段令人心碎的往事。義大利喜劇片導演羅貝託·貝尼尼用了一種輕鬆的調子來表現戰爭中的父愛,它和《虎口脫險》的喜劇色彩截然不同,是那種令人驚心動魄的喜劇。這裡頭包含著導演對戰爭的態度,以及對這些受苦難者的關懷。而今年上映的一部新片,因為與之相似的兒童視角與喜劇色彩,被人拿來與《美麗人生》作比較。這部電影就是年初獲得了第92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改編劇本獎,在豆瓣也保持了8.4的高分的新片《喬喬的異想世界》。

《喬喬的異想世界》由塔伊加·維迪提導演,電影向我們展示了二戰尾聲,一名年僅10歲的小納粹狂熱分子喬喬如何與母親在家中藏的一名猶太女孩相處,並逐漸與世界和解的過程。在《美麗人生》裡,我們看到在集中營裡的父親為孩子營造一個「童話世界」;在《穿條紋睡衣的男孩》裡,我們看到德軍將領的孩子與集中營的男孩成了朋友,卻不幸被當成猶太人送進集中營的悲劇。這些故事以孩子的天真善良作為戰爭的遮羞布,讓我們透過孩子單純的眼睛去看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看脆弱的童話搖搖欲墜。而《喬喬的異想世界》與它們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未將孩子以純粹的局外人置於戰爭外。《美麗人生》和《穿條紋睡衣的男孩》裡的孩子對戰爭是全無了解的,他們是至純至真的小孩。而《喬喬的異想世界》讓喬喬參與其中,甚至賦予了他希特勒青年團成員的身份。在訓練營中,這些年幼的孩子被灌輸的是「猶太人是長犄角的怪物」 「看見猶太人要舉報」。喬喬和當時所有的德國孩子一樣崇拜希特勒,為體現這點,電影設計了一個討巧的方式:讓喬喬腦袋中假想的希特勒常常跳出來和他對話。一天,樓上傳出的奇異聲響打破了生活的平靜。在一堵牆後,喬喬發現了一個女孩。讓他更吃驚的是:她是猶太人,但頭上並沒長犄角且非常聰明,這讓喬喬的內心第一次產生了懷疑。電影整個圍繞著喬喬逐漸轉變的納粹意識展開。在與猶太女孩愛莎的接觸中,喬喬從最開始對她充滿敵意逐漸開始對猶太民族充滿好奇,甚至對愛莎產生了好感。愛莎也漸漸卸下偏見說:「喬喬,你不過是穿著納粹制服的10歲男孩。」蓋世太保突然上門,將整部電影推向一個小高潮。喬喬發現自己竟然違背組織掩護了愛莎。這時他意識到,自己和這個素昧平生的猶太女孩已成為了彼此生命中不可少的摯友。電影通過一個孩子深入地挖掘了德意志培養追隨者的荒謬機制,他們妖魔化猶太人的形象,劃分猶太人與德國人的界線。然而,在孩子們毫無戒備心的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出連孩子都能不經意地認知到的平等,與納粹妖魔化的方法論產生了強烈的對比。帝國的強權摧毀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宣言,而尚未被世俗汙染的孩子則保有著一顆赤誠之心。

愛莎的出現讓喬喬改掉了偏見,但喬喬身邊還有位了不起的女性,就是斯嘉麗·詹森飾演的媽媽羅西。這位了不起的母親,一直在潛移默化中教喬喬如何去感受愛、信任與自由。當喬喬把他在訓練營裡學到的東西如數家珍,說出「金屬、炸藥、肌肉,是世界上最厲害的東西」時,媽媽卻說:「愛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東西。」可令人難過的是,沒多久身為抵抗組織成員的羅西被吊死在街頭。正是因為媽媽的死,讓喬喬心中的希特勒形象徹底崩塌,他擦乾眼淚為媽媽繫上了鞋帶。這一次,當幻想中的希特勒再次出現在他面前時,喬喬一腳將他踹出窗外,也親自粉碎了自己過往不成熟的信仰……從某種程度上,喬喬的母親和《美麗人生》中的父親很相似,都是用樂觀積極的態度來幫助孩子抵禦慘澹人生的勇者。戰爭是殘酷的,但一個人的精神可以成為黎明前最有力的支撐。在《美麗人生》中,那個身材矮小的父親即使在走向死亡時也昂首闊步,因為他心中有希望,有信念,就像喬喬的母親說過,「自由的人才跳舞」。這樣的電影,無論在任何時代都能引發共鳴,因為讓每一個孩子少受戰爭創傷,有朝一日在陽光下自由起舞,是所有人共同的嚮往。同樣的,兒童視角從來不意味著幼稚淺白,這些電影別有深意的構思及傳達的意義值得我們一再細細品味。(作者陳熙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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