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景峰
「文化線路」是近年來教科文組織在世界遺產領域提出的新概念，這一新概念反映了教科文組織在世界遺產的價值理念和價值取向上的調整和變化。世界遺產價值取向的變化必然會在世界遺產的實踐中表現出來，研究「文化線路」這一概念對世界遺產申報產生的影響，將有助於我們加深對世界遺產保護的了解，掌握其發展的新動向和熱點問題，有益於全球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發展。
「文化線路」的提出也與世界遺產實踐發展有關，絲綢之路可以說是文化線路的一個典範，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創造性地豐富和完善了文化線路的內涵和意義。絲綢之路文化線路歷史悠久、地域跨度大、遺產構成複雜、內容豐富，它涵蓋了幾乎所有的文化遺產要素，既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又具有多樣的文化形式，為文化間對話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範例。絲綢之路是多個時代、多種文化的交疊，更為重要的是它還是活態文化，連接著過去、現在和未來，對國家、地區和國際的社會經濟繁榮和和平發展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它對世界遺產理論和實踐的發展以及帶給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的積極影響將是不可估量的。
教科文組織的文化政策與世界遺產的新理念
近年來，教科文組織的文化政策發生了較大的轉變，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從普遍價值到文化多樣性，世界遺產一般要求有「突出的普遍價值」，這是教科文組織的使命和宗旨所要求的，但也認識到人類經驗多樣化可能帶來的衝突，因而提出實現「多樣中的統一」。二是強調可持續發展，即「對於文化遺產的價值認知開始由相對單一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轉變為綜合性的文化遺產和社會價值」，從保護轉向可持續發展，文化遺產越來越多地與包括經濟在內的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聯繫起來。聯合國在2015年通過的《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中，確定了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它們是實現所有人更美好和更可持續未來的藍圖。其中，可持續發展目標11.4就是「進一步努力保護和保存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這也充分體現了可持續發展在世界遺產理念中的核心地位。三是倡導「全球戰略」，增強世界遺產的均衡性、代表性與可信力。這些文化政策的變化導致了世界遺產理念的創新和變化，並影響到世界遺產申報和保護的政策和實踐，其中影響最大的有文化景觀、文化線路、系列與跨國申遺等。
█ 文化景觀
文化景觀的思想在《世界遺產公約》中本已包含，但並沒有獨立出來成為專門概念，早期也不是遺產的項目類型。因為對城鎮遺產類型的確認，才導致文化景觀在1992年成為世界遺產項目的一個新類型。1994年文化遺產標準修訂，世界遺產委員會實施全球戰略，發布《奈良真實性文件》，文化景觀的概念因此確立並不斷推廣。
根據《世界遺產公約》的界定，文化景觀屬於文化遺產，代表「自然與人聯合的工程」。它們反映了因物質條件的限制和/或自然環境帶來的機遇，在一系列社會、經濟和文化因素的內外作用下，人類社會和定居地的歷史沿革。
文化景觀大致包括三類：一類是指由人來設計創造的具有明確規劃的景觀，如具有美學意義的花園或廣場景觀；另一類是指有機發展而成的景觀，最初基於社會、文化、行政或者宗教的要求，並逐漸與環境相適應。這種景觀反映了其形式的演變過程及構成特點，如農業景觀等。最後一類是指關聯性文化景觀，如將其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須具備與某些物質遺產所展現的強烈的宗教、藝術或文化影響之間的密切聯繫。
█ 文化線路
世界遺產的概念拓展到文化景觀後，文化線路也隨之而生。1993年教科文組織在有關文化景觀的評價標準中就提出，文化景觀「不應該排斥那些代表著對文化起重要作用的交通網絡的直而長的線性區域」。1994年世界遺產專家會議在馬德裡召開，並成立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文化線路科學委員會，該委員會對文化線路進行了深入地研究。2005年《操作指南》中有「遺產運河」、「遺產線路」，被歸入特殊類型的文化遺產。2008年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在加拿大魁北克通過了《文化線路憲章》。文化線路作為新的遺產類型，其理論的研究一直在持續進行，不過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對文化線路的定義、特性、要素上，目的是為了識別與其他遺產類型的區別，便於實踐操作。但無論是教科文組織還是其他學者的研究都沒有涉及文化線路的遺產價值觀，也很少把文化線路的發展與教科文組織的價值轉向聯繫起來。
█ 系列跨國遺產
隨著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價值和理念的發展，系列跨國遺產的新類型也出現了。在2008年版的《操作指南》中分別給出了跨國遺產和系列遺產的定義。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世界遺產中心的指導和推動下，絲綢之路系列跨國申報世界遺產項目對系列跨國遺產概念和實踐的完善做出了重要貢獻。2010年2月，世界遺產專家會議在瑞士易廷根通過了「關於系列提名和系列遺產的結論和建議」，其中吸收了絲綢之路申遺項目所面臨的關鍵問題和挑戰。在此基礎上，2011 年世界遺產委員會修訂了《操作指南》中有關系列遺產、跨國遺產的定義並新增加了系列跨國遺產提交「預備清單」的標準格式。隨之在2012年又對相關定義作了修訂，使之更便於鑑定「突出的普遍價值」和申遺實踐。由此可以看出，絲綢之路系列跨國申遺不僅產生了巨大的國際影響，也直接推動了文化遺產的價值理念和實踐操作的發展，對世界遺產體系的完善做出了貢獻。
絲綢之路申遺：成功的理論和實踐創新
絲綢之路其實很早就進入了教科文組織的視野。在世界文化發展十年的框架下，教科文組織在20世紀90年代就發起了「絲綢之路綜合研究項目」，旨在推動東西方全方位的對話和交流，促進世界和平。筆者參加了1990年夏天在中國開展的絲綢之路沙漠路線（由西安到喀什）的科學考察，歷時近40天行程4500多公裡。沿線的文化遺產令人印象深刻，激發了筆者對絲綢之路的興趣，隨後於1996年協助將絲綢之路中國段列入申遺「預備清單」。自2003年起，藉助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工作的機會，筆者啟動並協調、指導了絲綢之路文化線路系列跨國申遺項目，獲得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和中亞五國的鼎力支持與合作。首屆國際磋商會議於2006年8月在中國新疆吐魯番舉辦，開啟了絲路申遺旅程。
圖/1990年7月20日，UNESCO絲綢之路沙漠路線科學考察在西安啟程。由西安至喀什， 歷時近40天，行程4500公裡。來源：林梅村/北京大學
圖/2006年8月初，絲綢之路跨國申遺旅程在新疆吐魯番啟動。
2006年至2009年是絲路申遺的實施階段。通過一系列國際磋商會議，中國和中亞五國就系列跨國申遺進行探索性研究，在世界遺產中心和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的指導下，絲綢之路申遺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包括：通過《絲綢之路申遺概念性文件》（2007）、確立「共同價值框架」（2009）、建立絲路申遺政府間協調委員會（2009）、開展《絲綢之路文化線路專題研究》（2011）、確定申遺方式和時間表等。其中，「共同價值框架」有關價值的認定和對比分析（2009），由點到面、由面到線，全面歸納了絲綢之路系列跨國申遺及構建保護和管理機制，挖掘其文化影響和突出普遍價值，探求跨國界、區域性遺產的保護和管理、環境治理、旅遊開發和經濟發展的途徑。這些極大地豐富了文化線路的思想和理論，也為申遺實踐提供了操作指南。
同時，絲綢之路申遺建章立制,為同類跨境系列的申遺活動確立了樣板。其中，2009年5月絲綢之路跨國申遺協調委員會的建立，確認了跨國合作的方法，成為申遺成功的關鍵。這種國際合作的機制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管理至關重要。截至2020年8月，有17個亞歐國家參加的絲綢之路跨國申遺政府間協調委員會不僅保證了首例文化線路申遺的成功，也確保了對已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遺產地的有效監測。該模式值得各國及地區借鑑。目前，中國是該委員會聯合主席。絲綢之路在申遺過程中的國際合作活動提高了文化遺產所在地（包括當地社區）的社會-經濟綜合實力，也大大加強了遺產管理人員的能力建設。
在建章立制的同時，嚴謹客觀的理論指導對申遺活動至關重要。由筆者協調、指導並由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專家克利爾博士完成的《絲綢之路申遺概念性文件》確定了絲綢之路文化線路的定義、地理特徵、時間跨度和申遺策略。《概念性文件》於2007年由中國和中亞五國通過並於次年提交世界遺產委員會核准。
隨後，根據各個締約國提交給世界遺產中心的申遺「預備清單」和絲綢之路參考文獻，筆者又協調、支持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委託專家蒂姆·威廉士（Tim Williams）於2011年完成 《絲綢之路文化線路專題研究》。該文件釐清、確定了絲綢之路跨國系列申遺的路徑、方式和遺產類型及廊道認定。作為階段性結論， 《專題研究》建議了54條遺產廊道供各國申遺參考。
概括地說，這兩份創新性文件和研究報告為絲綢之路文化線路系列跨國申遺提供了堅實的理論依據和指導方針。中國和中亞國家在絲綢之路申遺的理論探索之後，進入了系列跨國申遺的實施階段。
圖/2009年11月絲路申遺政府協調委員會首次會議（西安）。
納爾遜·曼德拉曾經說過：「在事情未成功之前， 一切都看似不可能」。(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 is done!) 2014年6月22日，在卡達首都多哈召開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作為世界文化遺產被批准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至此，絲綢之路申遺活動終於有了初步結果，這是亞太地域內跨國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首個成功範例。
圖/「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世界遺產證書。
圖/2013年正式提交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申遺範圍圖。
圖/2014年6月22日，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代表在多哈慶祝「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
「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這條跨度近5000公裡的世界文化遺產涵蓋了33處遺蹟，其中中國22處、哈薩克斯坦8處、吉爾吉斯斯坦3處古蹟遺址。長安-天山廊道是絲綢之路的起始段，可視為整體路網的廊道之一 。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世紀，漢帝國同羅馬帝國之間的昂貴物品——尤其是絲綢等貿易往來頻繁，而長安-天山廊道恰好連接了中國中部的長安和中亞的中心地帶，為這一遠距離貿易交流提供了便利。絲綢之路是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6世紀古代亞歐大陸間以絲綢為大宗貿易而開展的長距離商業貿易與文化交流的交通大動脈，是東西方文明與文化的融合、交流對話之路。
圖/絲綢之路世界遺產包含的33處文化遺產點
絲綢之路申遺具有很多創新點，在類型上它既是文化線路，又是系列和跨國遺產，這在以前沒有先例，因此，絲綢之路的申遺必然在世界遺產的理論和理念上要有突破和創新。同時跨境系列文化線路申遺在具體的操作上是一個充滿挑戰的複雜過程，無論是組織協調、遺產保護還是管理，既要基於現有《操作指南》，又必然要突破現有的《操作指南》。絲綢之路是多個時代、多個國家文化的交疊，而且是活態文化，連接過去、現在和未來，對地區、國家和國際的經濟社會繁榮和和平發展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這在價值上極為符合教科文組織所追求的突出的普遍價值，又具有文化的多樣性，實現了不同文化間的對話。
絲綢之路申遺活動如火如荼，根據《專題研究報告》的建議，西亞、中亞、南亞和東亞國家目前正積極開展若干遺產廊道的申遺工作。歐亞國家如亞塞拜然、俄羅斯和土耳其也積極參與絲綢之路跨國申遺活動。比利時、中國、義大利、日本、荷蘭、挪威和韓國等國政府正進一步支持這項工作。許多大學、文化遺產科研機構也為項目實施提供了技術援助。與此同時，海上絲綢之路申遺的理念也在探討、研究之中。有關絲路申遺對世界遺產的意義以及各個參與國家對已經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文化遺產保護和管理的協調、在理論和實踐上的進一步創新，仍需國際遺產界做進一步總結和反思。
從世界遺產在價值理念、理論和實踐上的發展可以看出，關於世界遺產的理念和實踐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有時是新的關於世界遺產的理念和理論走在前面，然後對世界遺產的申報、操作和保護實踐產生影響；有時是世界遺產保護、申報中遇到問題，或出現新的做法，被教科文組織吸收，並隨之成為世界遺產新的理論。教科文組織的價值觀對《世界遺產名錄》及其類型、主題、操作具有重要而直接的影響，而價值觀因國際政治、文化理論、全球化進程而發生變化，也存在著不一致和對立衝突。如何在世界遺產項目中既體現突出的普遍價值，又體現文化的特殊性和多樣性，是當前面臨的重要的理論和實踐課題。只有與時俱進，才能充分實現教科文組織的使命和宗旨，同時又能真正通過文化多樣性和文化平等確保人類社會的文化遺產能得到可持續地保護和發展。
總體來看，絲綢之路申遺揭示了新時期文化遺產保護領域文明互鑑交流和文化對話的必要性。在《世界遺產公約》誕生將近50周年之際，它對整個世界遺產體系有著積極指導意義。特別是，絲綢之路的申遺是在不同政治制度、宗教背景、民族特性、不同語言和參差不齊的經濟基礎和專業能力上進行的多國申遺合作，是一個創新的國際合作途徑。通過這樣一個跨國合作，中國和中亞國家加深了了解，增強了互信，為今後進一步全方位的國際合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為促進地區和平做出了貢獻。
絲綢之路系列跨國申遺實踐豐富和發展了教科文組織的價值理念。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具有最複雜最豐富的文化、歷史、政治、宗教、民族以及生態系統的多樣性，非常符合教科文組織文化多樣性和生物多樣性的追求。絲綢之路沿線又多是經濟欠發達地區，中國政府在21世紀初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運用各種手段發展地區經濟，這合乎教科文組織對可持續發展的追求。中國在絲綢之路申遺過程中踐行「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的理念和指導思想，這也契合了教科文組織的使命與宗旨、價值與追求。教科文組織既充分地認識到人類共同的價值，也高度尊重文化的多樣性，強調不同文明間相互理解、對話、交流和合作，這其實正是和而不同的精神。絲綢之路的申遺過程充分體現和實踐了和而不同的理念，也以中國傳統文化和人文精神充實和豐富了教科文組織價值理念的內涵。
絲綢之路系列跨國申遺是一次創新的探索。絲路申遺理論創新、建章立制, 為同類跨境系列世界遺產申遺確立了樣板。絲綢之路跨國系列申遺協調委員會的建立，確認了跨國合作的方法，是申遺成功的關鍵。這種國際合作的機制，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管理至關重要。協調委員會不僅保證了首例申遺成功，也繼續協調對已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遺產地的有效監測和保護。這種協調機制及其成果對促進國際人文交流和弘揚互學互鑑的絲綢之路精神有著重要的國際意義。
絲綢之路申遺成功極大促進了全球各種文明交流互鑑，提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人民保護人類共同遺產的力度，形成一股以政府為主導的「保護絲路文化、弘揚絲路精神」的強大力量，使古絲綢之路再現勃勃生機，為人類可持續發展做出積極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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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hc.unesco.org/en/conventiontext/
[7]UNESCO：《世界遺產公約操作指南》，2013,
https://whc.unesco.org/en/guidelines/
[8]UNESCO:《絲綢之路申遺概念性文件》，2007，
https://whc.unesco.org/
[9]ICOMOS:《絲綢之路申遺專題研究報告》,2014,
https://www.icomos.org/images/mediatheque/ICOMOS_WHThematicStudy_SilkRoads_final_lv_201406.pdf.
景峰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亞太部主任
絲綢之路系列跨國申遺項目協調員
來源：清源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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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絲綢之路跨國申遺：世界遺產理論與實踐的創新》
閱讀原文(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