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裡
南宋時期，在湖南武岡軍(今湖南邵陽武岡市)有一所由土家族向氏宗族於宋度宗鹹淳年間(1265～1274)所修建的書院——沅溪書舍。然而，在宋以後的歷代各種地方志文獻，包括多種《武岡州志》中，都沒有關於這所書院片言隻字的記載。但是，這所沅溪書舍不止是已知武岡最早修建的民間書院，比某些書院史論著所述之創建於元皇慶二年(1313)，同樣位於湖南武岡(元代武岡郡城步砦儒林鄉，今屬城步縣儒林鎮)，並稱為「我國最早的少數民族書院」的「儒林書院」，還要早四十餘年。並且，沅溪書舍更與宋元時期的周敦頤、陳與義、魏了翁、牟巘、劉辰翁、陳杰、王義山等許多著名文士有著深厚的因緣。本文根據部分文獻資料對其進行考證，以供研究中國書院史、武岡地方文化史以及宋代少數民族歸化史者參考。
一
最早記載南宋時期武岡這所少數民族書院的文獻，是南宋著名文士劉辰翁(1233～1297)撰寫之《武岡軍沅溪書舍記》。該記文云：
道莫迂於天，小之為生成次第，大之為晦明消長，又大之為升降變化，常五合六。聚積數世百年之久，東海而生一人焉，西海而生一人焉。及其得志當世，如跂而待，跂而遇，不間遠近，隔今古，分彼此。吾道猶是已?夫子存不大信於天下，朝出而晨門譏，暮歸而荷蕢笑，蓋倀然四方之野，莫知所從適。甚或削伐，見異極矣。然易世而門人尊，異代而遠孫相，更千萬古而南面，與天地並。今為其徒者，曾何足以望遊、夏，而儼然為人師用。家國道小不合為進退，榮公論大不幸為貶斥。比死節，轍跡所至，遂為後來所追慕愛惜，附著不衰。而其生也，已若此矣!此則夫子之所未嘗遇也。如過江前陳簡齋、近年魏鶴山，皆以逐客道沅溪祠，沅溪祠而不自已;又因為書舍教人士，教益廣則書舍亦益廣。今為書舍，高下相望，奉夫子俎豆終焉。此吾所以聞風而感，為之極晦明升降道盛衰之故。壹不敢以書生之好德者賢於古人，而必以古人之當日者適為書生地。嗚呼!不苟然也，吾道之植，於生民以來，其漸如此。
武岡本騷楚之國，有向氏自芷、沅徙居沅溪。沅溪之老人曰「林下翁」，遇濂溪，垂髫學焉，晚猶及見靖康之亂。簡齋過之，相與言濂溪舊事，日相得，因愛其山水，卜翁鄰，屢賦詩。去去又百年，而鶴山來，翁之孫曰大雅翁者，事之如簡齋，而鶴山亦願留簡齋處。鄉人為之合二先生姓稱其圃，今為祠。若學，古今名謗相長;在宇宙，如丹青，失之彼，得之此。當時以為罪，而後世以為榮。是非之在人心，如天何言?非《春秋》揭焉。褒貶揚抑，則其聳慕或不至若此，而亂賊之懼者亦鮮。山林過客，名字不足以相及，而禍敗常相尋，故有破家而同傳，亦有以戈逐為知幾。況過江盜起，人自救不暇，顧從容流落，主賓嘯詠，各不忍舍，代有隱德;又避堂下榻，講學論道，如大父談詩時，氣象愈佳，政復名節，何與人事?而卷卷如好好色，來者猶喜談也。楚芳不競，近年無過客，亦無向氏，卒冺冺至此。上下風流文雅，典刑志操，安得不登臨遠想、俯吊仰嘆?斯文比古先愈降，名士至後來愈高。宋三百年，更三、四黨禍，本無嚴刑峻法，然猶所過在亡，親友路斷，更名他師，因致名位，今其所保安在?乃與子孫氏族棄之，掩鼻而遠;方識面託為新交，有耀無窮。不善人者善人之資，未必非昔之君子;不容於世者有以感發，而懲創之也。則客之出於塗者，不猶愈於昔耶然。
向氏之嗣有人，而鶴山之後無客，此固鹹淳書舍所為作者。文章已矣，名節無所用矣，獨學問私淑，正人心、承先聖，孟子所謂豪傑之士者，尚其在此。王通氏有無不可知，他時聞有贊王業、興禮樂，又如舂陵見稱道統，推論師友，漸摩所自，比於生賢之意、成物之功，由之而不知，利之而不庸。蓋小莫能破，而大莫能載矣。向氏敏衡者求餘記，歲晏風霜，獨行千數百裡，歸而刻諸石。何向氏之多文物與(歟)?而迂亦未有已也。
劉辰翁在所撰之《武岡軍沅溪書舍記》(下文引此記文均簡稱《沅溪書舍記》，並不再出注)中記載了若干史事，逐項列述並考述如下：
據《沅溪書舍記》記述，湖南邵州(今邵陽)的武岡沅溪有自芷(江)、沅(江)徙居來此的向氏家族。
芷江、沅江在古代為五溪(又作「武溪」)腹地，東漢至宋代世代聚居於該地區的若干少數民族，史稱「五溪蠻」或「武陵蠻」。向氏則為五溪地區分布廣泛之「五溪蠻」的大族，其淵源可以追溯到東漢時期。據《後漢書》記載：「光武中興，武陵蠻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單程等據其險隘大寇郡縣，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長沙、武陵兵萬餘人乘船泝沅水入武谿擊之。」這裡所記載的「相氏」，譚其驤先生在《近代湖南人之蠻族血統》一文中說：「向氏為湖南蠻姓中之最早見於記載者。後漢建武二十三年，武陵蠻精夫相單程作『亂』。相氏疑即向氏，『相』、『向』同音而異譯也。」譚其驤先生的觀點獲得學術界的普遍認同，已經成為定論。
至北宋時期，據史籍記載，包括向氏在內之幾大少數民族的氏族在五溪地區的分布情況以及他們各自與朝廷的關係為：
山峒蠻舊不與中國通。其地東接潭，南接邵，其西則辰，其北則鼎、澧，而梅山居其中。開寶八年，嘗寇邵之武岡、潭之長沙。太平興國二年，左甲首領苞漢陽、右甲首領頓漢凌寇掠邊界，朝廷累遣使招諭，不聽令。客省使翟守素調潭州兵討平之，自是禁不得與漢民交通，其地不得梅耕牧。後有蘇方者居之，數侵奪舒、向二族。嘉祐末，知益陽縣張頡收捕其桀黠。
自辰州達於長沙、邵陽，各有溪峒，曰敘，曰峽，曰中勝，曰元，則舒氏居之;曰獎，曰錦，曰懿，曰晃，則田氏居之;曰富，曰鶴，曰保順，曰天賜，曰古，則向氏居之。舒氏則德郛、德言、君疆、光銀;田氏則處達、漢瓊、漢希、漢能、漢權、保金;向氏則通漢、光普、行猛、永豐、永晤，皆受朝命。自治平末，光銀入貢。故事：南江諸蠻亦隸辰州，貢進則給以驛劵。光銀援以為請，詔以劵九道給之。其後有峽州舒光秀者，以刻剝其眾，不附。張翹言：「南江諸蠻雖有十六州之地，惟富、峽、敘僅有千戶，餘不滿百，土廣無兵，加以荐饑。近向永晤與繡、鶴、敘諸州蠻自相仇殺，眾苦之，鹹思歸化，願先招富、峽二州俾納土，則餘州自歸併，及彭師晏之孱弱，皆可郡縣。」詔下，知辰州劉策商度策請如翹言。熙寧五年，乃遣章惇察訪，未幾策卒，乃以東作坊使石鑑為湖北鈐轄兼知辰州，且助惇經制。明年，富州向晤獻先朝所賜劍及印來歸順。繼而光銀、光秀等亦降;獨田氏有元猛者，頗桀驁難制，異時數侵奪舒、向二族地。惇遣左侍禁李資將輕兵往招諭，資、辰州流人曩與張翹同獻策者也，褊宕無謀，褻慢夷獠，遂為懿、洽州蠻所殺。惇進兵破懿州，南江州峒悉平，遂置沅州，以懿州新城為治所。尋又置誠州。
據上述記載可知，舒氏與向氏是五溪地區較早歸附朝廷的溪峒部族。「鹹思歸化」的原因，包括有朝廷的經理安撫;同時也與該地區各少數民族之間的仇殺，以及舒、向二族在五溪的不同地區分別受到田氏、蘇氏等其他氏族的「數侵奪」而導致的「眾苦之」不無關係。舒、向二族因此便歸順於朝廷。受到朝廷招撫歸化之後的向氏，有些「宣力効忠」，並還在朝廷招撫諸山寨溪峒蠻族的過程中「功居多」而受到「恩賞」。一些向氏的族人便自然而然地既嚮往「王化」，又可以「避禍」，離開自然與人文生存環境相對較為惡劣的五溪腹地，而遷徙到生活環境較為安定的地區。武岡為北宋邵州駐軍之地，相對於地處五溪腹地的芷(江)和沅(江)，當然較為安全，且更容易受到漢民族正統思想文化的影響和薰陶。在唐宋時期之前，生活活動於湖南五溪地區的各溪峒「蠻族」雖然已經有著不同的民族特徵，但其民族的劃分尚不明確。根據晚近時期對少數民族的劃分，向氏屬於近代以降湖南土家族之先民。
宋元之際著名文士牟巘曾經應這一遷徙到武岡的向氏族人向敏衡之請，為向氏所建莊園、莊園中的一些景觀以及所建書舍題寫了匾額，又賦詩並附以詩中夾注。這是一份考述向氏遷徙到武岡後之諸多生活情狀的重要文獻，引述如下：
都梁北鄉，士多好學。有向君敏衡者一日訪予，語甚質，氣甚夷，禮甚度。予心異之。間為予言曰：「家故沅徙也。今所居有溪，實自沅來，乃築室聚書其上，以教子弟，因以『沅溪書舍』名之。而其亭，則曰『無加』，蓋其地舊號『無加莊』。以其東止於石，西止於㟁，南止於路，北止於泉也。願有以發之。」予既為籀右書二顏，而向君復以所謂「廉崖」者諗予。予聞此石傑立千尺，實陗厲峻削，可敬可仰，有類乎廉者。頗思一至其處，摩挲此石，以激衰懦而未能也。乃各為一解以謝焉。
書滿精廬芷繞門，門前流水出於沅。夫君自得濂溪意，直向沄沄認本原。(周子寓匡廬號「濂溪」，右沅溪書舍者，本舂陵故居也)無加之義復何如，解盡當年太極圖(朱子曰：「太極者，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八面四方都恰匝，更於止善用工夫。
右無加亭
亷崖千仭孰能乾，一見令人毛髮寒。可以人而不如石，我當為石共衣冠。
右亷崖
牟巘(1227～1311)，字獻甫，一字獻之，學者稱陵陽先生，井研(今屬四川)人，徙居湖州(今屬浙江)。他是跨越宋、元兩朝的一位著名文士。由於其仕宦經歷均在南宋末年，而其享譽於世卻是在入元之後，故沒有被收入《宋史》;但是，牟巘在元代卻僅僅是隱居於家鄉湖州的一介平民，故亦未被《元史》收錄。因此，其生平事跡在歷代文獻中的記載均極為簡略，哪怕是清代陸心源在所撰之《宋史翼》中專門為牟巘立傳，關於他的記載也十分簡略，且有甚多的疏漏。根據一些極為簡略的零星記載，只知道牟巘以父蔭入仕，歷任大理司直、浙東提刑，累官大理少卿，以忤南宋末權臣賈似道去官。南宋恭宗德祐二年(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元兵陷臨安，牟巘即杜門不出，隱居凡三十六年，享年八十五歲。有《陵陽集》二十四卷。順便指出，牟巘與其父牟子才、其子牟應龍，均為下文將要述及之與武岡向氏有著交往的南宋著名學者、理學家魏了翁(魏鶴山)的理學學派——鶴山學派中人。在這些簡略的記載中，恰恰遺漏了牟巘仕宦時間最長、留下第一手相關文獻資料最多的，是他曾經擔任過武岡軍知軍的仕宦經歷。即使在清康熙《武岡州志》、嘉慶《武岡州志》與同治《武岡州志》所收錄之宋代曾經擔任過武岡軍知軍的二十九人中，也沒有牟巘的名字。但是，在今存之牟巘的文集《陵陽集》中，卻保留了數卷、數十篇他在擔任武岡軍知軍時撰寫之奏札(狀)、賀表、書信(啟)、祭文、祝文、上梁文、功德疏等文字，以及他與繼任武岡軍知軍的交接信函等，還有數十首詩。包含的內容極為豐富，涉及面也非常廣泛，充分地反映出他在武岡軍知軍任上的經歷史事及諸多業績。限於本文的題旨及篇幅，此處從略。牟巘的文集中沒提及他任武岡軍知軍的時間，但在他撰寫於武岡的一些文字中，出現了「丁卯歲」(宋度宗鹹淳三年，1267)、「戊辰」(鹹淳四年，1268)及「鹹淳八年」(1272)等年代。此外，清嘉慶《武岡州志》收錄了一通武岡白倉奣巖(其地宋元時期屬武岡，今屬邵陽縣)的石刻題詩，詩末題記云：「鹹淳戊辰夏五月，徭叛。六月，舂陵何揚祖偕棘陽芮大椿、侯城龐南翔奉郡將牟侯招捕。九月，師次白倉，遊奣巖，次前韻作詩。」嘉慶《武岡州志》又載：「奣巖寺，城東一百八十裡，宋張綬、何揚祖留題於壁。」此詩題記中所稱之「郡將牟侯」，就是當時的武岡軍知軍牟巘，「鹹淳戊辰(1268)」正是牟巘在任期間。因此，牟巘應該是在宋度宗鹹淳三年至八年( 1267～1272 )之間在任，有將近五年多的時間。離任之後，牟巘前往浙江出任浙東提刑，此時距離南宋滅亡只有短短的七年時間。牟巘應向敏衡之請為向氏所居莊園、所建書舍題額賦詩，正是他時任武岡軍知軍的鹹淳三年至八年( 1267～1272 )期間。
據牟巘為武岡向氏所題撰的文字可知，遷徙到武岡(都梁)的這一向氏支系宗族定居於武岡北鄉。在其居住處的附近有一條溪水，他們旁溪築屋聚族而居，歲換星移，形成了一處莊園。由於該宗族是從沅水(江)遷徙而來，而這條溪水也是沅水的支流之一，故將這條溪水命名為「沅溪」，以示宗族淵源之所自。向氏在溪旁築室聚書以教子弟，名之為「沅溪書舍」。這是最早記載沅溪書舍的文獻。
向氏莊園之所以名為「無加莊」，以及莊園中的「無加亭」、「廉崖」等，都是為紀念周敦頤而命名的。牟巘甚至在「夫君自得濂溪意，直向沄沄認本原」詩句的夾注中稱：「周子寓匡廬號『濂溪』，右沅溪書舍者，本舂陵故居也。」似乎認定沅溪書舍為周敦頤(舂陵)曾經居住過的故居。
二
武岡向氏宗族為何能夠與周敦頤有所交往牽涉，據《沅溪書舍記》記述，武岡向氏有一位尊長名「林下翁」，他在童年時曾經見到過並受教於北宋著名文士、理學宗師周敦頤，此即《沅溪書舍記》所述的：「沅溪之老人曰『林下翁』，遇濂溪，垂髫學焉，晚猶及見靖康之亂。」
考諸史事，《沅溪書舍記》所載當並非空穴來風。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秋天，周敦頤「攝邵州事」，直至次年(治平五年，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中他出任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為止。周敦頤在邵州(今邵陽)將州學遷址重修，此即朱熹所說的周敦頤「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權發遣邵州事，新學校以教其人」。這是周敦頤在邵州的主要業績。在北宋時期，武岡的建制為中等州(縣)，隸屬於邵州。周敦頤在擔任過邵州代理知州(「攝邵州事」)期間，應該到過邵州下轄的武岡巡視督察。邵州州城(今邵陽)距離武岡一百餘公裡，在古代的交通條件下，當天無法返回，必須在武岡居停;有事需要處理時，居停的時間更長。因此，牟巘所述或許事出有本。牟巘在另外一份撰寫於其任職武岡軍知軍期間的《七先生祠上梁文》也可以支持這一說法：「承流郡國，當知風化之端;取則儒先，爰考淵源之自。相與社祠而尸祝，庶幾目擊而道存。惟七先生，實萬世祀，衣被雖遍於天下，脈絡尤繫於湘中。蓋關、洛之傳實自舂陵，而倡蜀、閩之老，其惠嶽麓者深。都梁固已在過化之餘，郡乘乃獨無揭䖍之所。」此文中的「舂陵」指周敦頤;「關」即「關學」，指北宋張載創立的理學學派，因張載為關中(函谷關以西、大散關以東，古代稱關中)人而得名;「洛」即「洛學」，為曾經受業於周敦頤並長期在洛陽講學的北宋以程顥、程頤兄弟為首的學派;「蜀」指南宋著名理學家、教育家張栻，他雖然長期生活並講學於湖南長沙，但籍貫為漢州綿竹(今四川綿竹市)人，故以「蜀」代指;「閩」指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他因在福建講學時間最長，弟子又多為福建人，形成的學派世稱「閩學」。所謂「其惠嶽麓者深」，指的是張栻於南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主管嶽麓書院教事，從學者達數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學派的規模，成為一代學宗;朱熹於宋光宗紹熙五年(1194)出任荊湖南路安撫使兼知潭州(治所為長沙)，改擴建了嶽麓書院，並經常到此講學。張栻與朱熹又曾經會講於嶽麓書院，致使嶽麓書院成為南宋全國四大書院之一。「七先生祠」中祭祀的有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張栻與朱熹六人，因古代在全國各地還有一些「七先生祠」，祭祀的人物各有不同，除了幾位宋代理學大家當然入選外，還各自包括與當地學術文化建設曾經有所貢獻之人。故牟巘任職武岡軍知軍期間所主持修建之「七先生祠」中祭祀的另外一人為誰，《七先生祠上梁文》中沒有言明，但既應該是一位既對武岡(或邵州)乃至湖湘學術有所惠澤之人，也應該與周敦頤有一定關係。此人或許就是下文將要考述之曾經「過化」於武岡並對向氏宗族的儒化以及沅溪書舍的創建有著重要影響的南宋著名理學家魏了翁(鶴山先生)。牟巘認為，蓮花原為佛教崇尚之花，但周敦頤在《愛蓮說》中通過對蓮花「中通外直」的形狀品質予以認定並加以推崇，致使其成為中國古代士大夫傳統精神品質的喻指之花，而魏了翁更在此基礎上以《詩經·陳風·彼澤之陂》將蓮花「碩大且儼」譽為「君子」(美人)，實乃推崇周敦頤崇譽蓮花之本意。此即魏了翁詠蓮(荷)花詩題記所云：「荷花辱於淫邪陷於老佛幾千載，自託根濓溪而後始得以其中通外直者儕於道。而近世魏鶴山又推本周子之意，取《澤陂》之詩所謂『碩大且儼』者歸之君子焉。明倫堂後新池驟著花，教授遂見之詩且有取於周子香遠之句，寄興遠矣。」其詩云：「道中何物不生焉，頃刻能開碧玉蓮。根腳好時花發越，源頭活處水漪漣。喚醒佛土從前夢，細繹陳詩最後篇。霽月光風真灑落，千年此意後誰傳。」基於此，牟巘在武岡軍創建「七先生祠」，將魏了翁列入祭祀崇拜的對象，是十分自然的。正是如此，牟巘認為「惟七先生，實萬世祀，衣被雖遍於天下，脈絡尤繫於湘中」。值得注意的是，牟巘稱「都梁(武岡)固已在過化之餘」，指的是武岡為「七先生」、尤其是周敦頤的「過化」 之地，可以與牟巘在為武岡向氏莊園題詩及夾注中所稱「夫君自得濂溪意，直向沄沄認本原」、「沅溪書舍者，本舂陵故居也」相互印證。
《沅溪書舍記》中所述武岡向氏的這位「林下翁」，應該就是在周敦頤於治平四年(1067)秋天至治平五年(熙寧元年，1068)年中之前「攝邵州事」並「新學校以教其人」期間，見到並受教於周敦頤的。「林下翁」與周敦頤的這一「忘年交」經歷，被武岡向氏家族引以為傲並世代相傳，甚至向氏還將其家族在武岡所建之莊園以及莊園中的一些景觀建築的命名與周敦頤相聯繫。
三
到了北宋晚期，向氏「林下翁」又曾經與在靖康之亂後流寓來此的著名文士陳與義(號簡齋)結識。陳與義與「林下翁」談論起周敦頤的舊事，以致兩人一見如故，陳與義便短暫地與「林下翁」卜鄰而寓居。此即《沅溪書舍記》記載的：「沅溪之老人曰『林下翁』，遇濂溪，垂髫學焉。晚猶及見靖康之亂。簡齋過之，相與言濂溪舊事，日相得，因愛其山水，卜翁鄰，屢賦詩。」
陳與義(1090～1138)，字去非，號簡齋，洛陽人。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甲科進士，授開德府教授。宣和四年(1122)，擢太學博士、著作佐郎。宋欽宗靖康二年(1127)，金兵攻入汴京，北宋滅亡。宋室南渡後，陳與義自陳留避難南奔，經襄陽，轉湖南，繞廣東、福建。四年的流寓期間，他在湖南停留的時間較長。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身在湖南武岡的陳與義奉詔出任兵部員外郎，於紹興元年(1131)抵達當時的南宋首都紹興(今浙江紹興)，改任中書舍人，兼掌內製，旋拜吏部侍郎。紹興五年(1135)，召為給事中。紹興六年(1136)，拜翰林學士、知制誥。紹興七年(1137年)，授參知政事(相當於副宰相)。紹興八年(1138)，以資政殿學士知湖州。因病，被召回臨安改任洞霄宮提舉。同年十一月去世，享年四十九歲。陳與義既是南宋的朝廷重臣，又是一位愛國詩人，是自北宋蘇、黃等大家卒後，一直到南宋四大家崛起，近半世紀期間，南、北宋詩壇最傑出的詩人。《四庫全書》館臣評價陳與義的詩云：「與義之生視元祐諸人稍晩，故呂本中江西宗派圖中不列其名。然靖康以後北宋詩人凋零殆盡，惟與義文章宿老巋然獨存其詩，雖源出豫章，而天分絕高，工於變化，風格遒上，思力沈摯，能卓然自闢蹊徑。《瀛奎律髓》以杜甫為一祖，以黃庭堅、陳師道及與義為三宗，是固一家門戸之論，然就江西派中言之，則庭堅之下，師道之上，實高置一席無愧也。……至於湖南流落之餘，汴京板蕩以後，感時撫事，慷慨激越，寄跡遙深，乃往往突過古人，故劉克莊《後邨詩話》謂其造次不忘憂愛，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當在諸家之上。」 對於陳與義在「湖南流落之餘，汴京板蕩以後」期間所撰詩評價最高。
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金兵大舉過江，攻下建康(今江蘇南京)，十二月，入臨安(今浙江杭州)。次年又攻破明州，迫使宋高宗乘船逃入海上。陳與義當時正流落到湖南境內的邵陽，寓居於武岡的紫陽山。清《(雍正)湖廣通志》記載：「諫議書院在武岡州紫陽山，宋諫議周儀讀書處。今石室尚存。」周儀(生卒年不詳)，邵陽縣塘田人。宋太宗雍熙二年(985)進士。累官至諫議大夫。嚴峻剛直，遇事敢言，能力突出，史稱「嘉祐直臣」。晚年回籍創辦書院。該書院位於武岡紫陽山，人稱「諫議書院」。陳與義寓居之武岡的紫陽山，既是邵陽鄉賢周儀曾經讀書教學過的地方，又與「林下翁」的「無加莊」相距不遠，陳與義傷時感事，寫下了許多憂國憂民的詩詞，此即《沅溪書舍記》記載之「卜翁鄰，屢賦詩」。在來到邵陽武岡之前，陳與義路經道州的甘泉書院，有《題道州甘泉書院》詩：「甘泉坊裡林影黑，吳氏舍前書板鮮。床座略容摩詰借，桂枝應待小山傳。兵橫海內猶紛若，風到湖南還穆然。勉效周生述孔業，賦詩吾獨愧先賢。」面對「兵橫海內猶紛若」的社會動蕩，深感國勢危急的陳與義寫下了最為著名的《傷春》詩：「廟堂無計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峰。初怪上都聞戰馬，豈知窮海看飛龍。孤臣霜發三千丈，每歲煙花一萬重。稍喜長沙向延閣，疲兵敢犯犬羊鋒。」詩中的「長沙向延閣」，即兩宋之際著名文士、時任湖南安撫使兼潭州知州的向子諲;他是陳與義的至交摯友。陳與義在這次避難南奔途經長沙時，曾經與向子諲見面。陳與義在長沙停居十天，離別時，陳與義寫下了兩首詩。其一為《別伯恭》：「尊酒相逢地，江楓欲盡時。猶能十日客，共岀數年詩。供世無筋力，驚心有別離。好為南極柱，深慰旅人悲。」其二為《再別》：「多難還分手，江邊白髮新。公為九州督，我是半途人。政爾傾全節，終然卻要身。平生第溫嶠，未必下張巡。」第一首詩中之「南極柱」云云，「南極」的字面含義為「南方極遠之地」，但在此處卻是特指瀟湘(湖南)，典出漢代劉向《九嘆·逢紛》：「櫂舟杭以橫濿兮，濟湘流而南極。」漢王逸注云：「濟亦渡也，言已乃櫂舩橫行，南渡相(湘)水，極其源流也。」又三國·魏曹植《盤石篇》云：「南極蒼梧野，遊盼窮九江。」據此可知，陳與義將向子諲比喻為在金兵南侵之際堅守湖湘之地的中流砥柱。第二首詩中提及了溫嶠與張巡兩位著名文士兼名將，他們都是在國家危難之際顯示出其卓越的軍事能力與崇高氣節。陳與義稱向子諲「平生第溫嶠，未必下張巡」，推崇之際並寄予厚望。
陳與義寓居於武岡紫陽山後，又寫下了許多詩詞。如《點絳唇·紫陽寒食》詞云：「寒食今年，紫陽山下蠻江左。竹離煙鎖，何處求新火。 不解鄉音，只怕人嫌我。愁無那，短歌誰和，風動梨花朶。」在紫陽山，陳與義接到了宋高宗召其為兵部員外郎的詔書，有《拜詔》詩：「紫陽山下聞皇牒，地藏階前拜詔書。乍脫綠袍山色翠，新披紫綬佩金魚。」此後，陳與義便繞道廣東、福建，前往當時的南宋首都紹興出任兵部員外郎。
毫無疑問，作為此前一直生活在五溪腹地而與外界文化接觸較少的向氏族人，能夠與陳與義這樣的著名文士接觸，所獲得的教益肯定是直接的、巨大的。與陳與義的交往，成為向氏家族史上一件非常榮幸、值得記錄並引以為傲的大事。
四
一百年之後，又一位著名學者又來到武岡，他就是南宋著名文士魏了翁。《沅溪書舍記》又云：「去去又百年，而鶴山來，翁之孫曰『大雅翁』者，事之如簡齋，而鶴山亦願留簡齋處。鄉人為之合二先生姓稱其圃，今為祠。」
魏了翁(1178～1237)，字華父，號鶴山，邛州蒲江(今屬四川)人。南宋著名理學家、思想家。慶元五年(1199)進士，授籤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歷任國子正、武學博士、試學士院，以阻開邊之議忤韓侂胄，改秘書省正字，出知嘉定府。史彌遠當國，力辭召命。起知漢州、眉州。嘉定四年(1211)，擢潼川路提點刑獄，歷知遂寧、瀘州、潼川府。嘉定十五年(1222)，召為兵部郎中，累遷秘書監、起居舍人。寶慶元年(1225)，遭誣陷後，黜至靖州居住。紹定五年(1232)，起為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端平元年(1234)，召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以端明殿學士、同籤書樞密院事之職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嘉熙元年(1237)去世，年六十，贈太師、秦國公，諡「文靖」。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古今考》、《經史雜鈔》、《師友雅言》等，還有《鶴山長短句》詞。
魏了翁於寶慶元年(1225)貶黜到湖南的靖州，至紹定五年(1232)起為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時為止，他在靖州有近八年的時間。在此期間，魏了翁與武岡的官吏、人士有著密切的交往，其文集《鶴山集》中保留了許多他在這一段時間內的文字。
例如，魏了翁與時任武岡軍通判的文士李劉過從甚密。《鶴山集》中除了有《答武岡李通判》等信函外，魏了翁還應請為李劉的祖父李彥華(字仲實。號藏修)和李劉的父親李琥(字次琮)撰寫了墓志銘。這兩通墓志銘前者撰寫於寶慶元年(1225)，後者撰寫於紹定元年(1228)，均為魏了翁黜居靖州期間。此外，魏了翁還為當時寓居於武岡的臨川人裴夢得(字及卿)所撰寫《歐陽(修)公詩集注》、《史漢四紀》、《漢注拾遺》撰寫了序言;又為裴夢得在武岡的書齋「毖齋」題寫了齋銘。
在魏了翁黜居靖州期間，南宋理學家、真德秀的學生江壎(叔文)從知永平縣遷任武岡軍司法參軍，復遷任靖州通判，後知南平軍。江壎擔任靖州通判期間，專門為魏了翁修建了一所書院，以魏了翁的「號鶴山」名之為「鶴山書院」，魏了翁寓居並講學於此。江壎除了自己與魏了翁在此「青燈濁酒，旦夕談論」外，還讓兒子江鉌從魏了翁學。江鉌由此被列名為「鶴山學派」學者。江壎擔任武岡軍司法參軍起，魏了翁就與他過從甚密。江壎於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去世後，魏了翁為其撰寫了墓志銘，其中追述了江壎在武岡等地的政績。
靖州與武岡相距不遠。魏了翁黜居靖州有近八年之久，又與武岡的官吏、人士多有交往，因此，魏了翁曾經來到過武岡，並與武岡向氏有所交往，亦為理所當然之事。陳與義寓居武岡的時間為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前後，魏了翁來到武岡的時間為寶慶元年(1225)至紹定五年(1232)之間，此即《沅溪書舍記》所云「去去又百年，而鶴山來」。此時，武岡向氏的宗族尊長為「林下翁」之孫曰「大雅翁」。「大雅翁」師事魏了翁(鶴山)，如同「林下翁」師事陳與義(簡齋)。據《沅溪書舍記》所云「而鶴山亦願留簡齋處」，魏了翁在武岡期間，寓居之地為陳與義曾經居住過的武岡紫陽山。
五
包括向氏族人在內的武岡「鄉人」，對先後來武岡寓居之陳與義和魏了翁兩位著名學者非常崇敬，專門為他們建立了祭祀的祠堂，此即《沅溪書舍記》所云「鄉人為之合二先生姓稱其圃，今為祠」。這所合祀陳與義和魏了翁的祠堂名為「陳魏祠堂」。南宋文士陳杰在為武岡向氏的「陳魏祠堂」賦詩所撰題記中云：「武岡向權叔家有陳魏祠堂，合祀簡齋、鶴山。惟兩公世異事殊，實難牽合，諸公既極推引，復徵予言。」陳杰在題記說，陳與義與魏了翁兩人「世異事殊，實難牽合」，但是「諸公既極推引」，表明當時有許多文士對武岡向氏建「陳魏祠堂」合祀陳與義和魏了翁兩人之事極為推許，並請陳杰也予以評述。其詩並詩中夾注云：「簡齋以詩冠兩都，鶴山以文擅江東。茲溪僻在萬山底，遼絕安能來兩公。或撞天關忤九虎，或走窮海隨六龍。畏途迂車一笑粲，遠謫信杖雙音跫。誰其主者林下叟(句指陳簡齋)，又誰嗣之大雅翁(句指魏鶴翁)。詩題田家足渾樸(見陳詩)，帖送石刻何舂容(魏《送學記》)。百年向氏兩奇遇，千載江山真發蒙。到今窗戶有佳色，尚想林壑生清風。恭惟人物一代幾，伊洛既竭岷峨空。艱虞各行天下半，名數況復參樞崇。高吟大冊照寰宇，如此過化良亦匆。泥上指爪東西鴻，精神如水行地中。偶然流落亦安計，牽合推引驚盲聾。二公德業吾豈敢，淺陋最識詩文工。平生此兩大家數，秤較力量能無同。創聞合祀適有契，一瓣聊借歌詞通。」詩文敘述了陳與義和魏了翁在兩宋文壇的地位，以及他們與武岡向氏家族的百年交往。從詩句及夾注「詩題田家足渾樸(見陳詩)」看，似乎陳與義撰寫了一首詩題之中含有「田家」語詞的詩，但在現存陳與義十六卷的《簡齋集》和三十卷的《增廣箋注簡齋詩集》中卻並無詩題之中含有這樣語詞的詩，故可能此詩乃專為武岡向氏題寫。從詩句及夾注「帖送石刻何舂容(魏《送學記》)」看，似乎魏了翁撰寫了一篇題為「送學記」的文章，同樣，在今存魏了翁一百零九卷的《鶴山集》中也沒有這樣題名的文章，故可能此文乃專為武岡向氏題寫;從文章題目「送學記」看，此文或與學校(學舍)有關，而且武岡向氏還將此文鐫刻於石，向氏在向陳杰求詩時，曾經將此文的拓片和陳與義的賦詩稿面呈陳杰過目。正如陳杰所云，地處「茲溪僻在萬山底」的武岡向氏與陳、魏兩位文士的交往，真可謂「百年向氏兩奇遇，千載江山真發蒙」。「發蒙」者，啟發蒙昧，舊時指識字的兒童讀書。對於從儒家正統文化相對貧乏之地的五溪腹地遷徙而來的身為少數民族的武岡向氏族人來說，在陳、魏二位這樣著名學者的指點教化下，得以接觸到正統儒學的啟蒙教育，何嘗不是類似兒童之初始發蒙讀書;雖然對於陳、魏二人來說，這僅僅只是「高吟大冊照寰宇，如此過化良亦匆」下「偶然流落」的鴻爪雪泥，但他們的崇高「精神如水行地中」，深深地滲透並滋潤著武岡的「千載江山」。
以上所述，便是武岡向氏與北宋陳與義和南宋魏了翁的交往因緣。此即《沅溪書舍記》所云：「如過江前陳簡齋，近年魏鶴山，皆以逐客道沅溪祠。」武岡向氏便以此因緣為基礎，在合祀陳、魏二人的祠堂創辦書舍「奉夫子俎豆」以「教人士」，希求「教益廣則書舍亦益廣」。
六
劉辰翁在《沅溪書舍記》的前、後文中抒發了大通議論和感慨，最後說：「向氏之嗣有人，而鶴山之後無客，此固鹹淳書舍所為作者。」此處所稱「鹹淳書舍」，實乃指沅溪書舍創建的時間。據此可知，武岡向氏在「陳魏祠堂」的基礎上設置「沅溪書舍」的時間，應該在宋度宗鹹淳年間(1265～1274)，更為準確的時間是牟巘於鹹淳三年至八年( 1267～1272 )任職於武岡軍知軍期間，此時上距魏了翁離開武岡已經有三十餘年，下距元朝紀年開始只有短短數年。
為武岡向氏家族撰寫《沅溪書舍記》的劉辰翁(1233～1297)，字會孟，別號須溪，廬陵灌溪(今江西省吉安市吉安縣梅塘鄉小灌村)人。為南宋末年著名的愛國詞人。他幼年喪父，家貧力學。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至臨安，補太學生。景定三年(1262)，廷試對策，因觸忤權貴賈似道，被置進士丙等，由是得鯁直之名。後因親老，請為贛州濂溪書院山長。宋度宗鹹淳元年(1265)，任臨安府學教授。鹹淳四年(1268)，在太平州江東轉運使江萬裡處任幕僚。宋恭宗德祐元年(1275)五月，丞相陳宜中荐居史館，劉辰翁辭而不赴。十月又授太學博士，其時元兵已進逼臨安，江西至臨安的通道被截斷，未能成行。當年文天祥起兵抗元，劉辰翁曾短期參與其江西幕府。宋亡後回鄉隱居，著述終老。於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去世。遺著由子劉將孫編為《須溪先生全集》一百卷(見《宋史·藝文志》著錄)，久佚。清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時，採輯《永樂大典》、《天下同文集》所錄記、序、雜考、詩、詞等作，釐為十卷，仍以《須溪集》為名。另有《須溪先生四景詩集》傳世。
據劉辰翁生平行跡看，他似乎沒有來到過武岡，那麼，為何武岡向氏宗族的沅溪書舍要請劉辰翁來撰寫記文呢?可能有兩個原因：其一，劉辰翁曾經擔任過贛州濂溪書院的山長，而武岡向氏宗族初始與漢族儒家思想文化接觸，導源於向氏宗族的尊長「林下翁」在童年時曾經遇到並受教於周敦頤;這位「林下翁」在靖康之亂後又與南奔避難於湖南武岡的陳與義(簡齋)有所交往。這就導致了其二，劉辰翁曾經為南宋時期的傳世本《簡齋集》撰寫序言，也是間接與陳與義有所牽涉之人。因此，武岡向氏當然認為劉辰翁是撰寫沅溪書舍記文的不二人選。
《沅溪書舍記》文末云：「向氏敏衡者求餘記，歲晏風霜，獨行千數百裡，歸而刻諸石。何向氏之多文物與(歟)，而迂亦未有已也。」據此可知，向劉辰翁求撰記文的人是武岡向氏的向敏衡，時間在某一年的歲末，他冒著風霜，一個人「獨行千數百裡」攜帶家藏之如陳與義的題詩、魏了翁所撰文章的刻石拓片等諸多相關文物前去拜謁劉辰翁;求得的記文擬鐫刻於石置於沅溪書舍。從劉辰翁的生平系年行跡看，此時應該是劉辰翁於宋亡(1279)之後回鄉隱居之後至其去世之前(1297)期間，在此之前，元兵南下，兵荒馬亂，社會動蕩，劉辰翁居處不定，向敏衡很難找到他。劉辰翁的家鄉在江西吉安，從百度檢索，湖南武岡距江西吉安的相對垂直距離有五百多公裡，自駕車經行不同的道路為五百多至六百多公裡，換算成華裡，則正是一千數百裡。
宋元之際，給武岡向氏沅溪書舍以及所居莊園題寫詩文的人還有一些。例如，宋末元初文士王義山有《題武岡向敏衡無加莊》詩，詩云：「恭惟陳簡齋，與鶴山魏公，堂堂二先生，後學之所宗。遺蹟所到處，百世猶高風。武岡有向氏，乃祖家詩禮。簡齋曾來訪，鶴山亦踵至。二先生來時，草木亦光賁。主人跼蹐迎，出門見大賓。大帶束深衣，整容而肅襟。揖客坐上座，樽酒與細論。向氏家本儒，苦無黃金籯。惟有無加莊，留以遺子孫。此莊不在田，非謂三百囷。莊者敬之謂，為學之入門。乃祖燕後人，有書便不貧。能令二先生，肯來共斯文。向來吾南昌，隱者蘇雲卿。魏公令地主，而來訪一民。匹夫道義重，王侯失其尊。古人不傲士，此風今猶存。」
王義山(1214～1287)，字元高，號稼村，豐城(今屬江西)人。宋初著名文士王禹偁的後裔。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進士。調永州司戶，遷南安軍司理，闢浙西鹽場，贅漕府幕，權京學教授。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權主管官告院，除國子正。添差通判瑞安軍，奉使台州，兼提舉浙東市舶，以論罷。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歸故鄉以讀書著文為事。元至元十六年(1279)，以路學禮聘教授諸生。次年，提舉江西學事。至元十八年(1281)，退老豫章(今江西南昌)東湖，扁讀書室曰『稼村』。至元二十四年(1287)卒，享年七十四歲。著《稼村類稿》三十卷。事跡見《稼村類稿》卷二十九自作墓志銘。
王義山在為武岡向氏「無加莊」所題詩中，主要也是述及向氏族人與陳與義、魏了翁的交往，其史事已於前述，不再贅述。只是，詩中所云「武岡有向氏，乃祖家詩禮」、「向氏家本儒」等語，應該指的是向氏至來求取題詩的向敏衡為止，歷經百數十年，該家族已經儒化而成為「詩禮」之家;該家族世代相傳的莊園也不是以規模龐大、田畝眾多、收穫甚巨而著稱，而是以「為學之入門」、「有書便不貧」為家族傳統。正是向氏深諳並嚴守儒家禮儀，「主人跼蹐迎，出門見大賓。大帶束深衣，整容而肅襟。揖客坐上座，樽酒與細論」，才先後「能令(陳、魏)二先生，肯來共斯文」。王義山還將陳、魏二人與向氏族人的交往譬喻為南宋抗金名將兼著名文士張浚與當時隱居於南昌東湖的隱士蘇雲卿的交往：「向來吾南昌，隱者蘇雲卿。魏公令地主，而來訪一民。匹夫道義重，王侯失其尊。古人不傲士，此風今猶存。」詩中的「魏公」即張浚，他在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被封為魏國公。張浚對蘇雲卿嘗「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傳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予罪曷針」。
結合王義山的生平行跡看，他為武岡向氏宗族「無加莊」的題詩時間，應該是至元十八年(1281)其退老於南昌東湖後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他去世之前，故他在為武岡向氏的題詩中，述及了在他之前亦隱居於南昌東湖蘇雲卿，此即所謂觸景生情而有所聯想。前述為向敏衡撰寫《沅溪書舍記》的劉辰翁是於宋亡(1279)之後歸隱於江西吉安家鄉，故向敏衡應該是先到江西吉安請劉辰翁撰寫《沅溪書舍記》，而後轉赴南昌東湖請王義山為「無加莊」題詩。後者之行或許是劉辰翁的推介。順便提及，王義山的弟弟王義端曾經以「成忠郎知武岡軍綏寧縣」，武岡向氏族人或許也與其有所交往，故王義端推薦向敏衡向其兄王義山求取題詩。值得指出的是，前文所述應武岡向氏族人向權叔之請為武岡向氏「陳魏祠堂」賦詩並撰題記的南宋文士陳杰，也是在宋亡之後隱居於南昌東湖。故向權叔請其為「陳魏祠堂」題寫詩文的時間，也應該與向敏衡請王義山為武岡向氏宗族「無加莊」題詩的時間相近，都是陳、王二人隱居於南昌東湖期間。
以上史事，敘述了自武岡向氏宗族尊長「林下翁」於周敦頤在治平四年至五年(1067～1068)「攝邵州事」並「新學校以教其人」期間曾經受教於周敦頤開始，他復又師事在靖康之亂後於在建炎三年至四年(1129～1130)避難寓居於武岡的陳與義，歷經「林下翁」之孫「大雅翁」師事於寶慶元年至紹定五年(1225～1287)黜至靖州居住並曾經遊歷至武岡的魏了翁，直至向權叔、向敏衡這一代向氏族人在自南宋度宗鹹淳年間至王義山於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去世之前先後向牟巘、劉辰翁、陳杰與王義山求撰記文、題詩等，先後綿延二百餘年，將自五溪腹地沅江遷徙至武岡北鄉定居的土家族向氏族人嚮慕儒學、自覺歸化的情境歷歷展現。這既值得研究古代書院教育史者重視，也是研究湖南少數民族發展史的重要史事，故表彰於上，使其不至埋沒。
七
武岡向氏宗族所建之「沅溪書舍」，是在「鄉人為之合二先生姓稱其圃，今為祠」之合祀陳與義和魏了翁的「陳魏祠堂」的基礎上，於沅溪旁邊「築室聚書其上以教子弟」的。那麼，這所「書舍」與古代名為「書院」教育設施是否等同呢?這裡對兩者之異同簡略考述。
無論是「學舍」，或者是「書院」，其名稱雖然不一，其性質則完全相同，均為古代聚眾講學之處所。其語詞導源於《周禮》的「學宮」、「學舍」：「春入學舍採合舞。註：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採合舞。」「以待致諸子者，至則以待之，不至則以致之。春入學舍採，則以始入學禮。」「書院」一詞的語意眾所周知，無須細論;關於「學舍」，《後漢書·儒林列傳》云：「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為園蔬，牧兒蕘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又《唐書·劉禹錫傳》云：「貞觀時，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今室廬圯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貲以給也。」「書舍」、「書院」便是後來衍化發展出來的語詞。也有稱之為「書堂」、「書屋」、「書室」、「書塾」者。「書堂」如宋代周敦頤創建於江西廬山的「濂溪書堂」;「書屋」如魯迅先生筆下他啟蒙就學的「三味書屋」;「書室」如明代的「梅溪書室」：「梅溪羅宗智甫惇德博學，藏書甚富。……其書多具，既以為自脩之資，又推以教其子孫及其鄉人之俊秀，而名其藏書施教之居曰『梅溪書室』。」「書塾」更是古代遍布城鄉的民間私學之一種，為因為年齡及多種其他原因不能進入或未能進入正規公、私學校的城鄉青少年真正讀書受教育的場所，尤其是知識啟蒙教育的場所。如元代文士陳高撰《趙氏書塾記》云：「古之為教也，立學於國，序於術，庠於黨，而家則有塾，師儒之職，官之所選，置田以井，授又無甚富甚貧之民。人生於其世者，無貴賤皆得以學，而其敎人之法，自灑掃應對進退，以至於修己治人，本末精粗，復無不備。是故賢才盛，禮讓興，而風俗美。降及後世，先王之治晦而不明，學校之政墮，師儒之官廢，井田之制壞，於是乎惟富有力者，其子弟乃得從師學業;而力或不贍，雖有俊秀之質，亦終於無成而已矣。樂清趙君士正，世居莆岐，至正甲午始遷於壼山之下而居焉。乃謀諸從子，闢塾於家，延致名師，盡聚其族之子姪而教之，幣帛饔膳之費鹹出於已。趙氏故名族，支庶蕃衍，來就學者凡五十餘人，而趙君新實主之。弦誦之聲，揖遜之容，問辨之習，濟濟如也。君子謂茲塾之設，一舉而三善備焉。收其宗族而不遺疎遠，非尊祖敬宗之義乎!訓以德義而使之興行，非敦睦九族之要乎!矜其匱乏而教之知學，非作養人才之道乎!」由此可見，城鄉書塾之設，真正體現了中國古代「無貴賤皆得以學」之「有教無類」的傳統。
前文所述被某些著作稱之為「我國最早的少數民族書院」之元代武岡郡城步砦儒林鄉的「儒林書院」，本來就是一所「書室」，僅僅是被撰寫《儒林書院記》的元代文士趙長翁以該「書室」地處城步儒林鄉而名之為「儒林書院」。趙長翁《儒林書院記》云：「皇元一統區宇，列聖相承，頌玉音，下明詔，崇重學校，教養人材，惠至渥也。武岡郡僻在萬山，一郡三邑，廟學皆稱儒林鄉，地名城步砦。……皇慶二年(1313)，縣尹延公承直因公委經其地，目擊山川秀麗，民俗質樸，嘆曰：『勝概若是，惜未有申孝弟明教化以淑人心者。』言未既，綏寧真良赤水圖楊再成者，自陳願捐己財，創建書室，招集團峝子弟，立師帥之，助化民成俗之萬一。……因摭儒林鄉名扁曰『儒林書院』。」故古代民間所設之聚徒講授、研究學問的場所，無論稱之為「書舍」、「書院」、「書室」、「書塾」或「書屋」，其作為古代教育場所的性質完全相同，只是稱呼不一而已。此即明代文士陸深撰《蒲山書屋記》所云：「蒲山書屋者，歙士鄭子晦之所建也，建以教其子若弟。……先王設教俾人復性焉爾矣，故有小學，有大學，有庠，有序，有校，有闢雍，有頖宮，皆為教也。……是故有一代之教，有一國之教，有一鄉之教，有一身之教，其義一也。自古官教外別有書院之制，若白鹿、嶽麓之類，所謂四大書院以義起者也。今制：自兩京國子監之外，府衛州縣皆有學，而書院之設尤多。若茲書屋者，又書院之義起歟，雖廣狹不同，其為教一也，準之於古，蓋在黨塾之間，其教於一家者乎。」據此可知，如果一定要區別「書院」與「書堂」、「書舍」、「書室」及「書屋」的細微差異，則前者的生員來源比較廣泛，而後面幾種「學舍」的學生大多為某一家族、宗族或地方鄉黨的子弟。如前述實為「書室」而被命名為「儒林書院」的學舍，其學生來源便是捐資建創建該書室之楊再成鄉居所在的「團峝子弟」。據此，南宋武岡「沅溪書舍」與元代城步「儒林書院」的規模性質完全相同，故前者是一所比後者早創建四十餘年的少數民族書院。(作者系本館館員)
注釋：
北宋時期，武岡州為邵州(邵陽)的下轄州，當時沒有城步縣(寨)的建制。見宋·王存等撰《元豐九域志》卷六「荊湖路南路·邵州邵陽郡軍事(治邵陽郡)·武岡州」。宋徽宗崇寧年間，陞為武岡軍以制溪洞。軍治為武岡。領武岡、綏寧、新寧三縣。見宋·祝穆撰：《方輿勝覽》卷二十六「寶慶府·武岡軍」。
宋·劉辰翁撰：《武岡軍沅溪書舍記》，《須溪集》卷四，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六朝宋·范曄撰：《後漢書》卷一百十六「南蠻西南夷傳第七十六·南蠻」。
譚其驤著，葛劍雄編：《長水粹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
元·託克託等修：《宋史》卷四百九十四「列傳第二百五十三·蠻夷二·梅山峒蠻」。
元·託克託等修：《宋史》卷四百九十三「列傳第二百五十二·蠻夷一·西南溪峒諸蠻上·南江諸蠻」。
元·託克託等修《宋史》卷四百九十四「列傳第二百五十三·蠻夷二·西南溪峒諸蠻下」記載：「自靖康以來，盜賊盤踞，鍾相、楊太山、雷德進等相繼叛，澧州所屬尤甚，獨慈利縣向思勝等五人素號溪峒，歸明誓，掌防拓，卒能保境息民，使德進賊黨無所剽掠。思勝後竟殺德進。會官軍招撫劉智等，而彭永健、彭永政、彭永全、彭永勝及思勝共獻糧助官軍，招復諸山四十餘柵，宣力効忠，功居多，宜加恩賞。詔思勝等五人各轉兩資。」
宋·王安石撰《臨川文集》卷九十四「左班殿直楊君墓志銘」云：「束鹿楊闢狀其先人曰：君諱文詡，字巨卿……借職三遷為左班殿直，由睦州亦三遷為邵州武岡寨兵馬監押。由武岡歸京師，以慶曆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年七十三而卒。」
按：朱熹此語見其《答陸子靜》信函云：「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晦庵集》卷三十六。
元·牟巘撰：《陵陽集》卷六。
清·陸心源撰：《宋史翼》卷三十四「列傳·遺獻一·牟巘」。
如清·黃宗羲輯，清·全祖望訂補：《宋元學案》卷八十「鶴山學案·提刑牟陵陽先生巘」，《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元·牟巘撰《通湖南王帥漕啟》云：「星臨一道，載瞻帥節之嚴;雲戌兩岡，實隸教條之近。……雲開衡嶽，劃見祝融石廩之餘;野闊洞庭，好張鹹池鈞天之奏。果馳驪駕，來問熊湘;福星出虛，危間一方。幸矣金文聚丁卯歲，多士翕然，況兼帥領之崇，尤系顧憂之重。……」載《陵陽集》卷十八。
元·牟巘撰《武岡置靖安寨申省狀》云：「本軍雖為僻壘，然西通融、桂，北控沅、靖，南連全、永，家與溪洞相聯，舊來節次於要害去處置立堡寨控扼，防札無慮。……武岡一邑雖地無溪洞，而紫陽鄉都分最闊，去軍縣且二百餘裡，其俗頑獷，又與永郡接境，往往惡少之所出沒，迺無巡寨以為彈壓。戊辰，妖寇相挺嘯聚，無所控制，幾至猖獗。本軍隨宜招捕，仰賴聖朝威德，隨得弭寧……特置知靖安寨兼巡檢一員，專任武岡縣紫陽、長溪兩鄉防札之責。……或從本軍選闢一名，庶幾此寨既建，可以聯接聲勢，禁伏奸暴，千裡均拜安靖之福，實為利便。」載《陵陽集》卷八。
元·牟巘撰《創大禮例庫申省狀》云：「本軍每遇大禮，例進奉銀二千二百十一兩一錢四分，隨綱別進奉銀三百八十四兩五錢二分五釐，所有價錢系照指揮截撥及剗刷。……本軍三年所積息錢支出添助上件銀兩價錢。鹹淳八年，明堂大禮為始，大約可增錢六千四百餘貫者。……所合具申公朝，欲乞札下本軍照應，永為無窮之利。」載《陵陽集》卷八
「白倉」在宋元時期地屬武岡，明·宋濂等修《元史》卷一百「志第四十八·兵三·屯田」記載：「湖南道宣慰司衡州等處屯田……世祖至元二十五年，調德安屯田萬戶府軍士一千四百六十七名，分置衡州之清化、永州之烏符、武岡之白倉，置立屯田。」
清·許紹宗、鄧顯鶴編纂：《(嘉慶)武岡州志》卷二十一「藝文略·金石文字附·奣巖詩刻」，《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 40)，北京，中國書店影印，1992 年。
《(嘉慶)武岡州志》卷一六「寺觀·奣巖寺」。
宋·度正編《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載宋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首。
宋·朱熹撰《濂溪先生行實》，載明·周沈珂編《周元公集》卷四。
元·牟巘撰：《陵陽集》卷二十三。
《詩經·陳風》云：「彼澤之陂，有蒲菡蓞，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元·牟巘撰：《陵陽集》卷四。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六「集部九·別集類九」。
「紫陽山」在武岡東北夫夷水沿岸的塘田市、金稱市一帶，原屬武岡縣，1949年後劃歸邵陽縣。
清·邁柱等監修：《(雍正)湖廣通志》卷二十三「學校志·寶慶府·諫議書院」。
宋·陳與義撰：《簡齋集》卷十二。
此詩《四庫全書》本宋·陳與義撰《簡齋集》未載，見宋·陳與義撰、宋·胡稚注《增廣箋注簡齋詩集》卷二十六，影印北圖藏元刻本，《續修四庫全書》第1317 冊，集部。
向子諲(1085～1152)，字伯恭，號薌林居士，臨江清江縣(今江西樟樹市)人。哲宗元符三年(1100)以蔭補官。徽宗宣和間，累官京畿轉運副使兼發運副使。高宗建炎初，任遷江淮發運使。素與李綱善，李綱罷相，向子諲也落職。後起知潭州。建炎四年(1130)正月，金國大將幾術率領金軍從江西分兵入湘。正月二十四日，金兵圍潭州城，向子諲率軍民堅守八日。紹興中，累官戶部侍郎，知平江府。後因反對秦檜議和，落職居臨江。其詩以南渡為界，前期風格綺麗，南渡後多傷時憂國之作。有《酒邊詞》二卷。
宋·陳與義撰：《簡齋集》卷九。
宋·陳與義撰：《簡齋集》卷九。
漢·王逸撰：《楚辭章句》卷十六。
溫嶠(288～329)，字泰真，一作太真，東晉名將，太原祁縣(今山西祁縣)人。博學能屬文。17歲出仕，由司隸都官從事累遷至潞縣縣令。後任劉琨的參軍，積功至司空府左長史。曾任江州太守，參與平定王敦、蘇峻的叛亂。蘇峻之亂平定後，溫嶠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死後贈侍中、大將軍，諡號「忠武」。張巡(708～757)，蒲州河東(今山西永濟)人(此據《舊唐書》，《新唐書》作「鄧州南陽人」)。唐代中期名臣。唐玄宗開元末年，張巡中進士，歷任太子通事舍人、清河縣令、真源縣令。安史之亂時，起兵守雍丘，抵抗叛軍。至德二年(757)，安慶緒派部將尹子琦率軍十三萬南侵江淮屏障睢陽，張巡與許遠等數千人在內無糧草、外無援兵的情況下死守睢陽，前後交戰四百餘次，斬敵將數百名，殺叛軍十二萬，有效阻遏了叛軍南犯之勢，遮蔽了江淮地區，保障了唐朝東南的安全。終因糧草耗盡、士卒死傷殆盡而被俘遇害。後獲贈揚州大都督、鄧國公。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張巡繪像凌煙閣。至明清時，得以從祀歷代帝王廟。
宋·陳與義撰：《簡齋集》卷十六。
宋·陳與義撰：《簡齋集》卷十五。
李劉，字公甫，撫州崇仁(今江西崇仁)人。宋嘉定七年進士。歷官禮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起居舍人、吏部侍郎、寶章閣待制等。宋理宗(穆陵)書「梅亭」以賜之。熟於典墳，以駢儷著稱，制詞為南渡之冠。撰有《四六標準》四十卷、《梅亭類稿》三十卷、《續類稿》三十卷等，傳見清·謝旻等監修《(雍正)江西通志》卷八十「人物十五·撫州府一·李劉」。
宋·魏了翁撰：《答武岡李通判》，《鶴山集》卷三十四。
宋·魏了翁撰：《藏修先生李公墓銘》、《李次琮墓志銘》，《鶴山集》卷七十九。
宋·魏了翁撰：《裴夢得注歐陽公詩集序》，《鶴山集》卷五十四;宋·魏了翁撰：《裴及卿史漢四紀序》、《裴及卿漢注拾遺序》，《鶴山集》卷五十五。宋·魏了翁撰：《裴及卿史漢四紀序》、《裴及卿漢注拾遺序》鶴山集卷五十五。《裴及卿史漢四紀序》云：「予昔放靖，臨川裴及卿寓武岡，以所注歐陽子詩屬予序篇……」，可知序言撰寫於魏了翁黜居靖州期間。
宋·魏了翁撰：《毖齋銘為裴夢得及卿作》，《鶴山集》卷五十七。
清·李清馥撰《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十「文忠真西山先生德秀學派·郡守江叔文先生壎」云：「江壎，字叔文，崇安。貌肅氣和，學於真西山。嘉定元年(1208)進士。歷官武岡軍武岡軍司法參軍(法曹)、靖州通判、知南平軍等。綏御有法，四境帖然。嘗條奏五事，皆熟察民隱。帥臣上績，改知開州，未任，卒。公自幼至老惟事問學。在靖州日，魏公了翁以言事謫至，築鶴山書院居之，茆簷竹几間，青燈濁酒，旦夕談論。令其子鉌師事焉。魏公稱之曰：『叔文表裡如一，當於古人中求之。』……鉌見魏鶴山學派。」
宋·魏了翁撰：《知南平軍朝請江君壎墓志銘》，《鶴山集》卷八十三。
陳杰，字燾(一作「壽」)父，江西豐城人。南宋末年詩人。生卒年不詳，宋亡入元時尚在世。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進士。歷官贛州簿、工部郎中、江西憲使兼制置司參謀等。宋亡後隱居東湖。所著詩集《自堂存稿》收入其自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至宋恭宗德祐二年(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所撰詩文，被收入清《四庫全書》以及清末民初胡思敬編《豫章叢書》。
宋·陳杰撰：《自堂存稿》卷一。
劉辰翁撰《簡齋集原序》，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齋集》卷首。
元·王義山撰：《稼村類稿》卷三。
詩句「此莊不在田，非謂三百囷」，「三百囷」典出《詩經·魏風》：「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囷」為中國民間傳統的儲糧圓倉。一囷為三千石(斛)，一石為一百二十市斤。
張浚(1097～1164)，字德遠，世稱紫巖先生。漢州綿竹(今屬四川)人。南宋名相、抗金名將、民族英雄、學者，西漢留侯張良之後。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進士。歷任樞密院編修官、侍御史、知樞密院事、川陝宣撫處置使等職。後任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都督諸路軍馬，部署沿江、兩淮諸軍防禦，並謀求北伐。秦檜當權時，獲貶十多年。金帝完顏亮南侵時，張浚再獲起用，奉命督師北伐。不久又為主和派排去。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封為魏國公。隆興二年(1164)病逝，累贈太師，諡號「忠獻」。著有《紫巖易傳》等。近人輯有《張魏公集》。其子著名理學家張栻與呂祖謙、朱熹並稱「東南三賢」。
蘇雲卿為南宋隱士，四川廣漢人，與張浚為同鄉兼少年時的布衣之交。南宋紹興年間結廬隱居於豫章(今江西南昌)東湖。因其高風亮節以及與張浚的交往而名著於世，被當時及後世文士多所推許。如南宋名儒真德秀有《題隱者蘇翁事跡》詩，詩題云：「蘇翁雲卿，廣漢人。隱東湖上。魏公為相，使帥漕輓其來。一夕遯去，不知所之。」詩云：「魏公孤忠如孔明，赤手能支天柱傾。蘇公高節如子陵，寸膠解使黃河清。等是世間少不得，問津耦耕各其適。後人未可輕雌黃，兩翁之心秋月白(卷中有詩譏魏公不足與有為者，故云)。」張浚與蘇雲卿交往的詳細史事首見於宋·張世南撰《遊宦紀聞》卷三，後被收入元·託克託等修《宋史》卷四百五十九「列傳第二百十八·隱逸下」。清·陳宏緒撰《江城名跡》卷一「考古一」記載：「蘇公祠，在百花洲上，祀宋蘇雲卿，以配徐孺子。正統七年，巡按御史昆明張仲益建。胡儼有記。」
元·託克託等修《宋史》卷四百五十九「列傳第二百十八·隱逸下·蘇雲卿」。
元·王義山撰《先君壙記》云：「先君生於淳熙丙午潤七月丁丑，終於鹹淳丁卯六月庚午，壽八十有二。義山，從政郎南安軍司理參軍;義端，成忠郎知武岡軍綏寧縣。」《稼村類稿》卷二十九。
漢·鄭玄注，唐·陸德明音義，賈公彥疏：《周禮註疏》卷二十三「春官宗伯下」。
宋·王安石撰：《周官新義》卷十「春官三」。
六朝宋·范曄撰：《後漢書》卷一百九上「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上」。
宋·歐陽修撰：《唐書》卷一百六十八「列傳第九十三·劉禹錫」。
明·楊士奇撰：《東裡文集》卷一「梅溪書室記」。
元·陳高撰：《不繫舟漁集》卷十二「趙氏書塾記」。
清·邁柱等監修：《(雍正)湖廣通志》卷一百七「藝文志·元·趙長翁《儒林書院記》」。
明·陸深撰：《儼山集》卷五十四「蒲山書屋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