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接觸周敦頤的思想，大多是從中學課本中的《愛蓮說》開始的。花開萬種，這位周子卻偏偏只喜蓮。牡丹是俗人所愛，他不喜歡；菊花已被陶淵明佔去，他亦不喜歡。揀擇之下，只有不染凡塵的青蓮堪為入眼。文章寥寥百字，透著說不盡的孤傲，令人不禁掩卷自忖，寫下這樣文字的，該是何等憤世嫉俗的一位執拗夫子！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古人眼裡的周敦頤，又全然是另一番樣子。自南宋理學家創有「道統」之說，周敦頤便被架上高高的神壇，成為宋人接續「道統」，「為往聖繼絕學」的關鍵人物。他的貢獻是所謂「周程授受」。周敦頤因受到二程父親的囑託，曾在程顥、程頤兄弟十四五歲的時候做過他們的老師。因二程是宋代理學之開創者。宋代之理學門徒，在回溯往昔聖賢的功績時，便不能不認為二程的思想或多或少是繼承於周氏的。而周敦頤自身的師承關係又極模糊，就這樣，一條尋根追源的線索便在周敦頤這裡出現了斷裂。故而，朱熹在評價他有「承天畀（給予），系道統」之功，即直接接受上天的恩賜，使得先秦以來幾乎斷絕的儒學道統得以延續。
廬山白鹿洞書院內的周敦頤銅像，自南宋理學家創有「道統」之說，周敦頤便被架上高高的神壇，成為宋人接續「道統」，「為往聖繼絕學」的關鍵人物
不久後，他在為周敦頤撰寫《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時，又對這一說法做了些許修正。這大概是基於重建儒家「道統」體系的需要，又或者是朱熹自己也認為「承天畀」這樣的解釋太過玄虛，缺乏說服力。他在《祠記》中說：「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明於所以為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慾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宋興，……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秦漢以來，純粹的「道」漸漸衰微，學者不再為追求真理而學，而轉而為了滿足自己的一己之私，滿足「人慾」而學。這使得儒學的旨趣一天天地被歪曲。直到周敦頤出現，局面才有所改觀。後來，朱熹又說道，儒家經典的本意在戰國秦漢的流傳中漸漸「口耳失真」，直到「千有餘年」後「周程授受」，才使經典的解釋回歸本源，這對後代學者來說如同在暗夜中復見光明一般可貴。這裡的周敦頤，儼然成了於傾頹危亡的困局中挽救儒學的英雄。
當我們拋卻掉《愛蓮說》的文字，再小心翼翼地剝去理學家強加於周敦頤身上「聖賢」與「道統」的外衣，便會發現，身為北宋一介普通文官的周敦頤，他的人生，自有一番別樣的色彩。
周敦頤像，18世紀，彩繪插畫，出自《歷代帝王聖賢名臣大儒遺像》，周敦頤的仕途極為平淡，一直到57歲去世時，他的身份也只是地方官
平淡仕途中的人格堅守
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周敦頤生於道州營道縣（今湖南道縣）營樂裡濂溪保。他本名敦實，字茂叔，後來為了避英宗皇帝之諱，改名敦頤。在營道縣城以西二十裡有一條小溪水，稱作「濂水」。它大約是在周敦頤的童年記憶中佔據了特殊的位置，以至於若干年後，當周敦頤定居於廬山，還將門前流水命以「濂溪」之名，並將書齋命名為「濂溪書堂」。「濂溪」之名遂隨周敦頤而不朽於世。後來有如蘇軾、黃庭堅這樣的好事者，偏要在「濂溪」二字中發掘些「清廉」之類的寓意出來，倒顯得畫蛇添足了。在他的故鄉，還有一處景致值得一提，乃是濂溪向西十裡處的一處巖洞，叫作「月巖」。據說，這處洞穴「高敞虛明」，東西兩端各有一個洞口。人在靠近洞口處時所見景象如同缺月，而走入洞穴中央時所見景象如同滿月。這處構造玄妙的洞穴吸引了少年周敦頤的好奇心，他大概常常到此處遊玩，於是流傳出了他在此處「悟太極」的說法。
周敦頤的父親最高只做到過縣令一級的地方小官，而他本人的仕途也同樣極為平淡，不曾有過同時代許多文人士大夫的大起大落，跌宕起伏。在他15歲時，父親去世。周敦頤隨母親投奔在京師任職、身居龍圖閣直學士的舅舅鄭向。25歲的時候，周敦頤受到舅舅的舉薦，蔭補為洪州分寧縣主簿。在此任上，他處理了一樁積壓已久的疑難案件，因而被交口稱讚，當地人感嘆「老吏不如」。3年後，他因為才幹過人受到提拔，調任南安軍司理參軍。32歲時，他出任郴州郴縣令。3年後又改任郴州桂陽令。38歲，知洪州南昌縣。此後，他歷任籤書署合州判官、通判虔州、通判永州、提點廣南西路刑獄、知南康軍。一直到57歲去世時，周敦頤的身份也只是地方官。
三十餘年的宦仕生涯中，周敦頤從未接觸過宋朝政權的中樞。這與周敦頤安守清貧、甘於平淡的個性不無關係。在孔門弟子中，周敦頤對於顏回格外推崇。周敦頤自己的生活，亦是在崇效其「一簞食，一瓢飲」而能「不改其樂」的境界。他在南昌任上時，曾經有一次因暴病而假死（大概是休克之類的情況）。同僚賓客到其家中探視，方知其家極度清貧：日常穿用之物只勉強能裝滿一隻破敗的小木箱，餘財不滿百錢。也有人說，周敦頤的妻兒曾經窮到連粥都喝不上，他卻「曠然不以為意」。這儼然是顏回生活態度之翻版！不過，與缺乏收入來源的顏回不同，在奉行「高薪養廉」政策的宋代，周敦頤擁有一份可觀的穩定收入，絕不至於陷入貧困的境地。可他卻將收入盡數拿來幫扶宗親朋友，在旁人看來似乎是刻意去過溫飽堪虞的窮日子。大概在周敦頤的觀念裡，唯有如此，才能使自己出於物慾橫流的濁世之外，保持儒者之操守吧。
宋監察御史程顥畫像，程顥早年受業於周敦頤，為北宋理學奠基者
這樣的他，自然也不願花心思去留意官位的升遷與貶謫。他做官的準則亦只是奉行儒家的君子之道而已。朱熹說他的為政風格是「精密嚴恕，務盡道理」，「遇事剛果，有古人風」。曾有這樣一個事件：周敦頤在南安任上時，得知獄中有一名囚犯。此人罪不當死，但轉運使王逵希望嚴治其罪，以求殺一儆百。王逵的下屬之中，儘管也有人認為此種做法有不妥之處，但迫於上司平日的嚴苛，無人敢提出異議。只有周敦頤據理力爭。然而，王逵依然固執己見。周敦頤憤怒之下，竟然取來自己的告身（為官之憑證），丟在王逵面前，說道：「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周敦頤的強硬態度最終迫使王逵讓步，獄中囚犯也因此而得以不死。還有一則事例，也十分凸顯周敦頤之個性。趙曾因聽信小人之言，對周敦頤懷有偏見，這使得他對待周敦頤的態度十分刻薄。周敦頤對此「處之超然」。後來，趙出任虔州太守，有機會與周敦頤共事，親眼見其所作所為之後，方幡然悔悟，感慨道：「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周敦頤此種做派，暗合孔子所推崇的「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之準則。此等人物，在頗擅言辭的宋代士大夫隊伍中，的確是不多見的。
周敦頤的明斷果敢為他在民間與士大夫群體中都贏得了嘉賞。除去在虔州任上因意外的火災而受到處罰外，周敦頤的仕途幾乎沒有汙點。他每到一地，皆會受到鄉賢的歡迎。他51歲時，永州百姓就為其立了生祠，題名曰「康功」。同時代的黃庭堅稱讚他「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不過，反觀時人的評論，不難發現，這些「美談」所表彰的內容，多是圍繞周敦頤的政績與人品，全然不曾提到其有啟迪「二程」、重振儒學之功，難免令人心生疑惑。
宋崇政殿說書程頤畫像，程頤為程顥胞弟，與其兄共創洛學
被學生「遺棄」的老師
要解釋這個問題，還要從「周程授受」的史實說起。慶曆六年，30歲的周敦頤在南安任上遇到了二程之父程珦。二人交談之後，程珦被周敦頤的學識與氣度深深打動，決定讓兩個兒子跟隨周敦頤讀書。這一年，程顥15歲，程頤14歲。然而，周敦頤與二程兄弟間的師生關係僅維持了一年多的時間。在此後漫長的時間中，除了一次短期會面外（大約在程顥17歲前後），再未出現周敦頤與二程兄弟交往或書信往來的記載。
對於二程兄弟向周敦頤學習的內容，史料大多語焉不詳。許多人推測，周敦頤此時傳授的，應該是其代表作《太極圖》。《太極圖》是周敦頤流傳至今的極少數作品之一，歷來被認為周敦頤著述中最有價值的一部分。其開篇的「無極而太極」更是周敦頤對於自然和人類社會思考心得的核心闡釋。因此，以朱熹為代表的後世理學家們認為，既然「周程」之間存在「授受」關係，那麼授受的內容當然是《太極圖》。可「二程」之言行卻讓這種觀點難以自圓其說。一次，朱熹在寫給張栻的書信中說：「太極圖……周子概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概以為唯程子為能授之。程子秘而不示，疑亦未有能受之者爾。」朱子如此大費周章的解釋，是因為張栻注意到一個事實，「觀二程遺書中，與學者講論多矣。若《西銘》則再四言之，至《太極圖》，則未嘗拈出此意」，即二程從未向門人提起過「老師」周敦頤的代表作《太極圖》。陸九淵也曾有類似的質疑：「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無極」是《太極圖》中的核心概念。）朱熹為了令其構建的周程相繼的道統譜系能夠成立，不得不作出「二程因為沒有找到合適的繼承者，只能『秘而不示』」這樣一個在任何人看來都極端牽強的解釋。周敦頤的另一部代表作《通書》，亦不在二程論學的關注視野之中。對此日本學者土田健次郎曾給出一個稍嫌殘忍的評判：「這個情況……表明了二程對此二書是多麼的冷淡……二程完全不覺得有必要表彰這兩本書。」
根據程頤撰寫的《明道先生行狀》中的說法，其兄長程顥在十五六歲向周敦頤求學之後，只是「厭棄了以科舉為目標的學問，產生了求道的志願」，但並未就此開悟，而是又經過了長期的艱辛摸索，「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這即是說，周敦頤對二程兄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道德激勵的層面，其在學術上對二程兄弟的啟發，特別是對於二程創立理學（道學）的幫助可以說微乎其微。土田健次郎的《道學之形成》一書中曾指出：「所謂道學，原本並沒有一個嚴整的學派，起初的狀況是：在北宋五子中，除了周敦頤，其他四人各自擁有弟子，以血緣（二程與張載）或地緣（講學根據地接近的二程與邵雍）關係為紐帶而相互交流。然後，他們一個一個去世了，於是，其弟子的一部分被吸收到最晚去世的程頤周圍，至此，才形成一個嚴整的學派。」按照這一觀點，與理學形成相關的北宋五子中，周敦頤的影響是五人中最小的。二程兄弟十分自豪於二人在學術上之原創性。程頤稱讚其兄長程顥「得不傳之學於遺經」。程顥也曾說：「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吾學雖有收受，天理二字確實自家體貼出來。」在二程的世界裡，我們幾乎看不到「老師」周敦頤的影子，更看不到「周程授受」的非凡意義。
中國和日本的學者都曾指出這樣一個現象：二程在稱呼周敦頤時，直接稱呼其字「茂叔」，而對司馬光、張載、邵雍、胡瑗等都使用敬稱。二程甚至挖苦諷刺周敦頤為「窮禪客」。由此可見，慶曆六年至慶曆七年間，青年時代的二程兄弟與剛滿「而立之年」的周敦頤之間建立的關係，與其說是嚴肅的師生，不如說亦師亦友。淡泊名利而又在學術上頗具見地的周敦頤，給尚處迷茫狀態的二程兄弟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榜樣，成為二程「致於學」的起點。
那麼，周敦頤的治學，究竟有何獨到之處呢？
《周茂叔愛蓮圖》，15世紀，狩野正信，紙本墨畫淡彩，縱84.5釐米，橫33釐米，現藏九州國立博物館，周茂叔即周敦頤，畫中周敦頤正泛舟蓮花湖中
化「道」於「儒」的隱者
周敦頤流傳於今的思想著作，只有《太極圖》與《通書》兩種，不算豐富。兩篇著作加起來也就3000來字，要管窺周敦頤生平之思想，也只能從其入手。《太極圖》開篇寫道：「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動」與「靜」，「陰」與「陽」，「有」與「無」，這一連串的概念使周敦頤的文字籠上了濃濃的道家色彩。在其《通書》中，也間或提到了「無欲」與「無為」等典型的道家主張。將道教主張融入儒家之思想，是周敦頤個人之喜好，還是時代需要使然呢？而這樣一種似乎有些「不純粹」的思想為何又能被以朱熹為代表的後世理學家認同與讚賞呢？
在周敦頤的時代，儒學的發展面臨兩方面的挑戰。一個方面的挑戰，是佛教與道教的流行，擠壓了儒學的發展空間。從魏晉南北朝時期開始，佛教與道教開始快速發展，許多統治者和士人都傾心於此。隋朝建立後，這種趨勢依然在延續，隋朝建立者楊堅便篤信佛教，其子隋煬帝楊廣更是受「菩薩戒」的信徒。李唐王朝建立後，因自視為老子李耳的後代，對道教大力扶持。而佛教思想也在此時滲透到士大夫階層中，出現了「詩佛」王維這樣的人物。這種現象在唐代就引起了儒家的警覺。韓愈的「諫迎佛骨」事件及其發起的「古文運動」即可視為儒家對佛教、道教的反抗。到了宋代，儒家學者開始主動探求和彌補儒家在理論體系方面的不足，以應對佛教和道教的挑戰。這裡面少不了對佛、道理論的借鑑和改造。
嶽麓書院濂溪祠，專祀理學開山鼻祖周敦頤，周敦頤與二程兄弟間的師生關係僅維持了一年多的時間，其在學術上對二程兄弟的啟發，可以說微乎其微
其實，這種借鑑的做法也並不是儒家的獨創。從唐代後期開始，道教方面也出現了《關尹子》《化書》等文獻，這類著作以士大夫或君主為假想的讀者群，給道家思想披上了儒家外衣。周敦頤則是反其道而為之，「外道」而「內儒」。譬如，同樣是「無欲」，道教用其來強調「法自然」，強調一種真正的「無」；而周敦頤則是教人從「無」中看到「有」。他的解釋是：「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人一旦有了自己最珍視的東西，其他東西便可視為「無」了。而在儒家的觀念裡，最重要的是「理」，而可有可無的則是個人的「私慾」。這便是巧妙地在酷似於道家的言論裡注入了儒家的內核。當然，這一工作在二程及其後的時代還在延續。經過儒家幾代學者的不懈努力，儒家最終實現了既能討論「心性」這樣的深層問題，克服儒家既往的不足，又能避免落入「道教式的無」或佛教的「幻妄」觀念，保持儒學的純粹性。
儒家在宋代遇到的第二個方面的挑戰，來自選拔官員的科舉制度。這一制度本是激發了世人讀書的熱情，但卻也使讀書的目的變得功利。儒家經典成為追求功名利祿之手段，這顯然與孔子「刪詩書，定禮樂」的初衷大相逕庭。為了糾正這種不良風向，宋初出現了种放、穆修等具有隱士風格的讀書人，他們一方面認真履行「官吏的職責」，另一方面用背離權力與榮譽的方式來保持儒學的純粹性。周敦頤可以視為他們中的一員。而二程也是在接觸周敦頤之後「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這大概是周敦頤對二程學說之建立施以的最直接的影響。
蘇軾在周敦頤去世後追賦曰：「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周敦頤在其生前只是兢兢業業的父母官，在其身後的若干年中，亦只是道德高尚的隱者，而其對儒學發展之功勳最終在南宋被尊崇而顯赫起來。大概是因為其學術追求與人生理想，暗合了宋代儒學在危機中自救的時代需求與程朱理學興起的歷史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