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李鴻章在巴黎登場，法國人的優越感終於得到了大大滿足，相比李鴻章其人，他所攜帶的母雞，更適合作為中國的隱喻，更契合法國人的中國想像。
1896年，西方關於李鴻章出使歐美的漫畫。
李鴻章在其時代，雖無世界級影響力，卻是世界級名人。在西方設計的世界舞臺之上，大清帝國的代言人，非他莫屬。這有點矮子裡面拔將軍的意思，作為被拔高的將軍，他則得以與一些真正的將軍相提並論。有一個說法，把他和俾斯麥、尤利西斯·格蘭特並稱為「十九世紀世界三大偉人」，我一直未找到可信的出處，感覺更像是後世的玩笑。俾斯麥是德國的鐵血宰相，格蘭特是美國的軍人總統，倘論才具和功業，李鴻章遜色豈止一籌，能與他們扳手腕的亞洲人，伊藤博文顯然更有資格。
不過，李鴻章被稱作「東方的俾斯麥」，則屬事實，確鑿不移（當然，俾斯麥從不曾被稱作「西方的李鴻章」，二人之間，高下立判）。1896年，他訪問德國，與俾斯麥會面，俾斯麥開玩笑道，法國人並不認為「東方的俾斯麥」是一句恭維話，因為他們討厭俾斯麥。隨後李鴻章來到法國，他迎來的綽號，不是「東方的俾斯麥」，而是「天朝的塔列朗」。
李鴻章與俾斯麥的合影
這個細節，出自邊芹《文明的變遷：巴黎1896·尋找李鴻章》一書。這本書記載了兩個人的旅行：1896年7月中旬李鴻章在巴黎的旅行，與一百多年後邊芹追蹤李鴻章的足跡而展開的旅行。這般寫法，並不鮮見，譬如貝爾納·亨利·萊維《美國的迷惘：重尋託克維爾的足跡》與艾瑪·拉金《在緬甸尋找喬治·歐威爾》，皆屬此中傑作。相形之下，《文明的變遷》的價值，更多在於史料的發掘：它以最細微的筆調，重現了李鴻章在巴黎的短暫行程。這正是蔡爾康、林樂知《李鴻章歷聘歐美記》所缺失的一面，此書主要包括「聘俄記」「聘德記」「聘法記」「聘英記」「聘美記」等，以「聘法記」一章為最短。
《文明的變遷：巴黎1896·尋找李鴻章》，邊芹著，東方出版社，2017.3
1896年初，李鴻章出訪歐美。作為中國首屈一指的外交家，這竟是他第一次離開亞洲，巡遊世界。兩年前的甲午戰爭，使他跌落人生的最低谷，如其所云：「予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一路扶搖，遭遇不為不幸，自問亦未有何等隕越，乃無端發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業，掃地無餘……」（吳永《庚子西狩叢談》）中日交涉期間，俄國介入，向日本施壓，迫其退還遼東半島，於是清朝執政者滋生了聯俄的想法。適逢俄國尼古拉二世定於1896年5月加冕，李鴻章應邀參加，一為恭賀，二為談判。訪俄消息一經傳出，歐美國家不甘落後，紛紛相邀，由此成就了這場「以兩百日，歷九萬裡」的環球旅行。
當時之中西，雖有交流，依舊隔膜。兩者之間，似乎相距一道不可逾越的政治與文化鴻溝。基於文明的優越感，西方人打量中國，大都架上了一副有色眼鏡。《文明的變遷》提及斌椿，這位第一個跨出國門的清朝官員。1866年，他率使團訪問歐洲，第一站便是法國，比李鴻章早了整整三十年。據《費加羅報》（1866年5月31日）報導，法國人對斌椿有些冷淡，因為「斌官人還戴著眼鏡，這就讓那些在馬路上看熱鬧的人很掃興」（第79頁）。也許在這些法國人看來，以中國的封閉和落伍，本該與眼鏡這樣的文明物件無緣。不過，當李鴻章在巴黎登場，法國人的優越感終於得到了大大滿足，斌椿的眼鏡被李鴻章的母雞所取代，「……對李特使的喝彩，據說不如對最後一輛車上兩隻白色的下蛋母雞勁頭足」（第33-34頁）。在此，相比李鴻章其人，他所攜帶的母雞，更適合作為中國的隱喻，更契合法國人的中國想像。
法國人眼中的母雞，到了英國人那裡，換作名犬。相傳李鴻章訪英期間，收到戈登夫人贈送的一隻名貴的小狗（據《李鴻章歷聘歐美記》，李鴻章曾祭掃戈登墓），翌日致信感謝，其中云：「厚意投下，感激之至。惟是老夫耄矣，於飲食不能多進，所賞珍味，鹹欣得沾奇珍，朵頤有幸。」原來這條狗被他吃掉了。其實不難推斷，這是編排他的段子：李鴻章一生，一來盡享榮華富貴，二來常與西方人打交道，怎會不知小狗的用途呢？真正值得琢磨的問題在於，誰在編排他，為什麼要編排他？顯而易見，這個段子依然立足於文明與野蠻之分：孤陋寡聞的野蠻人李鴻章，在文明人面前出盡了洋相。
1896年，李鴻章出使英國。
話說回來，如果李鴻章的言行能夠滿足西方人的優越感，他們則不必聚焦於母雞，甚至編造段子加以嘲笑。《文明的變遷》翻出了許多舊報紙，根據這些口徑不一的報導，大抵可以窺見法國人的矛盾心理：他們以為中國人都是弱小之輩，李鴻章卻身材高大，儘管因年邁而駝背，與他們的總統菲利克斯•富爾站在一起，照樣旗鼓相當；他們以為中國人都是鄙陋之徒，見到他們的國慶節、閱兵式、艾菲爾鐵塔，理當驚慌失措、摧眉折腰，不承想，李鴻章見慣了大陣仗，表現異常淡定，甚至還「帶著他永遠不變的譏諷的微笑」。
《巴黎回聲報》（1896年7月23日）所發表的評論曾有一段李鴻章印象記：「我見到了這位滿清中國人，並且好好地打量了他。他的臉上帶著一絲丑角的神情——作丑角常常意味著與眾不同，在我眼中他就像那個叫歷史的神奇大故事中一個奇特的悲劇人物。我以為他那只在大飯店吵得四鄰不安的寵物鸚鵡是頗具象徵意義的，這鳥生命力強，尖嘴利爪令人生畏，在詭譎、花裡胡哨、愛模仿的笨重外表下兇猛頑強，這不就是中國人的寫照嗎？……這個躲在大大的眼鏡後面貌似輕歌劇丑角、鼓著鸚鵡般眼睛的古怪可笑的中國人讓我害怕：不是為我們，而是為我們種族的未來……」
能使一個法國人如此不安，足見李鴻章的威力。
1896年，李鴻章出訪法國時，法國《小日報》(Le Petit Journal)刊登的李鴻章彩色畫像。
法國人對李鴻章的矛盾心理，最顯著的表現，即贈其綽號「天朝的塔列朗」。按《文明的變遷》解釋，這是嘲諷李鴻章為叛徒。我則以為，法國人對塔列朗，一向愛恨交織、毀譽參半，以其比擬李鴻章，未必儘是嘲諷，反而體現了一種矛盾性。事實上，李鴻章與塔列朗的相似度，遠勝俾斯麥。塔列朗的才幹，在同時代的法國人中，也許僅比拿破崙低一檔，正屬一流人物，不管內政還是外交，都是一把好手；論其德行，則與才幹成反比，他以詭詐、善變著稱，一生屢經政權更迭，始終屹立不倒，永保高官厚祿，據說他幾乎背叛了所效力的每一個政權，故有「叛徒」「變色龍」等罵名（他曾自辯云：「回顧我的一生，我發現，對任何一個黨派，在它自暴自棄之前，我從未背棄過它」,並稱「變色龍才是政治的徽章」）。這樣的分裂與爭議，同樣發生在李鴻章身上，所以梁啓超才會說「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
李鴻章與塔列朗還有一點相似之處：縱使都被視為賣國賊，然而對於自己的祖國，他們大抵做到了不離不棄。拿李鴻章來說，出訪歐美之時，已經74歲高齡，且遭朝廷冷遇，完全有理由撂挑子，他卻決然出行，除了不甘寂寞，更多則是對國家的熱愛和忠誠。行前他猶不忘勸勉吳永等送行者：「予此次乃輿櫬而行，萬裡長途，七旬老物，歸時安必能與諸君重見？惟望努力前程，各自珍重。」沉痛至極，近乎遺言。
出使前的李鴻章
1896年3月27日（農曆二月十四日），懷揣死志的李鴻章，從上海乘坐法國輪船，駛向茫茫未來。雖說他在俄國落入陷阱，「老來失計親豺虎」（黃遵憲詩），不過在德法英美所見所聞，諸如「泰西格物之功效，致力之材能」，使他發出了「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慨。不幸的是，回歸故土，他還得面對那一間破屋，重拾裱糊匠的手藝，直至五年之後，為他的祖國耗盡最後一滴血淚。他的死不瞑目，對比塔列朗的壽終正寢，正呈現了二人命運的最大差別，這可以歸結為國運，換作《文明的變遷》書中慣用的說法，叫文明的進度。
（文/羽戈，原標題為《李鴻章與塔列朗》；本文系騰訊文化獨家原創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