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個不大不小、不窮不富的村莊，在那裡駐紮上一年，以24節氣為結構，拍攝一部真正屬於中國農民的紀錄電影，名字叫《鄉村裡的中國》。」 2012年1月2日，時任國家廣電總局電影局副局長的張宏森給著名攝影師焦波布置了一個「命題作文」，希望他深入農村，記錄鄉親們的故事。經過半個月的踩點考察，焦波最終選取了山東省淄博市沂源縣中莊鎮的杓峪村作為拍攝地點。杓峪村一共167戶人家，焦波和他的團隊在2012年2月4日這天成為了村子裡的第168戶——「村兒電影社」。373天的拍攝、近1000小時的素材記錄了杓峪村一年的生活。焦波一行人樸實地到來、真誠地融入，用質樸而典型的故事描繪了真實的農民生存狀態。影片表現了關心農民、關注農村、致敬農民的鄉愁主題，被《黨建》雜誌評為「一部有思想、有溫度、有品質的紀錄片」。
98分鐘的影片以二十四節氣為縱軸，以三條平行交叉的故事線為橫軸，在導演零介入、無偏見的前提下，採用直接電影的記錄手法把在杓峪村發生的真實而全面的故事呈現給觀眾。它用真摯、素樸、勇敢而溫暖的鏡頭告訴觀眾中國的農村既不是人們口中的髒、亂、差，也不是人們幻想的田園。這裡有追求精神文化的農民杜深忠，有為村子忙前忙後卻不被理解的書記張自恩，有單親家庭中成長起來的大學生杜濱才，還有家長裡短、鄰裡紛爭、婚喪嫁娶的酸甜苦辣事兒。《鄉村裡的中國》用細節和故事鉤沉著時代遭遇的文明衝突，它既是中國農村生活的標本，也是一部追求永恆的紀錄片範本。
本文將聚焦影片中的人物生存、情感關注以及生命本原，在體悟導演寓含其中的人文關懷基礎上對農村的發展現狀和農民的生存狀態進一步探析，從平淡的生活片段中分析存在於農村社會裡深刻的公共議題及其現實意義。
一、人物生存
1.杜深忠：人需要吃飯，可精神也需要填補！
影片中第一位出場的人物杜深忠，高中畢業，當過兵，擔任過村支書，是杓峪村的「高材生」和「文化人」。寫毛筆字、看新聞聯播、拉二胡、搞文學創作，杜深忠的亮相打破了觀眾對於傳統農民的認知，他對精神文明有著強烈的追求，四十年間從未斷過。他宛如一個文藝青年，擁有夢想，不言放棄，但無奈的現實終究把它和土地捆綁在了一起，讓他無法脫離。
對於這個「異想天開」的農民，土地的回饋是吝嗇的。杜深忠一家辛辛苦苦栽種的蘋果只收穫了七千三百斤，以兩塊三毛五的價格出售，只掙了七八千塊錢。砍倒玉米秸稈，掰下玉米棒子，夫妻兩人忙活半年卻也只有幾袋玉米的收成。土地給予他的物質讓他在無奈中維持著溫飽，但物質的匱乏並沒有磨滅他對精神層面的追求。他依然用他所熱愛的文學、音樂和筆墨充盈著生活，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他坐在馬紮上一臉鄭重地說：「我覺得人的素質上不去，物質反而成了負擔，物質和精神要對應起來。」他花690塊錢去買了心心念念的琵琶，期間雖得不到妻子的理解，但他卻樂觀地說：「琵琶上彈出個好曲來，家庭也能彈出個好曲來，鍋碗瓢盆交響曲。」
杜深忠和妻子的拌嘴日常濃縮了精神需求和物質需求在農村社會裡的碰撞和衝突，把「精神文明何以求得保障」的問題擺在了重要位置。杜深忠對於文化的追求是他堅信「精神也需要滋養」的結果，而妻子卻說他「頭頂火炭不嫌熱」；杜深忠對破壞生態者的深惡痛疾，在妻子眼裡成了「窮得吱吱」；杜深忠掙錢少，妻子慨嘆說：「人家有錢的王八坐上席，你無錢的君子下流胚。」夫妻二人的言語衝突總離不開關於精神和物質的討論，這看似常態化的爭論背後其實是文化價值觀念和物質利益觀念矛盾的不斷激化。
杜深忠的妻子代表了傳統而務實的農民群體，他們關注家裡的吃穿用度，「如何生存」的問題把操勞的內心佔據得滿滿當當。他們崇敬知識分子，但否定農民和精神文明的聯繫。於他們而言，精神文化和精神文明成了高不可攀的奢侈品，奢侈到農村的土地不該容納一絲一毫。而富有情懷的杜深忠是新時代新農村新農民的典型代表，他們關注自己的精神世界，關注文化對每一代人的滋養。他們重新思考自己與土地的關係，「土地能給予農民什麼？一年幾千塊錢收入，說實在的，對得起他們麼？」 杜深忠身在農村，可他心裡懂的東西卻不局限於杓峪村這方天地。對於一個有理想卻無門路的農民杜深忠來說，農村和土地埋葬了他的情趣和情懷，給他留下的只有無奈、失望和窘迫。他直言：「其實我一開始就對土地沒有感情。」微薄的收入、貧窘的家境讓這位才人面對現實發出了感嘆，而這或許是他對待夢想最後的倔強。
2.張自恩：幹一年支部書記，賺了一肚子酒來。
影片中那個最忙碌的身影就是張自恩，他當過四年後勤兵，2002年開始擔任杓峪村的村支書。村子裡的大小事務都要張自恩來管理，他對自己的工作充滿熱情，認真負責地處理村民矛盾、規劃村莊建設、謀求村莊發展。但即便是這樣一個為杓峪村的發展盡心盡力的基層幹部也會因為農村治理生態的複雜得不到理解，反被村民懷疑貪汙要求上訪查帳。
張自恩是紮根土地的村官代表，身上有著農民的樸實和憨厚，也有著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幹勁兒。杓峪村對他來講不光是村莊，更是故鄉。在這裡處理村中事務既要考慮規則制度，也得考慮人情世故。生氣、委屈、苦惱和無奈他統統咽進自己的肚子裡，嘴上發著「大不了辭職，不當這個村支書餓不死，當了也富不了」的牢騷，實際上依然全心全力地為村民辦事。
因修建小廣場需要砍樹，張光地和張自恩起了衝突，張自恩被指著鼻子罵。之後，張光地以村裡帳目有問題為由三番五次地上訪查帳，搞得張自恩工作不能正常開展，在不勝其煩的情況下對張光地破口大罵。村民張光愛和張光學之間的矛盾不斷升級，在鄰裡關係和孩子求學的問題上，張自恩不斷地做兩家的工作，尋求最優的和解方式。為了推進杓峪村的脫貧工作，張自恩四處奔走，他不斷地到旅遊開發公司尋找機會，向老闆介紹村裡的情況，過年過節也不忘提上東西去找老闆拜年問好，以求項目能夠穩步推進。
影片中有一幕，張自恩端著酒杯辛酸地總結自己一年的工作，他說道：「幹一年支部書記，真是賺了一肚子酒來。」酒杯舉在手裡，卻遲遲沒有送到嘴邊。或許張自恩不是最優秀的村幹部，但他一定是最真實的村幹部。他熱忱的工作態度代表了千萬基層幹部的助農熱心，他所面臨的困境也代表了千萬村官的尷尬處境。
二、情感關注
1.「家」的涵義重構在自省與理解之間
影片橫向展開的情感線是杜濱才的故事。這個四歲時父親患上精神病，母親遠嫁的單親家庭裡成長起來的少年，對於家的情感是複雜的。母愛的缺失和父愛的缺位讓他從小經歷著家庭破碎的痛苦和壓力，家，成了他記憶中最遺憾也最難過的回憶。影片中，杜濱才不止一次地表達著對家的厭惡和反感，「我不願意回這個破家，這個破家對我來說一點好處都沒有。」「我一回家就心煩，煩死了。」每次杜濱才在抱怨的時候，父親杜洪法總是一言不發，默默地為兒子準備飯菜。
杜濱才對母愛的渴望和與母親相見的膽怯是縈繞在他心頭的一對矛盾，也是他糾結了十九年的原因所在。在渴望被關愛而又不知如何面對的杜濱才心裡，母愛似乎可望而不可即。嬸子多次詢問他要不要去見見母親，她知道她住在哪兒。杜濱才每次都用「以後再說」來掩蓋內心的情感。這個十九年的缺失和空白最終在相遇的那一刻被淚水衝垮了防線，兒子躲在母親的懷裡放聲大哭。這是他盼了十九年的畫面，是淚水決堤之下母親形象的再出現、少年心結的終解開。
父愛的缺位、父親的疾病和對一些情況的不滿是杜濱才不願回家的直接原因。他在家裡極少與父親交流，父子倆都是各做各的事。有一次，父親發病拿著棍子要打人，被拉回家後，杜濱才嚴厲地「教訓」父親再怎麼樣也不能拿著棍子去打人。恢復過來的杜洪法像個犯了錯的小孩，一邊反思，一邊又懇請兒子「別說了」以掩蓋自己的尷尬。站在父親面前，杜濱才說過一些叛逆的話，表達過一些負面的情緒，但他始終牽掛著這個家。作為父親的杜洪法，他會在蘋果收穫的季節給兒子選一箱最好的留下，也會在蘋果賣出去後給兒子匯報成果，告訴兒子沒錢了跟他說一聲。父子二人用各自的方式愛著對方，小心地、默默地，兒子給父親爭氣，父親讓兒子放心。在杓峪村的春節聯歡會上，杜濱才用一首《父親》唱出了心底的愛與理解，在父親轉身、抹淚的一舉一動中，愛的版圖被重新拼湊，杜濱才也實現了與自己的和解。
2.留守的兒童留守的心
影片中最令人痛心的畫面是張自軍的喪事，在貴州務工的他從八米高的腳架上跌落不幸身亡，留下了年邁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在面對父親的棺材時，頭扎孝帶的兒子問：「那是俺爸爸的家嗎？」張自軍的父親回答：「對了，那是你爸爸的家。」兒子追問：「怎麼門口那麼小？」對於這個孩子而言，他不懂得死亡的含義，更不明白天人兩隔的意義。父親常年的外出務工甚至讓他模糊了父親的形象、淡化了親情的聯繫，在行為舉止上表現出一種情感的缺失。
造成這種留守兒童被留守的直接原因就是經濟條件的落後。家庭的困窘迫使父輩外出務工，距離的遙遠阻隔著心靈的溝通，親情缺失、陪伴缺失、親子教育缺失……由於父母外出務工，正處於身心發育階段的孩子找不到依靠，他們敏感、脆弱、內向、膽怯，對安全感有強烈的渴求，內心裡嚮往完整和睦的家庭結構。他們習慣於向內訴說，遇到外人的時候格外羞怯。他們像被偷了翅膀的天使，總是小心翼翼地感知世界。
留守兒童的存在是農村的一個痛處，同時折射著外出打工農民無法選擇的無奈。就像杜深忠在影片中說的，「農民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都是被逼出去的。」他們在經歷「人肉換豬肉」的冒險，他們也不想自己的孩子被留守，可他們別無選擇。導演焦波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他希望鄉村得到全社會的關注，少些「人肉換豬肉」的悲劇。這何嘗不是每一個來自農村個體的心聲啊！
三、生命本原
生命的意義是一個解構人類存在的目的與意義的哲學問題。在民間，農民們對生命的理解和感知蘊含在豐富多彩的民俗和至高無上的信仰之中。農民對生命的思考表現為「天、地、人、神」的關係思考，就如《鄉村裡的中國》中所展示的那般準確、自然。
人們常說一年之計在於春，春季裡萬物復甦、生機孕育，春天是生命的起點。生就蘊涵著希望，生就代表著活力。所以，在立春這一天，杓峪村的村民們咬春（吃蘿蔔）、貼春字、縫春雞，用各式各樣的活動在春天裡祈願，把美好的祝福送到杓峪村的每一個角落。
杜深忠在羊圈的牆上寫下一個大大的春字，並說「龍年春到發羊財」。羊，諧音「洋」，發洋財的意思就是發大財。縫春雞的幾位婦女互相調侃著「黃尾巴不好看」「紅公雞配綠尾巴」，有時說到縫製時的講究，便脫口而出「頭上縫個豆子，小孩不生痘子。」立春這一天，村子裡還會舉行篝火晚會，小孩子圍著火把傳遞蘿蔔咬春，「誰咬著了誰就有一年的好時運」。一個小女孩咬到了蘿蔔後大喊：「我咬到春了，我咬到春了。」這時，一位老奶奶笑眯眯地說：「好不容易咬著春了，你還把它吐了。」現場頓時一片歡樂。祥和、樸素、輕鬆、歡愉的立春民俗是村民對一年嶄新的期望，祈願化作農民心中有力的精神支撐，發揮著重要的引導作用。
尋求神的庇護是農村信仰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紅白喜事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在張自軍下葬時，幫忙的人喊道「孝子填倉，萬石餘糧」「滿了嗎」「滿了」。在杓峪村，人死後便化作神，可以在另一個世界保佑後代富足，好讓悲傷的家屬在情緒上得到安慰。而在杜海萍的婚禮上，女兒出嫁時需要燒香禱告，唱詞為「觀音奶奶兩對包袱，月老兩對，路神一對，保佑平安的一對」「今日良辰，三炷清香，酒席香案，請神高高在上，案前紅綠包袱各一對，內有金銀財寶，黃錢數尊，明人指點，凡人操辦，今日吉時，以紙馬香錁,隆重奉還，各路尊神永保佑善信女大喜之際，大吉大利，平平安安。」包括男方在迎娶新娘時也會說：「我把新娘的蓋頭挑一挑，想要兩個大胖小。」
對神靈進行祈求是農民們寄託信仰的方式之一，他們通過神靈保佑和內心暗示獲得吉祥福昭，祈禱中充滿「向善」的內涵。他們用民俗信仰的力量詮釋著生生不息，表達著質樸的生命思考。
四、總結
《鄉村裡的中國》展示了一個真實的農村，展現了一群真實的農民。它把紀錄片的紀實性和真實性充分發揮，把平淡日子的矛盾細節化呈現，做到了紀實客觀與立意深刻的雙重結合。這些每天發生在農村裡的故事被總導演焦波準確捕捉，他把黝黑皮膚下的堅持、信念、熱情、執著淋漓盡致地呈現，亦把關注農村發展的議題不斷傳播。關注底層人民體現了這部紀錄片真正的價值。
指導老師：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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