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琳娜和老鑼 圖 / 本刊記者 姜曉明
在專業的評價體系中，龔琳娜是中國最好的歌手之一，但她的角色尷尬地立在時下中國音樂市場審美裂縫的邊緣。唱陽春白雪時，龔琳娜知者寥寥，可當她試著去觸摸地氣，就猝不及防地掉進另一個體系之內。在這個被她定義為「浮躁」的市場上，42歲的龔琳娜困惑的東西太多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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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音樂界流傳著一種說法，一個高雅音樂的表演藝術家如果沒能站在紐約林肯中心的舞臺上收割掌聲，就不算摘下了這個領域象徵成功的果子。一些或近或遠的傳奇故事在漫長的時光中佐證著這條規則。譬如歌劇女神Maria Callas名望席捲歐洲的時候，來這裡演出的心願卻被禮貌地拒絕了。女神把這看作一種羞辱，她用了十年讓自己站在這個舞臺上。這一類故事賦予這些金燦燦的拱門建築濃烈的象徵意味，它們由執掌石油帝國的洛克菲勒家族捐資興建，如今存放著古典音樂帝國的寶冠和權杖。
龔琳娜女士知道這些故事。2017年7月14日，她在林肯中心表演以屈原《九歌》為主題的大型音樂作品《雲河山》。金色大廳空曠又擁擠，那些傳奇故事的主角仿佛簇擁在身旁，最熟悉的名字是梅蘭芳和鄧麗君，龔琳娜是站在這裡的第三個中國人，她明白這意味著什麼。尤其是，前來觀演的《紐約時報》記者使用了「非凡」、「無與倫比」來形容這場表演。龔琳娜後來對我回憶，演出前兩天的清晨，她跑到附近的中央公園「使勁兒哭」，「覺得沒有辦法把一首歌唱出來，怎麼辦啊，馬上就要演出了。」
這樣的高光時刻精確地契合了龔琳娜一貫樂於使用的宏大句式。「為了中國音樂」、「中國音樂的地位不應該是現在這樣的」、「從西方音樂的統治中突圍」——她從不諱言自己的野心和使命感，並自信擁有與之相配的技巧。在採訪中，她隨口哼唱，聲音銳亮、通透，像出弦的箭。「這麼好的聲音在全世界都難找，清澈中透射著明媚。」龔琳娜的丈夫和製作人老鑼這麼評價她，這個以極度挑剔聞名圈內的音樂人就是因為聲音愛上了她。以至於結為夫妻多年之後，龔琳娜曾經問老鑼，「如果我不是一個好歌手，你還會愛我嗎？」他給出了「我不知道」這個坦率到有點兒傷人的回答。
然而，與使命感形成諷刺對照的現實是，龔琳娜在藝術意義上的成功仍然是西方評價體系內的成功。她在中國的知名度則被網絡化和泛娛樂化的喧囂浪潮裹挾，成名作《忐忑》被封為「神曲」——這個帶有微妙貶義的標籤之下還有一首廣為流傳的歌叫《小蘋果》——「因為沒有人有我這個水平，所以只能把我拉到那個水平去。」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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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12點30分，穿著藍色旗袍的龔琳娜如約而至，採訪地點定在她位於北京國奧村小區一樓的家裡。落地窗外是小花園，微風輕輕地搖擺著，把樹枝斜長的影子印在玻璃窗上。這是龔琳娜以此地為家的最後幾天，隨後她們一家人將遷居大理，「進入一種真正的、屬於生活的狀態，我們必須要休息了。」
顯然如此。偶爾停頓在思考的空隙裡的時候，龔琳娜看上去難掩疲倦。兩天前她剛從紐約歸來，再之前是一個月沒有休止符的排練。她已經42歲了，精力隨著皮膚一起鬆弛下來，眼底的細紋和暗色顯露無遺，而日程的尾聲就如堆積在房間裡的打包箱和家具一樣凌亂。助理安排著各項事宜，一個記者上午離開了，另一個記者的電話咬住採訪的尾巴。但只要她張口說話，你會感覺到那些逃逸的氣質重新凝聚在她身上：豐富的表情、凌厲的手勢以及朗誦般的語調，鬥志昂揚、堅若磐石、誨人不倦。實際上，「說話」這個定義甚至不如「演講」確切，但這就是龔琳娜的風格，或者說能力。她把一個二十多平米頗顯雜亂的房間，輕易地帶回演唱會舞臺的莊嚴氣氛之中。
「一個甜蜜的女人，但是在唱歌的時候，她就變成了一團火……我十分震驚。」龔琳娜的搭檔和朋友、美國作曲家戴維朗對我感嘆。「和龔琳娜相處的時候，我感到充滿激情。」
與龔琳娜交談過的人很容易被她的激情感染。「唱完《河伯》時，我也想跳河，我就想看看這個河裡是不是這樣。」她緩慢地說著，聲音裡浸潤著某種醉意，「那紫色的貝殼，那魚鱗變成的宮殿，那麼漂亮。屈原為什麼沒跳山，沒吊死，而是選擇了跳河？因為河裡的宮殿啊，河裡的魚，都在歡迎著他。」
她真誠而驚訝地回答了「描述是否過度渲染」的問題。「一點兒也不誇張。唱那首歌的時候，我的全身心都在感受著河的美麗。我就能明白屈原死的那一刻和我的心情是一樣的，他的死不是因為無奈，也不是逃避。是為了……新的開始。」
「你對屈原有共鳴嗎？你念他的詩你會哭嗎？你會流淚嗎？」停了一會兒，龔琳娜拋出一串問號。眼神慈愛地打量著我，身體前傾，仿佛面對一個渴望追求知識的孩子。
「……」
「不會，我們從前只是在課本裡看過他，只知道屈原是一個上下求索的人。」龔琳娜自己回答了。「但是我會，在我的音樂世界裡。」她說得很鄭重。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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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琳娜世界的音樂似乎與生俱來。母親是襯衫廠的小職員，在「文革」中荒廢了青春，就把失落的夢想統統傾注在龔琳娜身上，很早就讓她接受專業的聲樂訓練。龔琳娜三歲登臺表演，五歲上了電視，七歲進了貴陽苗苗藝術團擔任「臺柱子」。「努力最大程度上是為了不辜負父母的期望。」龔琳娜回憶說，她唱歌，媽媽就在一旁拉手風琴，日復一日，這是她的童年和使命。在電視臺的舊影中，小龔琳娜穿著蓬蓬裙，額頭點著紅點，聲音稚嫩而誠懇：「我有一個願望，長大當個歌手……」
但音樂仍然是一條狹窄的成功之路，一個孩子幼年破殼的天賦不意味著長久的坦途。1992年，在貴陽讀藝校的龔琳娜模糊地感覺「貴陽太小了，限制發展」。她試著寫信向北京音樂學院附中自薦，並幸運地成功了。附中一年的學費是2500元，這對家庭是個負擔。母親最初反對她來北京，龔琳娜哭著說一定會拿到給優秀學生的免費名額，「來北京是我的夢想。」她堅決地對著母親說。
強烈的焦灼感籠罩著孤注一擲的青春。這個龐大的北方城市給龔琳娜的是陌生、水土不服和一身的紅疙瘩，她沒上學就休學了半年。指導老師杜斌在一茬子學生上了半年課之後，才發現班裡冒出這麼一個身材矮小又怯生生的貴州孩子，「一到課間休息就逮著我。」她微笑著對我回憶，來晚了的龔琳娜特別害怕自己跟不上。還有方言，這個生長於貴州的孩子分不清「ne le zi ci」的讀音：「你們北方真『能』（冷），北方『能』極了。」她說著話會引來一片笑聲。
「其實龔琳娜在學校的天賦很平常，但是，她特別用功，也會鑽營，這個孩子知道自己要什麼。」杜斌說。「鑽營」是個微妙的詞。彼時附中還沒有遷出恭王府，假山組成的石牆後面搭著一溜板房宿舍，老師和學生都住在那裡。可能是由於太過簡陋和蕭瑟，也或許是舊時王府的環境暗示，附中一直流傳著各種版本的鬧鬼傳聞，但龔琳娜是少數天不亮就要起床的學生之一——老校長每天一大早出門練劍，龔琳娜注意到了，就也弄了一把木劍，和校長討教，兩個人一塊兒練。
「理想……其實我很早就有成為音樂家的理想，附中那個時候就有。」龔琳娜沉思著說。她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了，這符合所有人對她「超常勤奮」的預期。但離開學校的評價體系，龔琳娜很快發現努力和回報的鐵律之上開始堆積一些變量。在一個演員也能登上歌手排行榜的時代，「怎樣出名」似乎是一種玄學，龔琳娜把彭麗媛、董文華、宋祖英……那個年代最火的歌唱家的磁帶「一遍又一遍地聽」，研究她們為什麼這麼受歡迎，但想不出來。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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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需要一步步擠進名利場最中心的行當，名利、誘惑和如何自處時時橫亙在眼前。在旅途的早期，龔琳娜對名和利有一種冷靜的認識：「將來我要創造財富，藝術上才能有真正的發展。」杜斌記得龔琳娜曾經這樣對她說。畢業後走的路「似乎正確」：拿到青歌賽的銀獎，這奠定了圈子裡最初的名氣；進入中央民族樂團，有了每月兩百塊錢的工資。之後，她開始了奔波在不同的城市、不停炫耀嗓音和技巧的生活。有些是假唱，但相比於光鮮的舞臺，一個小歌手的精神潔癖看起來並不重要，何況演出費一直在漲，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了她，接到的邀約看起來很高端，包括在中山公園音樂堂給領導人演出。
龔琳娜後來多次談及「毫無個性」的演出以及假唱帶給她的傷害。畢業後的兩年，在同類晚會之間的來回奔波似乎使唱歌變成了一種體力勞動。更何況眼睜睜看著樂團裡的前輩：「10年了，天天唱著一樣的歌，就爭著誰是一級誰是二級，我就想那是未來的我嗎？」這讓龔琳娜困擾不堪，她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樣的音樂。她把彭麗媛和李谷一當作偶像，喜歡劉歡和李娜的嗓音。但她自己是什麼？這種思考帶給她一種近乎本質的失落。
這種迷茫普遍籠罩著即將畢業的學生們。學院教師學習的是西洋唱法，演化成適用於中國民族歌曲的「民族唱法」：真假混聲為主。「就只以這一種演唱方法為標準，無論學生是大嗓是小嗓、是漢族是藏族，全都向一種方法靠攏。」龔琳娜後來反思：然後就這樣，一代代老師教給學生，如此循環、重複，近親繁殖，最終形成「千人一聲」——要麼最終找到自己，要麼湮沒在其中。
市場的路更狹窄。「其實就是沒有市場。」龔琳娜說，臉上又出現類似宣戰的認真表情。「真的沒有，一點兒環境都沒有，我是說如果你要做嚴肅的音樂，選秀節目那種和音樂是沒有關係的，一些根本不懂音樂的人紅了。」她舉例，「如果是在歐洲，四個人五個人哪怕兩個人都可以組成一個小樂隊，找一個經紀人，錄音錄像，然後聯繫演出，是不是能活著啊？可能活得清貧一點，但是我至少是快樂的，我是自由的……但是在中國市場，你不能這麼做，沒有這個『器皿』接受年輕的音樂家。」——現實同樣嚴酷，後來，當龔琳娜在德國積累了一段時間，帶著第一個樂隊回國想出唱片的時候，找到的第一個經紀人聽完她們的歌，直接建議「你們去酒吧演」。
「不是說酒吧不好，但是我們不是酒吧音樂。」龔琳娜掉轉頭，知道自己必須帶著更大的名氣才能回來。
那個機會叫《忐忑》，距龔琳娜出國已經八年。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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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是奢侈的。杜斌的另一個學生何怡向我傾訴了幾乎一模一樣的困惑。藉助於美國舅舅，何怡畢業後就出國了。「但我要是不出國的話，就只能進團，然後比賽，然後上晚會，真的，就是這一條路。」何怡說，她覺得這樣的未來「可悲又可怕」。在美國積攢了一點名氣之後，何怡回國發展，也回母校講過課，她有些感嘆地發現快畢業的學生圍著她傾訴的還是這樣的困惑：進團嗎，進單位嗎，還是進學校？
龔琳娜的轉機來自禿頂的德國音樂製作人羅伯特·佐裡奇。在中國，人們叫他老鑼，他身兼龔琳娜伴侶和導師的雙重角色。老鑼對音樂有著同樣執著的愛，併兼有執行力極強的做事風格。像從淤泥裡拔出一個蘿蔔，他帶著龔琳娜徹底離開了她所厭惡的一切：千篇一律、假唱、一望可知的未來。
這段有些離奇的緣分始於三裡屯的一次偶遇——來中國「尋找新的音樂」的老鑼在那裡彈奏巴伐利亞琴，龔琳娜好奇他的樂器，走上前詢問。相愛飛快地發生了，相似的理想或許是催化劑。龔琳娜回憶起和老鑼相識的片段，全部和音樂有關。他請她來家中即興表演，就兩個人，兩個幾乎陌生的人，你彈我唱。她的拘束慢慢融化掉，她被新奇和感動籠罩，最後還把陝北民歌《三十里舖》編出了新的詞兒：「我們倆在一起，不分離，手拉手，相親相愛，在一起。」
龔琳娜對老鑼而言意義非凡。孤身一人來中國，他懷抱宏偉的野心。「我作為音樂專家，我看到音樂發展空間非常大，因為之前的幾百年沒有很大的發展，中國文學特別強，但和音樂環境融入不深，於是我是要進入這樣一個角色，做出代表中國文化的一種聲音。」老鑼告訴我。那次即興彈唱之後，他就興奮地把磁帶寄給朋友高文厚，聲波裡蕩出龔琳娜柔和而平衡的聲線。「能遇到這樣一個心有靈犀的歌者，純屬幸運。」高文厚這樣評價，老鑼欣然承認。「而現在的一切更證明我當初的判斷是對的。」
「五行樂隊」是第一次有關自由的嘗試。由龔琳娜和老鑼的幾個朋友一起組建，那時他們剛剛相識。樂隊風格中西混搭，在德國的舞臺收穫了稀稀落落的掌聲。「從林肯中心，回頭看，到五行樂隊……它是一整個歷程，對一些東西初步的了解，民族的、世界的，以及共同語言，我要做什麼樣的音樂……」龔琳娜沉思著說。而穿著中式馬褂、喝著普洱、嫻熟地操縱著「正能量」、「糾結」、「廢話」等中文詞彙的老鑼，笑眯眯地稱讚那個時候的龔琳娜「特別勇敢」、「她有排斥，但是她努力地學習。」實際上，作為音樂人的龔琳娜和老鑼更像是某種聯合體，老鑼是大腦，如臂使指，龔琳娜是優秀的表現者，她在音樂上聽老鑼的。而老鑼是一個十分強勢的製作人，「是的，我在音樂上不妥協，而且，如果龔琳娜對我寫的歌覺得到處不舒服，那我反而覺得我寫得很好。」老鑼笑著，有點狡黠。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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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忐忑》走紅開始，龔琳娜和老鑼連續推出的幾首「神曲」迅速爬上榜單——無論「神曲」的定義是否如鯁在喉，它是龔琳娜和老鑼的鑰匙。他們的音樂以中國文化為使命，回歸就是必然的路，即使是迂迴的路。「根本沒有想到它會火……當時意識到回國的機會到了。」龔琳娜說。對《忐忑》，何怡的評價很謹慎：「第一藝術性一定是有的，第二技巧確實很難……我個人不討厭，但這並不是她真正的路。」但至於其他「神曲」，譬如在網上引發巨大爭議的《法海你不懂愛》，何怡坦言自己「不是那麼喜歡」、「龔琳娜對市場的考慮可能是有一部分。」為這事，何怡給龔琳娜打過電話，龔的回答是「如果說藝術性比較深的東西大眾很難馬上接受，何不做一些輕鬆的東西，慢慢地被給予。」
龔琳娜演唱《法海你不懂愛》
從唐詩宋詞，到神話故事，再到詩經楚辭，老鑼這個熱切的西方人埋在中國文學裡汲汲以求他的音樂靈感，而龔琳娜對中國文化的感情——喜愛和捍衛，卻幾乎完全是被老鑼塑造和影響。「做音樂的事，不是我，是老鑼。」她強調，但是他們同樣堅定。他構建王國，而她披掛上陣。
在知乎上，對龔琳娜為數不多的幾條評價孤零零地懸掛在那兒。除去對她純熟的音樂技巧的讚美和對「神曲」的調侃，真實的龔琳娜面目模糊。置於專業的評價體系中，龔琳娜是中國最好的歌手之一，但她的角色尷尬地立在時下中國音樂市場審美裂縫的邊緣。她一直相信曲高必然和寡——「這是必須的，你足夠高你才能引領，引領的是所有那些後面的，歌手的整體水平提高，那麼音樂界才能提高，中國音樂的水平才能提高。」但現實是，唱陽春白雪時的龔琳娜知者寥寥，可當她試著去觸摸地氣，就猝不及防地掉進另一個體系之內。這是一個引領者——或者說一個自命為引領者的人，漫長而疲憊的宿命。
它遙遙映照著龔琳娜在剛剛畢業、稚氣未脫之時對市場一句直覺的觀感：一些根本不懂音樂的人火了，空殼被包裝成大明星，真正的音樂家踽踽獨行。現在，42歲的龔琳娜依舊激烈地批評時下一個極其火爆的男孩樂隊，「就算是他們年輕……那也得會唱歌吧」、「就算不會唱，那也得會跳吧……跳得也不好。」在這個被她定義為「浮躁」的市場上，龔琳娜困惑的東西太多了。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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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音樂裡沒有自己。」龔琳娜把這看作一種很高的評價。在屬於她的音樂世界裡，龔琳娜更像是一個精湛的演員，矯健地穿梭在她所演繹的各個角色之間。正如她在唱屈原時就變成了屈原，她在唱《水調歌頭》的時候也變成了蘇軾——徹底顛覆了以往歌手演繹的陰柔唱法，仿照關西大漢，擊節而歌；唱《金箍棒》時，她又變成了孫悟空：「我知道我和孫悟空的內核是相通的。」
龔琳娜演唱《金箍棒》
學生時代的龔琳娜很喜歡鄧麗君的歌。但她不覺得自己願意成為她：「鄧麗君一生都在唱愛情，她自己的愛就沒有得到滿足。所以她唱《甜蜜蜜》、《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時候，她的期待感，就會揪人心魂，因為她唱的是她自己，而我，我不會去唱我自己，我是超越的。」龔琳娜說。她自認為這種超越或許是來自「圓滿」的饋贈：家庭的圓滿、愛情的圓滿。她說自己從來沒有孤獨感，生命能量特別強，因此不喜歡小情小調的愛戀，而是熱衷於更大的格局，不受自我情感的牽累。
但或許問題就在於龔琳娜的音樂王國純粹由技巧搭建。一個光鮮無瑕的房子，飄不進一絲淚雨。「比方說情歌，人們總是聯想起感傷的歌詞、軟塌塌的旋律，讓人越唱越頹廢。可是就算唱的是失戀，也可以有鼓勵的、陽光的、充滿希望和力量的。」龔琳娜說。她的自傳也流露出這樣的氣質。
「你有沒有純粹為了自己而唱的歌？」
「《自由鳥》。」龔琳娜說。就是這麼一首歌了。
「夢中的我變成了自由的鳥，聽風輕輕、輕輕、松松、鬆鬆地，搖著我的發梢，遠遠地飄；我迎著風來的地方揮舞著翅膀，心兒叮叮、叮叮、咚咚、咚咚地，跳過了山頂，跑進森林去逍遙。」
那是龔琳娜第一次去德國的時候，她和老鑼住在一幢可愛的森林小木屋裡，陽光溫暖地照在窗外菜園的斜坡上。老鑼就在這裡用電腦Midi為龔琳娜寫了第一段旋律，那時他們的愛情剛剛擦亮，龔琳娜還沒有回國辭職。她絞盡腦汁地為那段跳來跳去的旋律填詞，想起一路走過來的種種無力，她覺得就寫一隻夢想中的鳥吧，夢想著「跑進森林去逍遙」。但在現實中，它被困在籠子裡，渾身無力，抬頭望著天，傷心地哭泣。
「寫著寫著……好像把自己的故事和渴望都融在歌詞裡了，過去的每一段經歷，無論苦樂悲喜，都變得那麼有意義。」後來，龔琳娜在回憶文章中描述。
她現在是一隻自由的鳥了，這隻鳥只想用力飛翔。
「別人到底怎麼看我，我並不關心，也不擔心，我相信只要不斷推出新作品，人們會明白真實的我是什麼樣子。」龔琳娜這樣提醒自己。她說這次去大理是為了休息，在長久的排練和一場極其成功的演唱會之後，她需要休息了——但其實沒有幾天。接下來的宏大設想已經由助理做好計劃書：復活曾侯乙編鐘，並舉辦「編鐘音樂會」。——這被龔琳娜視為「振興中國音樂」巨大使命中的重要一環。她興致勃勃地說起這些，像將軍在談論接下來的一場戰役，一夫當關，決不後退，馬革裹屍。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第527期
文 / 本刊記者 韓墨林
編輯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