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原文引用
說明：照片、視頻和灰色字體原創
《重慶森林》的片名取自香港的重慶大廈，影片也以重慶大廈及其附近蘭桂坊快餐店為主要場景。重慶大廈位於香港彌敦道36-44號，是佇立於九龍尖沙嘴的一座16層的大廈。重慶大廈雖然名為住宅大樓，但其實卻是一座混居型大廈。王家衛表示自己是在重慶大廈那個區長大的，所以一直對那個地方很有興趣。
第一次關注到香港重慶大廈，香港還沒有回歸，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剛進入青春期的小崽兒，VCD在國內還沒有普及，不知道父親從哪裡搞來了這一盤《重慶森林》，趁著他不在，我像做賊一樣，打開了這一扇通過世界的神奇大門，王家衛的重慶大廈把我深深吸引……我就想總有一天，我也一定要去裡面看看，只是這一看，等了整整20多年。
一座位於香港但不屬於香港和重慶的大廈
重慶大廈位於寸土寸金的香港尖沙咀彌敦道南端，落成於一九六一年，由五棟十七層的聯體大樓組成。雖然許多中國大陸民眾對重慶大廈可能不甚了了，但它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已名聲遠播。
我曾經對一位挪威奧斯陸大學的教授提及關於香港重慶大廈的研究，她十分興奮地說起自己八十年代在中國大陸留學時，每逢往返挪威與中國途經香港時，都住在重慶大廈。「因為那裡特別便宜，而且方便。」她說，「那時在中國的外國留學生都知道香港的重慶大廈，很多人都在那兒住過。」迄今歐美出版的旅遊指南，不少還將重慶大廈列入香港廉價食宿的首選之列。
如今，這座已有半個世紀樓齡的大廈正在「老」去，其破舊雜亂的外觀與彌敦道周邊豪華的街景形成鮮明對照。
重慶大廈人員的族群構成林林總總。大廈內公寓房或鋪位分屬九百二十餘大小業主，他們多為香港人；但大大小小的經營者和上上下下的打工者，則主要來自南亞的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以及奈及利亞、肯亞、坦尚尼亞、烏幹達等非洲國家；而大廈登記資料則顯示：曾在此投宿的客人已累計來自多達一百二十九個國家。
鍾導在樓下正好遇到了一對家鄉朋友，我問他們，你們怎麼不上去看看，他們回復我：害怕。
對那裡一家緊挨一家令人眼花繚亂的各色店鋪，對過道上摩肩接踵的不同膚色人群，印象極其深刻。有一次，我們去樓內一家據說最地道的印度餐館就餐，我們先是擠入一部老舊電梯，出電梯後又七拐八彎，搞不清走過多少風味各異的食肆，只覺得走一段是一種味道，有時令人垂涎，有時令人作嘔，既走過頂板不斷滴水的過道，也爬過似乎一用力就會垮塌的樓梯，好不容易才走入那家印度餐館，雖然印度咖喱香撲鼻而來，但記得坐定之後我的第一想法是：萬一失火可往哪裡逃生？！
雖然重慶大廈已經整改裝修，但只要抬頭一看，裸露的電線像是在宣誓著它們才是這裡的主角。
由於環境無序，人員混雜，這座大廈被貼上了「神秘」的標籤。香港媒體的各類報導，更是不斷強化這座大廈的恐怖色彩：從毒品走私、欺詐偷盜，殺手四伏，情色橫流，到黑社會火拼，似乎每時每刻都在重慶大廈的某個角落發生。一九九四年，香港著名電影導演王家衛正是看中了重慶大廈的混亂、複雜、神秘與多元，將此作為其以販毒、兇殺、愛情相互糾結為主題之影片的拍攝地，而該影片的名字就叫《重慶森林》。因此，許多香港本地人根本不屑或壓根兒不敢踏入這座「黑暗的大廈」。
為了驗證是否真有如此情況，鍾導進入大廈，也短暫的體驗到了重慶大廈特殊的味道，也看到了繁華背後的真實。
然而，對於生活在重慶大廈裡面的眾多南亞、非洲人而言，這裡卻是另一番天地：不管你是何方人士，只要願意，都可打工掙錢。真到了飢餓無助的地步，還可以在大廈內找到宗教慈善組織，享受他們提供的免費飯食。
總之，外來者盡可依賴大廈內自給自足的生態系統滿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都無須走出重慶大廈一步。而且，他們大多也懶得答理大廈之外香港發生的大情小事。作者在書中提及這樣一個細節：國慶之夜香港維多利亞港大放煙花，成千上萬香港人蜂擁前去觀看。當煙花禮炮聲隆隆響起時，重慶大廈內那些在本國經歷過戰亂的非洲人卻以為是發生了爆炸或爆發了戰爭，立即不顧一切爭相外逃……
正因為如此，作者在書中深刻指出：重慶大廈只是「位於」香港，但並不「屬於」香港（in Hong Kong； but not of Hong Kong），這是由外來他者在香港黃金地段築就的一個另類孤島，是繁華香港中一個底層世界的隔都。
一個非正規經濟支撐的低端市場
為什麼有那麼多南亞、非洲人聚集到重慶大廈？為什麼作為世界商業大都市的香港會長期容忍這樣一個另類隔都？或曰，重慶大廈這樣一個「低端賣場+廉價旅店+風味食肆」的「怪物」何以能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中心地段長期生存？
其一，重慶大廈因諸多不合香港主流的非正規生態而名聲不佳，大大貶低了它的經濟和社會價值，降低了它的基礎營運成本，從而成就了一個大型的低端市場。重慶大廈落成之初是一座住宅樓，設計為七百七十個單位出售。
由於其地理位置居於香港中心地帶，隨著香港旅遊業興起，有業主漸漸將住房改為類似西方青年旅館的簡易客棧，以低廉的價格吸引來自歐美的年輕背包客。有意思的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是西方嬉皮士運動的年代，到亞洲來旅行的歐美年輕人住進重慶大廈的廉價旅店，體驗簡單而隨意的生活，感受並讚美貧窮；在震耳欲聾的搖滾樂中徹夜不眠，也不反對嘗一嘗大麻的味道。由此，鬧哄哄的重慶大廈過客就與孜孜追求富裕的香港人拉開了距離，大廈名聲迅速「敗壞」。
依然可以看到很多亞洲女性的面孔來到重慶大廈等候電梯上樓，後來交流得知，它們就是被重慶大廈的神秘所吸引，看來好奇害死貓這句話並不是空虛來風。
許多「受不了」的業主紛紛搬出大廈，將住房轉租或轉售給經營者。由此，原先的住宅樓迅速向商業樓轉型。然而，由於住宅樓設計無法滿足商業樓需求，經營者們於是各顯神通，套房改成一個個帶有小衛生間的「客房」，亂七八糟的電線、管道縱橫交錯，橫穿樓道，住房改為食肆後因為沒有煙囪而使樓道內終日瀰漫著各種氣味。
雖然大廈內的小旅店大多冠以奢華的招牌，從「美利堅酒店」、「夏威夷酒店」、「巴黎酒店」到什麼「迪斯尼豪華賓館」，但非正規的混亂無序使其基礎成本極其低廉，時至今日，一個帶有空調、公用淋浴間的床位仍然只要五十港元一夜，而標準套房也不過一二百港元，幾乎是僅有咫尺之遙的香港半島酒店房費的三十分之一。
在一位印度人熱情的帶領下，鍾導來到8樓（如圖），經他介紹春節當晚的房價在：500+/間 港幣，每天的費用都會有所不同，由於房間的視線和位置不太好，我婉拒了。後來下一樓，接待我的是一個斯裡蘭卡人，非常友好，房間的視線也不錯，因為我只是做調研，所以找了個理由也婉拒了他，再次感到非常抱歉。
碰到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詢問得知是老闆的女兒（斯裡蘭卡籍），長得非常漂亮也很有禮貌。
其二，重慶大廈非正規的物流渠道，大大降低了貿易成本。以近年來重慶大廈流通量最大的手機交易為例。根據作者的調查統計，近年來每年至少有一千萬部手機從重慶大廈賣出，絕大部分銷往非洲（如肯亞約70%的手機都源自重慶大廈）。那些非洲買家揣著現金從非洲飛抵香港，在重慶大廈的大小攤位上挑選著從最新款的十四天機（即曾經被人在十四天試用期內退回的手機），到能夠以假亂真的二手機、仿製機、改裝機，在你爭我鬥的相互砍殺中，手機價格可以便宜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雖然大型遠洋貨櫃貨輪是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象徵，但在重慶大廈的手機貿易中則失去意義。
因為，賈伯斯們的殫精竭慮已經使如今手機越做越小越薄越輕，非洲買家們盡可在航空公司規定的二三十公斤免費託運行李中塞進三四百部手機，再將一兩百部塞進手提行李包，如此，四五百部手機的運費就全免了。而在進入非洲本國海關時，據說只要給相關人士送上幾部最新款手機，全部行李就可順利免稅入關。
其三，重慶大廈大多數打工者從身份到僱用都是非正規的，因而大大降低了勞動力成本。香港是一個以開放性著稱的城市，全世界約一百七十個國家和地區的公民都可以「遊客」身份免籤證進入香港。雖然按規定外國遊客不得在香港從事有薪工作，且多數國家免籤遊客在香港只能逗留七至十四天，但是，如此規定在重慶大廈內基本無人答理。
有人認為：重慶大廈內只有大約40%是商販或合法務工者，另有20%邊打工邊尋找理由申請難民庇護，餘下40%則完全屬非法滯留。雖然香港擁有相當優厚的福利制度，但這些人無緣享受，並且因為非正規身份只能忍氣吞聲接受超低工資。重慶大廈內執法的底線，是不能有明目張胆的盜竊和暴力，其他則聽之任之。這些外來者在重慶大廈的地位可能很卑微，工作可能很乏味，但是，如果有朝一日能夠懷揣大把美元、港幣返回家鄉，他們就是親人眼中的「英雄」，這就是他們的夢想，是支撐著他們日復一日默默辛勞的動力。
重慶大廈是香港人眼中的貧民窟，卻是第三世界移民的「希望之塔」，是他們期待脫貧致富的幸運之地。
其實有時候想想，我們也何嘗不是另一種在重慶的打工者，也多麼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夠出人頭地。
香港容忍這塊「飛地」，是因為這裡的商貿雖然逃稅，但每天仍有一定量的稅收源源流向香港政府；這裡每天都有剝削、欺詐發生，但受害人基本都是「他者」。重慶大廈的香港業主們可以從出租自有住房中直接受益，香港廣大民眾也能從圍繞重慶大廈而獲得的旅遊、商貿稅收間接受益。新自由主義強調市場作為最終的價值仲裁者，非正規經濟在跨國領域大行其道，這就是重慶大廈得以合理存在的理論解讀。
一個低端的多元文化大超市
2007年美國《時代》雜誌曾經將重慶大廈評為「亞洲最能反映全球化的地方」。在重慶大廈的大小攤位上，展示著從食品到音樂到宗教等各種各樣不同的文化元素。店主們各自操著印地、烏爾都、尼泊爾、旁遮普或泰米爾語和同鄉交流，放在攤位一隅的小電視機依店主之國籍終日播放著印度、巴基斯坦或尼泊爾的節目。
無論是大廈的管理人員還是負責該區域的警察，沒有一人能聽懂大廈內使用的各種語言，但是，沒關係，不同口音的洋涇浜英語就是這裡的「方言」或曰「普通話」。
一位記者曾形象地描述：「等電梯的長隊在重慶大廈螢光燈照明的甬道裡蜿蜒。這裡有印度小販和他們的菲律賓女朋友、筋疲力盡的背包客、神態平靜的中年美國夫婦、別來惹我的俄羅斯人和穿著繁複印花裙的非洲裔婦女。」
就餐時分，香港人店主會揭開電飯鍋盛出香噴噴的米飯，非洲人可能煮一根從家鄉帶來的深綠色香蕉當中餐（這在香港是買不到的），而印度人攤位上則一定咖喱飄香。
在這裡，巴基斯坦人可能受僱於印度老闆，分別來自相互敵對的盧安達和剛果（金）的買家可能為同一商品而聯手去向南亞商家砍價，而分別來自勢不兩立之衣索比亞和厄利垂亞的難民則可能相互商量著怎樣才能得到難民庇護。他們說：印度和巴基斯坦是敵人，但我們現在不在印度也不在巴基斯坦，我們是朋友。他們認為：戰爭是政治家的事，我們在香港做生意，我們同命運。
這裡有穆斯林，有印度教徒，有錫克教徒，即便同是基督徒，也可能因分別隸屬於長老會、靈恩派或福音派而各有不同，還有一些人則只是虔誠地祭祀家鄉的某一地方性神靈。然而，正如作者在書中所生動描繪的，他們共同信奉並晝夜實踐著的，實際上都是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辛勤工作，儉樸生活，改變命運。
正因為如此，在重慶大廈，文化差異只是生活方式，而不是衝突的基因。雖然人們的種族不同，信仰不同，但是，在改變命運、提升生活品質的共同追求中，文化上的相互寬容成為重慶大廈的基調，重慶大廈也因而成為一個多元文化的大超市，作者甚至認為：重慶大廈稱得上是一個多元文化和平共處的典範之地。
一座連接中國與世界的低端通道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重慶大廈最重要的功能，還在於它是連接中國與世界的通道。正如書中所言：重慶大廈如同一座巨大的中央火車站，將中國產品分流到世界各地，尤其是流向貧困落後的非洲大陸，從而使處於世界體系最邊緣的非洲地區得以進入全球化版圖，並從中獲益。
全球化時代高端市場的交易可能是滑鼠一點，巨額資金就在瞬間實現跨國跨洲流動。但是，低端全球化卻只能在面對面的交易中進行，買家們必須帶著現金飛越大半個地球去與賣方直接交易。作者據此認為，正是中國的廉價工業產品將遙遠非洲的買家吸引到了重慶大廈，使他們能夠在香港這樣一個可與第一世界媲美的大環境裡，以第三世界的價格廉價消費，海量採購。
伴隨著作者的研究進程，作者發現，隨著中國大陸日趨開放，環境向好，一些非洲商人漸漸直接跨過羅湖橋，到珠三角廠家以更為低廉的出廠價批發所需貨物。於是，原先為了挑貨、等貨、買貨，非洲商販們在重慶大廈一住就是幾周甚至幾月，但現在他們大多只住幾天，只把重慶大廈當成頻繁來往於香港與珠三角的中轉地。越來越多非洲商販成為廣州天秀大廈、三元裡、登峰路的常客。作者於是聽到了依舊固守重慶大廈的非洲小商販的抱怨：「對做生意的人來說，中國內地是大洋，香港只是個小水塘」；「大魚直接去了中國內地，我們這些小魚留在香港。」因此，可以說重慶大廈因中國大陸的發展而興，也可能因中國大陸的發展而亡。
拍攝於8FA-2賓館
因為，隨著大量中國企業開通了與非洲貿易的直接通道，隨著越來越多中國人直接走入非洲做生意，香港的中介地位正在下降，重慶大廈的地位也在改變。而且，隨著重慶大廈自身日益破舊，而所處地段價值又不斷飆升，重慶大廈的重建規劃終有一日會被付諸實施。重慶大廈可能被拆毀，可能被改造，但是，作者認為：就廣義而言，以重慶大廈為表徵的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地域性節點，不僅將長存，還將拓展。
拍攝的時候正好撿到這張貼紙
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十分認同作者為全書所做的結論：重慶大廈所展現的低端全球化不是世界的過去，而是世界的未來。類似重慶大廈這樣在世界級繁華中心區自然形成的以低端、廉價、多元為特徵的隔都，已經出現在從巴黎到紐約到奈洛比的許多地方，並且還將伴隨著全球化的滾滾浪潮而遍布全世界。
一座位於香港，但不屬於香港的大廈，如今這座已有半個多世紀的大廈正在老去，值得欣慰的是，它已換上了新裝。
參考內容來源於：《香港重慶大廈：世界中心的邊緣地帶》，（Gordon Mathews， 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Chungking Mansions，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略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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