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美國總統大選的前後，我常常聽陳文茜的節目。她做政治觀察多年，對世界局勢很有想法。她和李敖是多年好友，忘年交，彼此非常熟悉，所以常在節目裡捎帶李敖。
我因此知道了李敖患病的消息，想他年屆八十，又罹患腦瘤，恐時日無多。手機裡還存著他的電話，曾經猶豫說是不是打過去問候一下，又怕他不記得我，病中打擾他也實在不妥，算了吧。想著什麼時候他好一些我再去拜訪他，這一來，就看到他病逝的消息。
十幾年前，我到臺北工作，住在東豐街的東口。出門便是敦化南路，左轉就到了仁愛路。在這兩條街的交叉口，是著名的仁愛圓環。仁愛路敦化南路都是高級住宅區，敦南靠近東豐街口有一座樓叫金蘭大廈。李敖不在陽明山寫作的時候，就住在這個大樓裡，和我算是鄰居吧。
我第一次在街上遇到他非常意外，那是上班上學的早晨，我去敦化南路坐公車，看他迎面走過來，穿一件紅夾克，白襯衣，提著一個塑膠袋的豆漿和早餐，腳步很快。我心想，這不是李敖嗎？
有的人臉盲症，我這方面的記性就極好。再臉盲的人看到李敖整天在電視上眉飛色舞也會認識的。李敖也自己出門買早餐嗎？當時我很納悶這件事。
後來在旁邊的早餐店買蛋餅的時候，和他排前後，也在買蛋餅，我主動和他搭話，「李大師，你也自己買早餐嗎？」
那時候還有另一個李大師，類似王林大師的那種。可臺灣只有這個叫李大師。
李敖的反應特別出乎意料，他做為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並沒有長者的矜持，直接咧嘴笑了，「你知道嗎？我還親自吃早餐呢。」
每天他在路上遇到那麼多人，如果都像我這樣好奇那得多忙啊。那一陣我經常見他，點頭笑笑就過去了。
在東豐街上我還有幾個朋友，陳家姐妹三個，開了牙醫診所。她們三個年紀都不小，全是單身。我和二姐關係最好，她有一輛摩託車，帶著我到處跑。我下班以後也常買了便當去她們那裡一起吃飯。
有一天李敖也在。
他和姐妹三個都很熟，像我一樣，街坊常經過就進去串個門，也許因為看牙認識的吧。我路過如果看到李敖在，也會進去和他聊聊天。這樣就慢慢認識了李敖。
他的書我連提名諾貝爾文學獎的《北京法源寺》都沒看完。他說自己著作等身，比你我的身高還高，我是相信的。他攢一攢就是一本，我覺得他就是為了錢，中心思想也無非就是罵人。一罵老蔣，二罵小蔣，罵李登輝，罵民進黨，罵美國。都是壞人，這些年唯一誇的就是共產黨。
但和他聊天也不太聊那些事。他主要是說他的家事。他兒子那時候還小，他比兒子大五十八歲，還有個更小的女兒。和世界上所有曬娃的父母一樣，他說兒子有想法，讀書好，有的時候還抱怨「今天這小子給了我一拳，打得我好痛。」 可表情明明是在褒獎。女兒也是多伶俐可愛，雖然總是被女兒揍，那也打是疼罵是愛。太太多漂亮，腿長。他總說，我們家下一個比我年輕三十歲，都是我的子孫輩，自己挨打挨罵也心甘情願。
除了聊家事，他也喜歡給女孩子們獻殷勤。三姐妹他自然是不會放過的，就連偶爾上門的藍心湄，他也大肆讚美。其實每個人躺在牙醫的椅子上都好看不到哪裡去。。。
藍心湄在旁邊開了個餐廳，叫KiKi，招牌上有一隻貓，做的菜口味比較重。李敖常去吃的。那個餐廳常有很多演藝界的人去吃，陶子也是常客。我聽見藍心湄管任賢齊叫小齊。
那一帶常有他出沒，他有一輛紅色的BMW Z4，常在街上開著車篷，飛速行駛。
我那時候著迷攝影，走到哪裡都拿著contaxxx G2加一隻35mm定焦。李敖看到我的相機就問是不是很高級，我告訴他這是一位高深的攝影老師教我的配置，非常低調，不懂的不知道多高級。他聽不懂，但從此以後就叫我「攝影家」了。
我那時候用ILFORD的黑白膠片拍，給李敖也拍過很多，現在能找到的就是這張C41底片衝的合影，因為被數位化了。。。
他那時候總是穿著一件紅夾克，約好我給他拍照的時候，特意又打好領帶。我說自己其實不怎麼會拍照，只是熱情高，喜歡而已。他說沒關係，我說你是攝影家，你就是攝影家，我願意當你的模特。
後來照片印出來，我裝在一個大信封裡給他，他還問我要不要給他籤名。
那時候我還很年輕，讀了一些他寫的文章，非常佩服他。在臺灣的白色恐怖之下，他敢於罵蔣介石，哪怕坐牢也絲毫不畏懼。當然，蔣介石沒有處死他我也覺得難以想像，還讓他在監獄裡繼續讀書，寫書。。嗯，國民黨反動派就是這樣昏庸無能，才丟了大陸退到臺灣的吧。
認識了他以後，我才開始看他的書。
我去誠品買了幾本他的書，請他給我籤名。因為要送給朋友，所以他一一寫了朋友的名字在書上，某某先生雅正。他告訴我剛出了一本小說，叫做《上山下山愛》，我沒有買。他就送了我一本。聽說很黃，我一直沒有看。
那次去了他在金蘭大廈的家，還認識了他的助理。李敖有這樣一個小小的團隊，幫助他搜集資料，專門打官司，罵人，罵李登輝用。那位助理戴著厚厚的眼鏡，一看就是個書呆子，留了email地址和電話給我，說以後用這些方式聯絡。
我看到了李敖的客廳，他的書房，滿坑滿谷的書，也看到了傳說中的裸女畫，品味很是一般。。。還有幾張陳逸飛風格的作品，沒看到半裸的莫文蔚。
後來《南方周末》和我約稿，去採訪李敖。我和李敖聯繫，他說他有點事情要做，最近不接受採訪。過了幾天我看到新聞，說他決定參選總統了。
再後來，他和鳳凰衛視做的節目之諂媚，令我非常震驚，這一系列也改變了我對他的看法。
但去年回頭再聽《李敖有話說》，聽出了一些不一樣的意味，想著也許自己誤解了他。
做為一個人，兒子，父親，丈夫，前夫，學生，老師，持不同政見者，他有那麼多重的社會身份，如此難以統一。畢竟我看過他電視報紙和書籍之外的樣子，有些事情稍微容易理解一點，但我也不敢肯定。
對這個世界畢竟是難以全部了解的呀，對一個人也是。如今，李敖離去，對他的評論，一時間必定排山倒海而來。
我能夠想像那是怎樣的一番褒貶和剖析，上下五百年，左右兩岸三地，媒體一定要徹底掘地三尺。畢竟，李敖還屬於死後允許被評論的人。他既小氣又斤斤計較，他幫助慰安婦也幫助抗戰老兵。無論鬥士還是小丑，各自疏解一番，過幾天就散了。
而在我心裡，一直會記著的，還是那個在東豐街上提著豆漿的老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