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著名科幻小說家劉慈欣作品的漫畫版《劉慈欣科幻漫畫系列》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夢之海》、《鄉村教師》等膾炙人口的名篇，在全球二十多位獲得國際大獎的漫畫家的共同創作下，以圖像化的方式與讀者們見面。此前，劉慈欣的《流浪地球》被改編為電影上映，被譽為「中國科幻的希望」，《三體》的同人作品《我的三體》更是在b站上吸粉無數。
而在劉慈欣之外，越來越多優秀的中國科幻作家開始崛起，郝景芳的《流浪蒼穹》、陳楸帆的《荒潮》都在近年被譯介到海外，讓世界聽見了中國科幻的聲音。
《劉慈欣科幻漫畫系列（第1輯）》 劉慈欣 原著，中信出版社 2020年5月
美國衛斯理學院東亞系副教授宋明煒將這股興起於世紀之交的中國科幻熱命名為「中國科幻的新浪潮」。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宋明煒師從著名學者王德威教授，研究中國現代文學，著有《浮世的悲哀——張愛玲傳》、《少年中國：國族青春與成長小說》等。十多年之前，他就已經接觸了劉慈欣、韓松等作家的作品，他對科幻作品的興趣一下子被點燃，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後來從事中國科幻小說的英文翻譯工作。他笑著說：「當時我為了向海外的學界同仁們推薦《三體》，甚至自己買了很多本《三體》送給他們看」。在將科幻小說作為自己的又一個研究重點之後的十年裡，宋明煒積累了從書評到學術文章等一批研究成果。其中的精華部分，今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結集出版，名字就叫《中國科幻新浪潮：歷史·詩學·文本》，用宋明煒自己的話說，「這是一本對科幻小說黃金十年的見證」。
近日，《新京報書評周刊》與宋明煒圍繞這本新書中的內容，暢談了中國科幻的前世今生。看起來像在搭建「空中樓閣」的科幻對我們的現實生活有著怎樣的影響？我們為什麼需要閱讀科幻作品？
在宋明煒看來，科幻小說看似是距離現實最遠的文類，其實卻通過構造一個迥異於日常生活的「異託邦」，揭示了許多生活表象之下更為深層的「真實」。閱讀科幻小說幫助我們跳脫出自我的局限，讓我們對習以為常的社會現實做出更深刻的思考。這種對日常生活和自我的超越，在當今這個撕裂日益嚴重的世界顯得價值連城。科幻小說所具有的世界性和對「他者」的刻畫，都通向一種更為包容的世界的可能。
宋明煒，美國衛斯理學院東亞語言文化系副教授，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博士。2007 年起執教於衛斯理學院東亞語言文化系。其學術領域涉及中國現當代文學、比較文學等。主要英文專著有《年輕的中國：民族復興與教育小說》，曾在Perspectives chinoises（《中國視角》）、Science Fiction Studies（《科幻小說研究》）、《中國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等法文、英文、中文期刊上發表多篇學術論文。目前研究聚焦於中國當代科幻小說等領域。
採寫 | 新京報記者 劉亞光
斷裂與復興：
中國科幻的歷史與新的浪潮
新京報：科幻文學雖然擁有許多的粉絲，但在中國它作為一個學術研究的領域似乎並不那麼熱門，還在起步之中，科幻作家飛氘就曾經在一次研討會上將科幻比作中國文學中一支「寂寞的伏兵」。你是如何開始關注科幻研究的？
宋明煒：我開始關注這批我稱之為中國科幻新浪潮的作家是在十幾年以前，那個時候關注科幻的人很少，學者和批評家也幾乎都沒有什麼人關注科幻小說。2010年的時候，美國學者胡志德（Theodore Huters）邀請我來主持一個中國科幻小說的英譯工作，希望把一些中國科幻作家的優秀作品引介到海外。我找了大劉、韓松他們，他們非常爽快地給了我書稿。至今我仍然對他們給予我的這種信任十分感激。在此之前我已經接觸了後來為大家熟知的《三體》等一系列優秀的作品。而作為一名文學研究者，我也開始萌發了系統研究科幻文學的想法。
從2010年左右開始，我陸續寫了一些關於科幻的論文、隨筆和書評，最早寫的一篇是劉慈欣《三體》的第一篇評論，寫了大概有一萬八千字，就是《中國科幻新浪潮》這本書裡的《「彈星者」和「面壁者」》。同時我還寫了關於韓松《地鐵》的一篇書評，發表在《讀書》雜誌上，那也是《讀書》雜誌第一次刊登有關科幻的文章。主持中國科幻英譯、寫這兩文章，對我來說算是系統研究科幻的起點。
其實科幻是有自己特定的閱讀群體的，科幻迷群中本身有自己的評論家。令我非常欣慰的是，我作為他們所說的學院派評論家，我對這些科幻作品展開的評論也得到了這些科幻界人士的肯定。特別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劉慈欣老師和韓松老師他們兩人讀了《「彈星者」和「面壁者」》之後給我寫信，覺得我的評論引發了他們的共鳴，這也讓我非常感動，這些信件我也保存至今。然後到了2012年左右，我收到英文學術界Science Fiction Studies期刊的約稿，寫了第一篇關於科幻作品的英文論文。
所以在過去的十年中，我根據自己對於多部作品的思考，在不同類型、中英文的雜誌上有一些零零散散的發表。到了最近幾年，逐漸開始有越來越多的年輕學人加入到科幻研究的領域中，有一些新的很優秀的著作出版。這本書其實也算是我個人對科幻過去這十年作為親歷者的一個記錄，我認為過去的十年是中國科幻最為輝煌的歲月，我也是主要面向普通的讀者，介紹中國科幻這十年走過的精彩歷程。
《中國科幻新浪潮：歷史·詩學·文本》 宋明煒 著，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0年4月
新京報：你如何界定「中國科幻新浪潮」？
宋明煒：我稱為「中國科幻新浪潮」的這個群體，興起於上世紀90年代末，以陳楸帆、韓松、王晉康、劉慈欣等為代表，這個作家群體其實創造了一個中國科幻發展的黃金時期。這裡的「新浪潮」不完全是英美科幻新浪潮的概念。英美科幻新浪潮指的是一種實驗性很強的科幻小說類型，當然，在陳楸帆、飛氘、韓松、劉慈欣這些我界定的中國科幻新浪潮作家的寫作中，你確實也能夠感受到類似的前衛意識。但我更多是把整個科幻文學的興起看作當代中國文壇的一個新浪潮，它不僅是科幻小說中的新浪潮，而是科幻小說本身就是中國文學的一個新浪潮。科幻小說漸漸從一個相對於「主流文學」比較邊緣的位置開始進入學界、大眾的視野之中。
我們會發現，這批「新浪潮」作家的作品中，無論是劉慈欣這樣的「太空史詩」的風格，還是像陳楸帆這樣具有文學實驗色彩的寫法，或者是韓松這種卡夫卡式的充滿隱喻的寫法。它們共同的特點都是對我們所熟悉的中國文學的「主流」造成了一個衝擊。當然，如果要問中國文學的「主流」是什麼，可能也很難界定。
但是大體上有共識的是中國文學主流在長期以來是重視作品的「現實性」的，一個作品應該從各種角度切入現實、反映現實，而一個有價值的作品往往需要被追問其「現實意義」何在。但是這些新浪潮作家創作的科幻小說看似跟現實是沒有關係的，是發生在架空的世界中的。但它在兩個層面上和現實發生著深刻的關係。
首先是在邏輯上的，比如劉慈欣在《三體》中對很多未來科學技術的描繪其實是非常具有細節真實感的，他依然是從現實的一些科學原理出發來進行邏輯假想。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是威廉斯說的「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韓松的《地鐵》是從寫一個普通人坐地鐵的體驗開始的，這是每一個現實生活中的讀者都有的體驗，但是最終這個乘客搭上了一趟永不到站的地鐵，乘客都昏睡過去，不同的車廂裡乘客開始了不同的演化，就將這個日常體驗轉化為一個對我們決然陌生的體驗，但這個詭異的體驗，卻提示了我們現實生活中那些渾然不覺的深層體驗，其實對我們的現實感受產生了一個比較大的撞擊。我認為科幻小說創造的是一個異託邦，它未必是一個更好的世界，也不一定是一個更壞的世界，但是它其實通過某種危機的方式來把深藏在我們時代中、不為我們在日常經驗層面所感知的某種特徵、某些力量釋放出來了。
《地鐵》 韓松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3月
新京報：王德威教授曾經有過一個說法，他比較了21世紀前後——也就是你講新浪潮時期的科幻作家群體——和19世紀、20世紀之交、晚晴民初時期出現的一波科幻熱潮。我們知道在晚晴民初時候一度也湧現出了一批科幻小說，包括梁啓超、康有為這些知識分子其實都有嘗試過科幻小說的寫作。不過你在書裡面提到，中國科幻新浪潮並不是晚清時代這些科幻嫡傳的後代，在兩個熱潮間呈現出一種「斷裂」。這兩個世紀之交的「科幻熱潮」分別有怎樣的特徵？這種「斷裂」如何理解？
宋明煒：我覺得在某種程度上，晚清民初和當代具有非常大的相似性。這兩個時期都處在一個信息方式發生劇變的時代，晚晴時期是印刷業，那個時候所謂的「新媒體」可能就是報紙。我們今天也有層出不窮的新媒體，晚清和當代的文類也不斷出新。同時，晚清也是一個充滿了對國家未來的設想和「夢想」的時代，今天其實也是類似的。1910年的時候陸士諤寫的科幻小說《新中國》，結尾是世博會在上海浦東召開。到了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末，世博會真的在上海召開了，在我看來這是兩個時代之間非常有趣的一個呼應。
科幻作為一種現代文類是從國外引進中國的，二十世紀初的時候梁啓超創辦《新小說》雜誌，開始提倡各種新的小說類型，其中之一就是「科幻」，當時的名稱是叫「科學小說」。那個時候知識分子提倡科幻小說，希望能夠藉助這種小說的力量來啟迪國人，塑造新民。不過當時的科學小說處在一個傳統與現代交錯的時期，呈現出一種政治與技術雜糅、啟蒙與怪誕同體的狀態——比如我們能看到賈寶玉乘潛水艇、女媧石寫革命書這樣的情節。同時也有很濃重的烏託邦色彩，作家們會在科幻小說中寄託對於中國美好明天的嚮往。
晚清的科幻當時在經歷了大概10年的一個發展期之後，就開始退潮，到了五四之後寫實主義興起，科幻消隱。我的老師王德威的著作《被壓抑的現代性》中其實對這個問題有一個很好的解讀，就是在五四以前，「現代性」可能是多種多樣的，但是它經過了許多複雜的壓抑機制，最後只有一種模式呈現出來。五四之後的文學，越來越突出一種社會改良的作用，注重文學的現實意義和政治功用，中國科幻的傳承有所中斷。然後到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通過向蘇聯學習，中國興起了一種「科學幻想小說」的模式，當時是作為兒童文學的分支，承擔著一種科普和宣傳正確樂觀的科學觀和人生觀的任務，同時它也是高度類型化的。
在改革開放之後，也有過一個科幻的繁榮期，但是很快科幻就被指定為「精神汙染」，因此在新時期文學最為輝煌的八十年代後期，科幻小說又幾乎完全退出了文壇，這個時期中國科幻留下的最著名的形象可能就是葉永烈筆下的「小靈通」。
所以我們會發現，中國科幻有著多源頭：晚清的血統混雜的科學小說和當代歷經一系列坎坷的人文科幻。而科幻新浪潮其實也是科幻在再一次沉寂之後的一次復興。今天的新浪潮科幻作家，不一定是看那些早先世代的科幻長大的，劉慈欣、韓松們對話的對象應該是阿瑟·克拉克，是阿西莫夫，是菲利普·迪克，這是一個新的「創世紀」的過程。
《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 王德威 著，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年5月
「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
與中國科幻新浪潮遙相呼應的魯迅
新京報：你在書中提到，科幻小說看起來在談論一個架空於現實的故事，但是其實是「再現不可見的事物」，發現比真實更「真實」的真實。如何理解這句話？
宋明煒：韓松老師曾說過一句話叫做「中國的現實比科幻更科幻」，其實當下的中國現實中出現了很多新生的事物都是我們過去的經驗不能夠解釋的，比如人工智慧、虛擬實境，這些新興技術帶來了新的勞動經驗、生產關係、全球政治經濟模式，帶來了道德倫理、人際關係等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調整。用傳統的寫實主義寫法，可能很難表達這樣的變革，它可能會被日常生活既有的一些範式束縛住。
但在科幻小說的異託邦裡，它可以構築一個並不一定遵照日常生活合乎經驗、但有高度邏輯自洽的思想空間，在那裡面反倒能很好地幫助我們思考這些深層的問題，這也就是我書中寫的「發現比『真實』更真實的真實」。這個比較像魯迅的《狂人日記》，在一定程度上，它就是在揭示某種大家所習焉不察的深層的社會「真實」。
如果大家在今年疫情期間讀《三體》的時候，或者讀韓松老師2016年寫的《醫院》，這些作品寫出的那種危機感，無論來自外太空還是生化危機，作為一種前所未有的人類整體的危機意識，其實是一種面對時代變化人類普遍而深層的情感反應，是人類必須要面對的。它涉及我們人在社會群體中的關係、相互之間的關係、我們與自然的關係等。這些都是新一代的中國科幻作家們處理的重要命題。
宋明煒與劉慈欣。
新京報：你提到了《狂人日記》，我注意到你也專門撰寫過論文探討魯迅的《狂人日記》是否能算作一部科幻小說。在提到新浪潮作家群體時，你指出劉慈欣的《鄉村教師》、韓松的《地鐵》等都在不同層面上呼應和繼承了魯迅的精神。魯迅和科幻小說之間有怎樣的關係？
宋明煒：我那篇論文沒有結論，對《狂人日記》是否可以被看作一部科幻小說其實是沒有定論的。魯迅和科幻小說是有密切關係的，魯迅在成為我們現在知道的一位新文化運動的文學大師之前，其實是一個科幻青年、科學青年，他曾經翻譯過凡爾納的科學小說，也寫過很多文章來介紹當時的西方科學，其中不乏一些比如放射線這樣最新的科學知識。所以我認為，我們文學研究通常在討論魯迅的文學史意義的時候，往往忽視了他和科幻小說、和科學的聯繫。我們好像一提魯迅就講他是一個啟蒙主義的作家。
我目前正在撰寫一本有關科幻小說的理論性的英文專著，叫《看的恐懼》（The Fear of Seeing）， 在這個專著中我想做的一個工作就是討論這個問題。我的一個基本觀點是，科幻小說給我們看到我們在現實中不容易看到、但對我們的存在而言至關重要的方面。這就是看的恐懼，因為我們看到那異樣的真實，總是讓我們害怕的，讓我們不敢睜了眼睛去看的。但小說要讓我們看到。
在這一點上，我恰恰認為，魯迅的《狂人日記》就是一篇這樣的作品，它讓我們看到讓我們恐懼的真相，如果這是一個吃人的社會，小說文本作為一種異託邦的構造，恰恰要把這個真相作為一種危機展示給我們看。在這個意義上，科幻小說所做的，與魯迅在《狂人日記》中做的非常相似。
魯迅在晚清接觸的中外科幻作品中，我們其實也會發現很多後來在現代文學中我們非常熟悉的一些標誌性意象，這些意象背後的思想，其實在他從事科幻活動、學習科學的時候就是有跡可循的。愛好科幻和科學的青年魯迅，可能並不一定有意識地要把這些意象關聯到啟蒙主題上，但我認為早期魯迅在與科幻小說打交道的經歷中接觸的這些意象與後期他的寫作是有關聯的。當我們加入了魯迅與科幻小說的關聯這個層面的時候，我們對現代文學史的書寫樣貌可能就不一樣了。這個「不一樣」其實正是我目前在做的探索。
而我們也會發現，當代的這些「新浪潮」科幻作家，他們在尋找寫作的思想資源時不一定去學習過去的科幻作家，而是回到魯迅。我們確實也發現了魯迅的很多「意象」都成為了新浪潮作家們筆下科幻世界中的架構。比如「鐵屋子」，韓松寫過很多以交通工具為對象的科幻小說，比如飛機、地鐵，它們其實都是魯迅筆下的「鐵屋子」的新技術版本，乘客在永不到站的地鐵裡面一直昏睡著，除了主人公沒有人意識到世界的異樣和深藏在日常生活表象下的「真相」，恰似魯迅筆下鐵屋中不願醒來的人群。
《狂人日記：魯迅小說集》 魯迅 著，海南出版社 2017年1月
新京報：我注意到，你在書中寫到，《狂人日記》所反映的一個魯迅眼中的世界，其實跟他同時代的一些思想家看到的世界是比較類似的，即使他們可能沒有直接交流過。在魯迅寫作《狂人日記》的那個時代其實恰逢一個世紀之交的思想大變革的時期，量子力學的建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等，這些全新的理論和思潮其實都衝擊了人類舊的共識，比如說什麼是物質、什麼是心靈、什麼是能量，所以世界在這一批思想家眼裡才會是另一番模樣。如果說魯迅當時的創作受到了類似思潮的影響，那麼反觀我們現在的這批科幻新浪潮作家，你覺得他們的崛起背後，是否存在一些類似的社會背景？
宋明煒：這也是關於魯迅的話題我想說的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我覺得現有的對魯迅作品的研究思路上的創新，除了需要加入他和科幻小說的關係這個維度之外，另外一個維度就是應該把魯迅放到當時世界的科學和文藝思潮的大的脈絡中，而不是只在中國的語境中審視他的作品。當我們把魯迅和海森堡、愛因斯坦這些科學家，和斯特拉文斯基這種音樂家，還有和畢卡索、馬蒂斯、普魯斯特、卡夫卡等放置在一個坐標系中時，我們應該會有很多新的發現。量子力學改變了我們看世界的方式，現實的真實不再是物質呈現的真實，現代主義文學藝術表現的真實也不再是經驗的真實，這些在較深層面的變化，在《狂人日記》中與中國現代性的發生有平行關係。
說到魯迅對新物理學有沒有了解，我通過對魯迅交往圈子，以及歷史上北大課程的調查，發現是有些蛛絲馬跡的。比如當時同屬於浙派文人的圈子中，就有魯迅朋友的子女在普朗克門下獲得過博士學位，在五四之前回到北大任教。很可能，魯迅對當時正在興起、將要徹底推倒牛頓力學模式的量子力學，並不是完全無知。
但這絕對不是說這種量子論的觀點，會影響《狂人日記》。我覺得更重要的恐怕是魯迅的時代對於這個世界的「感覺結構」，前面也有提到這個概念。它不是一個知識結構，而是一個感知結構， Structure of feeling。魯迅的同代人共享著這樣的感覺結構。從這一點來說，當代的這些科幻新浪潮作家們又和我們現在的人們共享一種感覺結構，而它是迥異於魯迅那個時候的。
首先當下科學的發展非常迅疾，我們觀察到新浪潮作家們的小說中都會出現非常前沿的理論，比如說劉慈欣的科幻小說中涉及的超弦理論、混沌理論等。同時我們這代人的媒介環境也不同，所以相應的，作家們獲取科學知識的便捷程度大大提高了。魯迅那時候中國的作家就相對閉塞，他可能不一定能夠直接接觸到西方最前沿的科學。但無論魯迅的時代，還是今天，科學知識給人類生活帶來的顛覆相比於人文學可能還要來得大，在科幻小說中，科學的角色就會不一樣，科學上的變更對世界觀的重塑至關重要。
宋明煒與嚴鋒、韓松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科幻中的科學硬傷？
新京報：你提到科學在科幻中的角色，這其實也是一個常常引發熱烈討論的問題。之前劉慈欣老師的《流浪地球》改編成電影熱映之後，有很多的評論給這部電影挑刺，說電影裡有很多「科學硬傷」，比如「地球推進器的推力其實足以讓地殼崩裂」。有人認為科幻小說作為Science fiction,當然應該做到儘可能尊重科學事實。不過劉慈欣自己曾經也寫過一篇文章叫做《科幻硬傷概論》，那篇文章提出，在某些時候科幻當中的科學硬傷其實反而為科幻創造了更大的生命力。某些硬傷徹底突破了我們生存的世界中的科學規律，看起來不可理喻，這反倒讓我們看到世界的另一種可能。你怎麼看待科學在科幻小說中應該扮演的角色？
宋明煒：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科幻小說中的科學硬傷更多是一個對錯的問題，但我個人覺得這可能並不是一個評價和鑑賞科幻小說最好的方式。因為我剛剛也講到，它不是一個對現實的模仿，而是構築一個異託邦，是從邏輯和感覺結構上建造的一個現實的另類鏡像，它本身可能就是對現實中日常邏輯的一個超越，所以在這裡對錯的範疇顯得不那麼適用。比起它的科學知識有沒有錯誤，更重要的是它自己構築的世界有沒有自洽。
新京報：這個是不是有點類似於亞里斯多德所說的「藝術真實」？
宋明煒：某種程度上類似，只不過我所說的科幻的「藝術真實」，它又跟現實主義小說的「藝術真實」不同，這跟亞里斯多德建立在摹仿關係上談論的「藝術真實」不一樣，它不是一個根據現實來校準的東西。但我這裡不是要為科幻作家辯護。雖然我們不必一定用科學知識的對錯去苛求科幻作家，但我覺得科幻作家也應該「盡力」把科學知識寫得越對越好。
電影《流浪地球》
新京報：我們會發現當下的很多的小說和影視作品都會打上「科幻」的標籤，我看到之前陳楸帆老師接受採訪的時候，提過一個比較有意思的觀點，他說科幻的本質不是一種技巧，不是只要給一個故事加上一些科學奇幻的元素就是科幻，科幻的本質是一種思想實驗。我們怎麼樣去界定「科幻」？它和這些奇幻、玄幻的本質區別是什麼？
宋明煒：這個是從學術上可以做出解釋的。我們現在所說的這些奇幻玄幻等，它們在總體上叫做「傳奇」，是一個更古老的文類，誕生在一個前科學的時代，裡面主要會談到一些超自然的設定，比如巫術、魔法。從發生源起來看，科幻和它們就不同，它發端於18世紀末19世紀初，大概是在法國大革命的時候，出現了對於「未來」的想像，這就和「傳奇」很不一樣，「傳奇」大都是指向「過去」的。比如你看到指環王或者是冰與火之歌，背景都是中世紀的，中國的武俠片基本上也都是古裝片。
科幻對未來的指向和法國革命、工業革命都有關聯，當時一種相信人類社會是向未來不斷進步的觀點開始興盛——這裡我們也能想到此後在十九世紀中期興起的達爾文的思想。所以其實可以說科幻小說是一個啟蒙精神的產物，跟傳奇是很不同的。
另外我個人覺得科幻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科幻旨在建立一個跟我們現實世界的關係。它不是對現實的摹寫，但要在那個自洽的異託邦中塑造一種深層的現實感。
「世界性」與「民主性」：
科幻小說如何幫助我們包容他者？
新京報：我在閱讀這些中國科幻新浪潮作家小說時常常有一個感受，就是他們的作品當中存在一種對特定種族、國籍的「超越性」意識。他們書寫的人物、表達關懷的對象，其實往往不局限於一國、一地、一個民族，比如《流浪地球》、《三體》中都有「人類聯軍」出現。用我們現在國內一個比較流行的說法就是「命運共同體」，你怎麼看待這些科幻小說體現出的這種「世界性」的意識？
宋明煒：你這個問題剛好是我最近寫的一篇論文的話題。我們一直在講中國文學要「走出去」，其實科幻從文類來說，本身就是一種「世界文學」意識的產物。我們如果來看第一部科幻小說，瑪麗·雪萊寫的《弗蘭肯斯坦》。這本小說的作者是一個英國人，主人公是一個日內瓦人，然後主人公的足跡其實遍布歐洲各地。科幻小說的第一次亮相，就是一種具備世界意識的書寫。世界的格局有多大，想像的舞臺就有多大。
今天的作品中比較典型的比如英國作家寫的《雲圖》，《雲圖》這個小說也是一個全球想像的小說，劉慈欣早期的很多小說，裡面的人物都是外國人，他寫的就是外國的事兒。再比如陳楸帆的《荒潮》，小說的背景是在貴嶼。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一度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電子垃圾處理地，而《荒潮》中的貴嶼成為了「矽嶼」，成為了一個高新產業集聚的地區，
但同時，百萬民工也在默默地處理由發達國家進口的電子垃圾，承受著汙染的傷害。而這一切其實都是通過一個外國商人來講述的。其中也寫到一個撿垃圾的女孩小米受到一種人工智慧的病毒感染，成為了一個從卑微底層站起來的「賽博格」。書裡寫這種病毒從日本傳來，又經過美國傳到中國，然後小說的結尾又定格在阿留申群島。以上這些元素其實都是在一個非常全球化的格局中展開的。
所以科幻小說的傳統處理的往往是一個以「人類」為單元的主題，它要書寫的是人類作為一個命運共同體的經驗。為什麼我們說《三體》在國外有那麼多人喜歡讀，因為它具有的這種世界感太強了（當然，《三體》中也有非常顯而易見的「中國性」）。
《荒潮》 陳楸帆 著，上海文藝出版社 2019年8月
新京報：我覺得這裡涉及一個與我們正在面臨的現實非常相關的問題，就是對他者的想像和包容。近段時間美國正在爆發大規模的「Black lives matter」抗議活動，這個活動希望衝擊的不平等的種族、階層結構，其實帶來了許許多多對他者的不寬容。再比如中國網際網路上近年來越來越激烈的「性別戰爭」，「女權」和「反女權」越來越勢不兩立，當下的社會其實面臨著諸多的撕裂。我覺得從你剛剛的論述中，我看到了科幻小說幫助我們「理解他者」的某種可能性。你在書中也提到陳楸帆創作的《巴鱗》，還包括前幾年很火的科幻電影《阿凡達》、近些年HBO製作的科幻劇集《西部世界》，其實都探討了我們如何與「和自己不一樣」的人甚至是別的物種和諧共處的問題。你覺得科幻小說可以在怎樣的層面上，幫助我們解決當下社會「包容他者」的難題？
宋明煒：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這裡涉及一個很基本的問題就是，我們為什麼應該閱讀科幻小說？我覺得科幻小說相較於其他文類，更能夠顛覆而不是鞏固你已有的感覺結構。科幻小說一定是會讓你感到閱讀之後「世界變得不同」了的。就像劉慈欣曾經描述自己在閱讀阿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遊》之後的感受一樣，他說：「我讀完那本書之後出門仰望夜空，感覺周圍的一切都消失了。」如果不讓你感到不同，這本小說就不是一個好的科幻小說。
這其實就是科幻小說能夠幫我們理解他者的關鍵。科幻小說從三個方面——空間、身份、意識——上都建立了一個所謂的 「the other」——他者——這樣一個坐標系。科幻小說從來不吝於呈現異於我們的存在，這種存在甚至會讓我們感到恐懼——和我們在現實中遭遇他者時發生的經驗一樣，比如科學怪人弗蘭肯斯坦面對他創造的怪物那一瞬，他完全嚇壞了。
而當我們跟隨故事的發展，與這個「他者」共度一段旅程的時候，我們至少獲得了一些對他者可能性的想像和思索，這種認知上的衝擊，我認為會慢慢地校準我們和「與我們不同的存在」之間的關係。弗蘭肯斯坦的怪物讓我們感到恐懼，可是到了小說的後半部分，我們卻直接在「聽」這個怪物對我們講話。我們聽到了這樣一個「怪物」，也需要愛，也有好奇心和求知慾，也需要被認可。
再比如你剛才講到的《西部世界》裡的機器人，和我們幾乎一模一樣，但是我們依然要懷疑這個人是不是他者，如果是他者，我們是否可以不用人道的方式對待他們。這裡對於身份、意識的他者性都有很深入的思辨。我們都知道著名的「圖靈測試」，其實這個測試還有一個配套的測試，就是測試男人和女人在智能上有沒有區別。圖靈是一個同性戀，所以他可能會覺得男人和女人在智能上是沒有區別的，就像人和機器最終沒有區別，他會支持性別並不是區分差異的一個標準。其實這個也是很多科幻小說探討的母題。科幻小說告訴我們，不同的社會間，乃至不同的空間、宇宙間，他者性一定存在，但這不意味著彼此只能你死我活，而是可以共存，在平等的意義上處在一個寬容的空間。
你剛才講到的黑人運動、女權運動，其實還有少數族裔的運動，甚至包括現在我們即將面臨的人和機器人共存的問題，都是科幻小說主題探討的範圍。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覺得科幻小說也是最具「民主性」的。你提到的陳楸帆的《巴鱗》是我個人非常推薦的一部小說，這個小說設想出來的一個「他者」——出自南海的巴鱗，是一個類人而非人的族類，他會模仿人類的動作，因此成為人類的玩偶。主人公後來試圖了解巴鱗的內心，他用盡了一切辦法，可是都無法走進巴鱗的內心，箇中緣由就像小說開頭引用的亞當·斯密的句子：「我用我的視覺來判斷你的視覺，用我的聽覺來判斷你的聽覺，用我的理智來判斷你的理智，用我的憤恨來判斷你的憤恨，用我的愛來判斷你的愛。我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方法來判斷它們。」
這是對於理解他者難題的一個深刻的描述，也是對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破除。就像我在書中寫的那樣：我們如何來理解人，其實很多時候也取決於我們如何去看待所謂的「非人」。而科幻小說通過種種思想實驗，幫助我們在這個難題上多思考一點，對於各種類型的「中心」也就破除的多一點，無論是人類中心，還是男人中心、白人中心。
《醫院》 韓松 著，上海文藝出版社 2016年6月
新京報：你目前從事的科幻研究作為一個學術領域，目前的發展情況怎樣？是否可以向讀者們推薦你最喜歡的一些科幻作品？
宋明煒：總體上是一個還在起步的研究領域。中國這邊比如吳巖老師等，領先開始做專門的科幻研究，國外的科幻研究在《三體》引入海外之後也開始吸引越來越多的關注，不過目前在研究新浪潮這一代的主要還是一些年輕學者，歐洲和美國都有博士生在做中國科幻的博士論文。
我覺得這批新銳的中國科幻作家的作品都非常值得一看，然後可能我想推薦的，大多數大家也都看過，因為已經很有名了，比如《三體》。當然我這裡可能特別想推薦一下韓松的《醫院》三部曲，我覺得韓松的三部曲猶如《三體》三部曲的倒影。《醫院》可能很難像《三體》那樣大火，因為它會讓我們在閱讀上感覺到一些「不舒服」。可是如同我們剛剛談到，對這種異質性經驗的引入恰好是科幻小說的力量之所在。
如果說《三體》的氣質是宇宙的崇高，那麼《醫院》就是深淵的怪誕。《醫院》是一個真正的異託邦，而我們知道，醫院正好就是福柯討論的異託邦之一種，它是一個有關中國現實的「秘境」，讀者們可以去一窺究竟。
採寫：劉亞光
編輯：張婷、李永博
校對：危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