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幹預要退出企業層面，強化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設。」12月4日，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與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舉行的「中國經濟的遠景與挑戰」專題第三期活動上，深圳市原副市長、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唐傑作出以上表述。
唐傑表示，建立一個國家創新體系，沒有政府參與是不可能的，高效創新是市場制度與政府行為達成一致的結果。因此，要反對「傳統經濟學的教條和意識形態當中對國家幹預的貶低」，推動有為政府促進高校創新和企業創新的聯合，即形成雙重創新。
唐傑用經濟複雜性、產業鏈與創新的關係來闡述中國未來創新發展的方向，他介紹道，2005年，研究顯示按照世界大類製造品門類生產力排名，中國排全球第10，日本則是第16位；但如果考慮到產業鏈的迭代，去看製造業和其他產業的關係，則日本排名全球第一，中國是第51。這表明當時我國產品是淺層次的，因為沒有複雜產品，創新程度也不夠高。
唐傑稱，發達國家的貿易集中在複雜產品，例如小綜、小量的定製化複雜產品；而發展中國家則集中在大綜大量的低端化簡單產品的生產上。產品的複雜性、創新水平與人均GDP高度相關，唐傑表示，我國產業鏈複雜程度目前仍不夠，例如牙科醫療的很多高端設備要從德國進口。
值得注意的是，唐傑表示，從每年公布的全球複雜化指數來看，中國產品的複雜程度已經從2000年的排名39上升至現在的第18了，美國排在第11位。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人均GDP是中國的三分之一，已經代替了中國進行以勞動密集型為優勢的簡單產品的生產。
從產業鏈布局上看，中國正處於大量中低端產品退出的時期。唐傑表示，產業鏈複雜性的重要性應得到重視，當前中國創新的發源地已經成為國際創新的發源點，要進一步發展產業鏈和產品的複雜性，政府與市場合力強化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設。從中國內部層面來看，唐傑表示，在一個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背景下，我國面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在於創新產生的公共知識一定要大於企業創新產生的企業知識。在這個過程中，如果企業創新的成本不斷提高，風險不斷增大，國家層面來說就一定面臨創新的投入降低問題。
此外，是不是國家增加了投入創新就一定會增加呢？唐傑表示，現在看起來也不一定，對於創新的支出增加，例如在發明專利、科學論文等方面的投入都是中間過程，而非創新產生的實際效果。
「很多創新支出變成了創新者工資的增加，」唐傑對此表示，要想提高創新效率，一定要形成產業層面和基礎研究層面的合力。只有這樣，才能讓一種新得技術變成通用技術，進而滲透到生產的方方面面，帶動我國整體創新，進而推動中國社會的數據產業化和產業數位化。
唐傑稱，創新具有集聚性和開放性，這兩個特點是共生的。以改革開放先行城市深圳為例，作為深圳市前副市長，唐傑表示，目前深圳已經大致完成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任務，將會走向科學引領的過程。這一過程大概開始於5年前，具體體現在「三區一室」的設立，即一區光明科學城、科教城、深港科技合作區「三區」，以及鵬程實驗室，人才儲備上已經從起步時期的300餘人到了現在的萬餘人。這意味著深圳會從傳統工業化迅速走向科學化，未來深圳在計算技術、AI、材料技術、生命科學等領域一定會有重大突破。
唐傑總結認為，深圳將從過去的產業中心快速向科學和產業中心過渡，這也是今後它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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