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希臘人不僅發明了哲學，也開啟了西方的史學傳統。這史學源遠流長，可上溯至荷馬。古典史學在面對過去整體時，只擇取其中一面，歌頌英雄事跡、樹立後人效法的典範，目的在於訓練未來社會棟梁、統治精英。
然而在希臘文化中，史學本身並未如史詩或戲劇，被體制化成公共性的論述 ，最傑出的古典史家常是「邊緣人」：希羅多德被自己家鄉放逐而僑居雅典；修昔底德及色諾芬同被雅典流放海外；泰奧龐浦斯兩度被放逐；亞歷山大後繼者史家海洛尼姆斯受迫投靠不同的後繼者強人；西西里史家泰密烏斯長期流亡僑居雅典；波利比烏斯則是在羅馬當人質。所有這些人在自己原先國家都曾是重要政客、人物。這種政客兼史家的情形似乎常見於古典史家，因此「素人」史家狄奧多羅斯顯得十分例外。
這政客兼史家的現象在羅馬更是明顯。我們甚至可以說： 在羅馬政治上失意或退休的政客時常轉而寫作歷史，如薩魯斯特或塔西陀。古典史學在某 種意義上似乎是古典史家自述的歷史或失意政客的自我補償！ 如果古典史學是要從歷史中尋找典範，那跟19世紀以降所發展的現代史學相比，其特 殊之處更是明顯。第一，古典史學一直要等到希羅多德才注意編年，我們所熟悉的「奧林 匹亞會期」紀年方式，更一直要等到公元前3世紀上半葉才被普遍使用。這與我們生存在要 求準確度量及詳細數字的世界極為不同。
第二，古典史家不像現代史家，並不流行「崇拜 原典史料」，而是儘量在敘述中將史料消化，無縫地融入敘述中，因 此在古典史學作品中甚少引用及討論原典史料；相反地，希臘史家會運用修辭學來強化自己身為史家的可信度，強化閱聽者對過去英雄事跡的記憶，所以古典史家常會出現對情況的精細描述 ，以及提供立場針鋒相對的演說詞。 另外，原典史料經常會破壞史學文體的一致性，必須在行文中被消融甚至改造或創造。在古典史學作品中甚難見到史家引用原典。 第三，古典史學作為論述從來都「不只是」為了知識，而更是為了創造典範。
特別是政治、軍事或道德上的典範，而這些是用來塑造統治階級以及凝聚小區域集體認同的，所以即使人物事件在證據上並非完全確定，但若是完美典範，史家或許便會採用，因此古典史學很難「科學」。 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說：一般希臘人可能十分重視那包含所有發生事件的過去，即所謂的「歷史」，但對於歷史探索或對歷史論述，即「史學」，則可能會片面擇取歷史。 這樣史學的性質會影響我們閱讀古典史家作品。早先一些學者在處理古典史家時，會集中在判定史家提供的信息是否可靠公允，特別重視他所據為何以及用何種方法將這些最原始的史料給「再現」出來，然後利用這些研究成果來重建古代史的真實原貌。因為儘管考古學、碑銘學及錢幣學等不斷取得進展，至今仍只有古代史家作品才能提供給我們較完整的敘述。但若根據之前所說的古典史學是源自荷馬以降的文學傳統，認為古典史學的目的 是塑造典範，教育精英階級，那歷史敘述與文學呈現自然有密切關聯。史學作品是史家個人在傳統中所創造出的成品，有其特殊結構、主題及關懷。近來學者因此對古典史學的研究會比較想去發掘史家在敘述時所使用的修辭及呈現策略，特別是他如何建構意義以及進行解釋。古代史學的「真理」在於古代史家「自己」面對真相或謊言的態度，這是一種史家的主觀價值，並非某種特殊性質史料或方法使然，再加上他所依賴那已經在傳統中存在已久的典範價值，所有這些構成他史學作品的可信度。
因此古典史學出現的時刻是當史家決定面對、挑戰這荷馬以降的傳統，扮演「探索 者」的角色時：當史家自己面對過去人類成就，從事那屬於自己的陳述時，史學於焉誕生。每位史家於是在作品一開始便先要證明自己的可信度，會寫段長長的「前言」 ，流露 出一種「知識戰鬥性」，竭力證明自己身為史家的可信度如何超越 史學前輩，在主題選擇上更崇高，在方法論上更準確，以及金錢、精力花費更多。狄奧多 羅斯也不例外，一樣用強利的修辭來說服觀眾和聽眾相信自己的誠意及立場。我們沒必要對史家在前言中所說的話都先打個大問號，認為這只是習慣性的起手招式。
如果這樣理解，那希臘人可能發明「史家」，更甚於發明「史學」，因為古典史學無法脫離古典史家來理解。許多現代史家所讚譽的「科學」史家修昔底德因此不再是寫The Peloponnesian War，而 是APeloponnesian War，是史家「自己」對這場戰爭的「個人」見解，但他的敘述會受到嚴謹 的傳統的規範。 如果古典史家強調自己是位探索者，不像現代史家是以追求「科學」或知識為主，那他 所得到的結果會被古代哲學家歸類為「意見」，而非「知識」。這或許 能解釋何以古代幾乎沒有哲學家 曾對歷史或史學有過複雜或系統性的理論探索。亞里斯多德幾乎是唯一的例外。
他在《詩學》中說過悲劇比哲學更具體，比歷史更普遍。因為對他而言，每樁歷史事件都是獨一無二的，無法歸類，而無法歸類便無法形成知 識，因此歷史不過是一段時間內所發生的一件又一件個別偶然事件的組合，無法在其中找 到如自然現象裡的規則或知識。 不知這種看法在古代是否具有代表性，我們 現在或許難以接受這樣的論點。但亞里斯多德的討論卻是在古代世界裡少數對歷史知識性 質較長的討論，也間接證明現代史學以「科學」來看待歷史，恐怕並非希臘人所能接受。 所以古典史學是史家片面擇取過去來創造典範，讓光榮人物事跡被永誌不忘，形成範例來教育未來統治精英的。
這種觀點或許能讓我們理解何以普魯塔克的羅馬英雄名人傳記 在19世紀之前受到相當的肯定及歡迎。但這種性質的古典史學或許除卡萊爾那種「偉人理論」外，很難出現明顯的「歷史哲學」。有人或許說希臘史學有某種「循環史觀」；這似乎是將柏拉圖在對話錄《政治家》 中的「大年」周期循環，或斯多葛哲學認為宇宙會定期焚毀、然後再生的世界 循環，誤解為史學作品的哲學立場。這些觀點或許是少數哲學家對宇宙性質的看法，但不 是古典史學對過去的觀點，因為古典史學未曾有意要再現「所有」的過去，而只是從中取樣、創造典範。我們在西洋古代世界裡或許要在猶太教，特別是基督教的史學作品中，才 能看到類似「歷史哲學」概念的出現。
因為基督教信仰所依據的是基督降臨、他死亡後復活 以及末世審判的結構來組織人類的歷史，而基督教史學於是有起源、有方向、有結果。基督教史學便是將這樣的世界觀及人類命運直接複製到史學寫作上。這種具有目的論的歷史哲學使我們可以在歷史上建構進一步的形上學或政治哲學，但所有這些建構在古典史學中 皆付之闕如。因此我們若想在古典史學中找到明確的歷史哲學，或是如一些現代史學家想 將古典史學視為科學，恐怕都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