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復工復產的紮實推進，中國宏觀經濟正呈現出向常態化復甦的良好勢頭。國家統計局16日公布，上半年我國經濟先降後升，二季度經濟增長由負轉正。今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456614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下降1.6%。分季度看，第二季度同比增長3.2%，比第一季度增加10個百分點。
但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經濟運行面臨前所未有的風險挑戰。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林善浪教授認為，疫情尚未完全結束，消費受到壓制，成為國民經濟持續向好的關鍵制約因素。因此，要採取更多的消費刺激政策，著力於推動消費的復甦和增長，為國民經濟復甦和增長注入強大的動力。
具體來說，一方面，要加大復工復產的「前期支持」，尤其對服務業復工復產支持和紓困，營造良好營商環境，實施包容審慎治理，保護好企業生產力；另一方面，要採取更多的消費刺激政策，擴大對低收入群體的現金補助，援助受疫情衝擊比較大的人群，支持受疫情影響大的薄弱環節消費，為國民經濟復甦和增長注入強大的動力。更為關鍵的是推進消費體制機制改革，掃除消費障礙，把消費潛能激發出來，把人口規模優勢轉化為市場規模優勢，優化需求側結構，釋放經濟內在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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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上指出，
「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5月22日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指出，「要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提高居民消費意願和能力」。如何採取更加積極有效的措施，鼓勵消費、支持消費，把抑制延期的消費潛力迸發出來，為整個經濟提供廣闊的市場空間，是實現國民經濟持續向好、實現「六穩」「六保」目標任務的重要抓手和關鍵舉措。
01 面對全球經濟不確定性，
全力保護企業生產力
COVID-19在全球蔓延的範圍和程度出乎意料。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警告說：「新冠疫情大流行還遠未結束。」新冠病毒可能成為長期問題，很難預測何時可以戰勝病毒。COVID-19的全球蔓延，對全球經濟影響日益顯現。
傳染病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大體上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這是短期衝擊，不會影響長期趨勢。另一種觀點是認為，不能只看到具體行業的短期影響，要考慮傳染病引起資本流動、商品和服務出口的變化，進而對全球經濟的長期影響，即傳染病對經濟的影響遠遠大於直接受影響的行業損失。
COVID-19全球蔓延的短期影響已經顯現，處於疫情的國家或地區採取疫情防控措施，限制人員流動和經濟活動，衝擊了國民經濟運行。而長期影響可能是通過全球產業鏈體現出來。
這是因為經濟全球化使得各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並處在世界生產的不同產業鏈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分工日益深化，一個產品生產不是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內部完成，而是在多個國家或地區分工完成，不是由一個企業完成，而是由多個跨國企業共同完成，全球產業鏈不斷延伸和拓寬。到2018年，全球貿易佔全球GDP比重達到45.9%，而體現全球產業鏈分工的原材料、零配件等中間產品貿易佔全球商品貿易一半以上。
中國是亞太地區乃至全球中間產品供應鏈的樞紐，2018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全世界的份額達到了28%以上，在500多種主要工業產品中有220多種產品產量居全球第一。根據麥肯錫諮詢公司2019年發表的報告，中國是33個國家的最大出口國，65個國家的最大進口國。
一方面，中國一些行業對海外中間產品具有高度依賴性，而且短期難有替代品，如計算機、機械設備、醫療設備、交通設備、光學影像等行業的關鍵零部件。海外疫情持續蔓延，將影響海外供應商生產，進而制約中國相關行業的復甦。
另一方面，海外疫情引發疫情國家或地區需求減少，影響中國產品出口。受失業率上升和疫情陰影的心理作用影響，對疫情國家和地區居民消費需求的影響將持續較長時間。因此，即使未來海外疫情結束以後，對中國中間產品和設備需求的復甦也需要一個過程，對中國消費品需求的復甦也可能存在滯後。
除了疫情的影響外，中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國際環境更加複雜、形勢更加嚴峻。經濟全球化周期性調整向縱深發展，逆全球化趨勢加劇，一些國家試圖構建相對獨立、完整和安全的國內產業鏈，掌控重要的、關鍵的產業環節，面臨著全球產業鏈內化的趨勢。以美國為首的少數國家對中國經濟、中國企業的打壓、遏制進一步加劇。
面對複雜的國內外環境，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提出要做好「六穩」工作，落實「六保」任務。其中，保市場主體是「六穩」和「六保」的「壓艙石」。到2019年，全國各類生產經營主體12339.5萬戶，其中企業3858.3戶，個體戶8261.0萬戶。這些生產經營主體是我國城鄉居民就業的最主要載體、收入的主要渠道，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
在目前這樣的特殊困難時期，保市場主體，關鍵是保護企業生產力。尤其是中小微企業，量多面廣，但體量小、實力弱，抗風險能力低，受到衝擊最為嚴重，是當前紓困的重中之重。
只要生產能力不遭受大的破壞，國民經濟恢復和持續發展的根基就存在。為了幫助企業復工復產和度過難關，各地各部門推出8個方面90項政策措施，包括對小規模納稅人和個體工商戶下調增值稅率、重點行業減稅、延緩繳交企業社保費、免徵國有房租，以及到期貸款借新還舊、展期、無還本續貸、減免逾期罰息、下浮利率等。除了落實好已經出臺的相關政策外，為保護企業生產力，還需要從四個方面著手。
第一，加大復工復產的「前期支持」，設立中小企業緊急救助資金。中小微企業面臨著客戶拖延付款、取消訂單和現金流斷裂等問題，一些服務型中小微企業因防疫管控還無法復工。目前，國家和地方政府出臺的復工復產和紓困政策主要傾向於減免稅費、貸款貼息、財政獎補等「後期支持」，但復工復產的「前期支持」、「重啟性」的支持政策比較少。同時，缺乏財稅政策和金融政策的整合性、合力支持的落地機制，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在已有紓困政策基礎上，要進一步研究和制定復工復產的「前期支持」政策，對以往業績優和信用好的中小微企業提供緊急貸款，解決「現金流」斷裂問題。同時，整合現有部分財政資金和抗疫特別國債，設立中小企業緊急救助資金，專門為「現金流」斷裂的中小微企業提供紓困。
第二，加大對服務業復工復產支持和紓困。服務業多數行業屬於經濟學所說的「不可貿易品」，生產和消費同步進行，產業鏈比較短。
在這次疫情中，服務業也是受衝擊面最廣、影響最深的部門，至今還有不少部門尚未復工復產。
在毫不放鬆常態化疫情防控的同時，應當加大對服務業復工復產的支持和紓困，不僅對整個國民經濟穩定發展意義重大，而且相對於製造業，難度也是比較小的。在採取常態化疫情防控措施下儘快恢復服務企業經營；出臺服務企業專項紓困政策，對疫情受影響比較嚴重的交通運輸、旅遊、餐飲等行業，實行定向減稅降費、紓困貸款。
第三，營造良好營商環境，實施包容審慎治理。通過「放管服」改革，在優化營商環境方面已經取得重要進展，但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也存在需要進一步改進的地方。圍繞扶持政策落地、紓困措施到位、政府簡政放權、服務創新、審批精簡、流程縮短等方面，持續優化營商環境。
同時，疫情期間企業生產經營出現了不少新現象、新問題。一方面，企業在疫情期間可能未能及時審驗換證，各類糾紛增加，也可能臨時變更經營範圍和經營方式；另一方面，疫情期間以新型信息技術為基礎的各種新業態、新模式成為亮點，有些業態可能突破了原有法規監管框架，有些新業態因快速觸達臨界規模而出現新問題。因此，對市場主體的監管，要實施包容審慎治理，既要劃出安全的底線，對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加以糾正，也要保持治理的包容性，慎重使用罰款、取締、查封、扣押、凍結等強制性措施，儘可能不影響企業正常運轉。
第四，全力支持外向型企業積極應對上下遊衝擊。兩頭在外的外向型企業是復工復產最為困難、最為複雜的企業。尤其是海外疫情蔓延，生產企業要謹防海外上遊供應商的隨時斷供的風險，及時擴大原材料庫存，及時做好替代原材料的準備，金融機構要及時為生產企業擴大庫存提供資金支持。對產成品市場在海外的生產企業，做好國際市場需求減少的準備，及時採取多元化市場戰略，拓展沒有疫情或疫情比較輕的海外市場，大力開拓國內市場，以多元化市場戰略對衝海外市場需求不足的風險。推動外貿企業優化風險管理機制，密切跟蹤海外疫情發展態勢，多渠道全方位收集疫情信息，開展風險研判，及時傳遞上下遊企業信息，健全信息共享機制。外經貿主管部門要為外向型企業注入更多的、可落地的扶持政策。
02 採取消費刺激政策，
增強經濟復甦和增長動力
隨著復工復產工作的推進，國民經濟呈現持續復甦和改善的態勢。疫情尚未完全結束，消費受到壓制，成為國民經濟持續向好的關鍵制約因素。
面對COVID-19疫情衝擊，各個國家和地區採取了一系列的紓困政策。一是對受疫情影響企業提供信貸支持，包括貼息與擔保、稅收延停繳、現金支持等。二是對家庭提供現金補貼，包括一次性現金補貼、新增失業救濟金、工資一定比例的補助等。相對而言，多數國家的財政援助更加側重於對家庭的現金補貼。例如，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德國、日本、英國等國現金補貼佔GDP的比重達1.4%～6.9%。
與國外相比，我國的援助政策，更加側重於對企業的綜合援助。對家庭的援助政策，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是失業保險。到3月底，我國向230萬名失業人員發放失業保險金93億元。二是困難群眾補貼。財政部已安排1560億元困難群眾救助補助資金的額度。三是消費券。各地發放的消費券大體上分為兩類：一類是必需品消費券（食物券、超市券），發放對象是低收入者，類似於現金。另一類是可選商品服務消費券（文旅、餐飲、家裝、商場打折券），目的是拉動受負面衝擊行業的消費。各地發放的消費券更多是可選商品消費券，主要是幫扶本地線下受損的服務業。據不完全統計，截止到4月下旬，各地方政府推出的消費券規模在390億元。三者加總僅佔GDP的0.2%。面對COVID-19疫情衝擊，要採取更多的消費刺激政策，著力於推動消費的復甦和增長，為國民經濟復甦和增長注入強大的動力。
第一，擴大對低收入群體的現金補助。一是提高城市低保、農村低保、農村五保、國家優撫等四類國家保障對象的保障標準，向城鎮失業人員發放現金補助。二是結合脫貧攻堅，對因疫返貧、因病致貧等農村特困家庭發放現金補助。三是對低收入家庭的未成年子女提供現金補助。
第二，援助受疫情衝擊比較大的人群。一是對疫情期間因復工復產而集中隔離的人員，減免相關隔離費用，所在單位給予適當補助。二是電信部門對各類學校學生因上網課而產生的上網費用進行減免，教育部門對學生上網費給予適當補助。三是對應屆大中專畢業生、研究生，因疫情影響就業，給予現金補助。四是對受疫情衝擊比較大的農村養殖戶、種植戶實施財政補貼、緊急小額貸款援助，幫助他們度過難關，儘快恢復生產。五是對因疫情防控而延遲復工復產的文化娛樂、餐飲、客運、批發、家政、旅遊等特定行業，根據延遲時間長短，對經營者實施財政補貼。
第三，支持受疫情影響大的薄弱環節消費。繼續支持地方政府出臺各類刺激消費的政策，中央財政給予地方政府發放消費券一定補助，重點支持針對餐飲、商場、文化、旅遊、家政等生活服務行業的消費券。
03 深化消費體制機制改革，
釋放消費潛能
消費需求不足是我國長期存在的問題。就供給側和需求側的關係而言，我國長期存在供給側生產能力過剩，而內需不足。
從長遠看，激發消費潛能，培育消費新熱點，引導消費新業態新模式有序發展，有效擴大內需，是未來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激發經濟增長活力的關鍵環節。
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經濟社會秩序逐步恢復背景下，要把更大的精力用在深層次改革和中長期發展的謀劃上，依託巨大的國內市場與完備的產業鏈，實施消費提升戰略，優化需求側結構，釋放經濟內在活力。
第一，建立和完善消費促進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一個新階段，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勞動力從無限供給轉變為有限供給，勞動收入正呈現大幅度上升的趨勢。同時，經濟全球化進入周期性調整時期，國際市場環境發生重大變化。這意味著國民經濟增長正由過去的投資需求和淨出口需求拉動為主轉變為消費需求拉動為主。但是，
長期存在的重生產、輕消費的體制機制、法規政策日益成為制約消費擴大和升級障礙。
適應經濟發展新階段，必須建立和完善消費促進體制機制、政策體系。
首先，要在立法和政策上強化消費領域企業和個人信用體系建設，提高消費者協會等組織維護消費者權益的作用，強化消費者權益損害法律責任，健全消費糾紛的訴訟、仲裁和調解機制。其次，完善推進消費結構升級的政策體系，強化產品和服務標準體系建設，促進城鄉居民擴大綠色消費、信息消費、教育消費、文化消費、健康消費等發展型、享受型消費。最後，大力發展以新型信息技術為基礎的消費新業態、新模式，提高消費便捷性。
第二，持續推動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提高收入分配的宏觀調控能力，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提高整個社會的邊際消費傾向。完善最低工資標準的動態調整機制，依法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完善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和津補貼制度，建立反映人力資源市場供求關係的工資決定機制和正常增長機制；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動態提高起徵點，合理提高基本減除費用標準，適當增加專項附加扣除，強化對高收入者的管理，更好地發揮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第三，完善社會保障體制。通過完善社會保障體制，為城鄉居民擴大消費解除後顧之憂。深化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制度改革，持續提高社會保險覆蓋面，逐步提高社會保障水平。探索建立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現金救助、實物救助和救助服務相結合的社會救助方式，完善動態調整機制。
第四，普遍性降低稅費。中國財政收入既有稅收收入，也有國有土地出讓收入和國有資產利潤收入，以及各種專項基金，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財政制度，具有普遍性降低稅費的空間和潛力。合理區分基本公共服務與非基本公共服務，深化政府機構改革，加快事業單位體制改革，降低財政負擔，為企業和居民普遍性降低稅費創造條件。加快推進消費稅改革，完善健康、養老、家政等生活性服務業的稅收優惠政策。
第五，加大消費領域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加快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現代流通、信息網絡、服務消費等短板領域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對文化、旅遊、體育、健康、養老、家政、教育等領域基礎設施建設，為擴大消費和結構升級創造良好的條件。
來源：《學術前沿》雜誌2020年6月（下）
原文標題：《激發消費潛能是促進經濟持續向好的關鍵》 （微信有刪節）
作者：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 林善浪
原文責編：肖晗題
新媒體責編：李思琪
視覺：王洋
（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