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皓暉:《大秦帝國》是對誤讀歷史的糾正

[導讀]隨著時代的變遷，逐漸形成了獨尊儒家的狀態。我覺得自己有責任也有義務糾正被誤讀的這兩點，讓客觀事實全面而正面地呈現在大眾面前。

孫皓暉

 孫皓暉，1949年生於陝西。曾任西北大學法律系教授。1998年辭職專事寫作長篇歷史小說《大秦帝國》。2008年4月，歷時16年創作的《大秦帝國》全套出版，這是目前唯一一部全面表現秦帝國時代的長篇歷史小說。新作有2012年出版的《中國原生文明啟示錄》（三卷本）以及《中國文明正源新論》。

二十年前，孫皓暉開始創作史詩巨著《大秦帝國》，歷經十六年創作完成，共計6部11卷，引起文壇轟動，朝野稱奇。2012年5月，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世紀文景推出《大秦帝國》全新修訂版。

近日，羊城晚報記者專訪了孫皓暉。對於正在熱播的電視劇，他不願意多談；他為之動容的，始終是對大秦帝國這段歷史的褒貶臧否。

壹

儒家陳舊歷史觀

導致後世誤讀大秦

羊城晚報：《大秦帝國》共六部504萬字，前後花了您16年時間，這個過程是不是非常艱辛？修訂版有哪些刪改內容？

孫皓暉：從1993年秋天算起，我的《大秦帝國》創作生涯以1997年為分水嶺，在此之前，我主要在創作136集的電視劇本。1997年因為要去甘肅實地考察有關秦帝國的相關資料，在蘭州住了一年。在那裡完成了電視劇本136集的收尾工作，並開始準備寫作《大秦帝國》中關於秦始皇的內容，這部分是全套圖書的重點章節。1998年後我開始著手圖書《大秦帝國》的創作，一直到2008年4月，《大秦帝國》全套圖書出版。

最近這個全新修訂版是這套書出版以來的第一次全面修訂，也花了我差不多一年時間。主要是修正知識性的錯誤與模糊不清的地方，以及未被發現的筆誤，同時也修改了原來比較通俗話本的某些寫法，統一文風，把過分通俗化的東西去掉了，比如「列位看官須知」這類學市井小說的寫法就被刪掉了，希望更能體現嚴肅的歷史。不過故事的根基沒有觸動，我不會像金庸那種改法，「降龍十八掌」改為「降龍二十八掌」。一部作品出來，還是要尊重讀者，畢竟它在讀者那已經形成了某種理念。一部大作品形成了，除非是過於荒誕的情節，否則我不主張修改。另外，新版《大秦帝國》還重新校訂繪製了所有地圖，對整體裝幀進行了全面調整。

羊城晚報：《大秦帝國》的創作初衷是什麼呢？

孫皓暉：在中國文明史上，我認為有兩點在很長時間內被大眾誤讀。首先是秦帝國，秦帝國為我國後來的統一奠定了深厚的基礎，功勞最大，但從西周到現在，秦國一直被很多人認為是「暴秦」、「暴政」，秦始皇作為「暴君」的形象深入人心。但是，我想說，那是因為大家不了解這段歷史。第二個重大的誤讀是對儒家的評價，從春秋到戰國時代，中國的思想體系一直表現出多元化的發展，這種多元化的思想體系一直延續到秦帝國時代。可是，隨著時代的變遷，逐漸形成了獨尊儒家的狀態。我覺得自己有責任也有義務糾正被誤讀的這兩點，讓客觀事實全面而正面地呈現在大眾面前。

羊城晚報：您曾說，我們在歷史觀上必須超越司馬遷，這是最大的挑戰。

孫皓暉：司馬遷在記錄史實方面值得我們學習，但我不贊同他的歷史觀。他的歷史觀集中代表了儒家的歷史觀，以能否保全自己這一標準來衡量歷史人物。他對所有敢於創造、為國家犧牲的人持批評態度，反而讚揚那些明哲保身的人。比如秦始皇修長城，司馬遷譴責這是勞民傷財，但他沒有看到長城本身對抵禦匈奴南下有巨大作用，司馬遷對這方面是不加分辨的。現在我們許多知識分子，往往不加分析引證以儒家理念編纂的史書，延續了舊的歷史觀。

貳

秦代女性處理情感

方式獨特

羊城晚報：您原來是大學法律教授，為什麼會轉向歷史小說創作，甚至後來還辭了職專門寫作？

孫皓暉：如果沒有「大秦帝國」這樣一個題材，也許我永遠不會想到要創作歷史小說。春秋戰國和秦代，是我們民族的原生文明時代，也就是我們民族文明的傳承基因形成的時代。可是，對這個時代，我們的研究專家很少，研究成果也很少。具體表現在包括春秋戰國在內的帝國文明史的歷史小說極少，更沒有一部進行全景式的開掘。這至少說明一個事實：我們在人文研究、文學藝術等方面，對中華民族文明史的開掘與認識還遠遠不夠自覺。

羊城晚報：那為什麼您選擇用小說這種文學形式，而不像歷史學者一樣寫學術專著？

孫皓暉：任何史料呈現給我們的都是風乾了的歷史，是化學報告式的，有最後的結局，有一系列主要人物，但大量的社會人口是不被寫進歷史的。通常情況下，用歷史學的考據或研究方法，不可能把這些問題全部復原成活生生的血肉和鏈條。之所以寫歷史小說，是因為秦帝國滅亡後它的史料缺失太多，如果從法律意義上講，第一手證據全被燒毀了，存世的很少，最系統的一套證據是司馬遷《史記》裡的相關篇章，但這裡面記載的肯定又相對簡單。所以，依靠我們的想像力、推理以及若干考證等等，把歷史豐滿起來，這有利於展現完整的、空前的秦帝國形象。所以《大秦帝國》用小說的方式寫，不是企圖逃避歷史學家的批評，而恰恰是願意把我所認定的歷史框架呈現給歷史學家。

羊城晚報：您如何平衡虛構與事實這兩者的關係？

孫皓暉：整體來說，作品涉及的歷史事件以及時間框架，我是嚴格按照史料來寫作的，主要人物也是基本按照史實來寫的，相對虛構成分較多的是第二、三層面的人物，比如中下層的官員。另外，我對女性人物和情感的虛構也比較多。中國歷史詳細寫女性人物的很少，秦代的女性有著很獨特的情感處理方式，所以我在這方面虛構較多，也是為了彌補歷史上的斷點。

叄

秦是沒有了戰國的

戰國時代

羊城晚報：您認為現在大家對秦的認識有變化嗎？

孫皓暉：有改變，主要是對秦朝的理念在變化。在全國歷史學界和人文領域，對秦的認識更正面了，至少認為它有一定道理。文學界許多人接受的是兩千多年來傳統文化的結論和定式，基本上秉承的是舊理念，可以說，所有批評《大秦帝國》的學者提出的理念都不新穎。目前，我們正在做「中國歷代非秦評秦言論彙編評點」，就是將所有兩千多年來，咒罵秦帝國的內容都要找出來，一一進行分析、評點，要說明對秦帝國的妖魔化是站不住腳的。《大秦帝國》如果能激起讀者對戰國精神與戰國性格的重新思索，對「大爭精神」和「陽謀」風格的重新審視，對中國文明正源和秦帝國千秋功罪的重新評說，那麼，我的努力就沒有白費。

羊城晚報：秦時代有戰國性格？

孫皓暉：秦時代有很多令人震驚的現象，我們應該分析它的根源到底在哪裡。秦滅亡的原因是帝國末期一直到秦始皇死的時候，整個社會還是戰國時代的一群人在起決定性作用，他們還是以最大特點是「天下問政」的戰國思維方式在行事，這也就是歷史的慣性。可以這麼說，秦是沒有了戰國的戰國時代，對這點我們的歷史研究從來沒有注意過。不說這是秦亡的唯一原因，或是最主要的原因，但這是從來沒有被我們注意到的原因。

羊城晚報：有人說《大秦帝國》是戰國版《大國崛起》，您怎麼看？

孫皓暉：《大秦帝國》的確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一部作品，尤其是一部歷史文學作品，是否對當代人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起決定作用的，是作品所描寫的時代與當代現實有無歷史邏輯的契合性，它是否能夠給當代人帶來裨益。

羊城晚報：當下中國與大秦帝國有何異同？

孫皓暉：根本的層面看，秦與我們這個時代都是中國文明的歷史轉折時代，都是脫胎換骨的時代。秦時代是我們的先祖正在實現由青銅文明向鐵器文明的歷史跨越；而我們這個時代則是跨向現代工業科學文明的歷史時期。兩個時代要面臨的問題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如何打破舊的生產方式建立新的生產方式？如何創造新的國家形態與政治文明？如何走出人治禮治傳統走向法治文明？如何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如何在信仰崩潰的淪落中建立強大而深厚的族群精神？如何大國崛起？如何在紛繁複雜的世界局勢中找到高明的外交戰略？凡此種種基本歷史難題，秦時代已經基本成功解決了，而我們現在許多方面還處在「不知石頭在何方」的境地。

肆

流行的調侃讀物

無歷史觀站不住腳

羊城晚報：現在圖書市場上有很多歷史題材的小說，質量參差不齊，不少還有硬傷，您覺得主要問題是什麼？

孫皓暉：中國歷史小說的創作，最主要的問題是兩方面：一是創作理念的陰謀化、卑俗化，二是歷史觀的陳腐性。技術層面的問題當然也有，比如作者的學問功夫到底怎樣，但這還不是主要的。歷史小說的軸心內容在於政治生活，而我們對政治生活的理解太片面，無陰謀權術不成政治，無宮闈秘史不成人物。這樣的歷史小說，完全是作者基於所謂「發掘人性的陰暗面」的理念導致的。

羊城晚報：那您怎麼看待調侃歷史的流行讀物呢？

孫皓暉：戲說歷史是這個時代解讀歷史的新方式，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是好的，它輕鬆幽默，讀者容易接受。但這些讀物有個共同的缺陷，就是沒有自己的史觀，純粹從事件的意義上來幽默地調侃，說一些歷史掌故。但這背後，它想體現什麼？想給我們提供怎樣的思想資源？如果作品沒有這樣的價值意識，在浩如煙海的作品中是不可能長遠地站得住的，就像是朵浪花，過去了就過去了。

羊城晚報：從1993年開始寫作，到現在整整二十年了，您覺得自己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孫皓暉：沒有變化是不可能的，首先是精神狀態上更有自信了。之前我在學術上還處於相對朦朧的狀態，現在特別清晰了，跟西方學者或者中國學者對話，現在都有種結實、坦蕩的感覺。可以這麼說，我在尋找認真的「敵人」和我進行認真的對話。

本文來源於羊城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