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點擊上方「電影評介」關注我們
《電影評介》1979年創刊
影視類學術期刊
以「研究影視、服務影視」為辦刊宗旨
中國知網點擊率名列前茅
中國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雙效期刊」
全國中文核心期刊
作者簡介
凌燕，女，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戲劇影視文學系主任、電影學博士、美國紐約州立布法羅大學訪問學者，主要從事影視文化及媒介研究。
2016年，中國電影最引人注目的不是飛漲的電影票房數字，而是年末的豆瓣評分事件。
樂視、阿里、萬達三大巨頭巨資投入的影片《長城》和《擺渡人》《鐵道飛虎》都陷入低評分困擾，12月27日，《中國電影報》、人民日報手機客戶端和央視電影頻道三家媒體先後對包括豆瓣評分、貓眼專業評分在內的電影評價體系進行了批評，認為評分中存在惡意刷分、對國產影片的差評過多，導致票房未達預期、市場機制失靈，相關報導迅速在網際網路和新媒體發酵，網友、自媒體幾乎清一色表態支持豆瓣。28日晚，電影局領導張宏森發布朋友圈稱「試圖拒絕批評，那不是真正的電影人」，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號則發表《中國電影要有容得下一星的度量》，至此事件在兩天內迅速沸騰又迅速終止，最終網民捍衛了自己的差評權，心滿意足地鳴金收兵，但中國電影收穫了什麼？筆者以為非但沒能扭轉之前大眾傳媒中的刻板印象，反而陷入更被動的輿論之中，整個事件恰恰是國產電影輿論生態不平衡的集中呈現。
電影《長城》劇照
輿論是整個電影業及電影文化中的重要一環，電影輿論可以反映觀眾對影片、影人、影業的態度、以及市場走向，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觀眾對電影的認知以及觀影選擇等，並間接影響電影創作、電影政策等。舉凡在媒體中傳播的與影片相關的種種信息、票房及獲獎情況、討論等都會直接或間接促成輿論。
在很長時期內，無論是普通觀眾還是專業人士，都只有影評而沒有電影輿論的概念，因為在當時，影評是聯繫電影創作與觀眾的主要橋梁。但由於各種原因，從90年代以來，專業影評逐漸喪失從前的影響力，取而代之的是媒體影評和以微影評為主的大眾評論。前者在相當程度上已經被資本所控制，缺乏公信力，與之相比，微影評則似乎更多地代表了觀眾的真實表達。
網際網路時代是微文化時代，不僅創作者青睞於微文化形態，接受者也以同樣的方式進行回饋。篇幅短小、去專業化的微影評正逐漸發揮其在電影輿論生產過程中的影響作用。電影《我不是潘金蓮》上映4天，豆瓣參與評分的人數達45318人，微影評數24769條：一半以上的豆友已不滿足於評分，而是通過微影評的方式表達觀感。越來越多的觀眾樂於在網絡上表達或交流觀感，其中多數是短小的幾句話評論，甚至只有寥寥數語，或分析劇情，或探討人物，或抒發感受，或評價畫面。其他觀眾在觀影前後，常常會通過瀏覽評分和微影評來進行觀影選擇或參與交流。如此一來，對於很多觀眾來說，電影播放結束時觀影行為並未結束，瀏覽評分與短評，並回應這些評論，才是觀看行為的完結。
電影《我不是潘金蓮》劇照
除了豆瓣、時光等社交網站、視頻網站，以及微信朋友圈、彈幕，微影評的主要陣地是微博。例如，《小時代》首映日，影評人周黎明在新浪發表的微博評論被轉發4409次，評論9027條。傳統影評需要在專業知識框架中完成，給觀眾帶來許多表達的限制，於是無門檻、有感而發的微影評形式就成了普通觀眾在評分之外最常用的意見表達方式。
毋庸置疑，新媒體時代，評分的作用最為突顯。根據2016年《消費者報導》的問卷調查顯示，超過83%的消費者會在觀影前參考影片評分；超過96%的消費者表示觀影意願會受到評分高低的影響。顯然，評分與票房之間難脫干係。正因為如此，評分事件中的幾個官媒質疑的是豆瓣、貓眼的評分，而非影評。
評分簡單、直觀，在電影生產與消費上的確能夠發揮作用，但在電影作為藝術和文化的層面，則難以起到交流探討和客觀評價的作用，需要發揮影評的作用。
與商業片相比，文藝片的解讀更趨向多元化，更需要專業評論的引導。縱觀歷史，許多電影革新都是在專業評論的配合下完成的，新浪潮運動一定程度上說就是巴贊等人的電影批評所催生的，西安電影製片廠的中國西部片系列也是受電影理論家鍾惦裴的直接啟發而產生的。然而，當下的國產電影文化中，專業影評在輿論格局中嚴重缺位。許多影片的官網雖然也會引用專家觀點，但這些觀點與媒體及大眾評論並置，被作為個人觀點，相當程度上被湮沒和消聲，並未起到引導輿論的作用。
文藝片的市場感召力本來就弱，而輿論趨向更無規律可循，拍文藝片面臨的是市場與政治的雙重考驗．輿論張力越大，可能引起的風險也就越大。對此，一向直言的馮小剛深有感觸：「中國電影有時候審查通過了輿論不通過，有時輿論比審查還嚴。」「輿論曾給《唐山大地震》和《1942》兩部作品戴上了揭民族傷疤、用苦難去賺錢的帽子，這個帽子可不小。」[1]因此，馮小剛曾有過數次「炮轟」影評人的言論。
電影《唐山大地震》劇照
與10年前相比，中國電影市場倍速增長，但文藝片觀眾沒有顯著增加。許多觀眾寧可選擇口碑不好但已經成為話題的大片而不會選擇文藝片，偶而觀看文藝片也是抱著商業消費的心態去。而文藝片又缺乏特定的輿論生產方式，往往採取與商業片同樣的營銷思路，以明星、時尚或敏感話題、笑點、淚點等為賣點，在製造輿論時採取票房導向，其結果可能是，觀眾報著消費的心態去看文藝片，最終因為未得到預期中的娛樂和感官滿足而對文藝片整體都失去興趣。
簡言之，電影輿論的主導形態從影評變為評分，無益於良性的電影輿論生態的形成。
豆瓣評分事件主要在新媒體中發酵，而新媒體正是當下電影輿論的主要輿論場。
新媒體電影輿論話語的發出者動機更為多元，對電影的評價也不再以藝術和文化價值為標準。在泛政治化的中國。電影評分與文化民主想像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當觀眾沒有能力直接參與故事線的發展時，他們會通過發出言論來宣示對敘事主體的擁有權。參與評論使他們成為共同生產者，獲得虛構的權力。網際網路一度被誤視為民主烏託邦，對於踐行「我說故我在」路線的網民們來說，評分準確與否、客觀與否、依何標準而評分，評分究竟是否代表了個人的審美標準和文化判斷，這些都不重要，或者說還不在考慮範疇內，重要的是我發出了我的聲音，並且想像它被聽到。
豆瓣的去中心、去精英化，也同樣迎合了民主想像。網際網路不依靠模仿國外網站模式而生，又竭力阻止資本的侵入，在市場化大潮中，能夠始終努力堅持保護一部分人的精神生活，確實難能可貴，但這並不意味著，對於電影輿論就是有益的。
許多市場機構的分析都指出，與購票平臺的評論相比，豆瓣的評分分差更大，與票房的聯繫遠不如前者緊密，更多的只是代表一部分人的文化姿態。很多網友參與評分或是發表微影評只是為了表達，不求對文本及其創作者產生影響，更注重在表達過程中所獲得的參與社會、控制文本的想像性權力和想像性滿足。
上述三部電影的背後是強大的資本投入，同時還有精英力量（電影大咖如張藝謀、王家衛、成龍等）、官方的潛在支持（很顯然，年末三部大片的高票房並不僅僅是三個巨頭商業所需，同時也是政治所需），這樣的背景原本就容易引起豆友們的反感，更何況影片本身確實存在各種問題，上映後與宣傳造成的觀眾心理預期形成較大反差，在豆瓣打分偏低並不難理解。
在「豆瓣事件」發酵的兩天裡，所涉及電影《長城》《擺渡人》等豆瓣評分急轉直下，很多網友紛紛去豆瓣給它們打「一星」，瞬間拉低分數，足見網友們並不試圖維護豆瓣評分的準確性與公正性，而更關心他們的示威是否被看見。
有網友更是總結稱：「豆瓣電影評分一路走來，就像是民主的進程一樣。」[2]並認為，豆瓣最初參與的人不多，屬於小範圍民主，是民主的樂園時期；其後影評質量下降，評分開始隨意化，是民主的擴大時期；隨著用戶指數增長，沒有強力大V的引導，進入民主的民粹時期；接著水軍駕到，資本注入，進入民主的財閥時期，評分基本由電影背後宣發公司實力把控；在豆瓣用戶數量爆炸的背景下，資本也控制不住豆瓣風向了，進入民主的革命時期；而水軍被大體控制之後，進入民主的瓶頸時期。不同的力量開始相互衝突。
針對豆瓣事件，還有人撰文「豆瓣事件：不關心政治的小清新該醒醒了」，文中說道：「傾巢之下，安有完卵？在你給領導喜歡的電影打低分都可能成為心懷叵測的階級敵人的環境下，你認為你躲得開政治嗎？你覺得政治與自己無關嗎？」[3]其中充滿了網際網路中一貫的政治悲情想像。毋庸置疑，當前中國社會情緒中存在過度政治化的傾向，即將各種社會問題、文化問題都歸結為政治和體制問題，將矛頭對準政府和公權力。將中國社會建構和想像為一個極端不自由、處處受鉗制、受擠壓、受迫害的社會，同時對西方式民主充滿烏託邦式的想像。質疑惡評與剝奪評論自由原本是兩個概念，但顯然沒人試圖辨析，多數網友並不想進行嚴肅討論，只是藉機表達不滿。而由資本控制的輿論生產機構為達到商業目的，往往會主動迎合甚至誇大這種對象含混的對立。例如「毒舌電影」就豆瓣事件也發表了《不是批評，是不自由害了中國電影》，並被廣泛傳播。
原本只是觀眾保衛評分權之戰，迅速演變成一個大眾文化事件，足見電影承擔了多少社會情緒。網際網路輿論的主要群體就業、生活壓力大，負面情緒鬱積，他們對保護現有權益很敏感，而流連於豆瓣是因為他們對文化參與的熱情要高於政治參與；另一方面，幾乎與新世紀國產電影崛起同步的豆瓣，在一段時間內是大眾影評發布的主要平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網絡大眾影評的面貌。與側重探討影片的審美價值、社會價值的傳統影評不同，傳統影評有助於增進觀眾對影片的理解，提高觀眾的欣賞水平，豆瓣評分及影評則更注重個人體驗的表達。
豆友們進入社區，是為了尋求與自己興趣、品味相投者，以抵抗現實中的孤獨感，換言之，是為了強化自己原有的經驗與認知，而不是為了學習並改變。因此，評分常常只從個人角度作判斷，缺乏宏觀性視角。各種短評及影評中，往往可見以個人經驗帶入甚至代替電影價值判斷的現象，喜歡與否、「重要的是能不能打動你」而不是作品在電影發展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成為評分的基本準則，甚至常常承認某部影片拍得很不好，但我就是喜歡，這樣的文化叛逆現象。一些電影的愛好者們喃喃自語，保持著「孤獨的崇高」，不想改變任何現狀。自閉地與資本、與官方、與精英都保持距離，拒絕加入文化實踐，滿足於自說自話，逃循文化責任與參與。
近年來，豆瓣商業模式陷入困境，豆友們在豆瓣能夠獲得的身份認同與想像滿足已遠非昔日，許多資深豆友紛紛離開，此次事件同時也是豆友們的一次自我救贖。不僅捍衛了豆瓣的存在價值，而且彌補了內部的文化斷裂，豆瓣影迷們原本內部陣營極端分化，在此事件中空前團結，共同對抗權力、對抗資本。
被資本所控制的電影輿論將觀眾的關注點引向各種明星八卦、娛樂價值，而網絡社區中的電影輿論則更多地將影片的價值放在對個人體驗的滿足之上，二者都使得電影輿論表面上圍繞著電影展開卻離電影卻越來越遠；另一方面，在保衛言論自由權的同時，還應當考慮如何為言論負責、為言論對象負責，必須承認，新媒體中的許多針對電影而發的言論和評價更多地滿足於個人表達，而缺乏為中國電影負責的態度。
當前電影觀眾的主體是在網際網路時代成長起來的年輕人，網絡發聲是他們表達電影觀感、作出評價的主要途徑，因此，新媒體已然成為電影輿論的主導輿論場。近年來，影評類微信公眾號紛紛崛起，在公號上推送影片消息的「行價」越來越高，2016年，創辦不足兩年的「毒舌電影」先後獲得兩筆巨額融資，整體品牌估值高達三億元，即是輿論可影響電影業的明證。
新媒體擅長以衝突和站隊的方式奪人眼球，例如搜狐財經就豆瓣評分事件進行的報導題為「豆瓣評分毀滅了國產電影還是拯救了國產電影?」、而微信公眾號「公元1874」的《豆瓣，挺住》迅速獲得10餘萬點擊與支持。然而，這些輿論的特點正是喧囂卻缺乏共識，甚至常常被利用。例如「爛片」《富春山居圖》，在網絡輿論的狂歡中，票房直升，最終，輿論的喧囂變成了市場的吆喝，成為對爛片的褒獎，甚至成為爛片的共謀，參與破壞了電影評價的藝術標準，使得藝術品質不再與票房產生必然聯繫。
由於官方的及時表態，此次豆瓣事件最終迅速平息，但輿論各方真的達成共識了嗎？
《擺渡人》投資方阿里影業微博對於惡評曾回應「尊重不喜歡的權利，也尊重說很差的自由，市場的選擇，市場說了算」[ 阿里影業微博：http://weibo.com/5326573504/Eoc1Gx3KH?type=comment.]，表面上看這是尊重民主的選擇，實際上卻堅信真正決定民主的是市場，其中充滿了唯市場論。市場真的那麼可靠？市場真的可以無須監管和調控就能達到平衡？至少當下的中國電影市場並不那麼可靠，甚至整個事件和電影輿論中的很多問題都是因為資本力量過大缺乏牽制所導致。
電影局領導張宏森發布的朋友圈稱：「電影局沒有與豆瓣有過任何接觸，也不認識豆瓣任何人，很想有機會接觸，大家共商和探討促進電影進步的話題。」[4]電影管理部門若想與豆瓣接觸，何患沒有機會？顯然，與其說是沒有機會接觸，不如說是還沒有充分認識電影輿論的潛在影響。
最終起一錘定音的《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號發表文章《中國電影，要有容得下『一星』的度量》後，網友回應「（你家別的平臺）不是這個論調啊」，公號君義正辭嚴地回答：「以此為準！」其實，這恰恰證明了「官方聲音」的混亂。風波之後，就有人「揭發」充當風波導火索的文章只是「人民日報客戶端」所發的一篇公關稿，而「人民日報客戶端」與《人民日報》也不可同日而語，所代表的僅僅是「外圍」團隊，是可以花錢推送新聞的。
同樣的混亂，並非始於當下，以《歸來》為例，影片於2014年5月16日上映，5月20日，官方媒體的《光明日報》上，就針對影片《歸來》刊發了一篇題為《用人性的光輝癒合歷史傷痕》的文章[5]，6月5日《人民日報》上刊發了學者尹鴻的文章《張藝謀：三十年歸去來兮》，指出：「張藝謀從前一段的過度商業化、消費化的炫耀美學回歸到了對藝術、對心靈的尊重。」[6]然而，同一天，《亞洲新聞周刊》主筆劉浩峰的一篇《歸來：以揭露的名義渲染醜惡 摧毀主流價值》在黨建網刊出，文章認為：「無論它解構主義的表現手法，還是電影語言風格，以及語言背後的政治訴求；無論是劇本來自好萊塢的劇作家，以及背後所折射的看不見手的價值訴求，還是劇本獲得西方猶太血統頂級導演的叫好安排；無論是編劇與重要演員，還是相關業內文人的互捧，都可以清晰看見西方文化戰略的精緻部署。」該文稱，「《歸來》與《悔悟》是同一種解構主義手法來瓦解社會主義意識形態……」[7]由於該文刊發於黨刊網絡，被視為官方聲音因而廣泛轉載。於是乎，許多網友疑惑了：究竟哪種聲音才是官方的？
博弈衝突與鬥爭是輿論的存在形式，但最終應該走向共識，共識匱乏的社會是不成熟的。
一個社會場域，如果輿論經常處於無序的混亂狀態，就會失去方向。在一個正常的輿論生態中，某些影評人、專家發表的一些言論即使過激，也未必會對影片、創作者、觀眾的電影觀念產生太大影響，甚至一定會有另一種聲音出來制衡它，但當下中國的社會輿論場顯然並未形成良性格局，文藝輿論也不例外。
事件中有網友質疑：「老是去想著要打好嘴仗引導輿論，為何不踏踏實實專注作品呢？」顯然，影片質量是關鍵，這是任何一方都不否認的。引導輿論與專注作品並無矛盾，而且恰恰相反，與政治和公共生活等領域的輿論相比，在文化輿論上的引導恰恰是最弱的，唯其如此，主管領導才會說「一直沒有機會接觸」。
在中國電影發展過程中，主流電影媒體與專業批評合作，引導群眾影評發展，曾經一度對電影的發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良性促進作用。然而在當下，由於利益導向驅使，當下的許多大眾媒體放棄立場，被資本話語所主導，充當資本方的宣傳平臺。大眾評分及影評則趨向個人化，與此同時，人們僅僅關注評分、影評對於票房的影響，而忽視了它對電影創作、電影接受的影響。電影票房雖不斷增長，觀眾對國產電影的整體評價卻始終沒有提升，而創作者則抱怨中國觀眾品位不高、接受能力有限。要打破這種怪圈，必須重建專業影評在電影輿論中的引導地位。
[1]陳林.馮小剛籲將電影推向市場[EB/OL].中國新聞網,(2014-03-06)[2017-04-02] http://www.chinanews.com/yl/2014/03-06/5918425.shtml.
[2]懶惰的電容.你是否認可豆瓣電影的評分？[EB/OL].(2017-01-06)[2017-04-02]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996501?sort=created.
[3]楊明.豆瓣事件：不關心政治的小清新該醒醒了[EB/OL].(2016-12-29)[2017-04-02]http://t.qq.com/p/t/505976063996928.
[4]耿颺.電影局否認約談豆瓣:沒有與豆瓣任何人有過接觸[EB/OL].(2016-12-29)[2017-04-02]
http://cnews.chinadaily.com.cn/2016-12/29/content_27813002_2.htm.
[5]楊鑫宇.用人性的光輝癒合歷史傷痕[N].光明日報,2014-05-20(02)
[6]尹鴻.張藝謀：三十年歸去來兮[N].人民日報,2014-06-05(24).
[7]劉浩峰.歸來：以揭露的名義渲染醜惡 摧毀主流價值[EB/OL].(2014-06-04)[2017-04-02]http://www.jsdj.gov.cn/20909/201406/t1486227.shtml.
編輯：郝赫赫
編審：曾珍
來源：《電影評介》2017年第8期
歡迎訂閱2017年《電影評介》★訂閱信息：國內統一刊號：CN52—1014/J
郵發代號：66—9（半月刊）
每期定價：15元；全年定價：360元
★訂閱方式：1.各地郵局（所）均可訂閱；
2.直接向雜誌社編輯部訂閱。
********************
《電影評介》
編輯部電話：0851-86417303
唯一投稿郵箱：filmreview@163.com
地址：貴州省貴陽市烏當區大坡路26號當代傳媒大廈
**********
轉載請註明：轉自微信公眾號「電影評介」
請掃一掃下面的二維碼，或者在「訂閱號」中搜索「電影評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