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過去了，復旦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黨支部書記楚永全依然記得那一天——2017年9月25日。已過零點，他在微信群裡與院長鍾揚等人商量支部活動時間。三言兩語之後，鍾揚以一貫的果斷拍板：「@所有人 我們何不在26號下午花一個小時開個會呢？」
會在午夜聯繫，是因為熟悉鍾揚的人都知道，他總是深夜最後離開辦公室。學生徐翌欽偶然發現，老師的手機鬧鐘會在凌晨3點響起，原來，他的鬧鐘不是叫早，而是提醒自己睡覺。
「我們前一天夜裡發郵件請教問題，第二天早上一準能收到回復。」徐翌欽說。
2017年9月24日，鍾揚到寧夏為民族地區幹部講課。當天，他還將一份有關研究生培養的工作報告發給復旦大學副校長金力。然而，25日凌晨5點多，在赴機場趕飛機途中，一場意外車禍，將他的生命永遠定格在53歲……
這一天，微信朋友圈，20多萬人參與「獻花緬懷鐘揚教授」活動；記錄鍾揚西藏故事的視頻《播種未來》，全網點擊超過1200萬——「任何生命都有其結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懼，因為我的學生會將科學探索之路延續；我們採集的種子，也許會在幾百年後的某一天生根發芽，到那時，不知會完成多少人的夢想。」視頻裡，鍾揚這樣說。
三天後的追悼會上，人們從北京、上海、武漢乃至新疆、西藏、內蒙古、雲南等地專程趕往銀川。守靈夜，鍾揚15歲的兒子發了條信息：「爸爸，你終於可以回家休息了！」
「只要國家需要、人類需要，再艱苦的科研也要做！」
——為了把西藏「生物家底」摸清楚，16年裡在高原奔走50萬公裡
如果不是這樣的意外，對鍾揚的學生、西藏大學理學院教授拉瓊和許多藏大師生來說，鍾揚將在9月28日出現在拉薩，繼續收集種子，與他們研究建設世界一流學科。
就在幾天前，西藏大學生態學科入選國家雙一流建設學科的消息公布。鍾揚格外興奮，在幾個微信群都發出邀請：「國慶前後，我都在西藏，歡迎大家組團，與我和研究生們一起去羊湖、林芝等地考察。」
「每次國際會議，他都會講西藏變化，邀請專家實地考察。這次，我們說好了，等他帶隊去考察西藏不同地區的戰略性生物資源。為了把西藏生物家底摸清楚，他真是不畏艱苦、勇於擔當！」中國植物學會副理事長種康回憶。
生於湖南，工作在武漢、上海，但鍾揚53年人生的關鍵詞，卻是「西藏」和「種子」。
2001年，鍾揚首次報名入藏，是出於一位生物學家的責任感：青藏高原是國際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擁有我國最大的生物「基因庫」，在國內外種質庫裡都缺少收藏，而全球氣候變暖和人類活動正在引發生物蔓延性滅絕。他想做一個為世界屋脊盤點生物家底的人，為國家的生態安全和人類未來作出貢獻。
「盤點」工程浩大。鍾揚計劃每年收集600種植物種子。按照國際規範，每個樣本都要收集5000顆種子，不同樣本種群間的直線距離超過50公裡。這意味著，鍾揚團隊每年要行走3萬多公裡。
16年間，從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從阿里無人區到雅魯藏布江，他們的行程超過50萬公裡，遍及西藏最偏遠、最艱苦、最荒蕪的地區，多次經歷生死一瞬。
為尋找高山雪蓮，高原反應嚴重的鐘揚不肯留在珠峰大本營，跟著兩名藏族學生拉瓊、扎西次仁爬上海拔6000多米處。在珠峰北坡，他們採集到迄今發現的生長在海拔最高處的種子植物鼠曲雪兔子。「那是中國植物學家採樣到過的最高點！」拉瓊說。
16年間，他們收集了上千種植物的4000多萬顆種子，佔西藏高級植物物種的1/5，填補了世界種質資源庫空白。他們追蹤數年尋獲的「植物界小白鼠」擬南芥，是在高寒環境中生長了10多萬年的模式植物；他們發現的高原香柏，從中已提取出抗癌成分……西藏巨柏人稱藏族「神樹」，是製作藏香的重要原料，瀕危的國家一級重點保護植物，通常長在懸崖邊，周邊布滿灌叢。鍾揚與學生扎西次仁花了3年時間，將3萬多棵巨柏逐一採樣、登記造冊，還通過研究找到可供制香的替代樹種，築起保護巨柏的科學屏障。
「這類工作學術成果『顯示度』並不高。」與鍾揚相識、共事18年的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黨委書記陳浩明感嘆，「以他的聰明才智，大可坐在實驗室裡驗證假設、發表論文，無需艱苦跋涉。」
但在鍾揚看來，一個人一輩子留下的不在於論文、獎項，而在於做了多少實實在在的事。他動員學生去最艱苦的阿里地區時說：「別人不願去，我們必須去。只要國家需要、人類需要，再艱苦的科研也要做！」
「我想為祖國每個民族都培養一個植物學博士！」
——堅守和夢想，成就了西藏高等教育許多個「第一」
拉瓊教授最後一次見到鍾揚老師，是2017年9月5日。因飛機延誤，鍾揚直接從機場到會場，為西藏大學研究生新生做了兩個多小時的入學教育報告，和研究生們討論課題。「人多時間緊，每個人只給10分鐘」。第二天上午，與拉瓊等同事商談生態學科建設事宜，下午又趕飛機回上海——這樣在高原反應和醉氧反應之間迅速切換、不顧身體損傷的事，對他而言是家常便飯。
西藏大學研究生院院長單增羅布最後一次見到鍾揚，是在2017年9月9日中午。很久之後，他才知道，那天是鍾揚雙胞胎兒子的生日。家宴吃到一半，總不著家的爸爸又去忙西藏的事了，大兒子的願望就是全家一起出去玩一次。
妻子張曉豔說，從援藏開始，鍾揚留給家人的時間很少。援藏工作三年一期，他已連做三期。「每次延期他都有無可辯駁的理由，『要培養一支高端研究人才隊伍』『總要把學科帶到一定高度』……我說你錯過了陪伴兒子成長會遺憾，他說『我知道，但是現在有更重要的工作，我停不下來』……」
幫助西藏大學建好生態學科，留一支優秀科研團隊，是擔任藏大兼職教授、開展科研合作之後，鍾揚的新夢想、新目標。
「那時，整個藏大理學院沒有一個碩士點，植物學專業沒有教授，沒一位老師有博士學位。要申請研究項目簡直是神話……鍾揚教授對西藏大學入選雙一流學科建設居功至偉！」單增羅布說。
西藏大學青年教師寫論文、填申報表格，鍾揚都逐篇把關，經常是在高原旅途中修改，甚至還自掏腰包支付申報費用。
「工作起來不要命」的鐘揚，幫助西藏大學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第一」：申請到第一個生態學博士點，培養了藏族第一個植物學博士扎西次仁，帶出西藏第一支生物學教育部創新團隊，將藏大生態學科送入「雙一流」學科建設名單，更將西藏大學生物多樣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
學生趙佳媛記得，2015年，鍾揚老師突發腦溢血，甦醒後擔心自己不能再進藏，口述寫下他對援藏的思考交給組織，認為「建立高端人才隊伍極端重要」。9個月後，他不顧醫生告誡，再次走上高原路，還說：「我連酒都戒了，就是戒不了西藏啊！」
不只在西藏，鍾揚更成為整個西部教育、科研的播種者。2017年8、9月間，他馬不停蹄地奔波於西藏、新疆、寧夏和內蒙古等地。僅2016年，他就坐了157次飛機，為節省時間，他總是選擇最早或最晚的航班。作為導師，鍾揚特別喜歡招收少數民族學生，「少數民族地區出人才不容易，他們回到家鄉，能成為西部生態發展生力軍！」他的新夢想就是：「我想為祖國每個民族都培養一個植物學博士。」
「不是傑出者才做夢，而是善夢者才傑出」
——不忘初心、拼搏追夢的共產黨員，點亮了人們心裡的燈
復旦大學研究生院辦公室副主任包曉明，2017年9月21日最後一次在校園裡遇上鍾揚，提起他入圍某個評獎，勸他最好在朋友圈裡拉拉票——「他哈哈大笑，邊走邊搖手。這種事，他從不上心。」
在復旦大學2013年拍攝的《黨員說》微視頻中，鍾揚被這樣定義：「一名黨員，就是甘於成為先鋒者，向更高的高度攀登；就是願意把生命最寶貴的時光，獻給祖國最需要的地方。」
「他的牛仔褲是在拉薩花29塊錢買的，總說比別人的名牌更牢固。他常年帶著一個超級重的舊雙肩包，包裡有筆記本電腦，還有厚厚一大摞稿子，有時候是學生論文，有時候是出版社拜託的翻譯稿，有時候是會議發言草稿。他總是見縫插針地工作。」這是學生趙佳媛眼裡的鐘老師。
金力曾與鍾揚搭班在生命科學學院推動教學科研改革。作為同事與摯友，金力眼中的鐘揚「很聰明、能力很強」，卻「始終在為別人、為社會、為時代做事」，是「一個追夢者」。
妻子張曉豔回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鍾揚兩度出國進修、做訪問學者，回國時用節衣縮食省下的錢，給研究所買了複印機等設備，過海關時大費周章，經辦者不相信貧寒書生有錢買這種「大件」捐給公家，「那不是有錢人才做的事麼？」
鍾揚33歲已是副局級——中科院武漢植物研究所副所長，2000年，卻調入復旦當了一名普通教授。有人不理解，他笑稱自己「天生要做老師」，出身教師家庭，「呱呱墜地前一小時母親還在給學生上課」。
他是出色的科學家，入選「長江學者」「傑出青年」，獲得過國家技術發明二等獎等多個獎項。
他是學生公認的好老師，他教導學生「立業先立人，立人先立德」，野外考察遇到危險，總衝在最前面，生怕學生不安全；無數個野外的清晨，他凍得嘴唇發紫，忍著身體不適早起做飯、打包，只為「你們年輕，要多睡會兒」……
他是積極改革、勇於擔當的好領導。2012年起擔任研究生院院長後，在保障和提升研究生教育質量方面下功夫，探索實行一系列改革舉措，受到國內同行高度評價。
「生命的高度絕不只是一種形式。當一個物種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須迎接惡劣環境挑戰的時候，總是需要一些先鋒者犧牲個體的優勢，以換取整個群體乃至物種新的生存空間和發展機遇。共產黨員就是這樣的先鋒者。」鍾揚說。
「加班再晚，離開辦公室時，都能看到鍾老師的燈亮著。現在，他的燈不再亮了，但他點亮了我們每個人心中的燈。」復旦大學研究生院的同事們說。
上有4位八旬老人，下有一對雙胞胎兒子，這個教師家庭並不富裕，而張曉豔卻準備捐出鍾揚的車禍賠償金，支持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人才培養工作。「國家的教育事業是他一生的牽掛。這是我們家人能為鍾揚未竟的事業做的一點事，也是他所希望看到的。」
2017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李強來到復旦大學，宣布追授鍾揚為「上海市優秀共產黨員」。
故事已經定格，初心永遠跳動。
《 人民日報 》（ 2018年01月17日 0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