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易和 整理
2020-06-16 09:58 來源：澎湃新聞
2020年5月22日晚上，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史學論壇第十五講在線上舉行，主題為「疆吏與軍機是如何互動的？——從胡林翼的京城情報網看湘軍之崛起」，由歷史系助理教授韓策主講，李隆國副教授主持，北京大學中文系張劍教授和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張曉川副教授評議。
韓策首先介紹了鹹豐時期「疆吏與軍機的互動」這一問題的提出過程和旨趣所在。湘軍之崛起有很複雜的因素，相對來說，清廷高層的運籌帷幄以及湘系領袖和朝廷高層的互動情形，目前還顯得撲朔迷離。一般認為文慶、肅順在高層支持，是湘軍崛起的重要因素。但肅順當權已有數年，而直到1860年江南大營崩潰後，曾國藩才獲得督撫大權。根據張劍的最新研究，即使在江南大營崩潰的情況下，給曾國藩放權也需要肅順反覆向鹹豐皇帝解釋疏通，可見其中阻力之大。饒有意味的是，江南大營崩潰後，胡林翼迅速掌握中央動向、安排「代言人」在高層運作發聲，說明其擁有強大的「情報網」，由此可以掂量胡林翼構築的京師情報網和高層盟友的重要性。所以本次講座想討論的問題有二：其一，胡林翼京城情報網的輪廓是怎樣的？是如何構築起來的？對於湘軍之崛起意味著什麼？其二，疆吏與軍機的互動在晚清具有普遍性，而類似的圈外和圈內的暗中勾連，軍機的保密與洩密，也是一個古今中外具有普遍性的問題，雖然性質有時不盡相同。我們該如何看待這種現象的產生、影響和某種程度的解決呢？
韓策以《花隨人聖庵摭憶》及《胡林翼未刊往來函稿》中收錄的五通「劍影雙虹室」致胡林翼密札作為引入。通過內容分析、筆跡比對，確認密札作者應是鹹豐朝的領班軍機章京錢寶青。此人在當時甚受推重，與庚申之變後升任軍機大臣的焦祐瀛（鹹豐皇帝的顧命八大臣之一）同時擔任領班軍機章京，地位一度比焦祐瀛更高。但由於1860年春英年早逝，所以幾乎被歷史遺忘。其胞侄就是北洋政府內閣總理錢能訓。種種跡象表明，錢寶青是胡林翼京城情報網的重要一員，當然也絕非唯一的聯絡對象。
錢寶青胞侄：北洋政府內閣總理錢能訓韓策進而指出，胡林翼集中構築京城情報網是在1856年年末攻克武昌之後。此前，一方面軍事倥傯，朝不保夕，「無暇」聯絡，另一方面功勞和地位尚未凸顯，即使聯絡也難以得到格外重視。但胡林翼率湘軍攻克武昌後，情況大為不同。首先，有了政治資本的胡林翼，急需了解最高層的軍事部署動向並在湖北善後、湘軍籌餉等方面爭取支持。同時，由於領班軍機大臣文慶突然去世，對湘軍不甚友好的彭蘊章接任領班，胡林翼捲入了中央的派系和路線鬥爭。這是其構築「京城情報網」的兩大背景。接著，通過梳理胡林翼的京城聯絡對象，韓策勾勒了這張情報網的大致輪廓，其中包括胡林翼的湖南同鄉京官鄭敦謹、嚴正基、郭嵩燾、吳桐雲等人；進士同年、南書房翰林沈兆霖，內閣學士宋晉；重中之重的是軍機處的要員，包括錢寶青、梁瀚等人。特別是胡林翼與錢寶青的通信不僅頻繁，而且都是長篇密札，透露了諸多關鍵性的中央軍政決策動向。由此甚至可以猜想，胡林翼與肅順等權臣也可能存在直接聯絡。
錢寶青手跡胡林翼的「京城情報網」具有多方面的意義。它幫助湘軍領袖及時了解鹹豐皇帝和軍機大臣的想法和動向，掌握葉名琛、何桂清、黃宗漢、福濟、英桂、勝保等大員的動態和各地軍情變動。通過錢寶青向鹹豐的復奏，1859年胡林翼、曾國藩設計的四路進兵戰略得到支持，奠定了湘軍攻佔安慶的基礎。在著名的「樊燮案」中，錢寶青奉命與湖廣總督官文會同查辦，對保護左宗棠和湘系勢力起了關鍵作用。同時，胡林翼的情報網及其盟友的集體發聲，配合肅順，促成了1860年曾國藩出任兩江總督，湘軍崛起之勢由此告成。
最後，韓策對軍機處的保密與洩密問題進行了引申，指出高層信息不僅是稀缺資源，也不僅是權力象徵，常常就是權力本身，因此圈外和圈內的暗中勾連，軍機的保密與洩密，觸及的是權力核心圈的信息壟斷、傳播與發布問題，對政局及全社會產生直接影響。特別是疆吏與軍機的互動，在晚清幾乎是普遍現象，其影響需要持續考慮。目前的軍機處研究，尚未達到「活的制度史」的層次，有待進一步深入。
隨後，張劍與張曉川兩位老師分別評議。張劍指出這場報告的三點價值：首先，關注到晚清政治史中「活」的制度運作，特別是與制度相關的人的行為、關係網絡對制度運行的作用。其次，所用公私材料極為豐富，但經過組織剪裁後引人入勝，善用以小見大的方法。第三，證明了晚清私人文獻的重要性。張劍進而談到私人文獻研究利用的三重路徑：考證人物，釐清事實，這是最基本的層面；揭示制度運作、人物心態中的時代特性，方可以小見大；更可再進一步，從情感史的角度進行研究，特別是情感對於政治進程的影響，因為很多歷史進程中政治人物的決策會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影響。
胡林翼張曉川認為，相比此前的朝代，晚清中央與地方政治人物的「名氣」對比出現反轉，晚清的地方大員名氣更大，而許多中央大員反而被遺忘和遮蔽。這與晚清政治史受到近代種種歷史敘事模式影響有很大關係。實際上，名氣和權力是存在落差的，地方督撫在與中央層級的政務交涉上，仍舊是較為被動。這也是他們急於打聽京城「情報」的原因之一。因此，韓策的報告提示我們應當揭開後世歷史敘述的面紗，凸顯晚清政治生態的本來面目。此外，鹹豐以後戰亂頻仍，中央權力削弱，既定製度大規模瓦解，以及折差等制度和通信條件，都是央地官員私人情報交流得以實現的原因。
李隆國老師結合西方中世紀史的研究，指出學者關注的一個熱點是，廷臣如何阻止封建貴族接近皇帝或國王。在不同政治體制下，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存在差異，可以進行中外比較研究。
北大歷史系王奇生教授接著做了點評。他認為，疆吏在京城的「情報網」，屬於信息溝通的範疇。那時官場的信息溝通主要靠人脈、「朋友圈」。直至今天，無論官場，還是商界、學界，人脈、「朋友圈」都廣泛存在，都非常重要。換言之，人際關係網絡在歷史實踐過程中是非常關鍵的環節，但在歷史研究過程中又很難把握，因為有關私領域、潛規則的文字記錄太少，十分難得。王奇生結合自己的研究，指出《朱家驊檔案》《陳誠日記》等都是珍貴的私人資料，從中可以解讀出民國史的精彩內容。
韓策隨後回應了上述點評。他承認情感史轉向是史學研究的一個新趨勢，情感史的視角對於研究高層政治、軍機處問題也具有啟發意義。同時認為，無論中外，在大的關節點上處理信息溝通、保密洩密問題，對政治生態和國計民生都會產生重大影響，所以期待中外的比較研究。隨著近年來新資料的大量出版，同民國史類似，晚清史研究也大有可為，希望更多的朋友關注這一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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