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苑|「中國哲學會」 20世紀中國哲學學科建立的一個標誌

2022-02-07 學術匯


  我國最早的全國性哲學學會在20世紀20年代就已開始籌備。1926年馮友蘭到清華大學任教後,推動北京各高校哲學系共同組織「中國哲學會北京分會」,計劃先在各地成立分會,再聯合起來組建全國性的哲學會。1927年4月《哲學評論》由尚志學會創刊,在它周圍聚集起一批以研究中西哲學為志業的學者,不時探討問題。

  十年後機緣成熟,馮友蘭與湯用彤、賀麟、金嶽霖等同仁於1935年4月13日至15日在北京大學召開中國哲學會首屆年會。50餘名學者出席會議,馮友蘭作為大會主席致開幕詞,校長蔣夢麟代表北大致歡迎詞,胡適介紹了哲學會的發起、經過和意義。會上宣讀的研究成果有馮友蘭的《歷史演變中之形式與實際》、湯用彤的《漢魏佛學理論之兩大系統》、賀麟的《宋儒的思想與方法》和張申府的《我所認識的辯證法》等。

  此次會議初步建立了組織機構,推舉馮友蘭、湯用彤、方東美、宗白華、張君勱、胡適、金嶽霖等12人組成中國哲學會第一屆理事會。馮友蘭、賀麟、金嶽霖當選為常務理事,負責日常會務工作。會上還提出了《正式組織全國統一的哲學會案》,決定成立籌備委員會,負責組建中國哲學會事宜。

  1936年4月4日至6日,中國哲學會第二屆年會在北京大學舉行,胡適致開幕詞,馮友蘭報告會議籌備經過。4月5日,會議決定正式成立中國哲學會,並審議通過了會章,選舉15人組成理事會,其中馮友蘭、湯用彤、金嶽霖、祝百英、宗白華5人為常務理事。會議確定以《哲學評論》為會刊,由馮友蘭主編,刊發提交年會的重要論文。

  中國哲學會以「本合作精神以促進哲學研究,推廣哲學知識」為宗旨。學會下設北平、南京和廣州分會,總會會址設在北平,抗戰時期遷至重慶,戰後遷回北平。會章規定,每年召開年會。但自第三屆年會於1937年1月24日至27日在南京中央大學召開後,因戰亂而未定後期。直到1940年,中國哲學會才在昆明舉辦年會,選舉第三屆理事會。1941年,在重慶召開第四屆年會以後,未再舉行年會,但仍有些學術活動。

  中國哲學會下設「中國哲學研究委員會」和「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中國哲學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是馮友蘭,委員有湯用彤、賀麟、宗白華、黃建中4人,工作有「校訂周秦漢諸子的著作」、「編纂魏晉以後各哲學家的著作」等,每月經費一萬八千元。馮友蘭《三松堂自序》記述其運作情況時說:「當時通貨膨脹已經很厲害,這個數目實際上辦不了什麼事,也用不了專職的人,我想了一個收買稿子的辦法。我知道當時學哲學的人生活都很困難,寫了些稿子也沒有人過問。我就把中國哲學研究委員會作為中國哲學會的一個附屬組織,接收哲學論文的稿子,由委員會贈送稿費,比較短的論文,在《哲學評論》中發表,長的可以作為專著,由中國哲學會代為想辦法發表。在這些專著中,收了熊十力的幾本書,我的《新原道》《新知言》也是在這種安排下發表的。」湯用彤魏晉玄學研究的重要作品《向郭義之莊周與孔子》就是應馮友蘭之邀,於1943年發表在《哲學評論》第八卷第四期。

  現存的賀麟、馮友蘭、湯用彤三人致胡適函如下,是了解「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活動的重要史料:

  中國哲學會設有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將近四年,編譯書籍,訓練譯員,均經逐漸進行,不無成效,想荷讚許。頃本會復向政府請得外匯美元壹千元作為本會基金之一部分。本會為求妥善信實計,已商請中央銀行開具支票,註明由先生在美國支取。茲特將原支票寄上,即希於取得美幣現款後,設法託人帶回國內,交彤等收存,以便組委員會保管,而利哲學譯業為禱。

  該信寫於1945年5月24日,由賀麟執筆起草,因為他是「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主任,兼任中國哲學會第三屆理事會的常務理事和秘書。落款除賀麟外,還有馮友蘭和湯用彤的親筆籤名,因二人是中國哲學會主要負責人兼「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委員。由於胡適為中國哲學會的發起人之一,又一直擔任該會的理事會成員,故信中向胡適匯報該會編譯書籍和訓練譯員方面的成效,並請他在美國支取該會為籌款設立的用於翻譯事業的基金,再匯給湯用彤等人。信紙末端印有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地址,信後另附該會工作報告一紙。

  「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聘請多位編譯員,編譯了一批西方哲學古典名著。此外,該會從1944年起兼收中國學者撰寫的西方哲學著作,同時還多次舉辦編譯演講討論會。1944年上半年舉辦了四次:首場湯用彤講「關於佛經的翻譯」,第二場陳康講「亞里斯多德本質論發展的痕跡」,第三場吳宓講「我個人對翻譯的經驗和理論」,第四場鄭昕講「康德範疇論的體用」。湯一介保存下來一份湯用彤的演講提綱《佛經翻譯》,已整理收入《湯用彤全集》第2卷。由此稿可知,湯用彤在演講中,不僅總結了佛教史上的翻譯經驗以為編譯西方哲學著作提供借鑑,還提出「譯場」(翻譯機構)應具有教育功能,是培育有創造性思維人才的組織。根據這一思路,該會培養了不少青年學者,如汪子嵩、陳修齋、王太慶、楊祖陶等人皆成為西方哲學領域的傑出專家,有力推動了西學在中國的傳播。

  1947年3 月30日,中國哲學會在北平的成員20 餘人,在北京大學蔡孑民紀念堂聚會。湯用彤主持會議,賀麟報告中國哲學研究委員會與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的工作和經費狀況,並為《哲學評論》約稿。會上,對於研究哲學與實際生活的關係問題,許多人承認雖然存在,但卻避而不談。對於這一關鍵問題,早在第二屆年會上黃子通就指出:「已經感覺到現在中國哲學界所談的問題多數與我們現實生活沒有多大關係,有重大關係的問題卻很少有人去談。」馮友蘭也認為:「哲學總是與現實有關係的,有直接的或間接的,我們更希望著哲學能與現實發生密切的關係。」但是,他又說:「社會上的人不能對中國哲學會有過分的希望,有一部分人希望哲學會能領導社會思想與文化,這本來是哲學會不打算做,而且不能做的。」缺乏對現實的關注,是該會的歷史局限性。

  1947年4月,中國哲學會北平分會邀請美國康奈爾大學哲學教授柏特(Burt)來華交流,到北京大學、燕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校進行了《哲學綜合問題》《美國哲學之趨勢》等演講。1949年北平解放後,該會自然解體。

  中國哲學會的學術活動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哲學學科建立、發展的一個標誌。歷屆會議提出的重要課題不同程度反映了那個時代思想歷程,促進了中國哲學的發展。其學術活動和翻譯工作更是為當時哲學界打開了通往世界的窗戶和中西哲學交流之門。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趙建永

作者單位:天津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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