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柯:從《三十二》到《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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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柯

本文授權轉載自：一席

郭柯，導演。

其實《二十二》這部紀錄片應該以什麼樣的角度去拍攝，這個問題困擾了我很久，我也很糾結。但是隨著長時間跟這些老人接觸，和她們相處，我堅定了當初的想法，就是把她們當作自己的親人一樣去記錄。就像這個海報上那四個字：深情凝視。

大家好，我是這部紀錄片《三十二》的導演郭柯，這部片子是2012年拍攝的。

 

這位老人叫韋紹蘭，她是1920年出生的，她的身份就是我們歷史書上提及的「慰安婦」。

1944年日軍陸軍第11軍包圍了桂林，當年韋紹蘭24歲。有一天她背著自己1歲的女兒在山頭，被日本人發現了。有一個日本兵舉起了刺刀，她以為拿刀來捅她，結果那把刺刀挑斷了她身上的背帶。孩子掉了下來，她沒有辦法逃跑，之後就被押上了車，準備送往日軍的據點。

 

那輛車一邊開一邊抓人，後來在路上又抓了好多中國婦女，把她們運到了離新坪鎮30公裡以外的炮樓裡面。在那個炮樓裡，日本兵每天都會去強姦她們。韋紹蘭的孩子就睡在她旁邊，有時候日本兵為了不讓孩子哭，還會給她一顆糖吃。

 

過了三個月，日本兵對韋紹蘭的看管稍微放鬆了一些。韋紹蘭就趁著給日本人洗衣服的機會，跑到村頭村尾去張望，尋找逃跑的路。有一天晚上，她發現那個看守的日本人在打瞌睡，她就背起女兒，從那個日本人身上慢慢地邁過去。她逃跑了。

 

逃跑的時候，她的面前有兩條路，一條大路，一條小路。她選擇了那條小路，順著路走，走到了天亮。接著走到快天黑的時候，還是沒有到新坪。她看見一戶人家，裡邊有個老奶奶。老奶奶跟她說：「阿嫂，你走到新坪夜了不？」韋紹蘭說：「夜了我就不會去了，你有沒有稻草？」老奶奶給了她一些稻草，她就跟孩子縮在這個稻草裡，度過了離開日本軍據點的第一晚。

 

第二天早上起來，老奶奶跟她說：「阿妹一直在哭，熬點粥給她喝吧，我給你煮點紅薯芋頭。」吃完了，老奶奶告訴她：「不怕的。」

 

告別了這個老人家，韋紹蘭順著路一直走，走到天黑，終於回到了自己家裡。當時她看見自己的丈夫在那兒吃飯，丈夫看見她就說：「你就回來了，我還以為你不知道回來呢。」韋紹蘭當時聽見這句話就哭了。

 

反而是她的婆婆勸她說：「先給阿妹煮點粥吃，吃完了給她洗個澡。」她的丈夫恨她、罵她，說她出去學壞。婆婆說她不是學壞的，她是在山頭被日本人拉走的。鄰居也說幸虧是她機靈，知道跑出來，有的人想跑都跑不出來。

 

韋紹蘭是11月份的時候跑回去的，大概是因為營養不良，12月份的時候她的那個女兒就死掉了。又過了一個月，她發現自己懷孕了，懷的是日本人的孩子。她當時想死，喝農藥，後來被她的鄰居把命給救回來。婆婆還是勸她說：「死什麼，留著這條命。不管他是男孩女孩都得生下來，萬一以後你沒有生育能力怎麼辦。」

 

就這樣，1945年，也就是日本人投降那一年，她生下了日本人的孩子，取名羅善學。

 

我第一次看到韋紹蘭這個名字是2012年，在一篇微博報導裡。我覺得她的故事非常離奇，是不錯的素材。在那之前的十幾年，我一直在做副導演，從事影視劇的拍攝。2012年的夏天，我到廣西去拜訪韋紹蘭。廣西的山水很美，也很詩意，但是韋紹蘭的居住環境卻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

這個土房子就是她的家，裡邊空空蕩蕩的，只有桌子椅子這些簡單的家具。韋紹蘭生了羅善學以後，又跟自己的丈夫生了一兒一女。她的丈夫在20多年前就去世了，女兒也在前兩年去世了。

 

羅善學告訴我，他從小在村裡就受到了異樣眼光的看待，到現在都沒有結婚。以前有人幫他說媒，說了幾個都沒成。後來終於有一個女孩願意嫁給他，但是對方母親極力阻止，所以到現在他還是一個老光棍。

 

韋紹蘭現在唯一的生活來源就是低保，一個月90塊錢，每3個月到鎮上去領一次。她吃的最多的就是白菜，她說因為白菜便宜。說到苦，她說沒有人會比她更苦，以前總是砍柴割草來賣，眼淚都是往心裡流的。

 

其實對於她們的苦難，在去見她們之前，我心裡是有一些預判和想像的，但是這個老人身上終究有一些東西是我沒想到的。

 

有一次我問韋紹蘭和羅善學同樣的一個問題，大概意思就是你們對將來怎麼看。羅善學跟我說，他說如果有一天生病了，連一個給他端杯水的人都沒有，到時候他就喝農藥死掉就完了。而韋紹蘭回答，她說我還沒活夠，這個世界紅紅火火的，我要留著這條命來看。

 

我當時就在想這個老人為什麼心裡會那麼樂觀。跟韋紹蘭聊天的時候，她經常會從聊天的內容中跳躍出去。比如她看到了一把傘，就會自言自語說出幾句像童謠的句子；比如天上要下雨了，她也會自言自語。後來我就問翻譯，她的自言自語是什麼意思，就這樣，我第一次聽到了這麼幾句話：

 

天上下雨路又滑，

自己跌倒自己爬。

自己憂愁自己解，

自流眼淚自抹乾。

 

這幾句話我想應該是當地的俗語，但是用到老人身上又是那麼貼切。從她的嘴裡念出來，仿佛在說她自己的一生。

 

有一次韋紹蘭跟我聊起她的童年，還是姑娘家時候的事情。十三四歲她經常上山去放牛，隔壁村有一個60多歲的人，背拱拱的，她們叫他十二爹。這個十二爹很會唱歌，她們一幫小孩子看到十二爹就會上去圍著他說：「爹爹教我們唱歌，教我們唱歌。」十二爹說他要放牛，小孩就說：「我們幫你放牛，你教我唱歌吧。」

 

韋紹蘭在說到這一段的時候，臉上泛起的笑容就跟小孩子一樣。我就問她還記不記得當時學的那些歌，能不能唱一段給我聽。她笑了一笑，說她現在老了，不像十八二十多的時候了，聲音不好聽了。後來我讓翻譯多次地請求她，她還是唱了。然後我們拍下了這一段，也用在了紀錄片的片尾，現在我給大家放一下。

拍完這部紀錄片以後，我每一年都會到廣西去看韋紹蘭老人，每一次我都儘量能在她家住一晚。有一年春節前，我們四個人到了廣西去看她。我們當時的安排是頭天下午到她家，第二天一早就要離開廣西。到那兒以後，我給了她500塊錢的生活費，她笑呵呵地拿著了，放在她衣服裡邊那個我們都非常熟悉的小荷包裡面。

 

吃完晚飯我去她屋裡面，想跟她告個別。她坐在那張床上，看我進去了，叫我坐在她身邊。我坐下來以後，她還是笑呵呵的，就像視頻裡那個笑容一樣。她從衣服裡拿出了四個紅包跟我說：「過年了，你拿著這個回去給媽媽買點糖果吃。」我打開紅包，每個紅包裡邊分別都裝著一百塊錢。當時的那種感受，我到現在也沒有辦法用語言來形容。

 

在接觸韋紹蘭以前，我對「慰安婦」的理解就是停留在那個詞上面；但是碰到她以後，這個詞變得具象了，它是活生生的一個人。我從小跟奶奶一起長大，所以我對老人有一種特殊的情感。我第一次見到韋紹蘭老人的時候就覺得特別親切，拍完片子以後我回到北京做後期，每天都能在電腦屏幕上看到韋紹蘭老人，聽著她講故事，看著她笑。後來做完後期，我基本上都能聽懂她說話了。

 

正是因為遇到了韋紹蘭，我才決定要以紀錄片的形式去把其他的受害者都記錄下來。

 

我到上海師範大學找到了蘇智良教授，他做「慰安婦」研究已經30多年了，他聘請了研究員和調查員在全國形成了一個網絡。他告訴我「慰安婦」的人數每一年都在減少。我2012年拍攝韋紹蘭老人的時候，他說全國就剩下32位老人了，所以那部紀錄片就叫《三十二》。到了2014年，他說這些老人只剩下22位了，所以第二部紀錄片就叫《二十二》。

 

這位老人叫林愛蘭，她是海南人，1925年出生，當地人都叫她阿環。林愛蘭老人具有雙重身份，1939年的時候，也就是她14歲那一年，她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瓊崖縱隊，成為了紅色娘子軍中的一員。後來她跑到日本那個部隊的內部，去偷出子彈給我們的部隊。她還跟我講，她用槍打死了兩個日本人，政府還因此獎勵了她兩個紀念章。這兩個代表著功勳和榮耀的紀念章她看得比命都重要。

 

1941年的時候，林愛蘭被抓到了加來一個日本據點，在那裡她失去了生育能力，腿也被打斷了。後來她不能走路，每天坐在一張椅子上面，只能依靠雙手支撐著椅子慢慢地挪動。林愛蘭一輩子也沒有結婚，到了快70歲的時候，收養了一個女孩，取名林寶香。阿香後來嫁人了，生了孩子，沒有時間去照顧她，把她送到了當地的一個養老院。

 

我們第一次見到林愛蘭老人的時候就在養老院裡，她當時在那兒已經住了三年多了。老人第一次見到我們，就從衣服兜裡掏出了那兩枚紀念章給我們看。林愛蘭老人的性格非常剛強，眼神也很銳利。她的房間裡放的最多的東西就是刀，有菜刀，有水果刀，還有鐮刀。

 

這把就是她的鐮刀。

我當時問她這把鐮刀拿來做什麼，她跟我說：「我們這兒有很多小偷，晚上他們要進來偷我東西，我就拿鐮刀砍他們。」有一次我跟她聊天，我說：「阿環，當時日本人抓你進去的時候，後來發生了什麼？」林愛蘭說她當時被抓進去了快兩年的時間，然後她沉默了，陷入沉思。我當時沒說話，靜靜地看著她，她的眼神柔軟了下來。

 

2015年12月23號，林愛蘭去世了。2016年的元旦節，我們去給她上墳。到了那兒我們看到她的墳頭只有一堆黃土，連碑都沒有。我就問阿香怎麼回事，阿香跟我說在他們海南臨高那個地方有個風俗，為逝去的人立碑的必須是自己的兒子或者是男性親屬，因為他們的法師要過來作法，如果是女性就沒有辦法把逝者的魂招回來，所以阿香也沒有辦法。

 

後來我們託朋友找到了當地的政府，蘇教授那邊給林愛蘭老人刻了一個碑。在2016年的四月份，這個碑終於在她的墓前立了起來，上面寫的是「抗日女戰士林愛蘭女士之墓」。老人生前最珍愛的兩枚紀念章，一枚隨她入土，一枚捐給了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

 

這位老人叫樸車順，韓國人，但是她在中國生活了70多年。十幾歲的時候日本人告訴她，在中國有一個襪子廠，可以去那兒打工掙錢，她就跟著那個日本人從韓國來到了中國的武漢。到了武漢以後，她發現那個地方根本不是什麼襪子廠，是一個慰安所，裡邊有很多的日本人。

 

後來經過打聽，我們找到了這個慰安所的遺址，現在還在。這個地方叫積慶裡，在武漢市區。紅色瓦面的區域就是當年的慰安所，現在裡邊住的是居民，有的房間其實還遺留著當年的那些痕跡。

 

樸車順後來從這個慰安所裡逃了出來，然後嫁給了當地的一個農民。後來她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了，叫毛銀梅。姓毛是因為她說她很喜歡毛主席,叫銀梅是因為她的丈夫喜歡白色的梅花。他們夫妻感情很好,毛銀梅再也沒有回過韓國，但是她也沒有生育能力了。後來，他們抱養了一個女孩。她的丈夫在20多年前去世了，毛銀梅就跟著自己的養女一直生活。

 

她的養女叫黃美容，我叫她黃阿姨。後來有一次我問她的養女，我說老人之前的事情你能不能給我們介紹一些。黃美容說：「我不知道她以前的事情，我們作為晚輩也不能問她，老人也從來沒跟我們講過。」後來有韓國人到她家裡去幫助毛銀梅老人，這個時候黃美容才一點一點地了解她媽媽以前的事情。

 

毛銀梅是我們見到的這些老人裡面居住條件比較好的。這就是她的房間，右邊的牆上貼的是韓國地圖，地面上也鋪了軟的墊子，這些都是韓國志願者給她裝飾的。

我們去了以後就會席地而坐，跟她聊天。有時候她說得高興的時候，還會唱起她小時候的韓語歌。她的桌子上擺了一個錄音機和兩盒磁帶，磁帶裡邊全是韓語歌曲，這些也都是韓國志願者送給她的。志願者說如果老人思念家鄉的話，可以看看地圖，聽聽這些歌。接下來這一段是毛銀梅老人唱的歌。

這部紀錄片在2015年和2016年都被韓國的電影節邀請去展映，很多韓國觀眾看到這一段的時候都流下了眼淚。當時，韓國人還邀請我們去參加了在首爾的周三集會。周三集會從九幾年就開始了，到現在也一直沒有間斷過。他們在日本大使館門口立了一座「慰安婦」少女銅像，每周三民眾都會到大使館門口去聲討日本，讓他們就「慰安婦」問題做出道歉。

 

我去的那次看到了有修女，有中學生，有小學生，還有社會人士組成的群體，全部都坐在大使館門口。當然還有韓國的受害者，吉元玉老人。那個修女就衝著日本大使館喊出了他們本國受害者的姓名，然後所有人都跟著一起喊，包括這些小朋友。之後這些小朋友還給吉元玉老人表演了節目，最後他們還擁抱。

 

我看到這一幕就在想，這些小朋友那麼小，他們應該不會明白他們現在在做什麼，也不知道這老人是誰。但我想，等他們長大了以後，他們一定會知道這個老人是什麼身份，她曾經受過什麼遭遇。這就是周三集會的現場，中間坐著的那位就是吉元玉老人，前面就是小朋友在表演節目。

 

其實韓國人也曾經試圖把毛銀梅老人接回韓國，但是老人拒絕了他們。她說現在回到家鄉也沒有親人了，在中國，女兒對她很好，晚輩們也非常孝順，她說她要留在中國。

 

2017年的元旦，我們去看了毛銀梅老人。當時她的身體狀況不是很好，躺在床上，要依靠吸氧機來支撐。她看到我們以後，非常傷心，一直流眼淚。為了不讓她過度傷心，我們只在那待了一會兒就匆匆地離去了。2017年1月18號，毛銀梅老人去世了，子女把她跟她的丈夫葬在了一起。

 

其實《二十二》這部紀錄片應該以什麼樣的角度去拍攝，這個問題困擾了我很久，我也很糾結。但是隨著長時間跟這些老人接觸，和她們相處，我堅定了當初的想法，就是把她們當作自己的親人一樣去記錄。就像這個海報上那四個字：深情凝視。

 

其實我跟那麼多老人接觸，跟她們聊天，她們都有傷心的時候。我當時以為這些老人會在說到日本人暴行以及她們在慰安所的遭遇的時候會很傷心，但是實際情況並不是那樣。

 

韋紹蘭老人，她回到家聽見她丈夫說「你就回來了，我還以為你不回來」，她說到這兒的時候，流淚了。

 

毛銀梅老人，她在回憶她逃難時跟母親分別的那一幕，她沒趕上火車，母親跟她的妹妹在火車上，火車開走了，她就在下面追。說到這一刻的時候，她哭了。

 

林愛蘭老人，她親眼看見自己的母親被日本人綁起來扔到了河裡，講到這兒的時候，她就再也說不下去了。

 

李愛連老人，她從據點逃回家以後丈夫跟她說「沒關係，我們以後該怎麼過還是怎麼過，是日本人抓你去的，又不是你自願的」。李愛連老人說到這的時候，泣不成聲。

 

我在海南認識了一位日本的留學生叫米田麻衣，是一個女孩，她跟海南的這些受害老人接觸了5年多。有一次我就問她，我說你跟老人相處了那麼久，你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麼。她告訴我，王玉開阿婆的家人有一次拿了一張日本人的照片給阿婆看。那個照片上面的日本人很老了，80多歲。阿婆看那個照片，沒有哭，也沒有生氣，她笑了。她說日本人也老了，連鬍子也沒有了。

 

今天因為時間的原因，我不能跟大家去分享更多的故事。但是我想借一席的這個平臺，帶大家去認識一下每一位老人。

 

李美金，海南人，現在跟她的兒子兒媳生活在一起。

陳連村，海南人，現在跟她的兒子兒媳生活在一起。

陳亞扁，海南人，現在跟她的女兒和外孫女生活在養老院裡面。

符桂英，海南人，她是這些老人裡邊最年長的，1919年出生，2015年去世。

符美菊，海南人，現在跟她的孫子和孫媳婦生活在一起。

 

黃有良，海南人，跟她的兒子兒媳生活在一起。

林愛蘭，海南人，2015年去世。

王志鳳，海南人，跟她的兒子兒媳婦生活在同一個村裡。

毛銀梅，韓國人，2017年去世。

 

曹黑毛，山西人，現在跟她的養女生活在一起。

郝菊香，山西人，2016年去世。

李愛連，山西人，現在跟她的兒子兒媳生活在一起。

李秀梅，山西人，2014年去世。

劉風孩，山西人，她是唯一一位不願意接受拍攝的老人，我們尊重她的意願，只是拍了她家的一個外景，這位老人2017年去世。

 

劉改連，山西人，現在她的5個子女輪流照顧她。

駢煥英，山西人，現在獨自住在山西的窯洞裡。

任蘭娥，山西人，2016年去世。

張先兔，山西人，2015年去世。

趙蘭英，山西人，2016年去世。

李鳳雲，朝鮮族，生活在黑龍江，2016年去世。

何玉珍，廣西人，2014年去世。

韋紹蘭，廣西人，現在跟她的日本兒子生活在一起。

 

這些老人，是我們2014年拍到的22位。截止到2017年1月，這些老人只剩下11位。

 

我的分享就到這裡，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