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傅雷先生，以及那些像他一樣「又熱烈又恬靜、又深刻又樸素、又溫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靈魂。
傅雷題贈羅曼·羅蘭的照片（1934年2月）
1965年9月12日，傅雷像往常一樣，提筆給遠在倫敦的長子傅聰寫信。第一封是用英文寫給傅聰當時的妻子彌拉的。彌拉是世界著名小提琴大師梅紐因的女兒。傅聰在1958年不得已從波蘭出走倫敦後，曾給父親帶來精神上沉重的苦痛和壓抑，好在兩年後他與彌拉相愛結婚，給了父親少許寬慰。自傅聰婚後，傅雷不再單給兒子寫信，有時也會寫給兒媳，希望她能多了解一位中國父親對藝術、對家庭的看法。
那天他幾乎以整封信談論的，是自己正讀著的書，查理·卓別林「一本卷帙浩繁的自傳」。傅雷向彌拉感慨，自己跟卓別林在許多方面都氣質相投，尤其是孤獨。「我的生活比他平凡得多，也恬靜得多（而且也沒有得到真正的成功），我也非常孤獨，不慕世俗虛榮，包括虛名。」他讀得傷感極了，憶起久遠的過去：「我的童年很不愉快，生成悲觀的性格，雖然從未忍飢挨餓——人真是無可救藥，因為人的痛苦從不局限於物質上的匱缺。」
現在來看，這本傳記帶給傅雷的心緒震蕩顯得不太尋常。自1954年，傅雷就一直給在國外學習和生活的傅聰寫信，1958年12月底因出走事件中斷。後來因了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的直接批示，1959年10月後他們父子又獲準恢復通信。從1954年1月18日晚第一封，到1966年6月3日最後一封，傅雷寫信的間隔通常在一周左右，少則三四天，最繁密時也頂多每日一封。而1965年9月12日這天，白天和晚上，他竟接連寫了兩封信，分別跟傅聰夫婦深談讀後感受，字裡行間，似有難以盡言的心情。
1965年，正是傅雷飽受憂患、處境最艱難的時候。在政治的陰霾之下，埋頭譯作之外，給孩子們寫信是他精神上最大的支撐。有了1957至1961年當「右派」的教訓，傅雷把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空間壓縮得更加逼仄，幾乎不再出門與人交往。他幾十年都是靠稿費生活，從未向國家領取工薪，而現在聊以寄託精神和生活的翻譯也由於政治氣候的嚴峻而幾乎停止了。前一年交稿了50萬字的巴爾扎克《幻滅》三部曲，始終沒有能夠出版的消息，他收入驟減，終日憂心一旦不能譯書，將難以維持自己和妻子的生活。
身體方面的未老先衰也令傅雷哀傷。他的眼神經急劇衰退，醫生警告有失明的危險，必須立刻停筆休養。這一年來，傅雷內心在不斷掙扎，遲疑著，要不要給認識多年的時任文化部副部長寫信，請從前曾經維護過自己的這位老領導幫忙，從政府方面申請些錢來治病與生活。
朱梅馥與傅聰在上海中山公園（1954年1月）
在那個晚上，寫給傅聰的信裡他又一次談到卓別林的孤獨：「他是非常孤獨的人，我也非常孤獨：這個共同點使我對他感到特別親切。」他也責備自己：「我越來越覺得自己detached from everything（對一切都疏離脫節），拼命工作其實只是由於機械式的習慣，生理心理的需要（不工作一顆心無可安放），而不是真有什麼conviction（信念）。至於嗜好，無論是碑帖、字畫、小古董、種月季，儘管不時花費一些精神時間，卻也常常暗笑自己，笑自己愚妄、虛空、自欺欺人的混日子！」
從卓別林，他是否想起了三十幾年前的《夏洛外傳》，信中沒有提及。但這本書於他，既和卓別林不可分，也深刻於他自己的生命。卓別林創造了不朽於銀幕的小人物夏洛（Chalot），法國記者菲列伯·蘇卜（Philippe Soupault）又把他寫入「幻想人物列傳」，而剛從巴黎回國的傅雷因為深受書中人物的感動，決意將該書譯入中國——稿成之後，雖說屢經碰壁，1933年9月他還是以「自己出版社」的名義在上海自費出版了它。
《夏洛外傳》為傅雷第一本譯著，也是他漫長翻譯生涯的起步。當時25歲的傅雷，在譯者序中用這樣激情的語句，向讀者勾勒他鍾愛的夏洛：
一個現世所僅有的天真未鑿，童心猶在的真人。
他是一個孤獨者。
是世間最微賤的生物，最高貴的英雄。
卓別林曾說，他原想由夏洛造成一種「悲愴的哲學」（Philosophie Pathetique）。在辭世前一年的9月12日這個晚上，傅雷是預見到了嗎，在這無法自主的浮世裡，自己的命運離悲愴又高貴的夏洛竟是那麼近？
傅雷赴法那年，不到20歲，正是青春彷徨的年紀。到巴黎後，他最早接觸到的是十八九世紀的法國浪漫主義文學，如夏多布裡昂、盧梭、拉馬丁一路，書中那些迷惘而無望的戀愛，羅曼蒂克的熱情和幽思，令他更加無可解脫。
傅雷在法國（1930年）
很偶然中有一天，他讀到了法國當代作家羅曼·羅蘭的一本《貝多芬傳》，竟遽然觸動：「讀罷不禁大哭，如受神光燭照，頓獲新生之力，自此奇蹟般突然振作。此實餘性靈生活中之大事。爾後，又得拜讀《彌蓋朗琪羅傳》與《託爾斯泰傳》，受益良多。」
《貝多芬傳》和羅曼·羅蘭對傅雷人生的影響重大，在他8年後發表在上海《時事新報》上的一篇文章還可窺見。1936年，傅雷好友、在上海美專教授西畫的留法畫家張弦病逝，當時還不到30歲。傅雷長嘆中寫下悼文——《我們已失去了憑藉》，開頭兩段，既是對好友遭遇的痛惜，也是他自己最真的人生感悟：
「當我們看到藝術史上任何大家的傳記的時候，往往會給他們崇偉高潔的靈光照得驚惶失措，而從含有怨艾性的厭倦中甦醒過來，重新去追求熱烈的生命，重新企圖去實現『人的價值』；事實上可並不是因了他們至上的善性與倔強剛健的靈魂，對於命運的抗拒與苦鬥的血痕，令我們感到愧悔！……」
當他寫下這些字行，幾年前在巴黎讀到《貝多芬傳》的震顫，大概是如在眼前。
1931到1935年期間，回到上海的傅雷先後翻譯了《貝多芬傳》《託爾斯泰傳》和《彌蓋朗琪羅傳》，並開始譯《約翰·克利斯朵夫》。1934年3月3日，他給羅曼·羅蘭寫了一封信，後者在同年6月30日回了信。商務印書館在1935年11月初版《託爾斯泰傳》的時候，將原信製版印在卷首，傅雷以它為代序，自己加擬了一個小標題：《論無抵抗主義》。1935年8月，傅雷第二次給羅曼·羅蘭寫信，託付乘船赴歐的友人帶到法國馬賽港，再寄給旅居在瑞士的羅曼·羅蘭。傅雷在信末落款細緻，自稱「遠方之謙遜崇拜者及忠實弟子」，名字是第一次寫信時即用的「傅怒安」。他還隨信附去了一張自己的照片，在背面也有敬語、落款。羅曼·羅蘭收到後，在照片邊上標註：「傅怒安，『三名人傳』的中譯者。」
傅雷對羅曼·羅蘭的熱烈崇拜，無論從他信中措辭還是最後落款方式，都顯得毫無保留。這位法國作家如豔陽如風暴一般奔瀉的英雄主義、浪漫主義，對於年輕傅雷，以及傅雷未來全部人生態度的影響，從中可以體味。
羅曼·羅蘭（視覺中國 供圖）
翻譯家戈寶權在他回憶文章中曾提到，在傅雷之前，其實還有一位名叫敬隱漁的中國留學生也譯過《約翰·克利斯朵夫》。敬隱漁著手翻譯並與羅曼·羅蘭通信是1924年，那時他還身在中國。1925年8月，他去往法國，入裡昂中法大學，其間曾到瑞士沃德州的新村拜訪過羅曼·羅蘭。那兩年，這個年輕人還將魯迅的《阿Q正傳》《故鄉》《孔乙己》等作品譯成過法文，經羅曼·羅蘭推薦發表在一本《歐羅巴》雜誌上。
1926年1月10日，鄭振鐸在上海主編的《小說月報》自第十七卷第一期開始連載敬隱漁翻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但發到第三期就中止了，「也就是譯到該書的第一卷第二部第五大節為止，並未譯完」。沒有譯完的原因，很可能是因為敬隱漁境遇的劇變。戈寶權不太肯定地提到了敬隱漁的命運，「他後來在法國得了色情狂症，一九三零年初返國」，「傳聞他是在一九三一年『以狂疾蹈海而死的』」。
心願未竟的敬隱漁，全心付出的傅雷，他們對羅曼·羅蘭及《約翰·克利斯朵夫》、「三名人傳」的狂熱，實際上很大程度上都關聯著那個時代。
「周圍的空氣是窒息的。老舊的歐洲在沉重而汗濁的氣氛中呻吟。缺乏宏偉業績的物質主義壓抑著思想，世界在斤斤計較和賣身投靠的利己主義中毀滅。世界已奄奄一息。要打開窗子。要讓新鮮的空氣進來。要呼吸英雄們的精神。」羅曼·羅蘭在《貝多芬傳》中這樣寫道。
「如何生如何死？」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政權更迭、軍閥混戰之中，中國的年輕人對個人命運、民族存亡的困惑和彷徨、希望和啟示，在這些書裡得到了觀照，「在其中認出自己」。
《約翰·克利斯朵夫》
今天的法國文壇，能夠給予羅曼·羅蘭的位置恐怕已經有限。但在20世紀早期，尤其是「一戰」前後，他那種理想主義的寫作頗具影響。羅曼·羅蘭一生寫過十幾個劇本和數本小說，但10卷本長篇《約翰·克利斯朵夫》顯然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這本以貝多芬為原型的傳記體在1905年開始連載，1912年出版，小說結構如交響樂一般宏大，裡面對歐洲古典音樂作品和音樂家的評論尤受推崇，一時紙貴。羅曼·羅蘭雖然沒有得過法國最有分量的龔古爾文學獎，但是拿到過另外兩個重要獎項——費米娜獎和法蘭西學院文學獎。1915年，諾貝爾文學獎也給了他最高加冕。
傅雷將《約翰·克利斯朵夫》翻譯到國內後，它對中國幾代讀者的魅力也堪稱深遠而恆久。「真正的光明絕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間，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罷了。真正的英雄絕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傅雷這樣詩一般的譯者序言，多少讀者都可以隨口背出。
《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初譯三本是在1937～1941年出版的，百萬字，譯了三年（50年代初，他又花費兩年重譯了一版）。文壇老人黃苗子80年代初曾撰文回憶，抗戰結束後，他們老朋友在上海見面，那時傅譯《約翰·克利斯朵夫》正是最暢銷書之一，「他的譯筆不僅流利暢達，並且帶著火一樣的熱情，能夠深深地打動中國的讀者」。作家葉永烈也向本刊說到，他在80年代寫傅雷和傅聰的報告文學時，採訪過很多親歷者，其中上海一位學者曾向他講過自己名字的由來，說是年輕時讀了傅譯《約翰·克利斯朵夫》，激情之下把自己的名字都改了，改成「約翰」的一個中文諧音，就這樣用了一輩子。
傅雷譯羅曼·羅蘭《貝多芬傳》初版本，封面由龐薰琹裝幀設計（駱駝書店1946年版）
而《貝多芬傳》，傅雷1928年到法國不久就讀到它，早於《約翰·克利斯朵夫》。1932年他將此傳譯完一稿，但此後十幾年間，國內出版界無人接納他的譯稿，理由是之前已經有一個譯本（傅雷說他從未見過這個譯本）。1942年生活書店在上海的駱駝書店出版《貝多芬傳》，用的實際是傅雷因對自己從前翻譯不滿意而做的重譯稿。
「現在，當初生的音樂界只知訓練手的技巧，而忘記了培養心靈的神聖工作的時候，這部《貝多芬傳》對讀者該有更深刻的意義。——由於這個動機，我重譯的這本書。」十幾年過去，他仍心心念念要重譯，《貝多芬傳》當年對年輕傅雷的震撼可以想見是如何的刻骨銘心。在譯者序的第一段，傅雷寫道：
「唯有真實的苦難，才能驅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難；唯有看到可惡苦難的壯烈的悲劇，才能幫助我們擔受殘酷的命運；唯有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才能挽救一個萎靡而自私的民族：這是我15年前初次讀到本書時所得的教訓。」
直到50年代末，傅雷有次還說，他回看自己從前的譯文，自問最能傳神的還是羅曼·羅蘭，同時代是個原因，另外也是因為「氣質相近」。
不過對這位偶像的文學成就，傅雷的評價到了晚期似乎有些變化。他在1953年寫信與宋奇（即宋淇）討論19世紀西方文學的高低，就說：「至於羅曼·羅蘭那一套新浪漫氣息，我早已頭疼；此次重譯，大半是為了吃飯，不是為了愛好。流弊當然很大，一般青年動輒以大而無當的辭藻宣說人生觀等等，便是受這種影響。我自己的文字風格，也曾大大的中毒，直到辦《新語》才給廓清。」1962年1月21日寫給傅聰的信中又說：「巴爾扎克不愧為現實派的大師，他的手筆完全有血有肉，個個人物歷歷如在目前，決不像羅曼·羅蘭那樣只有意識形態而近於抽象的漫畫。」
繪畫也好，文學和音樂也好，傅雷的見地都隨時間歷練而愈明銳，愈高遠。他於己於人也都坦蕩，並不遮掩對過去的自己觀點的不再認同。
從巴黎回國的幾個月後，1932年1月，傅雷和表妹朱梅馥結婚成家。他們此後在上海生活三十四年，搬過三處地方，不過距離都極近，生活基本是安穩的。
最早是住在呂班路201弄53號，傅雷1934年給羅曼·羅蘭寫信那會兒，落的就是這個地址。他們在這裡有了傅聰和傅敏。1938年搬到同一條馬路上的巴黎新村4號，住到1947年才離開。傅家的最後一個住處是江蘇路284弄安定坊，風風雨雨18年，直到他們夫婦相伴棄世。
傅雷夫婦下黃山，途經杭州時合影（1936年8月中旬）
1943年冬到1946年春，還是住在巴黎新村的時候，傅雷、宋淇與十來個朋友發起過兩周一次的茶會。據傅敏的回憶文章，茶會每次請一位來客為大家講座，有時文藝，有時科技，也談論時局。當時傅雷講過法國文學，朱濱生醫生講過普希金槍傷可否治癒的問題，宋淇則講到更為奇怪的題目，關於英國詩歌中的布穀鳥問題。還有一位常客是導演陳西禾。這樣的文藝沙龍，應該也讓傅雷想起年輕時候在巴黎，和劉抗、劉海粟他們的恣意長談，「有時在咖啡館裡一坐就是幾個鐘頭，海闊天空，無所不談，但歸根結底仍回到文學藝術的問題上來」。
茶會在楊絳的《憶傅雷》裡，大概就是她所說的不能忘的夜談。「抗戰末期、勝利前夕，錢鍾書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會見傅雷和朱梅馥夫婦。我們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飯後經常到他家去夜談。那時候知識分子在淪陷的上海，日子不好過，真不知『長夜漫漫何時旦』。……我們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樸素幽雅的客廳裡各抒己見，也好比開開窗子，通通空氣，破一破日常生活裡的沉悶苦惱。到如今，每回顧那一段灰暗的歲月，就會記起傅雷家的夜談。」
楊絳與錢鍾書在40年代曾是傅雷家茶會的常客
傅雷搬到安定坊後，這個茶會就歇了，散了。一位自上海跟隨到香港的宋家用人曾向宋以朗講過安定坊當時的大貌：1、3、5、7棟毗鄰一起，除了7號住的是個商人，其他三家都是文化人：1號住著從德國回來的蕭乃震和夫人成家和、女兒蕭芳芳，3號是傅雷一家，5號是宋淇一家。上海文化圈總千絲萬縷地牽連著，成家和在嫁給蕭乃震前，曾是劉海粟的第三任妻子，在上海藝專時期也做過傅雷的學生，而傅雷和劉海粟則是巴黎留學時期的密友。蕭家的女兒蕭芳芳，在香港後來成了著名的影視明星，《傅雷書簡》中還有50年代傅雷寫給她的一封信。安定坊這四家人，1949年後陸續離散，最後只有傅雷一家留在了大陸。
傅雷致蕭芳芳函墨跡（1961年4月）
宋家在1949年5月搬到了香港。傅雷其實離開上海更早。1948年他變賣了老家的一些田地，又將上海的房產抵押，攜全家去昆明，住了七八個月旅館。去昆明的原因，傅雷後來在1957年前後的交代書中寫道：「適友人宋奇（淇）擬在昆明辦一進出口行，以我為舊遊之地，囑往籌備。」舊遊之地，指的是傅雷曾在抗戰期間受邀去昆明，短暫參與國立藝專辦學的那段經歷。但他和昆明好像缺些緣分，這次大概仍然是事情沒有進展，1949年6月，傅雷夫婦帶著小兒子傅敏飛去香港，而傅聰堅持獨自留在昆明入讀雲南大學外文系。
他們一家三口到香港後住在堡壘山，即現在的炮臺山。雖然朋友們都勸傅雷留下，但半年多後，傅雷還是決定回大陸。他們一家從香港搭船到天津，陸路轉去北京，和在清華大學任教的錢鍾書夫婦等老友見了面。楊絳在80年代初《憶傅雷》一文中寫過經過：「傅雷到北京來探望了陳叔通、馬敘倫二老，就和梅馥同到我們家來盤桓三四天。當時我們另一位亡友吳晗同志想留傅雷在清華教授法語，央我們夫婦做說客。但傅雷不願教法語，只願教美術史。……可是清華當時不開這門課，而傅雷對教學並不熱心。儘管他們夫婦對清華園頗有留戀，我們也私心竊願他們能留下，傅雷決計仍回上海，幹他的翻譯工作。」
從楊絳的記述看，傅雷從香港到北京，大概也是想從老友處了解一點新政權下的情形，決定何去何從。如果當時他們一家留在北京，命運會不會有另外的方向？以傅雷的剛直性情，恐怕也無分別。
回到上海後，傅雷一家仍住回安定坊，只是從3號搬到了隔壁宋家的5號。這是一幢帶花園的洋房，傅家借住一樓，宋淇的母親和老太爺未離開上海，仍住二樓。
傅雷仍舊閉門譯書。他決定繼續靠稿費養家，這樣才是他心願中「清白」的生活。1949年後，上海著名文人裡面只有他和巴金沒有領過工資，在家工作，自食其力，獨自「隱遁於精神境域中」。日常生活主要靠稿費維持。
傅雷與傅敏在寓所小花園（1961年冬）
正因為要靠稿費生活，最後5年，他80萬字的譯稿無法正常出版，眼睛又出了問題，傅雷才會憂心忡忡、內心苦悶，擔心一旦翻譯停止，生計即無著落。傅敏轉述，1961年9月，他父親寫給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石西民的求助信，催人淚下：
「雷不比在大學任教之人，長期病假，即有折扣，仍有薪給可支。萬一日後殘廢，也不能如教授一般，可獲退休待遇。故雖停止工作，終日為前途渺茫，憂心忡忡，焦灼不堪，甚難安心靜養。……因念吾公曆年關懷，愛護備至，故敢據實上達。私衷期望，無非能早日恢復目力，以後即或半日工作，亦尚可為西洋文學研究略盡綿薄。目前如何渡過難關，想吾公及各方領導必有妥善辦法賜予協助。」
據傅敏所知，後來石西民會同人民文學出版社領導商量，每月匯給傅雷200元，作為預支稿費。這也是為什麼在上世紀70年代末出版他的遺譯《幻滅》和《賽查·皮羅多盛衰記》時，就不再有稿酬了。
傅雷的脾氣剛直、急躁，甚而暴烈，這在他很多老友的回憶文章裡都有提及，也包括傅聰和傅敏對父親在家中的記憶。《傅雷家書》中收入的第二封信中有一段，傅雷說他「自問一生對朋友對社會沒有做過什麼對不起的事，就是在家裡，對你和你媽媽做了不少有虧良心的事」。傅敏在此句下面注寫說，「父親教子極嚴，有時近乎不近人情，母親也因此往往精神上受折磨」。
傅雷也剖白過自己這種脾氣的緣由：「……對善惡美醜的愛憎心極強，為了一部壞作品，為了社會上某個不合理現象，會憤怒得大生其氣……我執著真理，卻又時時抱懷疑態度，覺得死抱一些眼前的真理反而使我們停滯，得不到更高級更進步的真理。」
作家黃苗子（視覺中國 供圖）
他經常和朋友爭論藝術和社會問題。黃苗子生前回憶，抗戰前就通過龐薰琹認識了傅雷，到1948～1949年，他和夫人鬱風與傅雷來往較多，時有爭論，背地裡開玩笑地叫他「老頑固」。但有一次，鬱風公然當面說傅雷是「老頑固」，黃苗子正擔心他要狂怒了，傅雷卻坦然地回答：頑固至少是classic的，它比隨波逐流好！黃苗子說：「鬱風一直欣賞『頑固至少是classic的』這句話，它是多麼不平凡！」
傅雷性子急躁，但在做學問和一般生活小節上卻又極嚴謹。傅聰前些年回憶他父親：寫字檯永遠是一塵不染，所有東西都擺得井井有條。他做人也是嚴謹的，朋友來信一定回，如果朋友信中有什麼話令他有感觸的話，他會洋洋灑灑像寫一本書一樣的回一封信。密密麻麻四五頁的長信則是常見。
傅聰曾說，他的父親雖然咄咄逼人，但性格裡頭有一種Charisma，也就是魅力。這種魅力，來自他做學問和做人的赤子之心。鄭振鐸卻曾嘆說，傅雷有一天可真要為這「赤子之心」而受難。
1954年，傅雷就因此惹過一回麻煩。那年8月將舉行全國文學翻譯工作會議，傅雷被邀請參加，但沒有去，5月寫了一篇長1.5萬餘字的對文學翻譯工作的意見書，寄給樓適夷提交籌備會議。可以想見，意見書在會上掀起怎樣的軒然大波。楊絳在《憶傅雷》一文中曾提到了當時的場面：
「1954年在北京召開翻譯工作會議時，傅雷未能到會，只提了一份書面意見，討論翻譯問題，而討論翻譯問題必須舉出實例，才能說明問題。傅雷信手拈來，舉出許多謬誤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顯然也沒料到這份意見書會大量印發給翻譯者參考。這樣一來，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錯來示眾了。這就觸怒了很多人，很多人都大罵傅雷狂傲，還有一位老翻譯家竟氣得大哭。＂
幾年後，這種執著的「赤子之心」給他和家人帶去了更可怕的連累。1955年，上海政協吸收傅雷當了政協委員。「我父親是這麼一個人，要麼不幹，要幹就非常認真。當了政協委員，從1954到1957年『反右』運動前，寫的總結、意見書達18萬字，涉及的到文學、音樂、美術、國畫、兒童讀物、出版事業、高級知識分子問題等極其廣泛的領域；為寫這些東西，還做很多調查。」傅敏說，那個時候他上中學，天天看到父親怎麼找人談話，而大多是他們那個圈子裡的高級知識分子，有工程師、教授、醫生、律師，當然還有作家。另外政協發言有時間規定，5分鐘或10分鐘，傅雷就在家裡給太太朱梅馥念稿子，讓給他掐時間，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才行。寫發言稿也是極端認真，往往有一稿、二稿甚至三稿，跟搞翻譯一樣的認真。「認真到什麼程度？父親把李蘋請來，就是李德倫的妹妹，來糾正發音，因為父親覺得自己是上海人，講的普通話南腔北調的影響效果。可是恰恰這麼一個滿腔熱情、認認真真、一絲不苟的在為政府為黨做工作的人，最後卻打成『右派』，誰能想得通呢？」傅敏說。
1958年4月，經過上海作協的十次批評大會後，他被劃成「右派」分子。到了1961年10月，他的「右派」帽子總算摘掉了。親友紛紛來道賀，他卻面無笑容：「當初給我戴帽，本來就是錯的！」
在傅雷身上，愈到後期，愈矛盾地融合著西方知識分子和東方儒士品格。傅聰1992年在香港接受學者金聖華的訪談時，就說，他父親還有另外一面。「他一方面講西方的人道主義，希臘精神，但我永遠不能忘記他在家裡慷慨激昂地談『死諫』，所謂的『抬了棺材見皇帝』。他對這中國文化中特殊的悲劇精神，很有感受。我父親一開始就是martyr（烈士）的典型，這就是他的karma（命運）。」
〔主要參考書目：《傅雷家書》（1981，三聯書店）、《傅譯傳記五種》（1983，三聯書店）、《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1998，三聯書店彩色插圖版）、《傅雷談藝錄》（2010，三聯書店）、《傅雷書信選》（2010，三聯書店）、《傅雷與他的世界》（金聖華編，1996，三聯書店）《宋家客廳：從錢鍾書到張愛玲》（宋以朗著/陳曉勤整理，2015，花城出版社）、《傅雷與傅聰》（葉永烈著，1995，作家出版社）、《永遠的傅雷精神》（傅敏著，2016年4月15日修補與增訂）。實習記者王琪對本文也有貢獻，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 文章節選自《三聯生活周刊》2016年第34期《傅雷：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孤獨靈魂》一文。文章版權歸《三聯生活周刊》所有，歡迎轉發到朋友圈，轉載請聯繫後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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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談藝錄 （增訂本） 傅雷著 傅敏編
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 傅雷著
2016年10月即出
藝術哲學 [法]丹納著 傅雷譯
2016年10月即出
傅譯傳記五種 [法]羅曼•羅蘭等著 傅雷譯
2016年11月即出
人生五大問題（附《戀愛與犧牲》）
[法]莫羅阿著 傅雷譯 2016年11月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