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年過六十的賈平凹感慨的是，「一個人的命運坎坷一點，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啟發。在這個艱難的時代度過也是一件幸事。」
作家賈平凹（下）與金宇澄（上）昨在思南文學之家就「城市，從傳統到現代」主題座談。 早報記者 高徵 圖
西安作家賈平凹寫西北農村，講一口「陝普」；上海作家金宇澄寫上海都市生活，滿篇吳方言。兩人有太多的差異，但賈平凹和金宇澄各自的近作《帶燈》和《繁花》都獲得了好評，各自擁有不同的讀者群。昨天是上海書展開幕第一天，賈平凹和金宇澄的讀者一大早就來到思南文學之家，參加兩人在上海書展上的對話「城市，從傳統到現代」。
賈平凹：站在城市看鄉下
位於復興中路重慶南路上的思南文學之家，昨天從早到晚，多場文學活動輪流上演，參加的讀者多為年輕人。在昨天的一系列活動中，尤其以上午10時的賈平凹和金宇澄對話最為火爆。9時不到，會場就已滿員，上百讀者最後只能站在會場的各個角落。
賈平凹和金宇澄，兩位作家的生活背景、經歷和寫作呈現太多的差異，而這也正構成了中國文學寫作的多元性。賈平凹的創作大多與農村有關，但他個人其實從1972年起就進入城市，「到了城市以後解決了吃飯問題。」雖然寫農村，但他其實是站在城市的角度來寫，賈平凹說，「我基本上是站在城市看鄉下。後來在城市過了幾十年再去看農村，那些困難、落後、田園、樸實的東西，還是能看得比較清楚。」其實在1990年代後，賈平凹也寫了很多城市題材的小說，「那也基本上是農貿集市形式的城市，寫的人也是從鄉下到城市的一群。」 長期擔任文學編輯的金宇澄也敏感地覺察到，賈平凹雖然本質上是個城市人，「但他的感情最敏感的地方是在農村。」
隨著中國社會的變化，賈平凹對農村的寫作也已不同。「當時寫作的時候農村就是農村，城市就是城市，但是現在寫農村肯定會牽扯到城市。」最近這些年，賈平凹每年既會抽一段時間呆在北京上海這些現代大都市，也會花時間去西北龍曲等偏遠小鎮。城市的繁榮、農村的危機，在賈平凹看來，機遇、文化不同，就造成看到的景象不同，「這就像我們乘飛機穿過雲層之後看到的都是陽光，雲層之下卻有的地方下雨、有的地方下冰雹。創作也是這樣，儘管骨子裡都是陽光燦爛的內核，外表卻千差萬別。」
金宇澄：把無意義城市生活寫出來
金宇澄是上海人，但他因為插隊離開城市8年，「你一離開上海這個地方，戶口沒有了，就沒有了糧票。按當時規定，你就沒法再回來。」金宇澄說，很多人摧殘自己的身體，造假，只為了能回到上海，「這就是故鄉。農村成長的人對農村的感情，與城市出生的人對城市的感覺，其實是一樣的。」什麼叫故鄉？賈平凹的回答是，「父母在哪裡，哪裡就是故鄉，如果父母去世了，那個地方一般不會再去了，所以說，故鄉是以父母的存在而存在的。」
對於上海，金宇澄說，它有點像羅馬，「羅馬是一個承擔了相當多罵名的城市，我覺得上海也是這樣。上海也是很多人來，很多人走。」金宇澄的《繁花》，為人談論最多的就是方言寫作，「但我寫東西的時候從來不用母語來思考。所以寫《繁花》時，30萬字，每天自己對自己說上海話，我經常覺得耳邊有一個蘇州評彈先生在說話。」
賈平凹與金宇澄在談論各自小說《廢都》和《繁花》的時候，不約而同地提到兩部小說的女性問題，「女同志對《廢都》有一些不太喜歡，後來我也反思了。因為當時寫的角度是從男性，中國社會還是男人世界，但這是中國社會的現實。」「我這個也是。」金宇澄說，「很多女讀者想了解男人的生活，男人怎麼看女人，所以去看（《繁花》）。但我自己覺得很多女作家寫的男人是不正確的。」
金宇澄在對話中感慨自己「已經很老了！」「我只不過是把過去大部分作家沒有提到的，一些毫無意義的城市生活寫出來，我覺得這也是蠻有意思的事情。」 金宇澄說，「現在的生活轉變太快，我想寫這快速轉換過程中城市生活一些對我有意義的瑣碎事情，就像文學允許一朵花慢慢打開一樣，我想將那些有質地的瑣事寫下來。」
年過六十的賈平凹感慨的是，「一個人的命運坎坷一點，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啟發。在這個艱難的時代度過也是一件幸事。」賈平凹回憶《廢都》出版之後引起非常大爭議，「給我帶來的壓力也特別大，那時候還比較年輕，四十出頭，經歷的事情還不是特別多。很長一段時間受到壓力，如果是一般人肯定就壓垮。我表面上還是比較膽小，但是骨子裡面還是比較堅強的，你說我不行的時候，我還幹一下。後來一想，人生也就這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