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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系精編經典中國通史之《秦漢史話》連載20，歡迎收看。
西漢王朝建立之初，承襲秦的軍功賜爵制，許多戰功顯赫的功臣新貴，成為漢家官僚機構的主要支柱。為了加強各級統治機構，維護官僚地主的利益，其他選官途徑便應運而生了。比較重要的有徵闢、任子、貲選等途徑。
徵辟即徵聘和闢除。前者指皇帝特詔選任官吏，後者屬高級官吏任用屬員。劉邦晚年，為了鞏固漢家帝業，曾下詔慕求「賢士大夫」，開了漢代帝王求賢之先。前述漢文帝重視儒家經典的整理和研究，曾準備召名儒伏生教習《尚書》。這種由皇帝聘召名士參政，或者委任其他職務，即稱為徵聘。受徵者應召與否，本人可視情況抉擇。漢廷對於徵聘，往往禮數極尊。劉邦在求賢詔中，要求郡守親自前往勸勉，並用車馬送至京師。漢武帝迎申公時，束帛加璧，安車駟馬，給予特殊的禮遇。
徵聘之外，漢廷公卿及地方長官，也可任用一般的掾屬，稱為闢除。漢初闢除屬員，開始必須向漢廷上報，後來可以自行任用，一般只限低級屬吏。但是這兩種選官方式，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徵聘一般只對個別人，武帝之前，徵聘的例子很少，闢除屬員也有某些限制。
隨著漢初統治秩序的恢復和穩定，官僚顯貴為了世代把持政治特權，一種以官吏保任子弟為郎官，使其政治特權世襲化的選官制度，便在這種情況下逐漸興起。這就是漢初的＂任子」制。到了文景年間，「任子」制十分盛行。
所謂「任子」，指漢代二千石以上的高級官吏，任職滿三年， 可以保任子弟一人為郎官。當時許多官僚子弟通過這一途徑，平步青雲，成為他們獲取高官厚祿的進身之階。他們通常先保任為郎官，即屬於宮廷宿衛侍從的官職，然後再遷轉為漢廷各級的官吏。
漢代出身郎官的高級官吏為數甚多，其中不少就是依靠父兄蔭庇而顯達的。如漢文帝時期，袁盎以兄任為郎中，稍後遷為中郎將，調為隴西都尉，又遷齊相及吳相，直至擢為太常。
自文景以來，「任子」制不但盛行，而且有擴大之勢。保任者已不限於「以父任「，或者「以兄任」兩種，保任的官職也不限於郎官一種。到漢武帝時期，甚至保任的人數，也不受一人之限。這些現象一方面說明任子制的變化，一方面反映任子製作為維護官僚顯貴的既得利益，使其特權世代相傳的政治工具，其內容並無實際的嚴格的限制。
此外，還有以貨財入選為郎的選官途徑，稱為「貲選」。漢初，入仕要受財產限制，家貧不得推擇為吏。漢景帝時期，規定「貨算十以上乃得宦」, 即須具備十萬以上的家資，方可候選入仕。這個數字在漢初，相當一個中等之家的財產。但是以貨財入選為郎，往往長期不得升遷。如漢文帝時，張釋之「以貲為騎郎」，十年不得升調，竟要辭官歸家。
上述幾種選官的方式，不但範圍狹窄不利於廣泛選拔人才，而且所任用的官吏也不一定是「賢材」，尤其是「任子」和「貲選」存在的弊端，已為當時人多所指摘。
漢武帝即位時，董仲舒在對策中指出：「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貲，未必賢也"。他建議由「列侯、郡守、 二千石各擇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即實行察舉的選官制度。
察舉是一種由公卿或郡國向朝廷舉薦人才，經朝廷考察後授官的選官制度。早在漢武帝之前，這種選拔官吏的制度，實際上已經產生。文帝十五年（前165)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傅納以言」，就是一次明詔察舉的選官。當時身為太子家令的晁錯，在這次舉賢良的對策中，即以「高第」而遷官中大夫。
這次詔舉的方式方法，開了察舉制的程序模式，成為後來察舉取士的程式，它標誌漢代察舉制的產生。文景時期所實行的察舉選官，似乎不止漢文帝後期這一次。如景帝時期的循吏文翁，「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正是這種情況的反映。文翁「少好學， 通《春秋》＂，是個儒生。他在黃老之學盛行的文景時期， 被舉薦入仕，而且官至郡守，又說明當時察舉選官不受學派的限制。
儘管如此，文景時期的察舉選官，僅僅屬於選官之一途，尚未成為定製。
察舉製作為加強中央集權制統治的工具，成為選拔官吏的主要途徑，而且不斷完善而成為一項定製，是在漢武帝時期才最後確立的。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這是漢武帝即位之後，第一次以察舉的方式，薦舉了一批賢良方正。
當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時，丞相衛綰奏請所舉賢良，「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皆罷之」，漢武帝準其奏。
從此，察舉制的選官方向，遂確定主要以儒術取士。這是漢代察舉制發展的一次帶根本性的轉折，但是真正推行以儒術取士的察舉制，卻是在太皇竇太后死後的事情。
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十一月，即太皇太后死後六個月，漢武帝「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此後舉孝廉便成為歲舉的常行科目。這項詔令不但擴大了察舉制的科目，而且舉孝舉廉成為每年必行的常科，表明察舉將作為武帝時期主要的選官途徑。
但是，在推行察舉制的過程中，也遇到來自郡國方面的阻力。為了確保這項制度的實行，元朔元年（前128)十一月，漢武帝詔議不舉之罪，並批准「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的奏議。至此，以舉孝廉為主要科目的察舉制，便作為一項定製確立下來，並成為選拔官吏的主要途徑。
察舉制在漢武帝時期，科目進一步擴大，基本上可分為常科和特科兩大類。常科指歲舉的常行科目，即舉孝廉；特科指特別詔定的科目，如舉秀才異等、賢良方正等。
孝廉指孝子、廉吏兩種人。舉孝和察廉本屬性質不同的兩科，但是在漢代的察舉制中，孝廉常常並稱為一科。由於舉孝察廉被視為對「忠君」有著特殊的意義，又是漢武帝「獨尊儒術」的重要措施，因此它備受漢代統治者的重視。在漢代察舉諸科中，孝廉一科所舉人數最多，是察舉制的主要科目。
賢良方正，漢代的「賢良」，往往與「方正」、「文學」連稱， 或稱「賢良方正」，或稱「賢良文學」。從文帝、武帝所舉賢良看， 凡具備一定才學的人，都可入選。這一科目始於文帝十五年，後來一直沿用未廢。漢代察舉賢良方正，被視為重要的科目，因此它名為特科，實際上屢見不鮮，而且所舉賢良，多由現任官吏充選。一旦舉為賢良，經過皇帝策問，便根據對策的情況，授予不同官職。
漢代一些有影響的人物，多數由這一途逕入仕。如前述文帝時，太子家令晁錯就是通過這一途徑，遷官中大夫的。漢武帝時期，董仲舒以賢良對策，被任命為江都相。還有公孫弘，以賢良徵為博士，後官至丞相。嚴助因舉為賢良，對策很受武帝賞識，被擢為中大夫。
秀才異等，又稱茂材異等，指具有特殊才能、超等逸群的人。
秀才異等一科的創設，是始於武帝元封五年（前106)。當時鑑於「名臣文武欲盡」，漢武帝為了選拔人才，便將它作為察舉的特科設立。
漢武帝在建立察舉制同時，又以博士弟子員入補官吏。儒學在文景時期，立了《詩》、《書》、《春秋》三經博士。漢武帝即位初年，補了《禮》和《易》，於建元五年（前136)，正式置 《五經》博士。元朔五年（前124)，丞相公孫弘奏請為博士置弟子50人，具體規定了博士弟子的人數。
總之，漢武帝確立以察舉制為主的選官制度，加以開創博士弟子員射策補官的制度，首先保證了「獨尊儒術」的推行。這兩種選官的途徑並行不悖，打破了「任子」和「貲選＂的限制，進一步擴大了選拔官吏的範圍，為加強中央集權統治邁出重要的一步。
但應該說明的是，漢武帝雖然實行以察舉為主的選官制，但是並沒有廢除任子制和貲選制。相反，在武帝及其以後，這兩種選官途徑都有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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