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曾寶儀
我曾經為了一個紀錄片，花了半年的時間，到全世界各地跟死神對話。
從小我們被教育著儘量避免談論死亡，因為那是不吉利的事，但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從來沒有想過因為工作，有一天會帶著我用不熟悉的外國語言，到世界上遙遠的角落，找到一個你願意跟他說話，而他也願意跟你說話的人—即使我們談的話題是死亡。
當我在波士頓的墓園，面對死亡學的教授，我生平第一次面對面地感受到，原來世界上有人以極大的熱情，在面對死亡這件事。當我在瑞士巴塞爾的安樂死診所，親眼目睹104歲的澳洲植物生態學家，特地在家人陪同下到那裡選擇自己的死亡，讓我意識到，唯有正視死亡，越早開始思考關於死亡的事，越早明白自己對於死亡的態度，才能得到生命的勇氣。
其中那位104歲的植物生態學家叫做大衛˙古道爾（David Goodall），他是因為澳洲不承認安樂死合法，才必須到瑞士去。
選擇安樂死的客戶到達診所，必須連續兩天接受兩個不同的醫師，對客戶進行生理跟心理的評估，確認安樂死是客戶本人在意識清楚下的意願，而且有能力自己按下那顆注射藥物的按鈕，如果最後一秒鐘後悔的話，也有辦法可以自己終止這個過程。
大衛到了以後，發現不能立刻執行安樂死，顯然有點失望。
「我們還在等什麼？」大衛在守候多時的記者面前，問陪同他一起來的孫子。
「還有一些表格要填。」孫子回答。
「哎！」他搖頭嘆了一口氣，「總是有一大堆表格要填！」
出發之前，我處在天人交戰之中，要特地離家，搭那麼遠的飛機，去親眼看一個人死亡的過程，這對我非常困難，我不斷問自己：
「我這樣做，是對的嗎？」
「為了紀錄片，佔用他生命最後的時間，對他和家人公平嗎？」
但是看到他面對死亡如此無懼，甚至有點迫不及待，我原先的擔憂就放下了。
圖片來源：紀錄片《明天之前》
死前一天，孫子還推大衛到植物園去，看他最心愛的植物。
從植物園回來以後，我在攝影機面前採訪他：「你有跟你喜歡的世界說再見嗎？」
沒想到大衛很不以為然地反問我：「為什麼要說再見？」
我沒想到他會這樣說，有點慌了手腳，又接著問：「那你有沒有想過離開這個世界，最捨不得的是什麼？」
他的回答更讓我驚訝：「我不相信死後的世界，所以我沒有什麼捨不得。」
我突然沉默，問不下去了。
在那個剎那，我才意識到，臨終前跟摯愛的世界道別，這根本是我自己想法的投射，對他來說，那不是事實。
「你還要說什麼？」導演在旁邊問我。
「我不知道我在幹嘛。」我誠實地回答導演。
我在問問題的時候，是嘗試把我自己放在他的處境裡，我想如果我要死會捨不得離開這個世界，所以才會想到人死前需要跟世界道別。他是我的一面鏡子，我在他的回答裡，清清楚楚看到自己的價值觀。表面上我是去瑞士採訪他，但事實是，即使我表面上旁觀了他人生的最後一程，目睹從生到死的瞬間，我還是不可能了解他，我只能明白自己。
圖片來源：蓋蒂圖片社
我想起在這之前的一段小插曲。在採訪他的過程中，我也訪問了從澳洲一路陪伴他到瑞士進行安樂死的護理人員。我問她，為什麼他在澳洲不請一位24小時制的看護照顧他，這樣獨居的他就不會在家裡跌倒三天後才被人發現，可能也就不會想主動離開這個世界了。那位護理人員回答我說：
「如果換成是你，連大小便時一分一秒都沒有隱私的生活，你要嗎？」
我搖搖頭，我不要。
是啊！我自己不想這樣，為什麼長久以來，卻認為看護要二十四小時隨侍在側，才是對的呢？
把這兩件事放在一起，我清楚意識到，我必須學習尊重彼此不同的存在，而不是根據自己的信念跟價值來影響別人，我應該、而且只應該為自己的生命負起全部的責任。
這間位於安靜的巴塞爾的安樂死診所，因為這個名人的安樂死事件而沸騰，還因此特別設置了一間媒體室，讓記者發稿，大衛在按下注射藥物的按鈕之後，我們唯一能做的，就在媒體室裡等待最後的結果。
「最後的結果？」我突然覺得這整件事很荒謬，最後的結果，如此顯而易見，不需要診所發言人來告訴我，實際上，我們所有人來到世上，最後的結果，不都是一樣的嗎？
想清楚以後，我突然變得很平靜，開始悠閒地看著媒體室書架上的書。所有的書都是法語或德語寫成的，唯一一本我看得懂的英文書，是中古神秘詩人魯米(Rumi)的詩集。
打開之前，我輕輕問詩集：「你今天要教會我什麼事？」
隨手翻開，裡面是這一段：
Today is such a happy day,
（今日如此美妙，）
There is no room for sadness,
（沒有可讓悲傷容身之處，）
Today we drink the wine of trust from the cup of knowledge,
（今日讓我們從知識之杯裡啜飲那叫做「信任」的佳釀，）
We can't live on bread and water alone,
（我們既然不能只靠麵包與水過活，）
Let us eat a little from the hand of God.
（就讓我們吃點從神的手上接過來的東西吧。）
圖片來源：蓋蒂圖片社
這時，診所發言人走進媒體室，告訴我們大衛˙古道爾教授已經死亡的消息。我們完成了任務，走出門，天空下著毛毛雨，我平靜地打開從飯店借來的黑雨傘，走進雨中，原本早上出門前糟透了的心情，有了很大的轉變。
「啊！這是個很棒的一天啊！」我聽到自己這麼跟導演說。
因為在那一天，我學習到如何面對死亡。
自從2011年我摯愛的爺爺走了以後，我的心被巨大的悲傷掏空，久久無法平復，時常過馬路過到一半，突然走不下去，就哭出來，也有好幾次因為太悲傷，無法繼續工作，出走遠行到阿拉斯加去看極光，但是無論做什麼，都沒有辦法減輕我的悲傷，甚至每次要去爺爺骨灰的塔位祭拜，根本還沒有到，就又哭了起來。
也是從那時候開始，我開始問：
「爺爺去哪了？」
「我們還會再見面嗎？」
「我是誰？」
「我從哪裡來？我會去哪裡？」
這些生命本質的問題，我在這一天終於得到了答案。
這段時間，最大的收穫有兩點，一個是學會認識本質，二是學會尊重、不妄下評斷。
因為無論到世界哪個角落，在任何文化下，死亡都很難啟齒，很難面對，所以我在這半年中，學會了不從字面上去解讀別人的話語，因為那些都經過包裝，我要學會如何去看到話語背後的本質，知道對方真正的意思是什麼—有時候即使連他們本人都不知道。
他人對待生與死的態度，有些我們能接受，有些我們不能接受，但是我們必須尊重這些不同的存在，如果我們自己也有不同的面向，甚至很多的不一致跟矛盾，為什麼別人不可以有呢？世界本來就是多元共存的，這是世界最可貴、可愛的地方，我們不應該用攻擊、憎恨來面對我們不能接受的價值觀。到頭來，別人是一面鏡子，反照著你的心，所以你對待別人的方式，就是你對待自己的方式。
經歷了這一切，我問自己：「是不是一定要用悲傷來面對死亡？」
我現在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了：這是我自己的選擇。
一個人做的任何決定，都在呼應自己的信念和價值，尤其是我們決定面對死亡的態度，會形塑我們的生命，甚至比種族，文化，宗教能夠帶來的影響通通加起來還要多。
從瑞士回來以後，我重新學習如何看待生命的意義，還有爺爺的死亡。我發現我去塔位祭拜爺爺的時候，不再哭泣了，甚至可以拿著香，笑著訴說家裡每一個人的近況。
原來每一人的死亡，都是給另一個人一份生命的禮物。
我爺爺的離開，對我是一份巨大的人生禮物，幫助我停下來，花時間仔細檢視自己的生命，好好梳理我的人生，過程中當然難過悲傷，終於明白以後，就知道這份禮物的珍貴。
我想到我站在美國跟墨西哥邊界採訪，看著一條長長的邊境線，分隔著兩邊明明看起來一模一樣的沙漠，心裡想著：
「是誰畫了這一條線？」
「誰有資格決定你跟我不一樣？」
因為畫了界線，我們就被區分了，甚至出生時命運就被決定了，但是畫線的不只國家，我們在自己的心裡，是不是也畫了什麼界線，無法跨越？
這條線，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也是在那一刻，發現我喜歡思考的。這是我學習面對死亡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