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脊梁」梅汝璈:東京審判將7名戰犯判處死刑,晚年受辱而死

2020-11-18 騰訊網

恐怕沒有一個中國人會不知道抗日戰爭,沒有一個人會忘記那飽蘸著鮮血與眼淚的十四年。

可是你可曾遙望過這樣一道背影。他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叱吒風雲,他背脊筆直,慷慨激昂,為了他的祖國和同胞據理力爭,不曾退讓半分。他的話音至今仍在在我們心間迴蕩:

「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軍國主義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帳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他是舉世矚目的東京審判之中代表中國首席法官,他的名字,叫梅汝璈。

「西山蒼蒼,東海茫茫。吾校莊嚴,巋立中央。東西文化,薈萃一堂……」這是清華大學還叫「清華學校」時候的早期校歌。它反映的不僅是一所全國學子都心嚮往之的高等學府,更是國內一派西學東漸、批判繼承的優良文化氛圍。

青蔥歲月的梅汝璈,正是在清華大學求學。這所全國頂尖的學府為他打開了觀望世界的大門,在北京度過勤懇豐富的四年之後,年僅二十歲的梅汝璈踏上了海外進修之旅。

梅汝璈在遠東法庭

儘管梅汝璈以大法官的身份為人熟知,但是在美國的史丹福大學,他最初是在文學院就讀,之後才轉入芝加哥大學學習法學。他學習刻苦而認真,接受著西方三權分立系統下的法哲學教育。他以二十四歲的年紀就獲得了法學博士的學位,堪稱是天縱英才。

這樣的人才擁有一帆風順的人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至少在他人生旅途的前半程,梅汝璈順風順水。二十八歲那一年,梅汝璈回到國內,以為人師表的身份重新回到大學的校園。

不過梅汝璈第一所任教的學校不是他的母校,而是受邀在與清華大學頗有淵源的山西大學,教授政治學與法學。

他毫不避諱地告訴學生:培養自己的母校和自己任教的學校,都是以「庚子賠款」為經濟基礎建立。這不是真正的恥辱,真正的恥辱是中國的經濟、科技、教育,樣樣不如西方,並勉勵學生奮力雪恥。

梅汝璈在山西大學度過了四年時光,此後他又受聘到南開大學任教。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梅汝璈隨南開大學一起遷往雲南,在聯合高校西南聯大繼續教書。

時局動蕩,可梅汝璈一直在戰火中堅守著自己的崗位。顛沛流離之中,他手中的書本不曾放下。不論是山西大學、南開大學,還是後來的西南聯大、復旦大學,甚至是中央政治學校,梅先生的學生遍布海內。他不僅幫助學生樹立法治精神,更身體力行地教他們做有骨氣、知恥辱的中國人。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對於廣大中國老百姓來說,這是平安生活的開始。而對於梅汝璈來說,這是他一生輝煌、也是他一生坎坷的起點。

1946年3月19日,這是梅汝璈人生中最為關鍵的幾個日子之一。

祖國的河山慢慢變得遙遠而模糊,他懷著滿腔的熱忱和堅定的信念離開故土。在他第一次踏上日本東京之時,國內以《中央日報》為首的報刊,在頭版頭條刊登了這樣一則新聞——「清算血債: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官梅汝璈今飛東京」。

他不是只身前往的。他的身後,有四萬萬中國人民的殷切期盼,有數以千萬計的無辜冤魂的未白之冤。這位清癯的學者肩上,負擔的是整個民族的希望。即使前進的路上步履維艱,他也不能後退半步。

梅汝璈在東京法庭(右二)

東京帝國飯店是梅汝璈落地之後的第一站,中國同胞以及反法西斯戰爭的同盟軍在這裡為他接風洗塵。宴會上展開了一場寶劍贈英雄的佳話,國立中央大學的校長顧毓琇先生將一柄雕飾精美的寶劍贈予梅汝璈,而後者深施一禮,鄭重地接過了寶劍,而後執劍在手,拔劍出鞘:

「我既受國人之託,定將勉力依法行事,斷不使戰爭元兇逃脫法網!」

文人傲骨,壯士慨詞。梅汝璈的話語字字擲地有聲,而他也用接下來將近千日的毫不妥協,堅定地踐行著自己的諾言——誓死捍衛民族尊嚴!

然而「弱國無外交」從來都不是歷史書上的一句空話。在開庭之前,梅汝璈就已經遇到了困難。

各國共同認定的遠東軍事法庭憲章上沒有關於座次的規定,法官們為此爭執不休。按照常規,應該按照受降籤字的順序來安排各國法官席位的次序,可庭長卻懷有私心,希望與英美派法官呈眾星捧月的形勢。

但無論以聯合國安理會五強的順序,還是按照受降的十一個國家的國名字母順序排列,沒有一個合理的說法能滿足庭長的私願。梅汝璈作為中國的代表,堅持以受降國的籤字順序為標準。

「如果各位都不認同這個標準,那不如按照各位的體重來決定座位順序。體重大的人居中,反之則在側。這樣即使我坐在最邊角,也對本國政府有了交代,也好再另派體重者來參與審判。」

梅汝璈的話半是調侃,卻輕飄飄地否決了庭長任意妄為的提議。然而事情並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決,在正式開庭當天的上午,庭長直接蠻橫地宣布了各國審判官的座次,並用盟軍總部的名號以示威壓。

此話一出,舉座皆驚。在他國法官議論紛紛的時候,梅汝璈果斷地脫下了法袍,直白地表示他對這種不合理安排的拒絕。庭長十分尷尬,不斷勸說,但梅汝璈仍舊堅定不移,並組織法官們以投票的方式,最終達成了一致:按照受降國籤字順序安排座位。

中國的國旗在眾國旗的第一位飄揚,身著法袍的梅汝璈這才落座。他爭的不是自己的風光,而是在爭全中華兒女的尊嚴。

這只是一個開始,想要把惡貫滿盈的日本戰犯繩之以法,還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英美的強勢,其餘國家的不配合,內外兼有的阻力……整整兩年的時間,梅汝璈把全部精力都傾注在這件事上,未曾有一日懈怠。

1948年4月,這次大規模審判終於結束。以梅汝璈為首的中國審判團拿回了起草判決書的自主權,他日日埋首在如海般浩瀚的法庭記錄之中,孜孜不倦,代表著四萬萬中國人民,書寫下十萬餘字的判決書。

法治時代,一切需依法量刑。但侵華日軍在華夏土地上犯下的罪狀,罄竹難書!

庭審接近尾聲,困難卻沒有消失。在座的法官來自是一個不同的國家,各有律法,大不相同。對於戰犯是否處於死刑的問題,法官們各執一詞。有的棄權,有的反對,有的堅持,甚至印度的法官表示要無罪開釋全體戰犯,以寬容之心感化他們。

楚霸王烏江自刎只因無顏面對江東父老,梅汝璈如若不能將屠戮無數中國百姓的罪魁禍首送上絞刑架,也無顏歸國。可死刑的判決需要半數以上的贊同,照當前的形勢,是必然得不到六票贊同的。他心急如焚,寢食難安,恨不得把一天中的二十四個小時都拿來與他國法官磋商。

前排右二

一次說服不了,那就兩次、三次。整整七天的時間,梅汝璈輾轉於法官之間,列舉著他兩年間搜集來的日軍暴行罪證。根根白髮悄然出現在這位不到四十五歲的中年人鬢角。在最後的投票表決上,梅汝璈暗自收緊了手掌,緊張地等待這些天辛苦的回報。

一票,兩票,三票,四票,五票……六票!

當遠東軍事法庭以一票的微弱優勢,宣判七名日本甲級戰犯處以死刑之時,激動和暢快的潮水衝刷著在場每一位中國人的心田。身著絲質法袍的梅汝璈眼角溼潤,他終於撕碎了日軍的虛假宣傳,將雙手沾滿鮮血的28名甲級戰犯全部送上了刑場!

消息傳回國內,舉國歡慶。「梅汝璈」這三個字進入了中國人民的心中,可國共黨爭之下,這位大法官面臨的形勢依舊嚴峻。

東京審判結束,南京國民政府任命梅汝璈為司法部長,發去電報令他回國就職。可這兩年半在外,梅汝璈對國內的局勢並不是一無所知。他心中已經暗暗做了決定,所以推諉著遲遲不就任。

此前日軍侵華,國共兩黨聯合抗日,只分中日,不分黨派。而今日寇已除,梅汝璈清楚,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是這個國家最好的歸宿。

1949年夏,梅汝璈終於從日本南岸乘船歸國。榮歸故土,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聯繫中國共產黨,並在之後聯繫新聞媒體,發表了自己想要棄暗投明的意願。共產黨自然歡迎這位俊傑的加入。新中國成立之後,梅汝璈應邀出席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成立大典。此後,他正式為新中國外交貢獻力量。

這一切看上去順理成章,梅汝璈在為國奮戰兩年之後,得到了他應得的安穩生活。可他人生的頂峰過去之後,面對的就是他人生中最深、最黑暗的谷底。

1966年,對於全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都是噩夢般的開端。「文化大革命」爆發,紅衛兵蜂擁而至,破四舊,批鬥知識分子。

這對梅汝璈的生活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早在九年之前,舉國進行「反右運動」時,他已然遭受了不公的待遇。這位中國人民的英雄,學習的是全盤西化的法學體系。他的學識為中國人民贏回了尊嚴,可卻讓他自己失去了應有的禮遇。

新中國自成立以來,各方各面都學習的是蘇聯制度,包括教育和法制。全國實行社會主義法學,梅汝璈所學的「三權分立」顯得那樣不合時宜。他既無法重回法學教師崗位,又不能繼續從事司法顧問的工作。理所當然的,他被雪藏了。

遠東法庭梅汝璈和溥儀

行政級別連降四級,外交部的同僚將他當做視而不見的「透明人」。在20世紀50至60年代,梅汝璈這個名字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才會被人想起——中日關係僵化之時。除此之外的絕大部分時間,他是別人避之不談的話題,是一個按照黨章規定,急需改造的「舊知識分子」。

這位曾經在法庭上揮斥方遒的大法官,在這個特殊的年代裡卻成了一名笨拙的小學生。他沒有就此隕落,即使身處逆境,他還是力圖跟上國家的腳步。他一筆一划抄寫下的俄文單詞,一字一句閱讀標註過的蘇聯法學教材,至今仍在梅家保存著。

可是時代並沒有給他這個機會。

「文革」之中,他是遭受嚴重批評的知識分子。極左意識操縱著政局,梅汝璈先生早年的發言被有意加工,當年的無心之言卻成了把他定為「右派」的罪證。他之前作出的傑出貢獻使他成了紅衛兵眼中的「紅人」,都爭先恐後地奔赴梅家。

人民不會忘記他們的英雄。即使有些人忘卻了,但依然有人銘記。條法司的紅衛兵趕在其餘人之前先給梅汝璈先生的家門上貼上了「已抄」的封條,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勉力保護著梅先生。

可笑的是,外交部的「造反派」指控梅汝璈「跡近『漢奸'」。當年在遠東軍事法庭上據理力爭的這位壯士為了他的祖國和人民,嘔心瀝血,才將日本戰犯繩之以法,到了今日,他的努力居然成了煽動民族仇恨的罪責!豈非滑天下之大稽!

梅汝璈也自知前路難測,在周旋保全自己之時,仍然沒有放棄寫作《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可風燭殘年的老人最終還是沒有經受得起「文革」的摧殘。1973年,「文革」結束之前三年,梅先生守著半部未完成的巨著,在北京抱憾而終。

無聲的喪鐘在億萬國人心中長鳴。

他是東京法庭上義正辭嚴的大法官,是千萬罹難國民心中的英雄,是天之驕子,是懷抱赤子之心的國士無雙。

可他也是被污衊的高級知識分子,是宏願未成溘然長逝的悲憾老人,是蒙受不白之冤的清貴靈魂,是沒有得到珍惜的民族英雄。

到今天,梅汝璈先生離開我們已經四十一年了。可他的英靈常在,他那篳路藍縷的精神,那在苦難之中仍點亮精神燈燭的情懷,仍然感染著後世的人們。

我們不該忘、不敢忘、也不能忘記那一段歷史,更要銘記曾有這樣一位人物,堪稱為「民族的脊梁」。

文| 聞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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