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中國古代的官場一向以忠君事孝作為基本的道德準則評判，在朝為官，孝，首先就作為重要的人格品性標準，嚴格規範著官員的行為處事的合理性。雖然，在大部分的情況下，事孝可能只是單純的作為一種品性態度的道德評判，遠遠沒有上升到類似封建皇權威壓對於普通官員階層鉗制的必然性高度。但無論是儒家士大夫階級的思想統領，還是礙於封建皇權統治的維穩要求，孝，歷來都是考驗官員人格與基本道德的重要標準。
儒家強調的孝道文化
"丁憂"作為皇權掌控之下，儒家考驗官員孝道執行力的官場政策，以其法律強制性和道德迫使性成為眾多官員在位期間，都可能碰到的非客觀性突發狀況。為何丁憂可以在歷朝歷代能引發一波官場風雲變幻？孝道的執行為何要付諸法律層面的強力管控？官員丁憂背後需要承擔的後果到底是否無法想像？這一切，都需我們細細探尋這個人情與道德中，政治、權力、爭奪、背叛相互糅雜的"孝"。
一、談虎色變的丁憂卸職何為丁憂？這其實一種適應於官員在職期間，父母親人離世的特殊政治對策。古人所受的儒家教育一直都在強調"百善孝為先"。經過上千年的皇權改造，儒家思想的方方面面早已以其高度切合統治者思想的適應性，成為封建政治運行中必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丁憂政策設立的初衷即是儒家考慮到封建官場的特殊運作性，加上儒家孝義思想的核心要求，而創立的官員喪禮行事思想。並在其後的時間內，不斷加強演變，逐漸形成諸如服喪期間"不得婚娶"、"不得作樂宴飲"等一系列強化服喪悲觀思想的行為規範。
古人丁憂服喪三年
相比於普通白丁來講，這類喪葬習俗的強制性原則雖然是作為一個社會重要的道德風氣評判標準，但卻並不代表著它有高度的強制與逼迫性。雖然孝義文化是中國發展至今的一個重要社會美德，但也從來不乏有蔑視、厭棄這類文化的不孝之人。但對於中國封建社會中擔當孝義政治執行的各級官員來說，它的強制與不可規避，則成了眾多人的噩夢和無法面對的現實。
丁憂對於官員仕途之路影響最為重大的一項政策，當即是"卸職還鄉，守孝三年"的法令。這是一條卡死的，不容辯駁的硬性人事調動規章。這也就說明，在一定意義上，中央政府執政過程中強調的孝義施政政策，在官員在職服喪的特殊期間，往往比至高無上的中央統治者更有特權。無論是你是身在高位、大權在手的宰相高官，還是官運亨達、前途無限的新起之秀，亦或是不思上進、懶政怠政的無用之徒，都無法規避丁憂背後引發的離職風暴。
古人卸職回鄉
權力的突然解除，官員階位的無奈變動，都在丁憂服喪政策的背後，醞釀著一番權力爭奪的腥風血雨。孝道與法律的兩桿尖槍無疑是官員仕途中的最大阻礙。仕宦之路平步青雲的幻想可不能在此葬送，他們如是想，卻不知一番更為猛烈的浪潮即將把這些被權力迷惑了雙眼的可悲之人徹底傾軋。
二、暗潮湧動下的權力傾軋丁憂政策下的強制規定對於每一個遭受親人離世之痛的上下階級官員來說，都是一個消泯未來仕途的無奈之舉。強制性的離職返鄉，不僅使得在職的官員丟失當前的官位，更是為三年之後的仕途之路，蒙上了一層令人琢磨不透的陰霾。官場形式瞬息萬變，任何無端變故的人事調動都可能會造成官員長期扶植勢力的傾覆。丁憂帶來的無法背負的後果也使得一部分蒙受服喪之難的官員鋌而走險，期翼牢牢把控住來之不易的權力。
古代官員黨派會談
父母親人離世的匿藏不報，就成為了一部分官員應對丁憂卸職的第一手段。為避免自己的仕途受挫，不免遮蓋血親離世之實，暗地裡秘密操辦喪葬事宜，隱匿披麻戴孝的實景。當然，這是一種投機取巧的大不違之道。這無疑是對國法明面上以孝為先的施政手段的褻瀆。如果東窗事發，等待這部分丁憂官員的則是更為嚴厲的刑事處罰。
當然，這種瞞報遮蔽的做法，實則觸及了中央政權執政、施政的底線。而這底線也在丁憂背景下的黨派爭鬥中，成為了敵對黨派以及政治鬥爭傾軋的有力工具之一。官場如戰場，有時黨派的政見不和，可能就會成為你日後被人落井下石的原因之一。丁憂政策的特殊性也使得它成為諸多心胸狹隘份子，敵對諷毀意見不合官員的無差別攻擊武器，並在日後，逐漸成為朝堂之上的一道靚麗風景線。平常上朝，唯唯諾諾，相關無事，僅有政見不合之爭，而一旦其中一人已經丁憂卸職，了脫朝堂之上，那麼一大堆攻擊、嘲諷的報文便蜂擁而至，直指命脈，莫須有之罪，不判誓不罷休。
明末黨派林立
丁憂帶給離職官員的，不僅是物質上的損害，更是精神上的折磨。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一點一滴的小錯，都會被別有用心的對手無限放大，進而使得自己現在本就慘澹的生活現狀雪上加霜。一場本就是符合人倫禮儀的孝義傳統卻因為官場權力鬥爭的傾軋，徹底淪為具有濃厚政治意義的無過之罪。
三、人情世故變通下的政治漏洞即使丁憂離職解官的做法自建立以來為大小官員所詬病，但凡事也總有例外。丁憂雖然其時間有較強的不確定性，但也是建立在一個政事局面相對緩和的情形之上，更不用說官僚體制的上層歷來都是由皇權領導者作為最後的裁決人。這也就為"丁憂事下，無倖免之人"的一刀切政策活化了局面。
邊疆戰亂人士調動
通俗的來講，就是國家的政局實況正處在較大的轉折點，或是邊疆有較大的軍事人員調動等部分國家危機來臨時。身居要職的官員可以收到丁憂離職的限免決定，這也即是官場"奪情"制度。奪情的出現似乎給長久遭受非議的丁憂政策又強加上了一絲政治意義。事出有急，刻不容緩，國家層面的立場需求，給予部分達到標準的高級官員些許特權，可以使其在服喪期間，保留原職，維穩國家政治運作。
這種政治上的考慮，或許還摻雜了一絲帝王不舍能人的人情蘊意，其本質還是有著極強的非客觀性及後臺操作性。一般來說，奪情的複議皇權不會輕易插手，而是藉由朝堂百官的立場，才得以初步確定，帝王在其中，大多數時間，也只是擔當了不知情的最後決議者。這種明面上突破丁憂政策限制的法律漏洞，難免會被貪戀權力者所使用。
奪情政策的出現及濫用的開始，對於權力貪戀者和利益索取者而言，既然匿報喪事的做法被明令禁止，那麼為何不另闢蹊徑，鑽明面上理論可行的政治漏洞。越來越多的丁憂官員妄圖借取奪情的寬鬆政策，來為自己的仕途生涯續命。
明末被奪情者張居正
且不管道德禮儀、社會風化，只管我個人利益、官途亨通。奪情最後直接墮落成為官場裡不便明示的潛在規則，並大有刺激官場各派別政見之爭爆發的傾向。我們設身處地的來思考，如果敵對黨派支柱官員因為丁憂一事即將離職奔喪，這不妨是一個攻擊異黨，磨合政見統一的大好時機，但奪情背後的暗箱操作，卻使一切化為幻想泡沫，難免不會刺激起本就硝煙正濃的敵視氛圍，提前爆發一場政權爭鬥的腥風血雨。
四、自古忠、孝不兩立說了這麼久，我們似乎還忘了官僚政治的頭上還有一位虎視眈眈，統領一切的帝王存在。中國封建社會由於皇權的特殊歸攏化，皇權的下放依賴於各級官員的執行。這就需要保證官員對於皇權的絕對忠心，而絕對的忠心在儒家的發展思想看來，又脫胎於人對於父母血親的至孝。
封建皇權威壓
孝道的教育成果決定了忠義的具體表現，但實際情況是，自古忠孝並不兩全，雖然統治者階級大肆宣揚儒家教育中孝道的重要性，但一個士人，一個為官者，既然走上仕途之路，基本的孝道理念早已被帝王剝除。孝義是要盡的，但基本只是浮於表面的宣傳。孝子可以宣傳，忠臣必須存在。專制皇權的存在代表著當孝道與忠義相辯駁之時，忠義只能是唯一的選擇。忠義與孝道兩難全，莫過是當時為人臣子的士人階級的最大悲哀。
結束語：丁憂的政策立場雖在一定程度上顧及了儒家素質教育中的孝義觀念，但它的實施與發展卻又因為諸多漏洞而盡顯政治紛爭色彩。道德的非理性鉗制，政治刑法的嚴厲處罰，黨派相爭的攻擊武器，都是丁憂所背負的種種負面意義。而奪情等一系列在官員角度來看稍顯改觀的措施，卻又難以真正發揮作用，最終還是淪為皇權統治下的利用工具。孝道只是淪為皇權傾軋下的笑談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