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面向國際國內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精神面臨新的挑戰與機遇。我們一方面要在傳播內容方面下「繡花」功夫，切實提高傳播內容深度與歷史文化厚度，一方面要打造一批具有強大影響力、競爭力的新型主流媒體，同時充分運用移動網際網路催生的社交媒體新業態、新平臺，藉助強大的民間動員力，講好新時代中國精神的精彩故事。
深刻理解信息化時代傳播環境的巨大變化
進入網際網路社交媒體時代，人與人、人與信息之間的便捷交互使得傳播無處不在。應該充分看到這給傳播領域帶來新的積極因素，為中國精神在國內外有力傳播提供了全新機遇。
以移動網際網路為基石的社交媒體平臺是高效、便捷、多元、低成本的傳播工具，每個人都可以用於創造和傳播。從微博、微信發展到今天的抖音、快手，廣大網民自願參與，人人都有麥克風。自媒體高度發達，社交智能媒體平臺崛起，深刻地改變了傳統媒體時代自上而下的傳播模式。移動網際網路社交媒體是眾多個體的聚合空間，它通過網絡空間一個個用戶間的協同與交互，形成獨特的聚合「圈層」與「部落」。在社交媒體的傳播中，中國精神的傳播內容和題材選取能夠更多體現個體的需求和特質，在表達形式和表現風格上都具有較強的個性化色彩。類似李子柒，還有用美國鄉村音樂描述中國農村日常生活的歌手、中央民族大學教授馬克·力文，他們帶來個性化的、完全出於自願的傳播，形成了更加豐富的視角與觀點，創造了巨大的傳播價值。可以說，移動網際網路媒體生態不僅具有強大的社會動員力與推動力，還能夠實現中國精神的精細化、定製化、智能化、個性化傳播。
同時，也要直面講好中國故事面臨的挑戰，特別是對外傳播所承受的壓力。中國的不斷進步日益被西方視為挑戰和威脅，中美之間經貿摩擦日益頻繁，甚至蔓延到其他領域，在全球傳播領域仍然居於壟斷地位的西方主流媒體和社交媒體平臺加大了用雙重標準曲解中國的力度……受這些因素疊加影響，西方一些國家部分普通民眾對於中國的好感度有所下降。
在信息高度碎片化、意識形態立場出現對立化的情況下，達成正向傳播與交流分享的任務比以往遭遇更大困難。傳播學前輩李普曼在《公眾輿論》中指出，人們會把「擬態環境」誤認為客觀環境。人們依賴來自媒體的信息供給去認知事物，由於媒體本身的立場，它們通過對選擇的象徵性事件進行加工、加以結構化後向人們展示的環境並不客觀，是一種被扭曲的「擬態環境」。今天的人工智慧、機器學習的算法加快了形成「擬態環境」的扭曲信息的獲取速度。儘管中國無意挑戰西方，但是美國出於保護自己霸權中心地位的需要，開動國家機器，與矽谷的信息技術公司默契互動，對華為、抖音、騰訊等展開圍剿。為了合理化這種「獵殺」，無論是否有新冠肺炎疫情，媒體都會持續加大對於中國的負面傳播操作，將中國置於「擬態環境」之中。
加快補齊中國精神傳播內容方面的短板
有效傳播的前提說到底還是以內容為王，必須解決好中國精神講什麼、怎麼講的問題。在內容和選題上，不能用一個方案面向所有人群，而是要在差異性基礎上因勢利導。要在傳播內容方面認認真真下「繡花」功夫，根據不同國家不同用戶的接受習慣，提供不同的內容版本，才能真正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精神。
以往的對外傳播在內容策略方面存在著不平衡和簡單化傾向，比如對中國文化名片的依賴程度過高。文化藝術本身有「低政治」「高親和度」特點，通過打造文化名片幫助中國精神走向世界是一種很好的方式。舞蹈家林懷民、音樂家譚盾、視覺藝術大家蔡國強、著名導演張藝謀等都是中國文化名片的傳統代表。但也應看到，無論動畫片《功夫熊貓》也好，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也好，還有最近幾年吸引了一部分歐美粉絲的網絡玄幻小說《詭秘之主》也好，在西方傳播過程中收穫的是某種對於「異國情調」的好奇與興趣，這樣的中國故事還不能夠在厚度和廣度上傳遞中華民族的精神財富——中國精神。只有基於歷史文明的內容對話，才能夠帶來平等與彼此尊重，而基於現代化的內容對話，才是能夠帶來合作與打造命運共同體的共識。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有幾千年綿延不斷文字歷史記錄的文明國家。中國精神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植根于波瀾壯闊的文明歷史。然而，中國歷史資源的學理化、可傳播化明顯是一大短板。我們的歷史敘事更多還停留在對內教育宣傳的層面，沒有能夠產生出全球傳播、膾炙人口的作品。在文明比較和政治制度史比較的話語體系上，我們也還沒有能夠構建出融通古今中外的新範疇與新表述。「以史為鑑」是各國精英和知識分子共同的話題與興趣，比如中英合拍的《孔子》在歐洲就受到歡迎，一套《大秦帝國》就感染了無數受眾。將歷史知識、歷史智慧和歷史經驗作為文明傳播的材料，不僅能夠大大提高傳播的人性化效果，中華民族頂天立地、吃苦耐勞、任勞任怨、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在歷史敘事的人物中也能夠得到自然而然的詮釋。
對於我們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熔鑄的革命精神提煉不夠、傳播不到位，是我們傳播內容打造中的另一塊短板。革命戰爭年代誕生的井岡山精神、長徵精神、延安精神，新中國成立以來形成的上甘嶺精神、鞍鋼精神、航天精神、紅旗渠精神、深圳精神、浦東精神等，這些偉大精神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體現，已經深深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和靈魂，成為鼓舞和激勵中國人民不斷攻堅克難、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強大精神動力。這些寶貴精神財富，理應理直氣壯講、世世代代講，並不斷結合新的時代條件發揚光大、永續傳承。
講好中國的故事，核心是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令人欣喜的是，關於我們黨的成長與壯大這個題材的挖掘與影視化深度呈現，正在日益豐盈。2019年7月，一部旨在記錄中國消除貧困努力的紀錄片《前線之聲：中國脫貧攻堅》登陸美國電視熒幕。在中央組織部支持下，該片主持人和撰稿人羅伯特·勞倫斯·庫恩陪同美國攝製團隊走訪位於貴州、甘肅、山西、四川、海南以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貧困家庭，採訪了從中央到鄉鎮的各級黨員領導幹部，講述了真實感人的故事。攝製組通過了解中國共產黨如何領導脫貧攻堅工作，首次深入探究中共的治理結構、組織能力、以及與社會、國家的關係。隨著中國在世界國際事務中的作用越來越大、意識形態敏感度越來越高，向世界介紹清楚中共的歷史和中共秉承的中國精神，尤為重要。
發力新型主流媒體和社交自媒體雙重陣地
2019年1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提出新型主流媒體的建設要堅持「移動優先」的策略，以增強引導力並佔領輿論制高點。2020年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進一步提出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體，並要「構建網上網下一體、內宣外宣聯動的主流輿論格局」。
無論是由多種媒體構成的立體化傳媒集團還是「網上網下」的融媒體傳播格局，其中的關鍵都是主流媒體依託其喉舌定位，關注社會重大事件，並憑藉其強大的話語能力和競爭優勢，引導社會輿論、傳播主流價值，讓正能量更強勁、主旋律更高昂。
新型主流媒體在面對新技術手段時，要警惕純粹的技術導向，同時要對媒介技術的「潛力」保持足夠的敏感，不斷增強競爭力，擁有強大而持續的話語優勢。尤其是要根據社交媒體的新業態和分工規律，形成多種表達、分眾傳播的主流話語的立體化傳播格局。例如大型時政節目《這就是中國》播出以來，不僅在時政節目收視率上排名前列，而且視頻的精華部分進一步加工為15分鐘、5分鐘、30秒、15秒等不同長度的短視頻，在今日頭條、抖音和嗶哩嗶哩等社交媒體平臺上廣為流傳，達到了立體傳播的效果。
雙層傳播結構中，社交新媒體的低成本極大地促進了媒體的平民化、高度社會參與性，將來自民間的熱情和訴求激發和調動起來。2019年香港出現亂象期間，產生了「帝吧」「飯圈」出徵這樣的自發網絡鬥爭現象。自媒體的充分發力，使正能量內容的傳播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產生了大量「民間網紅」。他們積極表達眾志成城、共克時艱的強大凝聚力，積極傳播迎難而上、自強不息的中國氣概，生動詮釋了「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的深刻含義。
對於草根性強、戰鬥力強的「民間網紅」和網絡「圈層」「部落」，要對他們的積極性加以保護，也要在方向上給予支持和引導，發揮他們生動、精準「講故事」的傳播能力，把我國的國情、社情、民情講清、講深、講透，讓外國人對中國為何成功、共產黨與百姓的緊密聯繫、一帶一路的天下情懷等背後的中國精神能有透徹的認識，從而有效提高我國的軟實力。
（本文刊載於《中國紀檢監察》雜誌2020年第24期，作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 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