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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陳堅
來源 | 地球知識局 ID : diqiuzhishi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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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八年（1433年）的冬天，對於明朝君臣來說，顯得極為特殊。明宣宗朱瞻基更是格外興奮，為了犒勞來自天方國的使臣，他決定用前所未有的大禮迎接他們。
因為在這一年，天方國使者向大明進貢了麒麟。這是中國古書上最典型的祥瑞，是宣德朝太平盛世的寫照。
不過，宣宗皇帝不知道，天方國所進貢的神獸如今的學名，叫「長頸鹿」。
天方國隨處可見的「神獸」，在大明成為了至高無上的寶貝。宣宗皇帝用了無數財寶賞賜天方國。
這僅僅是明代「朝貢體系」的一個縮影。海外國家可以用一些普通的貨物，通過「朝貢形式」來換回無數金銀珠寶。
然而，明朝可不覺得自己虧。因為在他們眼裡，中國更需要的是象徵性的宗主權。
在宋元看來，南海代表著貿易和利益；在明朝看來，南海代表著禮儀和朝貢。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態度，最終導致了其海運和國運的不同發展。
農民出身的朱元璋在取得政權之後，一直試圖營造一個理想的國家——一個可以自
自足、循環自生的太平盛世。因此，海洋在他的眼中，就顯得不是那麼重要了。
出於對商人和國外勢力的敏感，洪武皇帝在吸取前朝滅亡的教訓後，頒布了海民不得私自出海的詔令。這道詔令，是對中國蓬勃發展的海商力量又一次重擊（元末戰爭對海商發展也起到了毀滅性作用）。
自此，漂浮在這個龐大國度東南一隅的海洋萌芽被摧毀，中國回到了大陸國家的老路上。
永樂元年（1402年），朱棣攻下南京，隨後「支動天下十三省的錢糧」，集福建、江浙等數百餘的造船工匠前來造船。
1405年，鄭和率領著一支約二百五十膄船，近三萬餘船員的龐大隊伍，開啟了世界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航行。
作為歐洲海洋文明的興起標誌之一，迪亞士領著幾隻帆船到達好望角的時間，要比鄭和船隊從南京到東非海岸的時間，整整晚了86年。
雖然中國人的行動更早
但歐洲人邁向了另一個大洋，中國人卻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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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船隊的基本「套路」，是船隊每到一國，便向當地國王宣讀詔書、賞賜寶物。由於 「賞賜厚誼」是朝貢體系的基本原則，每一個受冊封的國家，都能受到極為豐厚的獎勵。由於賞賜物品往往是進貢物品的數十倍，一些小國便非常熱衷於朝貢。
鄭和船隊有一套相當精密、高效、成熟的管理體系。其主要把船隊分為五部分：寶船、馬船、糧船、坐船、戰船。
寶船相當於大型艦隊中的旗艦，是鄭和船隊的主體部分，也是其中規模最大的船舶。
馬船，是船隊中的負責運輸馬匹及下南洋中所需或得到的大量貨物的船舶。
糧船，便是存儲糧食的船舶。
坐船，是船隊中的大型戰艦。是鄭和船隊中諸位將領坐鎮的船舶，也是諸位將領的居住之所。
戰船，是鄭和船隊中最為「花哨」的船隊，也是儲備兵器的船舶。
早在18世紀之前的歐洲遠航中，許多船員由於缺乏維生素C而死於壞血病，但在鄭和船隊中，卻沒有出現這種情況。這是因為船隊在運輸的大量瓷器中栽種豆芽，用豆芽可以有效補充船員的維生素含量。
這種辦法，不僅保護了瓷器的安全，也保護了船員的安全，堪稱古人的創新智慧。
不過鄭和七下西洋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反對聲自船隊開始建造時便持續不絕。一方面是因為遠航勞民傷財，不符合朱元璋留下的祖訓；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讓一個太監代表國家形象，有失體統。
在激烈的反對聲中，1433年4月，第七次下西洋的鄭和病逝於印度西海岸的古裡，隨即被安葬於今印尼的三寶壟市。鄭和的去世，象徵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在此後的數百年裡，中國再未派出相當規模的船隊。鄭和下西洋，經常被史學家認為是古代中國海洋文明發展的巔峰。
值得注意的是，與下西洋運動平行的，是官方嚴厲禁止民間下海。這就是明代航海最顯著的特點：「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當龐大的鄭和船隊航行於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時候，永樂帝仍然規定民間「片板不許下海」。1433年8月，在海商、水手、漁民犯禁下海事件屢屢發生的情況下，宣德帝敕令沿海官員「嚴通番之禁」，進一步強化了海禁政策。
海禁政策至嘉靖帝，達到最為嚴厲的高度，最終導致了沿海倭亂等一系列反抗。
在海禁政策的影響下，由官方壟斷的朝貢貿易成為當時唯一的海外貿易形式（除了貢使外，嚴禁外國人私自貿易）。隨著鄭和下西洋運動的結束，外國朝貢貿易逐步蕭條，能保持一定的聯繫的，也僅是周邊國家了。
明代市舶司主要有三所：廣州市舶司（原先為太倉附近，後因離京城過近，移至廣州，主要為東南亞諸國所設）、福州市舶司（原為泉州市舶司，後為了壓制泉州海商勢力，移至福州，主要為琉球所設）、寧波市舶司（主要為日本所設）。三所市舶司都經歷過設而廢，廢而復設的坎坷命運。
嘉靖元年（1522），當時日本正處於戰國時代，生活用品嚴重依賴於大明的輸出，朝貢是當時獲得中國商品的唯一合法途徑。
有兩家大名使團由於代表權問題發生衝突，最後爆發了「寧波爭貢」事件。其中一使團襲擊了當地的武器庫，攻擊了另一使團和寧波市區與市舶司。不少中國官民都在這場混戰中喪生。
嘉靖二年（1523），一支來自弗朗機（葡萄牙）的艦隊闖入廣東江屯，要求廣東官府與其進行和平貿易，並建立相關據點。明代官方斷然拒絕，並命令備倭官對其進行驅逐，爆發了「西草灣之戰」。這場戰爭最終以以弗朗機人全軍覆沒結束。
「寧波爭貢」和「西草灣之戰」共同給了明代朝貢貿易一記重拳。這兩次紛爭最終導致了三所市舶司的廢黜。而由於日本使團的野蠻表現，中日貿易，除了此後嘉靖18年，嘉靖26年的兩次進貢，便徹底中斷。
儘管如此，日本和葡萄牙都未放棄與中國貿易的機會。葡萄牙在1557年，以「借地曬貨物」為由非法佔領了一個稱之為「媽祖」的小城，即如今的澳門。
在明後期，市舶司保持相對穩定主要在於三個原因：倭亂程度的減輕、德川幕府控制下的日本趨向穩定、大明財政短缺需要資金補助。
地方官員的利益當然也起到了決定的作用，地方對於海洋貿易的需求使得中央不得不維持市舶司的存在。
廢立市舶司，絕不僅僅是表面上是一道詔令那麼簡單的事。
恢復朝貢的同時還能限制民間海商，這主要依靠強大的海軍實力，明軍艦船甚至配備了「水雷」等武器。
「備倭都司府」「備倭官」皆是當時為了防海而設立的官員，他們不只擔負抗擊倭寇的責任，也有打壓民間出海勢力和保證沿海安定的職能。
清朝政府繼承了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與市舶司制度。但是與明朝不同的是，清朝統治者所面臨的，已經不是明朝當初的境遇。
明朝所處的國際環境相對平靜，外國擴張勢力未敢覬覦，但清朝的國際環境卻越來越險惡。原先對華朝貢的許多小國已經被外國所殖民。朝貢體系到了清代，已經徹底局限於周圍國家了。
清朝曾經數次試圖打破海禁，但最終都由於沿海不穩定而再次封鎖。畢竟要維持這樣一個龐大國家的順暢運轉，可控性一定是最重要的。在清朝皇帝們眼中，混亂的沿海政局和在明朝時一樣令人討厭。
無法控制的局勢背後，恐怕是清代海軍的孱弱。這主要受到以下三點因素所影響：
第一，清代海軍的定位很低。
明代建國戰爭運用到了水軍（例如至關重要的鄱陽湖水戰等，雖然這是內河的），因此明代統治者會重視水軍建設。而清代的建國戰爭主要依靠的是步騎兵。在制海權的重視程度上，清代肯定不如明代。
第二，海軍在前期的作用不大。
明代倭亂嚴重，且日本正處於混亂的戰國時期，沿海壓力大。而清代的日本，實行了閉關鎖國政策，臺灣也已經收復。因此，沿海相對穩定，水軍作用不大。
然而兩百年後
日本再次發展為海洋強國並侵略大陸
是清朝統治者無法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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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熟悉海洋的東南漢人不受信任。
清代統治者對漢人始終不能完全信任，自然不會允許大量漢人出海。他們無法確定，這些看上去已經歸順大清的漢族良民會不會掌握海洋上的軍權，而變成動蕩的因素。與其為了蠅頭小利去冒動亂的風險，還不如不發展水軍。
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大清的海洋思想非常閉塞，一直到了西方人的堅船利炮達到家門口才長嘆一聲水師落後的悲哀。
從積極的意義看，一個運轉良好的朝貢體系是鼎盛的中央王朝維持周邊穩定的利器。
天朝上國就像一個家族的長者，接受周邊小國的貢品和叩拜，並給回更多的禮品。表面上的吃虧實則換來了整個東亞乃至環印度洋地區的和平穩定。
但是從消極的意義看，缺乏競爭的海洋環境讓中國統治者沉迷在河清海晏的虛假夢境裡。
對外國壓力的躲避式彈壓，讓中國徹底喪失了從大陸走向海洋的機會。
無論是大明還是大清，本質上都是要為中國近代在海上吃的大虧負責的。這個責任的主要載體，便是朝貢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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