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鈞凱，臺灣大學政治學碩士，曾就讀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班，現為臺灣多維傳媒兩岸組組長、《多維TW》月刊主筆。
陳映真所寫的序文，是考察其社會活動與實踐的一個切入點。也就是說，通過陳映真留下的近百篇的序文，可以明顯地體察出他平素所投入心力的議題，與他所關心但力有未逮的領域以及由此而輻射出的人際網絡，更包括了他對於「統」與「左」的認知與擴展而出的範圍。根據目前可收集到的陳映真序文，初探他的運動足跡與實踐的圖景，可以作為求索陳映真「整體」的一個側面。
陳映真 《人間》雜誌 現實主義 社會主義統一派 社會變革
「作家」陳映真的形象，普遍為華文文學界的讀者所接受；也就是說，一般人往往是通過文學作品的媒介來接近陳映真。陳映真的社會活動與社會身分，也與文學密不可分，例如2006年陳映真到北京講學養病之後，2010年與莫那能、朱秀娟等臺灣作家共同加入中國作協，並被聘為名譽副主席；2016年陳映真病逝北京，作協發出的訃告除了以「忠誠的愛國主義者」「臺灣同胞的傑出代表」定調之外，仍將陳映真定位為一位「著名文學家」。
對於陳映真而言，他曾說「我最感到快樂的還是創作」，但他也很清楚地表白過，小說創作「是為我的思想服務」，「文學是思想意識形態的宣傳」。不可諱言，陳映真留下的36篇中短篇小說，其中的人物以及背後的時空環境，確實體現了陳映真長期以來的困惑與豐富的思考，甚至可以拼湊出20世紀60年代以降臺灣社會變遷的軌跡，從而將歷史、思想與文學緊密地扣連在一起。1這是陳映真的小說作品吸引不同世代讀者的關鍵。但是，陳映真一生多樣複雜的思想樣貌，並不只展現在小說的文學創作之中，他還留下了大量文學評論、政治評論，以及各種主題的雜文。如果只談陳映真的小說，卻迴避了其他文字，便很難掌握其思想全貌。
近來陳映真相關研究，已經有不少成果聚焦於小說創作之外，例如王安憶以陳映真為主線，為他在《人間》雜誌的勞動做了整理與分類。2又如曾健民與邱士傑，3特別注意了陳映真在20世紀90年代所投入的社會性質分析，其中邱士傑將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革命實踐過程形成的理論傳統相結合，使陳映真的研究上推到了思想史的層次。再如陳明成的博士論文，以生命史與家族史的回顧，解釋臺灣文學史上被建構出的「陳映真現象」。4
趙剛在反省自己閱讀陳映真過程的體會時，曾指出：「在中國的知識傳統中，知識分子的學習不是以經典、著作，甚或言教，為單一對象，而更是向一個作為整體的人與身的學習。」5值得進一步追問的是，什麼是陳映真的整體？又要如何接近陳映真的整體？進而避免使用任何的簡單二分法（例如「文學/政治」），在陳映真一生的作品與實踐之中，甚至是他所屬的時代與現實之中，劃上一條分割線。
如果再將左翼的、社會主義的視野放進閱讀陳映真的框架裡，作為臺灣社會主義統一派相當重要的健將之一，陳映真在實踐其信念的過程中，煥發出來的能動性是相當巨大的。因此，陳映真所寫的序文，將是考察其社會活動與實踐的一個絕佳的切入點。也就是說，通過陳映真留下近百篇的序文，6可以明顯地體察出他平素所投入心力的議題，與他所關心、但力有未逮的領域，以及由此而輻射出的人際網絡，更包括了他對於「統」與「左」的認知與擴展而出的範圍。
陳映真序文寫作的起始點是1975年他為《第一件差事》與《將軍族》所寫的自序，直到1988年人間出版社出版15卷本「陳映真作品集」時，已經積累出了一本自序集（《作品集9：鞭子和提燈》）與一本序文集（《作品集10：走出國境內的異國》），可見序文在其寫作與實踐過程中的份量。包括陳映真「不寫小說的12年」（1987至1999年）在內，7一直到2006年赴京之前，陳映真序文的寫作更是高產，其中一個趨勢是：自序的篇數大幅下降，而為其他作者所寫的序文篇數佔了相當大的部分。
本文根據目前可收集到的陳映真序文，試圖初探他的運動足跡與實踐的圖景，作為求索陳映真「整體」的一個側面。
如前所述，陳映真的序文創作起始於1975年，第一篇為《試論陳映真：〈第一件差事〉、〈將軍族〉自序》，這一年他因蔣介石去世百日特赦而提前出獄。陳映真出獄後明顯地體察到臺灣社會與思想的變異，「重回故園，他頗有滄海桑田的感慨。但臺灣的思潮已一反五○年以降冷戰和內戰思維，更使他吃驚。」歷經鄉土文學論戰與此前的現代詩論戰，這個時期陳映真序文以評論詩人的作品為主要特色，特別集中於他分別為三位詩人詩集所作的序文：《試論蔣勳的詩》（1980年）、《試論施善繼的詩》（1981年）與《試論吳晟的詩》（1983年）。
這三篇序文的共同特色是篇幅相當長，例如《試論施善繼的詩》長約4萬8千字。儘管三位詩人的風格與關懷的對象不盡相同，但是陳映真通過對於三人作品的評論基本上回顧了戰後臺灣新詩的發展與缺陷。陳映真一生僅留下一首新詩作品《工人邱惠珍》（《聯合報》，2002年1月5日），但他對於新詩的關注卻是一以貫之，如同他所坦言：「幾十年來，這篇文章的作者，一直對臺灣的詩界抱持著深切的關心。但他本人卻不會也不曾寫過詩，嚴肅地說，他是詩界的門外漢。但是為了他的過份熱心，他終於不可自禁地就他熟識的幾個朋友寫的詩，寫了一些評論的文字。」在這三篇長序之中，陳映真的主題是「轉變」，不只是論詩人風格的轉變，更蘊含著走出代表個人主義、消費主義的現代主義的轉變。他認為20世紀70年代文壇的主流仍是各種形式的現代主義，但是面向社會、回歸生活之後對於現實的質疑與批判，已經體現在三位詩人的作品之中。例如他認為蔣勳「作品中有人的生活；有生活中的人；有社會和國家，有世界，有愛，有忿怒，有極小的個人的情思，也有家園百年之年」；施善繼的詩作展現了「從描寫社會學的詩人自己，一躍而把眼光投注在自己以外的社會和生活，進一步開闊了詩的範圍和世界」；吳晟的詩作則是表現了臺灣農業生產與農民婦女的形象，進一步將詩的內含擴大為「可以描寫和關心、歌頌人和他動人的生活的」。
陳映真對於新詩轉變的期許，來自於他認為20世紀30年代以來中國新詩傳統在臺灣遭受到現代詩的破壞與挫折，因此他在三位詩人詩集序文中表現出來的雀躍與殷切，反映了他認為走出現代詩之後的轉變與發展，其根本意義在於「搶回過去三十年虛擲的光陰」。這一點，從他發表於1967年11月《草原雜誌》創刊號的文章《期待一個豐收的季節》即已見端倪，而到為蔣勳、施善繼與吳晟所寫的序文中進一步闡發、集大成。
這個時期也是陳映真箇人創作的轉變，自1980年開始他陸續發表《雲》《萬商帝君》等「華盛頓大樓系列」，聚焦於跨國資本企業的批判。他對三位詩人作品的評價，不只是體現了他個人文學理念的落實，更是敏銳地從文學作品中察覺社會思潮的轉變。1976年他為王拓《金水嬸》所寫的序文《試評「金水嬸」》，就強調了「帶著強烈的問題意識和革新意識的現實主義」以及「關心社會、敢於逼近現實中的問題點」的作家與作品，「大方向是正確的」是「中國文學的主流」。
文學必須承載起面向群眾的社會責任，是陳映真從現代詩論戰以來的批判與發展中得到的實踐理念，從而試圖以評論的方式加以擴展與推廣。除了新詩與鄉土文學之外，陳映真注意到了「素昧平生」的美術評論者謝裡法，他認為謝裡法的觀點是同一時期臺灣畫壇中對於文學界提出的「文學的社會效能、文學的民族歸屬等重大問題」以及「以批判和抵抗西方對臺灣文化殖民為主題的現實主義文學」最為深刻的回應。
當謝裡法美術評論文章集結為《珍重！阿笠：談美術》（1977年）時，陳映真為之作序，高度讚揚了謝裡法的理念與實踐是「臺灣畫界三十年來的初春」：「繪畫原是具有群眾性的藝術。隨時隨地，只要有畫的地方；只要有人在繪畫的地方，終是立刻能聚集許多群眾，熱心、讚嘆、喜悅地圍觀。」 1980年此書發行二版，書名改為《美術書簡》，謝裡法在《再版序》中交代：「這本書再版在即，最令人感到遺憾與歉疚的是，許南村先生寫的初版序被刪去了。」8謝裡法並沒有清楚說明陳映真的序文為何刪去、被誰刪去，但他卻隱約透露出對於陳映真序文的歧見：「對藝術文學，或者對社會的態度，許先生基本上和我一樣是個理想主義者，而我又帶有更多浪漫的氣息。……因此而感到許先生的偏重社會功能，應該是藝術經過分類分工之後，必然發生的與社會關照的一種機能。但設若沒有了健全的本體，它的機能便難以產生應有的功效了。許先生所著重的，與我之間就是這點差別吧！」9
儘管謝裡法在《再版序》中委婉地「拒絕」了陳映真，而謝裡法其後的政治立場與陳映真處於光譜上的兩端，但陳映真對於20世紀70年代臺灣美術界的「初春」評價，與他對於文學界「搶回過去三十年虛擲的光陰」的評價是相互呼應的，無礙於陳映真同時站在鄉土與民族的視野中去關照臺灣的現實創作。值得一論的是，20世紀70年代臺灣的思潮氛圍並不如當前有著強烈的統獨分野，但以陳映真在思想上的敏銳，當然能夠體察出當時文學與思想界個人之間在路線與立場上隱微的差異。10就此而言，反而凸顯陳映真在序文寫作上的主動性，甚至是他為每篇序文所設定的政治任務，利用評論、解讀、讚譽，甚至是批評別人作品的機會，擴大自己的戰鬥範圍與能動空間。
1987年陳映真發表了以白色恐怖為背景的小說《趙南棟》，這部作品見證了陳映真社會活動與實踐的全新嘗試，也就是《人間》雜誌的創辦。陳映真在《人間》雜誌《創刊的話》中如此定位其內容：「是以圖片和文字從事報告、發現、記錄、見證和評論的雜誌」，藉此進一步落實其宗旨：「從社會弱小者的立場去看臺灣的人、生活、勞動、生態環境、社會和歷史，從而進行紀錄、見證、報告和批判」。陳映真在《人間》的努力，通過文字與圖片結合而成的報導，企圖介入社會，在消費與物質至上的時代裡重新發掘出「人」的價值與意義，這是在1980年代黨外「狂飆」的階段中，臺灣社會運動（或者陳映真在政治思想上所屬的社會主義統一派運動）目標、內涵、方向、途徑與結果的再一次定義，也是能動性與可能性的擴張。
1989年《人間》雜誌「因不勝財務虧損而休刊」，但陳映真在原有基礎上繼續讓《人間》發揮其影響力。例如《人間》停刊後，陳映真寫給葉芸芸的一封信中提到：「《人間》停刊了，但請不要那麼地傷感。……然而如果臺灣沒有更實事求是、更基於現場和生活的進步的組織，去集中和表現進步、批判與改造的意志，《人間》辦得再久，也無法將它的思想、價值和政治影響落實、積累和集中起來。這是我們下一個任務吧。」11從中即可窺見陳映真無意將其奮鬥隨《人間》停刊而結束。《人間》雜誌所帶領出來的一批報導記錄者，以《人間》為陣地，不斷開枝散葉，踏入臺灣社會的不同面向與角落之中，再通過陳映真寫給他們作品的序文串連起來，形成特有的《人間》網絡。12
陳映真曾經想將《人間》發展成為報告攝影與文學的一派，甚至提出了「人民攝影」理論的構想；但他坦然地評估《人間》運作四年之後的成果，指出：「雖然比較集中、比較有意識地發展了紀實文學，取得一定的成果，發揮一定的影響力，但還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培養出成熟的、深刻的、藝術上強而有力的紀實攝影作品和作家。」由這段「告白」出發，陳映真為《人間》擴散出來的攝影家作品集留下了難以忽略的幾篇序文，文章背後都透露出了陳映真對於攝影的社會作用的理解與期許。
1987年曾經在《人間》發表過作品的攝影家阮義忠出版《人與土地》，陳映真為之寫的序文指出，他在1983年初步接觸了「報告攝影」（photo documentary）的概念，建立起了攝影與小說之間的聯繫，兩者都能令讀者「在心中產生溫暖、感人的回應」，「對於寫小說的人，報告攝影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和熟稔之感」。他或許明白阮義忠並非與自己在路線上完全一致，但他卻很讚賞阮義忠作品展現出臺灣社會快速成長背後的代價，從而素樸地受到其攝影作品「動人的誠實」而感動。
對陳映真而言，攝影有其最為原始的功能：「對於現實──即人和生活、勞動的現場──的記錄」，而這項功能在資本主義社會高度發達的過程中，卻被顛倒為「人類欲望的撩撥者」，不斷地為商品化服務。在此認識之上，陳映真進一步指出紀實攝影應具備的三項性質：13（一）新聞性；（二）有結構的敘述性；（三）批判性。這些性質也使得紀實攝影與報告文學有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對於1950年以後的臺灣來說，起到了突破現代主義思潮支配的作用。
根據陳映真對於攝影的認識與理解，他為攝影家作品所寫的序文主要為以下三類。第一類是關注於少數民族的處境，也就是他為關曉榮原發表於《人間》雜誌上的蘭嶼系列攝影集所寫的序文，指出關曉榮通過鏡頭得到的反省、清算與自我批判，不僅感染了讀者，也將視野放寬到第三世界不發達國家，「無疑是表現了報告攝影的藝術創造性和思想自覺性的典範之作」。第二類是關注於生存於都市之中的底層人們，即為何經泰《都市底層》攝影集所寫的序文。何經泰與《人間》專職攝影師熟識，通過思想啟發，抱持著「再現人間真實為職志」的理念拍攝作品。何經泰作品裡呈現出「被掠奪發言和控訴權的弱小者」，陳映真認為何經泰的鏡頭使他們重新表現出了「人的品質」，進而主張「記錄攝影做為一個表現形式，勢必在臺灣以更豐富的創意發展下去」。第三類同樣是何經泰的作品──關注於臺灣工殤者及其家屬，通過1996年及2003年兩次工殤攝影展共40幅的影像，陳映真從中指出了攝影能發揮出更為積極的意義，反省了工人被資本「非人化」與「物化」之後淪為不堪的「報廢品」與「不合格品」命運，警惕、提醒讀者把社會中的弱小者拉回自己的視域之中，爭取勞動生產條件的進步與完善。
陳映真在關曉榮、阮義忠、何經泰、李文吉等人作品序文中表現出來對於攝影的理念，一方面延續自《人間》雜誌團隊長年的奮鬥，另一方面也在社會上不同的群眾與領域中紮根、深化。例如臺灣攝影、文字、插畫作家梁正居，曾為陳映真1987年在人間出版社出版的《趙南棟及陳映真短文選》（人間文叢1）繪製插圖，後來在2003年出版散文集《魔幻臺灣》。陳映真給此書的序文，總結了梁正居在攝影、插畫與散文等方面的成就，認為他的影像以及插圖，與《人間》雜誌團結到的幾位優秀記錄者一樣，上接到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全中國的「大眾文學」運動，「深入人民群眾的生活，反映人民與社會生活的苦惱與矛盾的創作實踐」；而梁正居的散文更進一步突顯了20世紀60年代以來「經濟開發」的動員對於臺灣自然生態的嚴重戕害。
在《人間》雜誌的實踐中，報導文學與紀實攝影都是一種表現形式，真正的目的則是在於以批判、反省的精神，去理解、關懷、介入以人為主體的社會。陳映真的序文作品中，有一篇是為來自於金門的紀錄片拍攝者董振良的影像集寫作的序文。陳映真認為現代紀錄片作為表現形式，也必須具備「強烈的報導知性，映像敘述上的美感和思想上的獨立、徹底（radical）和批判性」等要素，而董振良的作品《反攻歷史》就是在這些要素之上，描述了金門底層人民的聲音與生活經驗，促使讀者從歷史與現實之中反省金門人在以臺灣為中心、金馬為邊陲的「反共基地」體系中的真實處境。陳映真對於紀錄片的認識，以及由董振良作品中看到的金門民眾在歷史與現實之中的意義，基本上仍然是《人間》精神與實踐範圍的延續。
從《人間》雜誌之後陳映真所撰寫的序文，事實上可以看他試圖發揚《人間》路線的努力，去直面「臺灣的后街」。以原有《人間》團隊為核心，由原來較為成熟的報告文學傳統，進一步拓展紀實攝影與紀錄片的實踐。同時，在處理的議題上兼及都市、外島、原住民、工人等底層人民的社會生活，以及人們賴以維生的土地環境體系，從而建立起更為廣泛的社會連結，從中摸索出更為廣闊的實踐可能。
陳映真自認為是一個「思想型的作家」，在他「不寫小說的12年」之間另開闢出的一個社會科學戰場，是亟待梳理與闡揚的課題。在1989年《人間》休刊之後，可以從兩條線索探究其思想工作的重心，一是人間出版社規劃了幾套書系：臺灣政治經濟叢刊、人間臺灣戰後史資料叢書、臺灣史叢刊、臺灣現當代進步人物研究，以及2000年至2008年期間發行的《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另一則是1993年4月由陳映真發起成立的「臺灣社會科學研究會」。
陳映真為何放下創作的健筆，而投入了艱澀的社會科學與意識形態研究，他曾有這樣的自白：「一個搞創作的人去搞理論、搞社會科學，對一貫讀書不求甚解的他，是一件無味的苦事。而他之接近理論，是由於他必須尋求思想出路，而客觀上又沒有一群進步優秀的社會科學隊伍做為他的依靠之故。」由陳映真等人撰寫的《臺灣社會科學研究會章程‧前言》（1993年），更為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初衷與動機：「我們有鑑於此，深感一方面批判地繼承20年代臺灣社會性質論的遺產，一方面又進一步汲取二戰以後依附理論、世界體系論以及其他各種進步的關於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各理論新的反省與發展，同臺灣社會具體現實結合起來，建構一個科學地、批判地認識和改造臺灣社會與歷史的論述系統，誠為當務之急。」14
從1975年以來撰寫的序文來看，陳映真從小說創作轉進理論研究並無矛盾，包括他自己的作品，以及他所盛情關注的新詩、美術、戲劇表演等藝術發展15，當然還有《人間》雜誌開拓出的路線，無不是在抵抗「支配的意識形態霸權專政」。對他而言，創作要有指導的思想視野，因此文學、思想、社會活動與理論研究構成了陳映真的整體。面對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以來臺灣社會意識形態與思想認同的變遷，陳映真將「建構一個科學地、批判地認識和改造臺灣社會與歷史的論述系統」擺到了首要任務的位置。如何去審視陳映真在社會科學理論的批判與建構，或許可以從兩方面著手，一方面去釐清他所專注的議題領域，另一方面則在他的社會性質論上進行學術式的討論，而前者就有賴於序文的整理。
首先，是光復初期到20世紀50年代白色恐怖歷史的出土與見證。1990年人間出版社通過戴國煇與葉芸芸兩人長年收集的證言，發行「人間臺灣戰後史資料叢書」，以「二二八事件」當中左翼力量與地下黨人的活動為主要對象，包括了葉芸芸編寫的《證言2‧28》以及古瑞雲（周明）的《臺中的風雷》。陳映真為兩書撰寫了序文，一方面以東亞韓國的歷史經驗為參照，另一方面將視野拉高到內戰、冷戰與地緣政治的框架之中加以考慮，從而指出要「正確、嚴肅、科學地解明二‧二八事變的真相」，「勇敢地面對過去這一段被私埋的黑暗的歷史，從而嚴正地做批判和反省」，才有可能理解這場悲劇的核心，「重建民族的團結、和平與主體性」。在此認識的前提下，陳映真與原來《人間》的報導者以及後來臺灣社會科學研究會的同道，大量地從親歷者的採訪與當時的報紙、文學作品等面向重新發掘「二二八事件」的原貌，陳映真分別為他們的研究成果撰寫了序文。陳映真本人更是投入了光復前後臺灣進步人士思想的引介，特別是李友邦、宋斐如、楊春松等人；也親赴中國大陸找尋光復初期範泉、歐坦生等省外作家與省內作家的來往史料，其中的追索過程又與日本民間學者橫地剛在曾健民、藍博洲等協助下的黃榮燦研究有密不可分的關聯，而從中接續起兩岸之間被掩蓋的歷史與思想連結。與此同時，也藉由藍博洲、戴獨行、王歡等人關於白色恐怖當事人的報導作品，展開了集中於20世紀50年代白色恐怖歷史的論述。
其次，光復初期遺留下來的歷史傷痛，相當一部分是由於日本殖民遺留下來的問題長期未得到面對與清理，其中也包括著如何看待日本軍國主義向外侵略對於整個亞洲所帶來的後果，以及對於當代現實政治造成的影響。陳映真認為，由於民族的分裂，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親美、反蔣、反共、反中國的民族分離運動」，將「臺灣意識」論與「臺灣民族」論結合之後無限上綱，從而與統治者合理化、美化日本殖民統治相應和，有必要進一步的「清理與批判」。一方面，陳映真關注由「花崗事件」衍伸出來日本戰爭罪責的問題，呼籲民族內部要深刻內省與批判，警惕軍國主義的復活成為再度被支配的對象。這些觀點體現在他為王墨林與大陸作家柳白（本名陳宗舜，1946年出生於內蒙古，原為記者）的作品序文中。另一方面，陳映真通過與大陸歷史（特別是當時的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文學學者16，以及日本學者的合作17，展開對於臺灣分離主義史觀與「文學臺獨」的批判，根本目的在於以社會科學的方法「建構科學的臺灣社會史論、臺灣資本主義發展史論和臺灣社會構造體論」，同時在民族文學史的傳統脈絡下發展臺灣新文學的研究。在此視野之下，陳映真也擴大了與周良沛等大陸作家、文化人士、知識分子的交往，重新接近了新中國的歷史進程與因此產生出的各種心理焦慮，以此積極地去理解「我們民族史上重要的集體經驗」。
第三，抵抗支配歷史認識與現實政治的「新殖民主義」。2000年陳映真在臺北馬場町現場談論白色恐怖歷史問題時指出：「我在這裡著重要說出的臺灣的50年代白色恐怖的慘虐，絕對不僅僅是說國民黨的殘暴、蔣介石的沒有人性，我們要反對國民黨──不是這樣的邏輯，如果我們把我們的鏡頭從臺灣往後拉來看全世界的話，你就知道戰後世界的形成，特別是戰後冷戰世界的形成，到處都充滿了這種不可置信的、不以暴力為羞恥的集體的屠殺、集體的摧毀、集體的虐待。」也就是說，陳映真始終認為，光復之後臺灣所發生的歷史事件與問題，以及當代臺灣政治與社會的意識形態，不能簡單地將責任歸咎於統治當局，而必須以宏觀的歷史視野，通過科學的社會性質分析與研究，才能夠深刻地理解戰後臺灣在內戰與冷戰的「雙戰構造」18下，臺灣作為西方霸權「新殖民地」的本質。
「新殖民地」社會性質在臺灣所產生深遠的作用與影響，就如同陳映真所概括的：「戰後民族分斷、臺灣反帝民族解放傳統的毀滅、軍事國安國家的形成和支配、反共獨裁下的資本主義發展、在美國制霸的世界秩序下的『現代化』、美國化精英知識份子的出臺，和臺灣本地資產階級『國家』政權的形成等」；針對於此，他所必須要進行的工作，就是「科學地認識、反思和清理二十世紀臺灣的一切歷程和體驗」，「做出力所能及的思考、創作和清理」。
陳映真選擇的「批判與清理」方式，是去探究戰後臺灣資本主義的形成與發展過程，從中掌握社會整體的性質和形態，初步的成果就是推出日本學者以及中國兩岸學者的研究著作《人間臺灣政治經濟叢刊》。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指出：「臺灣戰後四十年社會經濟發展過程，正是在美國插手幹涉國共內戰、促成兩岸間同族敵視對立條件下，一個『新殖民地／半邊陲資本主義』臺灣社會的形成過程。」由此社會性質，可以清楚地體察美國「新殖民主義」對於臺灣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教育、語言、思想方方面面的主導與控制。這一套陳映真稱之為「臺灣的美國化改造」──美國對於臺灣知識分子與精英的「屈服構造機制」，也廣泛地運於中國大陸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陳映真由社會性質分析而得出的總結，促使他高度關注20世紀70年代具有突破「雙戰構造」時代意義的保釣運動，也秉持「海峽三邊，皆我祖國」的認識去關注殖民地前後的香港問題。
時隔12年之後，自1999年開始，陳映真陸續發表了《歸鄉》《夜霧》《忠孝公園》等以歷史清理為脈絡的小說作品。19處於世紀之交的陳映真，為大量的出版品寫作了序文，主題集中於社會性質研究、歷史考察與殖民批判，形成了具有理論高度的系列論述。這些在理論層次上的形成與發展，不只反映在其後來小說的創作中，同時也是陳映真為其實踐所積累而出的思想整備。
陳映真留下大量的序文文字，值得特別提出來討論的，是從中可以約略看出他與外省籍知識分子來往的輪廓，主要來自於他為毛鑄倫《海隅微言集》所寫的序文。在長年的文字工作期間，毛鑄倫直到1998年才出版第一本文集《海隅微言集》，並邀請陳映真為之作序，顯見陳映真在毛鑄倫思想與工作、人際網絡之中佔有相當的重要地位。
在這篇序文中，陳映真回顧了中國近代歷史上的救亡圖存運動，指出1950年之後由於新帝國主義的封鎖，迫使兩岸走上了兩條不同的現代化道路，使得長年依附於美國的臺灣社會「罹患了祖國喪失症的沉痾」。在此歷史認識之下，陳映真肯定了「省籍不良」的毛鑄倫在「臺灣絕對主義」的環境中探索大陸社會真相，以及思索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發展歷程的努力。儘管陳映真不完全同意毛鑄倫的觀點，但他仍認為毛鑄倫的思索與研究是為了克服民族分裂，「爭取我們民族重新和解與團結」。相應於此，毛鑄倫認為陳映真的序文，「是一位本省籍的傑出知識分子送給一個在臺外省人第二代最珍貴的同胞之情」。20
陳映真與毛鑄倫的來往，不只是單純的民族主義情感，更大的程度上是與毛鑄倫幾位恩師有關。陳映真從未諱言外省知識分子在鄉土文學論戰中為鄉土文學作家的辯護。例如2004年陳映真在香港浸會大學的演講中，就直言了胡秋原、鄭學稼、徐復觀在鄉土文學論戰中的貢獻：「在那個萬馬齊喑、大家都不敢講話的時候，這三位老先生跳出來說話，說不能這樣做，鄉土文學是好的，是民族文學，不應該興文字獄。」21在此機緣之下，三位先生讀了幾位鄉土文學主要作家的作品，胡秋原隨後更是直接邀請陳映真加入了《中華雜誌》的編委會，陳映真開始大量地替《中華雜誌》供稿，固定參加每個月的編輯會議。22陳映真對於胡秋原的敬重，不只表現在以實際行動投入《中華雜誌》的戰鬥行列，還包括了他接受胡秋原的邀請共同參與1988年中國統一聯盟的組建，並出任首屆主席；2001年出版的《胡秋原先生80·90壽辰紀念文集》，陳映真親自為之設計了封面；陳映真也在經費上贊助了中國社科院在北京舉辦的「胡秋原學術思想研究會」，以及《志業中華──胡秋原學術思想研究會論文集》的出版。23
毛鑄倫認為，陳映真與他以及《中華雜誌》多年的共同投入，是因為他們都明白在臺灣「反獨」與「反帝」是捍衛中國民族主義與國家利益的核心工作：「這不止是思想理論的，更是歷史與現實的問題。我們直面這個問題，真相會使人省悟清醒，但是它的複雜、墮落、私慾、邪惡的黑暗裡層，也一併會顯露出來。我們自知其實是被這個問題籠罩束縛住的，必須用心靈奮勇掙扎抵抗，來保衛自己在精神或人格上的自由，也就是做為一個中國人的尊嚴。」24陳映真與胡秋原《中華雜誌》的交往，其考量可能更為深沉。1987年《人間》雜誌推出胡秋原的口述，內容的方向上特別側重了胡秋原的青年時代，尤其是他在1932年投入的「文藝自由論戰」與「中國社會史論戰」。25顯然省籍並非陳映真考量的首要之因，而是胡秋原代表的「國民黨左派」身分立場，在當代中國歷史上扮演的角色，與陳映真所致力的運動實踐有著得以相互呼應的思想脈絡，成為相互團結的重要基石。26
另一方面，陳映真數次強調民族和平、和解與團結的重要性27，對他而言，超越人為的省籍因素，就是極其重要的工作。陳映真投入《中華雜誌》、中國統一聯盟的事業，或是他經常公開提出胡秋原等人在鄉土文學論戰中的作用，都在於試圖破除戰後臺灣佔據主流論述地位的「省籍區隔論」。28陳映真在這方面的意識啟發，可以上溯到臺灣光復初期，楊逵等省內外作家通過文學討論而建立起的「廣泛的統一戰線」，「『消滅省內外隔閡』（楊逵），相互團結，力言以團結互勉」。在民族與階級的雙重視野下，共同作為被統治者的外省同胞，必然是團結而非仇恨與敵視的對象。1998年陳映真為戴獨行《白色角落》寫作的序文中，特別提了外省人士在20世紀50年代以降臺灣白色恐怖中的苦難遭遇，也說明了陳映真對於有共同處境的省內外同胞的誠摯關懷。
站在民族與階級的立場上，與外省籍知識分子的交往，或許是打破人為的「省籍」區分與對立的最佳途徑。由陳映真寫給毛鑄倫的書序出發，展現出了其背後與外省進步知識分子以及同胞之間在思想與人際網絡之中的聯繫，這是陳映真在原有的陣地上擴大團結與實踐範圍所做的積極努力，也有了一定的影響與成果。陳映真與外省知識分子的交往，是其序文中一個見微知著的面向，值得接續展開更為深入、廣泛的研究。
通過本文的整理與分析，可見序文作品展現出陳映真的實踐具有跨時、跨域、跨界等特點。在時空意義上，陳映真寫作的序文內容在時間上貫穿了自日據時代以降，經過光復初期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再到20世紀50年代兩岸分斷之後的臺灣社會變遷歷程，一直到2006年他赴北京以前所面對的現實問題。就空間而言，其序文內容處理了世界範圍內的東亞與兩岸問題，還可以看到他在實踐過程中建立起的人際網絡跨越了中國大陸、韓國、日本與臺灣等地區。
從序文來看，陳映真真正在意的不是實踐的形式，舉凡新詩、美術、木刻、戲劇、紀實攝影、報告文學、紀錄片或是文獻史料，只要有助於思想的進步，貼近歷史與現實、走進底層群眾，都是值得投入的活動領域。在議題的面向上，他重視社會科學方法與理論作為認識的途徑，以此來理解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以及當前必須要克服的思想障礙。但他絕不是一位教條主義的「社會主義統一派」，而是以最大的努力去創造最多的可能性，來推動變革社會、改造世界的實踐。面對以人與現實為主體而擴展開來的土地、自然、環境等問題，也是他的關懷所至。
在民族的視野之下，他也不是僅懷著民族主義的情感，而是更為在意他所熱愛的民族成員是否能以批判與自省的態度面對歷史，以此為基礎尋求和解、和平與團結。因此，對他而言「省籍」是必須要打破的人造隔閡，進步的同胞都應該是合作與團結的對象；更遑論共同具有殖民經驗的香港，一直存在於他實踐的視域之中。
序文作品展現了陳映真在政治與社會實踐上的主動性與能動性，而本文是對陳映真序文極為初步、圖像式的討論。在他豐富多樣的實踐領域中，還有包括社會性質、階級、宗教、第三世界、中國革命與性質等許多重大問題值得進一步的分析與探究，同樣也能從他的序文之中找到啟發。在陳映真一生的實踐過程中，序文只是一個討論的切入點，以求其「整體」的可能性。但不能否認的是，單從序文來看，陳映真實踐範圍之深之廣，不僅僅為他思想立場所屬的臺灣社會主義統一派找出了一條可能的出路，同時也為包括臺灣在內的中國社會變革運動提出了更為廣闊、值得批判性繼承的實踐想像。
1、5趙剛：《橙紅的早星》，（臺灣）人間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7、23頁。
2 王安憶：《陳映真在〈人間〉》，《烏託邦詩篇》，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93-174頁。以《人間》雜誌為研究對象的成果，還包括：阮桃園《報導文學的核心價值：析論〈人間〉雜誌》，裡仁書局2011年版；劉依潔《人間雜誌研究》，印書小鋪2010年版。另有針對「人間思想創作從刊」的整理研究，如：王奕超《臺灣左統運動的文化戰線──〈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1998－2008）研究》，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年。
3 曾健民：《為了前進的追思──初論陳映真的臺灣社會性質論和社會變革論》，範綱塏主編《遠行的左翼戰士：悼念陳映真文集》，（臺灣）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100-115頁；邱士傑：《試論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現代中文學刊》2013年第6期。
4 陳明成：《陳映真現象研究》，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年；後修改為專書出版，參見陳明成《陳映真現象：關於陳映真的家族書寫及其國族認同》，（臺灣）前衛出版社2013年版。
6 截至2017年8月為止，筆者收集並整理出的序文篇目共90篇。另據曾健民先生指認，1998年開始發行的「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每期未署名的編輯室報告或題解，都是由陳映真撰寫。序文收集過程中，得到施善繼先生與曾淑霞女士諸多協助，以及韓嘉玲研究員的補充，特此志謝。
7 趙遐秋：《生命的思索與吶喊：陳映真的小說氣象》，（臺灣）人間出版社2007年版，第368-388頁。
8、9 謝裡法：《美術書簡》，（臺灣）雄獅圖書1980年版，第8、8-9頁。
10 與謝裡法類似的例子，是陳映真高度評價宋澤萊描繪臺灣農村走向破敗的作品《打牛湳村》。宋澤萊後來的政治立場和認同與陳映真截然不同，但宋澤萊在20世紀70年代的作品仍流露出豐沛的民族意識，例如以批判「漢奸」為主題《糜城之喪》（發表於《夏潮》雜誌，第6卷第1、2期，1979年2月）。
11 葉芸芸：《我所認識的陳映真》，《印刻文學生活志》2017年第162期。
12 相關研究參見朱雙一《臺灣文壇「人間派」思想創作初探》，《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2月11日；朱雙一《〈臺灣文學「人間派」研究〉跋》，《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15年第3期。
13 陳映真並沒有明確地區隔「報告攝影」（photo documentary）與「紀實攝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從他的論述中判斷，兩者應無區別，而是翻譯上的差異。
14 轉引自臺灣社會科學研究會《「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試論三一八學運的性質及其可能的啟示》，《人文與社會》網站2014年4月4日。
15 例如陳映真為王墨林《都市劇場與身體》所寫的序文中，指陳包括戲劇在內的臺灣文藝都受到戰後臺灣資本主義性質的制約，從而指出臺灣的文化與文藝戰線也應該「對於臺灣資本主義社會在當前中國民族分裂歷史網絡中的本質，做一次科學的釐清和理解的工作」，這個路線「是1990年代啟幕後，一個新的文化變革運動開展的序章。」
16 例如《臺灣新文學思潮史綱》一書，是由臺灣的呂正惠、曾健民以及大陸的趙遐秋、曾慶瑞、斯欽、樊洛平等人組成的研究團隊所編寫。
17 例如尾崎秀樹的《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中譯本，就是與日本學者橫地剛、山田敬三、河原功等人合作出版。陳映真認為這本書「意味著面向真正的友誼、理解與和平的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攜手合作的事業的一端」。
18 「雙戰構造」概念最早的提出，參見陳映真《臺灣史瑣論》，《歷史月刊》1996年第105期。
19 黎湘萍：《歷史清理與人性反省：陳映真近作的價值──從〈歸鄉〉、〈夜霧〉到〈忠孝公園〉》，《臺港文學選刊》2001年第11期。
20、23 毛鑄倫：《海隅微言集》，海峽學術出版社1998年版，第VII-VIII、349頁。
21、28 《陳映真香港浸會大學演講──我的寫作與臺灣社會嬗變》，張清志整理，《印刻文學生活志》2004年第12期。
22、24 毛鑄倫：《一個清醒但痛楚活在臺灣的高貴心靈──敬悼陳映真兄》，《海峽評論》2017年第313期。
25 《赤心巨筆的知識份子──胡秋原的青年時代》，胡秋原口述，宋江英整理，《人間》雜誌1987年第17期。
26 進一步的討論參見邱士傑《陳映真與臺灣的階級認同和民族認同》，《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013年第93期。
27 除了在毛鑄倫的書序中強調「民族重新和解與團結」，1987年4月《人間》雜誌第18期推出的《啊！臺中的風雷：「2.28」民眾史》特集，陳映真為之而寫的卷首題解亦命名為「為了民族的和平與團結」。
（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六十年來臺灣社會思潮的演進與人文學術的發展（1950-2010）」（項目批准號：16ZDA138）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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