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圖》（局部）
宋代是一個商業經濟空前繁盛，物質生產水平獲得極大提升的歷史時期。包括糧食、蔬果、肉類等在內的各種飲食物資相對豐富，加之隨著海外貿易往來的日益勃興，飲食文化交流漸趨頻繁，極大地豐富了民眾的飲食生活。這一時期人們在獲得物質滿足的同時也產生了奢侈浪費現象：日常飲食生活中「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成為常態，飲食製作過於求精求新，貪圖物質享受、耽於宴樂者十分普遍。對這些現象，時人有所警覺，並從不同角度進行反思和勸誡，提倡飲食節儉觀念，以期「戒奢從簡」，重塑良好的飲食習慣和風俗觀念。
宋人王栐在記述世風世俗時指出，趙宋立國之初，崇尚儉樸作風，少見以金銀等貴金屬製作日常器用，文人士大夫也少有以侈靡相互誇耀逞勝者，公卿之間以清儉為高風亮節。然而到北宋中期，國家承平日久，社會風氣逐漸發生改變，飲食奢侈浪費成風。神宗元豐年間，社會上已有不少人不顧謹身節用之道，「以惰為樂，以侈相驕」，日常飲食講究精緻細膩，「一人而兼數人之食，飲酒宴樂、遊蕩無度」（《宋朝諸臣奏議》卷98），奢侈浪費現象相當嚴重。
司馬光也注意到社會風氣的巨大變化，指出「近歲風俗尤為侈靡」，官僚士大夫宴請賓客，酒必要國家內酒庫所供，果餚追求遠方珍異品種，食物講究品類豐富，飲食器皿擺滿席案，「以華靡相勝」「以奇相曜、以新相誇」（《司馬光全集》卷69），婚喪、奉養、服食、器用等毫無節制。王安石也指出，一旦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則「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相互效仿，奢侈浪費積習難改（《臨川先生文集》卷39）。南宋時期，社會上也一度風俗好奢，人情好勝，「競尚華居，競服靡衣，競嗜珍饌，競用美器」，同北宋初年清儉的社會風尚不可同日而語。
宋代，人們對豐盛飲食的追求，不僅體現在鮮香誘人的味覺體驗，還包括精巧美觀的視覺享受，尤為突出者即當時所謂的「看菜」。宋人飲食聚會之際，席面上往往陳設一些裝飾物，或是食品，或是器用，北宋時宮廷舉行盛大宴會，所列裝飾物亦有看食、看菜。御宴席面上，每分列環餅、油餅、棗塔為「看盤」，次列果子。為表示對遼朝使者的特殊禮遇，額外增添豬、羊、雞、鵝、兔、連骨熟肉等，以小繩束縛，作為「看盤」。
南宋時人們宴請賓客，於佳餚之外，或別具盛饌，或饋以生餼，或代以緡錢，皆不食之物，作為「看菜」。席面擺設「看菜」本源於一種古老的禮儀，所設食物皆可食用。但後人曲解古禮本意，只供觀看而不食用，無疑是對食物的極大浪費。此外，宋人飲食過於求精求新，熱衷對食物進行裝飾、雕刻等加工，對食材精雕細刻、製作奇巧造型，奪人耳目之餘必然造成食物的浪費。司馬光就認為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綠之，以為盤案之玩，是「以目食者」的做法，不值得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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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宋代社會飲食奢侈浪費現象的日益嚴重，一些有識之士有所警覺，呼籲節儉飲食、倡導清儉食風者不斷湧現。尤其是文人士大夫群體，以筆為器，以文為據，對此類不良飲食風氣從各個角度進行勸誡和警示，力圖使節儉飲食不僅成為一種生活習慣，而且也作為一種共同遵守的價值觀念根植於社會各階層的內心深處。
「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宋代文人多從「儉以養德」的角度出發倡導節儉、反對奢侈。羅大經指出「節儉之益非止一端」，並從節儉「養德」「養壽」「養神」「養氣」等幾個方面進行闡發，特別強調「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大力倡導「戒奢從簡」的生活理念。「以儉立名，以奢自敗」，節儉是立德之根本，也作為評判個人德行的重要標準逐漸深入人心。呂蒙正出身貧寒，位及宰相之後講求美食尤其喜食雞舌湯。一日遊賞後花園遙見牆角雞毛堆積如山，隨行者趁機提醒：「雞一舌耳，相公一湯用幾許舌？食湯凡幾時？」呂蒙正幡然悔悟，自此不食雞舌湯，並及時檢省自身德行。南宋大臣李綱功勳卓著，但私藏頗豐，飲食生活奢靡，「每饗客，餚饌必至百品；遇出，則廚傳數十擔」，因此受到人們的批評，世人認為他奢侈浪費過度，有德不配位之嫌。
帝王作為整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和領導者，上承天命，下理萬民，一言一行皆可為萬民垂範。時人認為帝王飲食習慣不僅事關個人德行修養，而且與國家治亂興衰相關，以飲食節儉規諫帝王的現象相當普遍。北宋名臣範祖禹認為，「古之聖帝明王莫不以儉為美德，侈為大惡」，規勸帝王儉以養德，避免奢侈靡費。韓琦曾經建議仁宗皇帝提防「內患」，其中就涉及「浮費靡節，橫賜無常」（《東都事略》卷69）等內容。蘇軾提出身為人君「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倡導德行節儉（《東坡應詔集·策別》）。曾鞏也有類似觀點，在論及國用之時力倡節儉為先，認為「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元豐類稿·議經費》。南宋大臣胡銓在《經筵玉音問答》中記述了與孝宗飲宴對話的情形。宴席間孝宗提及「子魚」味道鮮美但需節儉食用，受到極口稱讚：「陛下貴極天子，而節儉如此，真堯舜再生」。紹熙初年光宗即位，彭龜年上疏分析南遷以來面臨的窘迫形勢，強調國家之所以睏乏，軍民之所以窮悴，士大夫之所以驕墮，皆由一「侈」字起，「侈生於逸，逸生於豫，日益滋長，恐致蠱敗」，規勸新帝戒奢從簡。
為了達到勸誡和警示效果，以文人為代表的有識之士往往渲染因果報應，縱觀宋代文人詩詞及文集，記載因飲食奢侈浪費而遭受報應者比比皆是。《歸田錄》記載名臣寇準少年富貴，夜宴飲酒無度，燃燭通宵達旦毫不顧惜，以致廁所裡燭淚落地成堆。而歷仕真宗、仁宗兩朝的杜衍為人清儉，任職期間不曾燃用官燭，僅用油燈一炷。後來杜衍「壽考終吉」，而寇準晚年卻遭南遷之禍，客死他鄉。對比之下，歐陽修認為「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也」，傳遞出的就是「儉能善終、奢有惡報」觀念。洪邁在《夷堅志》一書中多處敘述因飲食奢侈浪費而遭受報應的事例，用「過度奢費必遭天譴」來警誡世人。如紹興年間，鎮江有一酒官，沉湎於飲宴會客，「務以豪侈勝人」，數年之後落魄潦倒，乞討為生。面對前後際遇的巨大反差，他痛悔不已，承認「天實折磨，何所追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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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對節儉理念、戒奢意識的逐漸認同，宋代士大夫不僅將其視為建立個人良好品德形象的要求，而且強調家風節儉樸素是子孫後代福澤不衰的重要保障。名相寇準作風奢侈，子孫後代「習其家風，今多窮困」，被作為奢侈敗家的典型，成為士大夫自我反思和規勸教育後人的案例。司馬光在《訓儉示康》中列舉了諸多奢侈浪費而導致家道衰落的事例，明確提出「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意在勸誡後人謹守節儉之道，避免沉湎於奢侈浪費的生活風尚，這句話逐漸傳播開來並成為後世宣揚節儉理念的警句名言。不僅如此，他在生活中也厲行節儉，以身作則，講學期間亦只「一杯、一飯、一面、一肉、一菜而已」，飲食相當簡樸（《江行雜錄·說纂七》）。陸遊在《放翁家訓》中諄諄教導後世子孫，凡飲食但當取飽而已，「彼多珍異誇眩世俗者，此童心兒態，切不可為其所移，戒之戒之！」個人和家庭之外，鄉裡地方在樹立鄉約規範時，同樣將節儉作為重要內容廣為宣傳，教化鄉裡。鄉賢呂大鈞在《呂氏鄉約》中明確提出所謂德行「不修之過」，其中即有日常用度毫無節制，過於侈費以致「不能安貧而非道營求」，具有潛在的損身敗家風險。再如時人舒嶽祥所謂「粗茶淡飯是家風」（《閬風集》卷2）等安貧樂道理念都成為規勸鄉民謹守節儉生活作風、穩定社會秩序的箴言。
總體來看，面對飲食奢侈浪費現象，宋代士大夫從個人、家庭、鄉裡社會乃至國家興亡的角度進行闡釋，宣揚戒奢從簡的生活理念，努力營造「儉以養德」的社會氛圍。經過不斷的宣揚與倡導，廣大民眾逐漸接受「節儉為美」的德行規範。「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朱子治家格言》）等成為上至帝王將相，下至黎民百姓信服遵循的至理名言，時至今日依然發人深省。
◎本文原載於《光明日報》（作者紀昌蘭），圖源網絡，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