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初，劉將離英赴德履職，郭只為隨行的黎庶昌等三人餞行，並向他們歷數劉氏之罪。繼之又向使館同仁一下帖，毫不諱言指控劉副使自上海登舟後的種種乖行，及其氣焰與放縱。導致整個使館玩忽職守，乃重新約定使館紀律。並提及他已決心告假銷差。因此仍要告誡使館同仁，實因「劉副使敗壞風紀，惑亂人心，加害太劇，不能不一嚴加滌蕩，與諸君共勉為善」。其深惡痛絕，已不能自持。
於此，郭嵩燾遂於七月已決心求去，既然朝廷聽信劉氏，郭只有辭職用行動表明，自己不屑與劣臣奸佞為伍，而同為駐洋公使。既然以求去爭是非，對何金壽的攻擊劉錫鴻的陷害，當然放手反擊。為此，他上奏辨稱，當今世界通商之局有異於歷代，必當以自求富強為本，故而日記所載，無所避忌而錄呈總署，是希望裨益大局，「實屬覘國之要義，為臣職所當為」，但何金壽竟然藉此「陵蔑攻擊」，劉錫鴻更與之相通蹂躪，一無隱諱，「而使國家處置洋務，終至無所適從」。他「求益反損」，「仍使....一生名節，毀滅無餘」。並強烈要求「副使劉錫鴻、編修何金壽勾通構陷」，請交部議處（《郭嵩燾奏稿》387-389頁）。
九月三日，郭致函沈葆楨中直謂：「副使劉錫鴻近月鴞（xiāo不孝之鳥）張愈甚，直謂蔑視國家制度，而取效洋人，是為無君。初聞駭愕，繼乃知其與何金壽遙相應和，以圖傾軋。」接著批出劉氏門人劉和伯透露，副使實「受命李蘭生（鴻藻），令相攻揭」，遂「以為朝廷之意固如此」，更使他耿耿於懷的是：「劉君為嵩燾所提挈，遠適七萬裡，與同性命，而一意立異樹敵，攻擊不遺餘力，竟不意天地間，有此一種厲氣！」以郭之處事風格，絕無並立餘地，當然，對劉之構陷也必得自明（《郭筠仙侍郎函札》第一頁）。
郭嵩燾從李鴻章於十月初四的信中得知經過，李蘭生（鴻藻）看了郭寄回的日記《使西程記》後，感到「大為不平」，乃逢人詆毀「。何金壽心領意會，遂迎逢發難（李鴻章《朋僚函稿》卷七29頁），劉錫鴻在英又更相迎合，並向國內傳播郭對洋人「遷就卑恭，大失使臣之禮」云云，送上砍向郭的刀子。
至此，郭氏不再相讓，去劉之心彌堅。於自陳之疏中，奏劾劉錫鴻，亟言劉不宜任駐德公使，並保薦李鳳苞替之。李鴻章甚是理解，於復書中雲「雲生種種舛戾，殊出意外，其于洋務素未究心，而矜張誇詐，傾陷兇悖，尤可鄙笑。若令使德久駐，誠恐僨（fèn敗壞，搞糟）事」，並同意用李鳳苞代之。但總署為沈桂芬、李鴻藻之流把持，恭親王奕忻孤掌難鳴，且有慈禧幹政，李鴻章也是勢單力薄，故囑郭暫勿聲張，給其留下運作空間，並勸郭勿辭英使之職。
但是，十月十三日所頒上諭竟是「郭嵩燾奉命出使，原冀通中外之情，以全大局，自宜任勞任怨，盡心圖維，用副委任。乃覽該侍郎所奏，輒以人言指摘，憤激上陳，所見殊屬褊狹。」不但拒絕議處何、劉，且言「該侍郎因何金壽有奏參之折，乃謂劉錫鴻與之勾通構陷，請將劉錫鴻、何金壽議處，亦屬私意猜疑，並無實據，所奏著毋庸議.當以國事為重，力任其難，於辦理一切事宜，不可固執任性，貽笑遠人（《清德宗實錄》卷60，25-26頁）」。這讓郭嵩燾萬分遺憾決策者不分對錯是非，豈止是是非不分，其實是有意抑此揚彼。
李鴻章悉知此一諭後，於十一月初四再次至函郭，望其「耐煩忍辱，鎮靜處之」，且勸他「以後此等文字可以不作，「並告之軍機處和總署的友人也嫌他「格陳過多」（李鴻章《朋僚函稿》17卷35-36頁）。可見，郭之尖銳的文字，使軍機處和總署諸官僚不得不選擇站隊的時候，一部分原來同情郭的「友人」也選擇勢力強的一方以圖自保，李鴻章出於愛護之心，冀郭忍辱少說，免授政敵以口舌。
郭嵩燾對朝廷上下情境洞若觀火，他知道慈安慈禧兩太后雖垂簾聽政，但大小事務實是總署和各部衙門在處理，即使是兩太后決定，但沈、李等一班劣臣腐吏操控著輿論，足以誤導。恭親王奕忻雖諳悉內外情勢，但為慈禧所忌，容易被議論所挾制，加上缺乏魄力，並不能有大作為。李鴻章雖見識透徹，但在總署裡勢單力薄，缺乏支持而無從切實作出定議。如果恭親王有擔當，主內於總署，李鴻章在外虎視呼應，則事情大有可為，中國的事情方可改弦更張，全力圖新。但現實沒有往理想方向行進。劉錫鴻抵德後，於光緒四年二、三月間，分諮（諮文見《駐英使檔案》光緒四年三月十三日）總署及南北洋大臣、出使大臣，大肆駁訐郭氏，說郭劾他濫支經費一事是「妄語」，「先發制人」，是因為郭於光緒三年郭在喀塾（甲敦）炮臺穿洋服，記恨他劉錫鴻發折參奏而蓄意報復，「名為請議開支經費，實則借逕以肆其誣衊排擠（《郭嵩燾先生年譜》二冊，747-750頁）」。
光緒三年七月初九（1877年8月17日）郭一行到倫敦南角羅吉斯特（Rochester）考察甲敦炮臺，碰上「寒風凜烈，忍凍一日。下午乘坐小火輪船看搭浮橋，正當北風行駛，英提督斯金克斯見其寒噤，取所攜褐氅，一披其身。」劉錫鴻見此，心中竊喜，即據此罪狀，逢人表述，並函致總署，附會李鴻藻、沈桂芬等構陷（《郭嵩燾日記》三冊，270-272頁）。構陷的還有郭嵩燾見巴西國王時擅自起立，有失體統，還有白金漢宮聽音樂時，「屢取音樂單，仿效洋人所為」。以便入郭「用夷變夏」之罪。如此中傷郭氏，取悅「清流」，劉之用心確實歹毒。
不僅如此，劉錫鴻還在通過隱密渠道出版的其日記《英軺私記》中，構郭十款罪狀，十月初一，郭才從劉錫鴻所帶員工劉和伯口中得知具體內容（此十款「特參」罪狀現存北京明清檔案部軍機處外交類之中）。
第一罪，「郭嵩燾輒向英人詆毀時政，謂中國將作印度，將被吞併於英、俄」。郭當時連呼「奇哉奇哉！不知其何以喪心病狂造為此言也。」
第二罪，責郭與威妥瑪「尤相親暱」，又忽相憤爭如仇敵，指為啟釁。郭的反應是：「劉雲生所據以相難者，專為阿附洋人，至是忽指出啟釁一節，直欲張四面之網，施連環之槍，使之不得遁矣。」此罪尚附一條，指郭「輒以不殺巡撫岑毓英為恨」。此為刻意挑拔郭之於同僚，離間郭與保守派乃甚至中間派之間的關係，使之形成水火不容的境地，用心之惡毒，可見一斑。
第三罪，郭在新加坡接見「該處大酋」時，不尚左而尚右，認為是不遵國制。劉因而將其羅織成罪，說郭以尚右時王之制，「未審郭嵩燾所謂時王係指洋人，抑系自指」。無論自指或指洋人，在當時都可入逆不道之罪。劉錫鴻用意的惡毒旨在置之死地而後快。
第四罪，控郭「要將船上黃龍旗改用五色」，乃蓄意謀逆。郭見此嘆道：「真可謂深文周納（苛刻地或歪曲地引用法律條文；把無罪的人定成有罪）矣！」
第五罪，控郭「副使之派，出自廷旨，而郭嵩燾自謂是其所派，至於奏摺列入副使名則將欽差二字抹去」，責郭蔑視諭旨。郭嵩燾對此嘆曰：「影射其語言，據以藐視朝廷」。
第六罪，控郭對洋人「過示卑恭以求悅，不復顧念國體」，以見巴西國王為例，「獨趨至階前」。言下之意，泱泱大國，中華天朝的大使，代表天朝皇帝，屈身迎巴西蕃王有損天朝威儀。
第七罪，控郭崇效洋俗，「洋人多持傘，郭嵩燾則急於索傘；洋人不持扇，郭嵩燾則急於去扇；洋人聽唱皆捧戲單，郭嵩燾不識洋字，亦捧戲單」。又說考察甲敦炮臺是「顧盼自得」添油加醋。郭氏說張傘去扇純屬無中生有，只是構陷坐實其崇效洋俗「用夷變夏」之罪而已。
第八罪，控「郭嵩燾銳意學聲洋語，苦於不能，乃令其小妾效之，以四出應酬，並令入戲園，首先請客以開往來之端。」郭氏學英語是真，無非希望能懂英文以急外交事務及參看外國資料所需，而劉氏竟以此為罪，言「以婦女迎合洋人，令學洋語、聽戲，指為壞亂風俗」，」其肆意誣衊如此「，令郭嵩燾憤慨異常。
第九罪，控郭與威妥瑪」往往閉門密語，不知何所商諜「，言外之意，郭有裡通外國之嫌。劉錫鴻至止可謂喪心病狂，臆測妄語，欲置郭死地之心昭然欲揭。
第十罪，控郭竟」心懷怏怏，動輒怨望「。國家待之不薄，怨望何來？朝廷豈能留一怨臣？此一重磅炸彈足至郭嵩燾粉身碎骨，令人髮指。
此「十大罪狀」，本身充滿自相矛盾，如既言「啟釁」，又何以「以婦女迎合洋人」？但當時在國內總署，無從以核實，確有混淆視聽之效，誠如郭氏所言：「多造為誣衊之詞」。直嘆「如劉雲生者，亦可謂窮極天地之陰毒險賊矣，其誇張變幻，詐偽百端，則固不足論也（《郭嵩燾日記》三冊，693頁）。」
光緒四年正月十三日（1878年2月14日），再致署總署，直言問題的嚴重性：「嵩燾自（去年）七月後，為劉雲生積鬱過甚，遂成不寐之症，精神日益委頓，所行之數十年者，多至曠缺。尤憚於考求一切事理，謹當以時清檢錄呈，劉雲生聞何翰林參案，喜動顏色，常舉以示參贊等，急謀編送日記，於是夜閉門撰次，隨撰隨抄，從員深以為苦。」並謂：「嵩燾論劾劉雲生，是生平最傷心處，亦知朝廷於此處置頗難。」更呈明劉公使在德，德報「多所貶刺」，因劉「矜張自大，一意爭論禮數」，又：以意氣陵出外人，相誇為盛美，而不知其所處時地，無所用之「。至於與德國換約一事，」劉去生急求處理修約「，」於是四處營求「，其行徑尤多可笑。蓋其驕泰之資，以求詭合之術，未有不召侮者，嵩燾不屑與爭去留，惟用劉生之言，自矢不願與同充使而已」（《郭筠仙侍郎札書》8-16頁）。
二月初五，郭嵩燾再上書總署，指出劉錫鴻自上海出洋便開始匿名構陷，言劉「生平語言虛浮無實」，與之相處後益「覺其虛驕之氣不可耐」。三月間，當劉氏亟力駁訐郭氏之時，郭又馳書李鴻章及沈桂芬，重申不願與劉同列，「只有奉身以退」。並將上述李鳳苞劉和伯等不滿言辭轉述，更直接指出德國外交部與各國公使均對劉氏「嘖有煩言」；德國新聞報亦報導「劉京卿亦常託病不出」。但是朝廷委派劉錫鴻駐德公使已定，「則嵩燾之不宜留決矣」。郭嵩燾進而言：「中國遣派兩公使而兩樹之仇也，安得不為笑天下」，更何況「古人有言曰，容惡保奸謂之不祥，嵩燾審知其為奸而與之相保，則亦不祥也，是以與劉雲生萬無兩立之勢」（《郭嵩燾日記》三卷442頁）。其言擲地有聲，不共戴天之態，毫無掩飾.待(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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