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偉棠，騰訊大家專欄作家
Starman back to the sky
Let all the children boogie
請允許我稍微改編一下David Bowie（相較於大衛·鮑伊，我更喜歡香港的譯名：大衛·寶兒）的《Starman》其中兩句向他致敬。受他的音樂與人生態度洗禮的我們一代就是歌曲中那些孩子。村上春樹說：神的孩子都在跳舞，我們也跳舞，但是古怪快樂的Boogie舞——不應該感到悲傷，因為大衛·鮑伊本來就是空降到這個地球的怪異星人，現在他回自己的外星球了。
一個傳奇似乎落幕了，能否蓋棺論定？這兩天媒體的狂歡式祭奠，最常見的對大衛·鮑伊的描述是華麗搖滾代表人，其實他涉及的音樂風格太廣了，除了華麗搖滾，還有電子舞曲、迷幻民謠、融合爵士、藝術搖滾、哥特搖滾等等，而我始終認為華麗搖滾是他最容易騙人的一層表皮，因為符合了時尚雜誌的操作便利而成為第一標籤，其後《天鵝絨金礦》（港譯：《紫醉金迷》）更固化了這一形象。
但大衛·鮑伊的本質，來自他成名的太空搖滾（又稱科幻搖滾）。除了《Starman》，更著名的是《Space Oddity》，貌似是搭六十年代探索宇宙熱順風車的時尚作品，深究之卻呼應了冷戰時代個人為集體所擺弄的孤獨感，與中央控制中心失聯的太空人Major Tom的象徵性極其強烈，直到2014年還在香港導演陳果的電影《那夜凌晨，我們坐上了從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中迴響，每個時代都有這樣因為獨特的覺醒而被時代誤解、拋離的畸零人。
外星、怪客、酷兒，大衛·鮑伊在六十年代末左傾迷幻文化蕭條、嬉皮沒落之際橫空出世，在七十年代大面積的朋克文化與迪斯科文化這兩個極端之間提供了一個饒有魅力的異端形象。他是愛倫坡、王爾德、比亞茲萊一脈以降的西方頹廢藝術傳統的復興者，利用了自己的形象、才華和明星光暈，使時尚在他的一次次挑釁之後俯首稱臣。
事實上，頹廢之餘，他對自身的文化定位有清醒的認識：「我不知道自己的東西有沒有那麼未來主義，我從不覺得自己算是個未來主義者。我總覺得自己是那種當代性的人物。搖滾樂總是比其他藝術落後10年；它到處撿剩下的邊邊角角。……現在發生在搖滾樂裡的事情剛剛觸及達達主義。所以與其把我稱為未來主義者，不如把我稱為當代現象。」（引自玲瓏：董楠譯的大衛·鮑伊語錄）
如果不是大衛·鮑伊這樣一種清醒，藝術上的頹廢主義沒有這麼快能進入流行文化。「我每天都在變。我並不是反覆無常，我只是在做大衛·鮑伊。」——年輕時的大衛·鮑伊在一次談及自己的裙子時說。他直接預言了自己的一生，後來他宣布自己是同性戀（事實上他是雙性戀）、以《1984》為靈感創作《Diamond Dogs》、移居柏林時創作《heros》一曲「為推倒柏林圍牆貢獻力量」……種種敏感詞出現在他的作品中，他卻超然其上，不像U2的波諾等音樂人對社會議題大聲疾呼，大衛·鮑伊始終保持一個藝術家的我行我素姿態，「政治正確」在他的身上顯得妖冶性感。
專輯The Man Who Sold the World（1971）封面
性感是他最強的武器。這樣一個人，在中國「傳統」中，會被斥為妖物。可是從聊齋始，妖氣就是對偽善的反叛，反高大全，反正襟危坐，反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在香港的話，就是反中環價值。
不只是基於政治因素的隔絕，也基於倫理、審美的定勢，中國不可能直接接受一個原汁原味的大衛·鮑伊，八九十年代，大衛·鮑伊通過羅文、張國榮、梅豔芳以及早期Beyond與達明一派的性別模糊，不但在音樂上還在生活美學影響了香港及內地沿海開放地區的青少年。我們成為了一種山寨版的酷兒，實際上不比當今的視覺系、殺馬特好多少，但那是最早的反叛，多少留下了一點在未來不妥協的種子。
大衛·鮑伊也許不知道他與中國有這麼一種聯繫，他一直迷戀東方色彩，雖說早年的《China girl》實際上是唐人街想像，打扮成歌舞伎也純粹出於審美，在《戰場上的聖誕快樂》獻給坂本龍一那一吻甚至有點大英帝國對殖民地吻別的味道。直到1997年演唱《Seven Years in Tibet》並且邀請林夕填詞、黃耀明教唱中文版《剎那天地》，他的東方情結終於完滿，也以一種悽美的方式給予東方的邊緣人群以祝福。
BBC這兩天都在播放英國各界名人對大衛·鮑伊的致謝，「He was like an umbrella for people who felt a bit different」，他的同代歌者Jarvis Cocker的話最切中核心，就像他的音樂和做派奇怪地影響了東方一些奇怪的年輕人一樣，他以自身演繹的那一個我行我素的「大衛·鮑伊」，鼓勵了多少感覺與所謂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的人去成為自己，美學趣味、性傾向、生活價值觀等等都不應成為被他人否定或自我否定的理由。他只是在做大衛·鮑伊，無意卻成為了一把傘。
有那麼多個大衛·鮑伊，以至於他被稱為「搖滾變色龍」，事實上詩人的角色分裂是西方詩歌傳統，從莎士比亞到佩索亞都擅長如此，分身有助於左右手互博、然後認識自己，「我對於自己正在成為『搖滾野心家』感到失望，但我不想把這同我對搖滾樂最初的激情混為一談……如果你想對文化、政治、音樂或者什麼東西做出貢獻，那就要使用你的人格，而不僅僅是音樂。最好的辦法就是變化，隨時隨地都製造一點小區別。」——1976年，鮑伊殺死了自己最有名的分身：外星人「Ziggy」，取而代之哥特偶像「Thin White Duke」，他如是說。
Thin White Duke時期的大衛·鮑伊
大衛·鮑伊最後選擇的角色，是去世前兩天出版的最後一張專輯《Black Star》裡的Lazarus——新約裡的復活者拉撒路。聖經裡這樣記載，拉撒路被葬後四日，「耶穌舉目望天……大聲喊叫說：『拉撒路，出來！』那死了的人就出來，手腳都用布巾裹著，臉上也用布包著。耶穌對眾人說：『解開他，讓他走。』」這樣的一個大衛·鮑伊，更像是他兒子鄧肯·瓊斯導演的冷科幻電影《月球》裡的複製人山姆，在一次又一次的死亡復活過程中明悟了真相，也許，他會再一次回到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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