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SILICON VALLEY）為2014年HBO原創自製喜劇影集，場景設定在充滿淘金色彩的美國矽谷，在那裡，最有辦法成功的人們往往卻是最沒辦法處理其「功成名就」的人。而這部稱得上「很棒的諷刺喜劇」的導演邁克·喬吉拍這部劇並不是給年輕人勵志用的，而是讓大眾看看矽谷創業者有多搞笑。
《矽谷》第一季海報
我覺得這裡的整個文化都非常搞笑——人們有一些愚蠢的想法，社交障礙，如此多的浮誇，如此多的錢——但除了我，沒有人在笑。
——邁克·喬吉，《矽谷》導演
當《矽谷》裡一個個奇形怪狀的技術宅男陸續走上講臺，solomo，moloso，somolo一番（social，mobile，local，社交化、移動化、本地化，在矽谷創業的三個關鍵詞），最後毫無例外要加上一句「讓世界變得更美好」時，我突然想起動畫片裡嶗山道士穿牆之前要念的咒語。
羅素說，一個人精神失常的前兆是認為自己的工作很重要。從這個角度來看，矽谷就是一個瘋子的集散地，包括你的醫生、司機、律師、超市售貨員，每個人都相信自己有一個價值千萬美元的創意。創業是關於自由，關於民主，關於改變世界。矽谷夢是美國夢的2.0版本——我要賺很多很多錢，而且是為了這個世界好。
21世紀剛開始的時候，媒體將華爾街CEO塑造成英雄，滿大街的人都在讀韋爾奇的傳記，十年後華爾街差點搞垮了全球經濟。從60年代反文化運動中孕育出來的矽谷，從一開始就天然帶著一種烏託邦和理想主義的氣質，在這裡到達權力頂峰的都是20多歲的年輕人，他們手拿數字鐵錘，以起義者的姿態，試圖砸碎一切舊事物和舊秩序，並美其名曰「破壞性創造」——Napster「破壞」了唱片業，亞馬遜「破壞」了圖書業，谷歌「破壞」了廣告業，特斯拉「破壞」了汽車業，Airbnb「破壞」了旅遊業，Mooc「破壞」了大學教育。這一切都是在「一個更美好的世界」的名義下進行的。
是的，每一天，世界都在以各種方式變得更美好。iPhone6塵埃剛定，我們已經在翹首期盼iPhone7了，傳言它會有新的iOS系統、2000萬像素攝像頭、多屏幕和Beats擴音器。Google繼續開發Google Glass智能眼鏡，戴上它我們可以用簡單的對話就命令它發信息、拍照拍視頻、Google搜索，以及執行任何其他的現代生活所需的基本任務（據說有人正在開發一種智能隱形眼鏡，能讓一切你不願意看到的東西從你的視野中消失）。我們從18分鐘的TED視頻中快速汲取關於這個世界最新最酷的知識。在矽谷的資金支持下，科學家正在尋找一種能夠延緩（或許可以無限期延緩）衰老的再生療法，我們將來也許能活到1000歲。埃隆·馬斯克宣稱將在2020年將人類送上火星，甚至在那裡建造一個百萬人口的火星大都市。所以，我一邊看著《矽谷》，一邊想著嶗山道士的咒語，心裡忍不住自責：「在這麼個憤世嫉俗的時代，還要去嘲笑矽谷的樂觀與理想主義真的好嗎？」
但《矽谷》實在是一部很棒的諷刺喜劇。導演邁克·喬吉年輕時在矽谷做過工程師，對矽谷創業文化中幼稚與社交障礙的一面深有體會。他說自己根本無需刻意搞笑或誇張，矽谷真實的生活本身就笑點密布，你只要拿面鏡子在那兒一照就行，甚至都不需要是哈哈鏡。比如他在劇中捏造了一個愚蠢的應用叫Nipalert，專門監測附近發情的女人。劇本寫完幾個月後，他發現現實生活中還有更荒唐的App，比如一個叫TitStare的App讓人上傳自己盯著女人乳溝看的照片，還有一個叫iPoo的App號稱要將全世界正在蹲馬桶的人們聯合起來，而且已經有20萬人願意付費1美元下載（現在Apple Store上已經找不到這個App了）。所以，他拍這部劇不是給年輕人勵志用的，而是讓大眾看看矽谷創業者有多搞笑。
以前，鑑於專業所限，工程師的生活是很難在電視上表現出來的，因為對普通人而言太過枯燥，但隨著如此多的財富湧入矽谷，同時也帶去了野心、欲望、嫉妒、背叛、虛榮等種種戲劇化元素，足以構成一個好故事。比如，一般來說，在矽谷顯示身份的方式是，穿牛仔褲，開特斯拉，有意無意地提到自己2005年就在Facebook工作，2008年投資了Twitter。在《矽谷》中，以賈伯斯為原型的蓋文·貝森則代表了矽谷式裝逼的最高境界，靈修（他的精神導師顯然是個神棍）、日本式管理哲學（沒活幹是對一個員工最大的羞辱）、與非洲小朋友合影、時刻把「改變世界」放在嘴邊——「變化方能帶來變化」，「如果我們能讓音頻小一點，就能讓癌症小一點，飢餓小一點，愛滋小一點」。
另一位矽谷大亨，風險資本家彼得·格裡高利則代表了一種矽谷式的傲慢，這種傲慢顯然與他的阿斯伯格綜合症有點關係，因而顯得不那麼討厭，反而有種怪異的天真感。很多人猜測格裡高利的原型大概是彼得·泰爾（Paypal的創始人之一），科技界著名的高帥富，除了網際網路之外，還投資納米技術、外太空探索和機器人研製等。此人絕頂聰明，信奉自由意志、鄙視社會規範。他資助一個叫海上家園研究所（The Seasteading Institute）的組織在公海上建立了一個海上烏託邦，這個島上的居民可以不受任何國家法律法規的約束，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公民」。
「矽谷美元滿天飛，卻沒有一張砸到我們頭上」，主角理察和他的四個朋友就是在這樣一種酸葡萄式的憤憤不平中出場的。作為一群「屌絲」碼農，他們能聞到矽谷上空錢的味道，也知道其中的荒唐，但仍然渴望成為其中一員。他們在一個孵化器裡（又一個矽谷式做作的名字，其實就是一個為創業者提供食宿的旅館而已）開始了一場看似笑料百出，實則步步驚心的創業歷程，其間拒絕了1000萬美金的收購。雖然最終勝出，但創業的每一步都映襯著矽谷叢林法則的殘酷和那些看不見的失敗者的命運：拒絕了千萬風投之後吞槍自盡還沒死成的倒黴蛋，被大公司收購之後終日無所事事的閒人，還有那些眼看著就要成功卻被大公司臨門一腳踩死的小公司。
一群乳臭未乾的傢伙試圖改變世界並且失敗了，這在矽谷只是一個日常性的笑話，但他們的成功卻可能演變成一個黑色笑話。就像後來加入魔笛手公司的商務拓展Jared陰差陽錯被智能車綁架那一段，我到第二天還忍不住想笑，但再多想一會兒，又覺得有點笑不出來——我們現在與未來的生活形態，都已經不可避免地與這些乳臭未乾的傢伙密切相關。
不久前，斯坦福文學教授羅伯特·哈裡森在《紐約書評》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矽谷的孩子》。他說，現代人正在放任自己的文化由一群「矽谷的孩子」（介於男人與男孩之間）來領導，任由他們重寫社會的規則，決定我們的生活方式。他認為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傾向，因為在矽谷，變革來得太快太猛烈，一個新創公司可以一下子面對一個幾億用戶的龐大市場。面對如此突如其來的財富和影響力，除去極少數的例外，大多數年輕的創業者對自己的發明都缺乏一種反思和懷疑的精神，而我們則終有一天要為這些「無盡的破壞」付出代價——
矽谷時代，一切榮耀歸於「變化」與「破壞」，而非「維持」（maintenance），以至於難以想像在過去的時代，我們是如何對那些聲稱要改變世界的人心懷疑慮和畏懼。如果你熱愛這個世界，如果你將它視為自己此生的故鄉，你會意識到你的祖先如何努力為它奠定地基，建造機構，塑造文化，你不會容忍別人輕易動搖它的根基，疏離你們之間的關係。
幾年前，阿倫·索金的電影《社交網絡》熱映的時候，女作家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寫過一篇非常精彩的評論。她說，在Facebook上，你的感情狀態是什麼？（選擇一個，只有一種狀態，人們必須知道）你有生活嗎？（證明給大家看，上照片）你喜歡什麼東西（列個清單，音樂、電影、書、電視、而不是建築、想法、或者植物），這完全是一個不到20歲的大學新生的思維方式，因為它就是一個叫扎克伯格的哈佛新生設計的。界面是藍色的，因為扎克伯格是紅綠色盲；poking，因為那是男生不敢跟女生搭訕時用的方法；專注於個人瑣事，是因為這些瑣事的交換就是扎克伯格對友誼的定義。Facebook是扎克伯格的發明，也是他的人生格式，如今這種人生格式被設置成網絡式生存的默認格式，而我們任由自己被簡化為Facebook上的一堆數據。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社交網絡》不是一幅關於現實中的扎克伯格的殘酷肖像，而是5億自願困在一個不滿20歲的哈佛輟學生漫不經心的頭腦中的現代人的肖像。
《社交網絡》的本意是黑扎克伯格的，卻造成了一種詭異的反效果——人們看到了他的努力和激情，更看到了矽谷的遍地黃金，就像20多年前奧利佛·斯通在《華爾街》中塑造的那個貪婪卻極具魅力的蓋葛激勵了無數年輕人前往華爾街。蓋葛說：「貪婪是好的，是對的……對於生活、愛情、知識都要貪婪，貪婪激發了人類向上的動力。」扎克伯格則以同樣的霸道與自信說：「分享是好的，我們分享越多，世界就會更美好。」在2008年的一次採訪中，他宣稱社交網絡可以解決恐怖主義的問題，因為恐怖主義不是源自人與人之間的仇恨，而是缺乏連接、缺乏交流、缺乏同情和理解。
2013年5月，《紐約客》發表了喬治·派克的一篇文章《改變世界》，作者深入探討了矽谷技術萬能主義背後的政治幼稚病。他認為，作為全球知識經濟的中心，整個矽谷在智識上卻是狹隘的，這些矽谷大科技公司的文化是以內部為指向的，對其自身之外的世界並不感興趣。
谷歌園區裡到處是Google 自行車和正在充電的電動車隨時待用……在Facebook，員工吃壽司或墨西哥卷餅，練舉重，剪頭髮，乾洗衣服，看牙醫，全都在公司內搞定。蘋果計劃花50億美元在庫布奇諾建造一個巨大的堅不可摧的環形總部。這些內部指向的科技園區使得員工們根本無需與外部世界有任何接觸。這樣的異類空間，再加上青春期的穿衣風格，使他們既不在公共空間之內，也不在公共空間之外。」
矽谷的科技領袖聲稱，只要有足夠多的錢和技術，就能繞開政治行動或社會行動，解決這個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問題。很難說這是出於傲慢，還是無知，也許無知的成分更大一些。而且，他們的目的並非公眾利益或社會正義，而且自身利益。比如Facebook為非洲提供免費網絡，Twitter 對中東民主的關心，根本動機是拓展自身的用戶群，而非他們所宣稱的理想主義。「和已有的行業一樣，矽谷集中了一群悉心護衛著自身利益的強大企業和有錢人。」
這樣的論斷雖然偏激，卻不無道理。事實上，矽谷以科技改變世界的宣言正越來越遭到外部世界的懷疑。2013年穀歌的公司大巴在奧克蘭兩次遭攔截襲擊，因為這些科技富翁們的大量湧入導致當地房價飛漲，中產階級難以生存。2014年Facebook拿70萬用戶做秘密心理實驗的事情捅出來之後，更是招致了大規模抗議。曾經很高大上的一個詞彙「大數據」逐漸暴露出其背後整個網際網路行業的基本商業規則的真相——這些科技公司收集的用戶個人數據構成了他們最重要的財富，而我們要為他們的財富付出隱私的代價。矽谷年輕的科技大亨們的形象漸漸向華爾街的銀行家靠攏。
2013年，33歲的西恩·帕克， Napster 創始人/Facebook前總裁，一個自稱「幫助人類改變了世界——至少三次」的人，為自己的婚禮耗資千萬美元，把一家酒店裝修成了《權力遊戲》的片場，請來《指環王》的服裝設計師為300多位客人設計中古世紀的華麗禮服，還邀請了搖滾巨星斯汀助興，其驕奢之風蓋過了之前大衛·薩克斯（Yammer創始人）花100多萬美元為自己40歲生日所辦的瑪麗·安東尼主題派對。難怪有人說，馬丁·斯科塞斯完全可以在西海岸拍攝《華爾街之狼》，以「同樣程度的財富，10%的性」。
扎克伯格今年30歲，終於步入而立之年，而Facebook的估值已經超過2000億美元。Facebook曾提出30億美元收購Snapchat，一個號稱「開創了全新的交流方式」的App（用戶分享的照片和視頻可以在幾秒鐘後消失），但23歲的伊萬·斯皮格拒絕了。他同時還拒絕了谷歌40億美元的報價。但是，比一個23歲的年輕人拒絕三四十億美元更讓人不能理解的是，為什麼這樣一個應用會值這麼多錢，以及為什麼人們會在那裡每天上傳7億張立刻就會消失的照片和視頻？矽谷真的改變了世界嗎？還是它只是在我們內心製造了一種拿現實交換一個袖珍屏幕的渴望？
「致瘋狂者們
那些格格不入者。
那些叛逆者。
那些麻煩製造者。
那些方方的洞裡圓圓的釘子。
那些另眼看世界者。
他們不喜好成規。
他們對現狀沒有尊敬。
你可以表揚他們，否定他們，引用他們，不相信他們，表彰他們和詆毀他們。
而你唯一不能做的是忽略他們。
因為他們改變事物。
他們發明。
他們想像。
他們治癒。
他們探索。
他們創造。
他們激發。
他們推動著人類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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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選自2015年《新知》一月號，總第七期 《幽默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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