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樓西劇場給人的第一印象是溫婉。藏在胡同裡，沒有演出的時候可以去喝下午茶，或者參加由「鸚鵡」史航組織的朗讀會。
北京的觀眾已經習慣了有她陪伴的日子，不知不覺進入第六個年頭，回頭看，「溫婉」是一種錯覺，要說她是中國最生猛的民營小劇場，恐怕也不為過。
走過五年，我們看到《枕頭人》在這裡生根發芽，走到了全國各地、走到了烏鎮戲劇節、走進了大劇場；我們看到《一句頂一萬句》引發轟動，成為2018最具影響力的劇場演出之一；我們在這裡認識「直面戲劇」，學會坐在觀眾席質疑、恐懼、思考……
這個月底，鼓樓西五周年大戲《奧利安娜》首演。曾締造《漢尼拔》的「狠角色」戴維·馬梅特的這部劇作將劇烈搖擺的權力問題置於一對師生之間，對於選擇劇本極為謹慎的導演周可來說，排演《奧利安娜》是個不小的挑戰。
周可導演和該劇男主角周野芒老師都是好戲的老朋友了，《奧利安娜》在上海排練時我們就曾密切關注著這部作品。首演後，我們邀請鼓樓西的「老觀眾」、劇評人慄徵對周可導演進行了一次專訪，她將關於這部作品的一切，都告訴我們了。
專訪 |《奧利安娜》離我們並不遙遠
文/慄徵
鼓樓西劇場五周年大戲《奧利安娜》並不屬於容易排的那一類戲。
《奧利安娜》由大學教授約翰和女學生卡蘿爾的三次談話（即劇中的三幕）組成。三次談話全部發生在約翰的辦公室，從第一幕卡蘿爾因課程不及格前來尋求約翰的幫助，到第三幕卡蘿爾指控約翰企圖強姦，二人之間的權力關係不斷轉換。
1992年5月，《奧利安娜》首演於美國麻州劍橋，導演即是劇作者戴維·馬梅特本人。一經上演，此劇即引發激烈的爭論——既關乎約翰和卡蘿爾孰是孰非，到底是約翰確有其事的性騷擾還是卡蘿爾偽善的政治正確；也關乎馬梅特的態度，他是否擺脫了男性至上的思維從而公正地展示出男女的各自立場？
選擇《奧利安娜》作為五周年大戲，鼓樓西劇場延續著一貫的選戲眼光，也保持著以往的排演水準。在我看來，鼓樓西版《奧利安娜》至少有三重看點。
首先，在約翰與卡蘿爾二選一的「站隊」之餘，我們還可以從多個角度解讀《奧利安娜》。馬梅特自己說，《奧利安娜》是「一部關於烏託邦失落的戲劇」，是「關於學術烏託邦的破滅」。其他人則認為《奧利安娜》事關教育、事關歧視、事關話語權……如何理解其複雜多義並找到自己的表達核心，是《奧利安娜》的一大看點。
此版《奧利安娜》的導演周可身份特殊。作為女性，她可能對卡蘿爾的處境與心思格外敏感。同時，周可也是上海戲劇學院的一名教師，約翰所面對的一些境況，她同樣感同身受。懸念因此而生，周可會不會不由自主地偏袒向某一方還是儘可能地保持「理中客」？
看點之二是《奧利安娜》與當今中國社會現實的語境錯位。
無論是女性話語還是政治正確議題，乃至於更深層次的權力關係及其運行機制，我們的生活環境與美國中產階級之間存在著很大差異。儘管某些價值觀念正在趨同，但面對一些人類社會的基本問題，中國與西方世界各有各的痛處。《奧利安娜》作為當代經典，其中的權力之爭置於不同的文化背景，必然會激起相應的迴響。在中國當代語境下排演《奧利安娜》，怎樣才能使觀眾與劇中人同呼吸共命運？
看點之三源於此版《奧利安娜》大膽的360°環繞舞臺設計。
周可和舞美設計師沈力設計了環形的觀眾席，以期達成「圍觀」式觀演關係。我觀看《奧利安娜》時的座位就位於鼓樓西劇場原本的舞臺之上，在大部分時間內，正對著我目光的是卡蘿爾的後背。但是我能從對面的玻璃反射中看到卡蘿爾的臉，或者稍微偏一下頭，以典型過肩鏡頭的視角觀察遠端的約翰。對我來說，這是極其獨特的觀演體驗。對於周野芒和孫語涵兩位演員來說恐怕更是如此，他們如何調動自己的身體，全方位顧及圍繞在前後左右的觀眾？
帶著這些問題，《奧利安娜》首演後的第二天，我對周可導演進行了專訪。
Q：設計這樣一個環形圍繞式觀眾席是出於怎樣的考慮？
A：不同的人從《奧利安娜》這部戲中能看到不同的觀點。馬梅特自己的解釋是「一個烏託邦的失落」，這也是他為什麼以「奧利安娜」來命名此劇。（註：奧利安娜是挪威小提琴家奧利·布爾同母親安娜1852年在美國買下的一塊殖民地，希望在此為挪威移民建立一個烏託邦社區，但最終失敗了。）這個戲，其實有趣的就在於我們到底會站在哪個角度來看待這個故事。我和舞美設計沈力聊天的時候說到美國大法官性騷擾的案件（註：1991年希爾訴託馬斯大法官性騷擾，儘管馬梅特稱《奧利安娜》的動筆早於該案，但《奧利安娜》的上演仍被視作「劇作家對託馬斯聽證的一個激情回應」），聽證會現場成為我們設計的一個原型。當然，觀眾也可以把舞臺看作鬥獸場或者聽證會現場甚至任何辯論的會場。你可以看到舞臺上的演員，同時也可以看到四周的觀眾以及他們的反應。我們很好奇觀眾在這樣的環境中看戲，最後做出的判斷會不會受到其他觀眾的影響，所以製造了這樣一個間離感很強的空間。同時，舞臺周圍的一圈起伏的平臺有點像莫比烏斯環，象徵著循環往復、永無止境的意思。
Q：舞臺的地上鋪的是砂子嗎？
A：是砂子。《奧利安娜》第一句臺詞就是「那塊地呢？」，提到了「地」。馬梅特在劇本一開始就設置了一個隱喻。我們知道「奧利安娜」在現實生活中是塊地，然而它又象徵著烏託邦。我和沈力曾經討論過在中間放什麼材質，砂子、木板、還是草坪？最後我們選擇了砂子，覺得砂子的象徵意味和奧利安娜不謀而合。
這樣一來，演員在上面走動的時候會有舉步維艱的感覺。他們發生語言衝突，甚至肢體衝突的時候，可以看到砂子飛揚在了空氣裡，營造出了一種「硝煙」的感覺。也許有觀眾覺得這是過度解讀或者圖解，但我們在分析劇本的時候，始終有一種感覺：教授和學生只是兩顆棋子，兩個可憐的犧牲品。看起來這是一場教授和學生之間的爭鬥，但實際上是他們所「代表」的不同學術觀點和思想之間的爭鬥。
卡蘿爾的背後有團隊，團隊背後還有它自己的關係網。教授在學校裡早就因為他「獨樹一幟」的學術思想和他自以為是的性格惹惱了一部分人，在評終身教職這件事情上，他是被人牢牢盯住的。正如他自己所說：「任何時候，他們都可能不予通過。終身教職可能拿不到，房子可能買不了。任何時候，他們都會發現我的『劣跡』」。
所以，教授在卡蘿爾身上看到了與自己相似的焦慮。但卡蘿爾的焦慮是不同於教授的，她是來自社會底層的孩子，一直在遭受歧視和凌辱，對她而言，「立足社會」，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才是當下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們看似相同的境遇其實一開始就是不平等的。在整個事件中，卡蘿爾是被當槍使的，她一開始不知道。後來，她意識到了，但她已經被架上去了，身不由己。從情感上，她覺得自己不應該這樣對待教授，可她在學校裡孤立無援，她必須要找到她的靠山。
Q：您可以詳細講一講卡蘿爾的處境。
A：其實像卡蘿爾這樣的學生我做老師時見過。從所謂的正常角度看，他們不招人喜歡。他們通常自卑，敏感，有來自原生家庭和社會階層的問題。別的學生可能不及格就不及格了，但是她不行。我們在劇本的字裡行間裡尋找她為什麼不行。她很努力想跟上，但是上課的時候真的聽不懂。可能是因為她的成長經歷、學習目標、知識結構就是有所局限的，所以來到大學後會無所適從。我們現在衡量一個孩子的價值，大多數時候還是通過學習成績。在分數的壓力面前，孩子和父母都很焦慮。從某種角度上說，卡蘿爾代表了這樣一群在焦慮症下成長起來的孩子。所以我覺得《奧利安娜》離我們並不遙遠。
再比如戲裡提到了一個詞——青年人的虛擬儲存，人為地延長青春期。我在學校裡對此有特別深的感觸。以前我們本科畢業後，都非常急迫地要奔向社會。但是現在，很多孩子畢業之後還想留在學校，繼續考研，讀完研還要讀博，讀完博最好還能出國深造……這就是人為延長青春期，不願意勇敢地踏入社會。這些情況非常貼近我們的現實生活。
Q：《奧利安娜》的幕間其實發生了很多事情，在排練過程中是不是要明確幕間到底發生了什麼？
A：在這方面我們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說，第一幕卡蘿爾在接受教授的「幫助」時，她有些許地方感覺不太舒服，比如黃色笑話，比如「我喜歡你」……
但總體來說她是感覺興奮的。因為今天教授單獨為自己授課，並且可以如此近距離地與自己崇拜的教授相處，聽取他滔滔不絕地講述「教育的危害」。可是她總覺得這裡頭有某些地方是不對的。當她離開這間辦公室的時候，可能是興奮而慌張的，甚至有一些小小遺憾，因為談話被打斷了。
可回去之後，她一定會去找團隊的人訴說。很可能就是她團隊的人聽完了她的困惑以後，斷章取義，歪曲了教授的意圖。卡蘿爾是一個容易被洗腦的人，因為她有一個傳統的固有的價值觀，而這個價值觀在教授那裡受到了挑戰，瞬間被摧毀了，在那一刻她是挺崩潰的。這時有人對她說你沒有錯，你不要懷疑你自己。有錯的是教授，而且他這樣是在對你進行性騷擾。這些說法經過反覆強調之後，就會逐漸被當事人接受。於是她做出一個有利於自己和團隊的選擇：向評委會投訴。
但是即便如此，她夜裡一定有睡不踏實的時候。她知道某些地方不對勁。所以她有些糾結和動搖。這就是為什麼第二幕教授請她單獨來辦公室，團隊告訴她不要來，而她還是來了的原因。她有某種歉疚。
而第二幕和第三幕之間發生的事件就更是尖銳。首先聽證會召開，評委會在聽證會結束後給出了評審結果：教授不配被授予終身教職。同時他又被停職，等待最終的評判。聽證會結束後，教授沒有回家，兩天都呆在一家旅館裡，想把這件事想清楚。最終，他決定為了保住教職，徹底放低姿態，邀請卡蘿爾再次來到辦公室單獨談話。於是有了第三幕。我們當時都很好奇，教授為什麼要這麼做？卡蘿爾又為什麼會在給法院提交了指控書後，又答應來和教授單獨見面。這兩個人之間到底有沒有某種特殊的情感？
Q：您自己有態度上的傾向嗎？有沒有偏袒向教授或者卡蘿爾其中一方？
A：馬梅特其實有他自己的傾向。在劇本的開篇，他寫下了《眾生之路》。（註：《奧利安娜》劇本開篇引用了塞繆爾·巴特勒的《眾生之路》：新鮮空氣的匱乏似乎並未影響倫敦街巷中孩子們的快樂：絕大部分的孩子唱啊，玩啊，好像他們徜徉在蘇格蘭的原野上。未諳世事的他們通常覺察不到美好精神氛圍的缺失。年青人對走向死亡和適應環境的能力極佳，即便他們不幸——很不幸——令人驚訝的是，他們總能如此輕易地無視真相，或想方設法為自己的惡行開脫而怪罪於他人。）馬梅特以此作為題記，我覺得他有他自己的傾向。馬梅特在寫《奧利安娜》的時候，是做過老師的。
我自己也做了20多年教師，也會和學生談心，有時候談到很晚。看了《奧利安娜》的劇本之後我就想，我有沒有表演的成分？有沒有自我滿足的成分？當然有。作為一名老師，我也在反思這些問題。我們很難做到真正自由平等地溝通。約翰是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可無論他如何倡導、追求平等的對話和自由的思想，在現實生活中，當他被激怒的時候，他還是揍了卡羅爾。看到了吧，人和人之間解決問題的最「簡單」的方式不是溝通而是暴力。
Q：這一版的結尾是做了改動的，為什麼？
A：關於結尾我們和譯者胡開奇老師專門聊過。馬梅特的結尾寫得非常妙，卡蘿爾最後的臺詞，「Yes.That’s right」。「right」既有權利的意思也有正確的意思，是一個雙關，這是很難翻譯的。而品特在倫敦排《奧利安娜》時用的是馬梅特最初的結尾，卡蘿爾爬起來對教授說：「Don’t worry about me.I’m alright.」我更傾向於品特的理解，教授和卡蘿爾之間存在著某種情感，這種情感不是我們狹義認為的男女情感，而是師生之間或者說就是兩個人之間的某種情愫。所以品特的結尾留下了兩個人和解的可能。但是馬梅特的版本就認為絕沒有可能，卡蘿爾認為她這麼做是對的。
我們這一版是一個開放式的結尾。教授和卡蘿爾在動手之後回到了一個共同的起點，一個重新的開始。此後他們的命運是否會發生轉變，我們很難講，我們不想給一個確定的結尾。在中國目前的語境下，我們可能不像美國的中產階級、不像馬梅特那樣對政治正確的壓力有充分感受，所以我們稍微淡化一些，留給觀眾自己去選擇。
Q：排練過程中最大的分歧是什麼？
A：我和周野芒老師在排練場的爭論比較多。有某種男性和女性之間的理解差別。比如周野芒老師作為一名男性，他覺得當他面對這麼一個年輕女性的時候，而且他和太太之間又是有問題的，那他很自然地會對卡蘿爾有某種情感上的波動。我站在一個女性的角度，覺得老師一定有對學生的責任感。當然在這個所謂拯救的過程中，產生某種情愫，我也同意，只不過我們到底要呈現多少和怎樣呈現，如何把控這個度，我和周老師會有分歧。怎麼樣能夠讓大家理解，又不讓人討厭。
Q：圍觀式的觀演關係對演員的表演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A：四面觀眾，距離又這麼近，對演員來講確實是個挺大的挑戰。我們在設計調度的時候就要考慮到四面的觀眾。表演上，演員的反應要更多通過身體語言而不是面部表情來傳達，比如說通過呼吸。可能本來一個抬眼就夠了，但現在你可能需要大幅度的身體動作，才能讓身後的觀眾感受到。我也很好奇，觀眾坐的位置不同，是否會影響他們的理解和對整件事情的態度。
劇照提供：鼓樓西劇場
攝影：朱朝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