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偏頭部的中上成本的電影，攝影組、燈光組、移動組、機械組加在一起起碼要100多個人，這是在拍電影。作為演員，我有時候要演一個感情戲，但旁邊站了那麼多人、燈光，燈光下面還有人託著板。沒有辦法，我非常希望劇組裡人可以再少點，攝影機可以再小點。然而攝影師告訴我，現在電影攝影機已經不能再小了，因為它鏡頭（的體積）就要這麼大。 那在一個全民影像化的時代，電影和手機正在非常自覺地靠攏，我對此好奇，他們會發生什麼？它能不能成為一條新賽道，讓整個影像產生一種新的形態？我想有可能
電影夢就從這裡開啟，在這當中，一定
會產生未來華語電影超過50億、100億的電影導演。」就在剛剛結束的第33屆金雞獎上，華為與組委會合辦了一場手機電影大賽，即
新影像·手機影片競賽。身為主席，徐崢說了上面這段感想。
受疫情之年加持，「
手機拍電影，那電影是什麼」這個問題已經走到面前。今年4月22日，
賈樟柯公布了他隔離在家期間用手機拍攝的短片《來訪》，豆瓣評分僅5.4，刷新了他六年來作品最低評分，也是整個生涯評分的倒數第二，倒數第一是他在2014年的商業短片《老潘的晝與夜》（豆瓣4.0）。短評觀點集中在兩方面：1.趙濤不演就是不行；2.還是比抖音、快手拍得強，畢竟是賈樟柯。名導都有爭議，手機拍電影的想法，更需要有人去討論——絕不是坐那說風涼話，而是
實操→
總結→
再實操。新影像·手機影片競賽，聽名字能猜到，這是一場
破門檻的電影作品評選。競賽要求，5到30分鐘的短片，畫幅橫豎不限，不能偏移的核心：
用手機拍。半年多的時間，從眾多參賽作品裡選出了
22部入圍作。11月27號當天下午，包括
《鄰居》《剃頭匠》《此處無聲》等
8部短片最終獲得表彰。除了主席徐崢，一同參與論壇討（zheng）論（bian）的還有
鄭大聖、
田羽生、
杜傑等電影人。到底什麼是手機電影？什麼是手機拍的電影？還是手機與電影？但我們都知道，問題提得越多，答案就會越來越清晰、緊實。「用手機拍攝，用手機剪輯與合成，包括聲音的混錄，音畫的對位，某種程度的調色，都在手機界面內操作。可能要結合雲端存儲和傳輸，以及在手機內完成傳播，最終通過手機觀看，所以我願意
把手機電影設想成這樣的全手機流程的活動影像。」沒想到，專注文藝創作的
鄭大聖導演，現場第一個「定調」，像是做了最終的總結。
按照他的說法，從製作到觀看，從輸入到輸出，
在手機內部循環的電影它一定是手機電影。旁邊的
田羽生羨慕壞了，「我回想以前還在（中央戲劇）學院讀書的時候，想去拍攝一個畢業作品是非常不方便的，可能
全系只有一個PD150之類的機器，大家都在搶，就沒有這個機會去拍東西。現在北電、中戲的這些孩子估計就很容易實現完成腳本影像化的過程。」決定這一切的，是手機本身硬體的提升，
徐崢現場談到，
他特別愛用華為Mate 40的廣角拍攝。華為產品部在做特性規劃時，會發現前後置的視頻拍攝有不同的訴求、指標，圍繞這些進行分析，從而給使用者提煉出
後置電影攝像頭，一種短片電影的模式，給普通消費者一個
快速的剪輯思路。另外，華為Mate 40做到了
真4K，市面上前置攝像頭做到前置真4K的並不多，一般都是38XX的解析度，但華為Mate 40能做到40XX的解析度（真4K）。「
真的能做到4K，那完全能滿足電影放映啊，不成問題啊。」現場田羽生驚嘆道。它對一個導演來說，這些「技能」，對比手機最古典的功用——異地社交——產生了平等的權力。「手機是一個非常沒有侵犯性的東西，我拿起來對著你拍，你不會覺得被拍或者有壓力」，和
寧浩合作過四次的資深攝影師
杜傑老師談到了手機作為拍攝載體的第一特質，「你可以拍你周圍的人、親人，手機有獨有的優勢，大攝影機完成不了，從這個角度來講，它有特別親民的，特別能讓你放鬆下來的一個特性。」
似乎這暗示著，手機在某種創作類型上的
王道優勢，因為它
浸入的社交。這場手機大賽裡，幾位評委最喜歡的一部作品，即是獲得
最佳鏡頭記錄榮譽的
《剃頭匠》，它就是杜傑所說的手機三大鋒芒：
親民，無侵犯性，讓你放鬆下來。《剃頭匠》講的是一個先天殘疾的剃頭匠袁師傅，正一點點地把他四十年的手藝傳給患有先天性智力障礙兒子，兒子學了5年都不成，就在這時，因為城市改造，他們這家店面臨這即刻拆除的命運。這部電影最大的創作難度可能不在於捕捉，而是在於讓這個特殊的家庭信任你的鏡頭，甚至讓每一個來這裡做袁師傅兒子的小白鼠的顧客也信任你。
「華為手機有一些功能，比如
識別變焦，它之前只能是一些專業的攝影機來拍，如果我是一個普通的人，現在也可以用專業手段來拍攝更高品質的畫面」，杜傑繼續補充，「但我覺得不光是手機，別的也可以都可以做到，大家都有話語權。」「當手機技術達到了可以拍攝電影的水平，那麼，我們就需要對它所產生的影像作品進行關注和總結，它有可能是
敘事的，也有可能是表達某種
情緒的，也有可能是一種
片斷式的東西，都沒有關係，實際上這都是一種
美學上的總結」，中國電影家協會產業研究處處長、金雞百花學術論壇部部長
王丹女士的意思是，「存在性」已經得到證實，接下來要看「存在」本身，「它一定會和大銀幕電影甚至網絡電影不同，當然
不存在誰取代誰，其實就是在電影產業鏈的一個延展。」按題材分，8部裡有7部都是
純社會現實主義題材。唯一一部走
科幻喜劇路線的
《守衛地球》，也是唯一一部豎屏作品，導演
王中佾獲得了
最佳實驗影片榮譽，獲獎時他說，「我在尋找一種故事，可不可以不像手機短視頻那樣淺薄，同時又不像傳統電影那麼高大上。」
按類型分，獲得最具潛力創作人榮譽的
《此處無聲》就在家暴現實題材之內，融進四種類型，
喜劇、
愛情、
驚悚甚至
動作片，那真的是年輕人不講武德，有招有式，把整個屋子都給砸了，導演
右一的身份是四川文化產業職業學院的一名老師，在勞動節期間，帶領學院的幾個學生用手機拍了這部短片，「不僅是在座的，在四川，也很少有人知道我們學院，疫情期間學校不允許我們拍攝，但是我現在不怕了，因為我們現在拿獎了」，但拿獎，並沒有讓右一找不著北，「電影的門檻依然挺高的，手機拍攝電影並沒有降低電影整體的拍攝難度和水平。」
所以，手機電影不是冒犯也不是針對，而應該是一種
承接、並軌或扶持。華為手機產品線副總裁
李昌竹這時候用理工科思維講到：「就像我們知道哥德巴赫猜想的1+1現在依然沒有解決，但是探索這個數學王冠上明珠的同時，我們沿途已經獲得非常多的成果，所以有專業電影藝術家引領我們創作更高品質的路上，我們會收穫更多的東西。」「手機不應該成為不斷升級，最後變成電影設備，
手機的聲音再好聽，也沒有達到電影院全景聲的要求，這樣一個訴求跟我們討論手機電影有點不一樣。」可以肯定，這確實
不是一個吹捧合作夥伴的論壇。但為了拍攝者有更接近電影水平的製作，
華為Mate 40硬體提升力也值得導演們關注。比方說有一個硬體叫
XD Fusion HDR，它是用來強調
影像的動態力的，在拍攝過程中，每一幀會曝兩張，長曝光和短曝光同時進行拍攝，並且實時融合，從而達到了寬容度的提升，仰頭拍攝從樹葉中溢出的陽光，你會清晰看到樹葉抖動的細節。還有
防抖能力，在拍攝時會有防抖開關，提升了跟拍質量，它不僅僅適用於一個外賣員的動作幅度，它在測試時找的就是跑酷運動員。很多內行會說，防抖是一定要裁畫面的，但在這一層面，華為也做了提升，分為了
運動模式和普通模式兩級防抖方案，滿足有大量動作戲的導演需求。另外一個是
音頻的問題，Mate 40保留了此前後置三麥克的硬體及有波束成型的指向性收聲的能力，聲音會隨著畫面變焦而調整它自己的「焦距」，配合FreeBuds Pro無線耳機的TWS，你可以做到
像小蜜蜂一樣的錄音效果，機位不變時，可以帶著耳機在整個空間裡遊走收音，可
同時支持2-3臺耳機。可是，既然是手機電影比賽，那賽制是什麼，華為的這些技術會成為某一區間內評判作品的權重嗎？聊了這麼久，還都沒有提到。「作品時間長短很難界定，影像的層級很難界定，內容的品類和豐富性也完全是多樣化，我們現在不要限制它的生長，讓他能夠呈現出來，我們只做賽制上小小的規則，在有限的條件下，看你能做成什麼樣子，你做得能否越超出我們想像，
我期待看到從來沒有看到過的東西。」那麼問題來了，徐崢想看到的東西，在這些獲獎作品裡有嗎？在所有獲獎片裡，獲得最佳藝術探索榮譽的
《鄰居》是最有趣的一部。一部定格動畫，就兩個角色，樓下住著一位反覆尋死的老頭，樓上住著一位意外地阻止了老頭每一次尋死的宅男。兩個不同年齡不同階層的人，在孤獨之中做起了鄰居，從矛盾轉變成關愛，這是一種靠想像力完成的最普世的表達。簡單說，導演沒有把「手機拍攝」當成一種要時刻呈現在第一要性的形式，她還是在尋找電影原本就可以和觀眾打通的素質。所以，《鄰居》這部作品獲得
藝術探索榮譽，側面已經證實了手機電影大賽的規則。
同理，獲得華為新影像榮譽的短片
《六十九》，從頭到尾都是傳統電影本體，它在用手機，調動出原有的電影認知上的活力，比方說正反打，比方說車內攝影，以及老演員精湛的表演。
「在我的概念裡，電影是有自己講述故事的屬性，不是說隨時拿一個手機，把我們現在這幾個人的論壇記錄下來，就叫電影，不是這樣的，不是這麼簡單，你得有
創作意圖，有
導演思維的，有
哲學想法的，這個才能稱之為電影」，拍得都是商業片，但導演表達的第一性，田羽生沒有忘記，「我現在想不到一個只能用手機來完成的創作方式，我想不到，而且你問問用手機拍電影的導演，
他們永遠還是想拍真正的大電影，還是想用大機器，很好的光，很好的美術，很好的演員來進行拍攝。
如果說你真的變成一個手機藝術家了，我覺得無法想像。」「我不覺得我們是藝術家或者所謂的權威，我覺得不應該界定這種事，我理解手機電影就是手機拍電影，只是在這個圈子裡，這個事件還是要大家一起去做，每個人都有權利，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表達」，可能是田羽生的精英氣息讓杜傑有些疑慮，「是不是藝術品？是不是有價值？其實不是一個人說的算，而是
每個人都有權利，是最重要的。」杜傑還談到，作為賽制，優秀作品很多，但榮譽只能給幾個人，這多少是狹隘的，「在隔離的時候做一個片子，在發聲，大家享受這件事，這是不是就是一種可能性。」獲得最佳攝影技術榮譽的
《別等了我的外賣》，沒有強敘事推動，也沒有標榜經典影像規格，鏡頭隨著外賣員的雙腿爬樓而急升急降，頻繁的主視角穿插打破所有美感，但主角的身份由此得到還原。導演
黃吉亮，既不是田羽生出身中戲，也不是杜傑出身北電，而是被號稱當代中國導演新搖籃的傳媒大學，他坦言「
這是一次接地氣的靈動的視覺語言」，他希望這場新影像競賽能夠成為手機攝影時代的裡程碑。
「我們現在暫時稱之為手機電影的某種形態的動態影像，當然不會取代電影，就像電影也取代不了歌劇，從來都是這樣的，」導演
鄭大聖的話，既保證了傳統電影的地位，也肯定了手機電影的存在空間，「我覺得手機電影用不著去儘量的模擬、靠攏、拷貝傳統電影，比如說物理指標，比如說美學意識，
他必然會發展出一套自己的語言，自己的一切的傳輸方式。」
徐崢也順著意見展開，「有一點我不知道能不能得到各位專業電影老師的認同，我覺得，如果我們來做一個手機電影的評選，我們最好不要用以前評選所謂傳統電影的標準來看待手機電影作品，否則如果又是這樣，就沒有意思。」當然了，從這次評選的最終結果看，大家還沒有做好這個決定，或者說，大家還在腦海裡有一種審美慣性，在「阻擋」大家的決定。比方說，我們沒有看到王丹女士她所講的，「豎屏電影怎麼拍，不是拿豎屏拍一個豎著的畫面的邏輯，而是
影像向下流動，從上到下觀看的一部電影」這種形態出現在我們最終的榜單上。這肯定不是評委的問題，也不是作者的問題，這首先還是環境的自覺性的問題，以及你有沒有針對這種形式想說的故事。第11屆FIRST青年影展最佳電影及導演獲得者
蔡成傑，曾在去年使用華為P30 Pro拍攝豎屏短片
《悟空》，講的是一個90年代農村少年為了看一場動畫片《大鬧天宮》，偷偷跑去城裡，結果不慎摔下山崖，大難不死，他戴上爸爸做的緊箍咒，從此山林叢生，當上森林之王，直到有一天，他再次回到城市，發現時間已經邁入新世紀，他還是那個少年，但父母已經成了老人。導演為了拍一場奇幻冒險，把手機掛在樹杈上，甚至扔進水裡，從而獲得許久未見的視角，它可以近距離觀察一隻從畫幅上端爬到下端的蚯蚓，它可以把歷史還原成語文課本原有的形狀，他還能保留住懷舊與母子兼容的情感厚度，關掉手機，你會發現，手裡的豎屏，像一塊石碑。2015年，美國導演
肖恩·貝克用三臺手機拍攝了《橘色》，獲得第50屆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獨立攝影機獎。2018年，從坎城崛起的先鋒派
史蒂文·索德伯格也玩起了手機電影，拍攝了《失心病狂》，結果上癮了，又在第二年再次用手機拍攝了籃球題材《高飛鳥》。同樣在2019年，一位荷蘭導演
Martin de Vries用完全手機自拍的方式記錄了自己《聖雅各之路上的長片自拍》。這一年，有個體的心靈修煉，也有民族的集體悲苦，阿富汗導演
哈桑·法利歷時3年，用手機拍攝了難民題材《午夜行者》，三臺手機，拍攝一家人跨越3500英裡的歷程，一舉拿下第35屆聖丹斯電影節世界電影單元紀錄片評審團特別獎。所以，
如果有一部手機在你手裡，你就不能再找影像表達好難的藉口。田羽生：「鄭大聖老師這一句話說得對，不管什麼方式拍，要多拍，有機會要多拍，實踐才會得到真知。」王丹：「不斷地探索電影影像藝術表達的可能性，不斷突破它的邊界，我相信，手機電影的企圖不應該是不斷向院線電影靠近，而是真正屬於大眾，它不屬於精英，不屬於殿堂，它屬於民間，一定是大眾的狂歡。」李昌竹：「希望從大家的作品裡看到更多的情感和創意，創意非常重要，我們也儘量為大家提供更好的工具，更好的互動平臺。希望大家都能成功，拿起手機你會打開影像另外的可能。」徐崢：「剛才大家的話加起來就是我要說的，
我們拿起華為來狂歡吧！」
以下是本屆新影像·手機電影大賽榮譽名單：
最具潛力創作人榮譽：《此處無聲》
最佳鏡頭紀錄榮譽：《剃頭匠》
最佳實驗影片榮譽：《守衛地球》
最佳藝術探索榮譽：《鄰居》
最佳攝影技術榮譽：《別等了我的外賣》
華為手機新影像榮譽：《在田間》《六十九》《鄉關何處》